楊政賢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回顧歷史，由於不同時代的國家族裔治理，臺灣原住民族整體的文化發展環境亦隨之遞變，甚至限縮，進而造成歷史上「國家法制」與「部落文化」兩造之間的發展失衡，國家治理之下的原住民族群被迫在「國民」與「族人」之間游離，擺盪失據。本文以劉振河（1961）《蘭嶼今昔》與鍾華操（1974）〈對蘭嶼的體認─兼談政府在蘭嶼施行的福利政策〉此兩份蘭嶼早期文獻為例，試圖從中評析國家框架與漢人視角之下對蘭嶼「原始」的諸多想像與描述。

  

圖1　劉振河《蘭嶼今昔》（1961）一書封面

（圖片來源：楊政賢翻拍，2026/3/30）

  

  劉振河（1961）一書（圖1）帶著「獵奇」的眼光前往蘭嶼視察，並以類民族誌的方法撰寫成書，該書針對當時政府在蘭嶼推行青年服務隊、民眾服務站、蘭嶼文化工作隊、國民教育與技藝訓練等被視為是「德政」的所見所聞，曾有以下的描述：

  

雖然本省同胞不論山地平地都已經服了兵役，唯獨蘭嶼的雅美族同胞，因為政府顧慮他們生活落後，知識未開，所以特准他們免服兵役，可是，近幾年來，由於政府的扶植，他們在各方面都已有了很顯著的進步，何况他們的身體健壯，并有專長，何不利用他們強壯的身體，潛水的本領，訓練他們編入蛙人隊，為國家效力呢？（頁127-128）

這小孤島上既沒有影院劇場可資消遣，更談不上去歌舞廳娛樂一番，島民吃完了飯，除在涼台上唱幾支原始單調的山歌之外，等天一黑就鑽進那洞式的房屋去睡覺了。服務此島的軍公人員，公餘時除了奕棋，玩玩百分之外，同樣過着寂寞枯燥的生活。（頁130-131）

蘭嶼民眾服務站為遵照 總統「宣傳要深入基層」的指示……由民眾服務站主任兼任隊長，聘請島上有歌舞經驗的公教人員，分別担任指導員，把過去蘭嶼山胞自己的古老落後而單調的歌謠和舞蹈，加以改良，分別授以反共大合唱，民族舞蹈，台灣山地舞，反共歌劇等藝術項目。（頁141）

因為地理環境關係，以及日人保留此島原始狀態的政策所致，使蘭嶼山胞仍過着上古時代的生活，茫茫混沌，知識未開，較之台灣本島其他各地山胞的文化教育可說低落甚多。（頁148）

蘭嶼山胞學生的智力、遺傳既然先天不足……家長認為子女讀書乃是多餘的，最好是不要讓他們的兒女上學，好幫着家裏工作，學生也更不爭氣，對學校根本不感興趣，他（她）們情願到田裹或山上幫父母做一天工，也不願坐在教室裏聽課，學生的家庭教育如此，怎能配合學校教育呢？（頁149）

雅美同胞從赤裸全身，已進步到知道穿衣和裝飾了，往日，他們只能從山上採取芭蕉葉和野生苧蔴遮蔽下體，在今日，已普遍的知道織布，自製衫裙，幾個機關更不斷的在這方面努力，本省各界，時常組團携帶大批衣物來鄉慰問。（頁191）

住的方面，在過去是洞式的茅屋，沒有光線，空氣不流通，人們出入不便，前些年，政府已在紅頭和漁人兩部落蓋了十一棟水泥住宅，又訓練了一批青年學習建築，目前已有十幾戶自費興建了水泥，鐵皮房屋。（頁193）

  

  從上述列舉的字裡行間，我們不難發現作者流露出國家治理與文明教化的必然性與合理性論調，視蘭嶼為離島偏鄉，一切落後、悖離文明，並將島上的原住民及其文化刻畫成「古老落後、知識未開、赤裸全身、穴居茅屋」等近乎野蠻的「原始」樣態。這樣的族群歧視與文化霸權，伴隨著出版品的權威與傳播，確實對蘭嶼及其島民「原始」的形象塑造，造成了不可抹滅的刻板印象，影響深遠。

  此外，鍾華操（1974）一文則採類民族誌與比較研究方法來書寫，並針對政府在蘭嶼推動社會福利政策及其績效多所描述，並隱喻落後的蘭嶼被國家治理的正當性與合理性。作者的相關論述可列舉如下：

  

整個房屋，就祇有那個供人進出的前穴可以流通空氣，室內既無光線，又不透空氣，男女雜處，和原始時代的穴居生活似乎沒有多大分別，無怪在我國古籍記載中還有把蘭嶼的雅美族山胞視為穴居的野人呢。（頁81）

光復前還在過著原始人類生活的雅美族，由於生活過度落後，加以僻處海外，「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辦法」，就難以全部接受得了，政府為了補救這個缺憾，所以又在加強社會福利措施中再專列了「改善蘭嶼山胞生活」項目。（頁84）

另外特別要提出報導的，就是 蔣夫人對蘭嶼雅美族山胞的生活非常的關懷，本（六十三）年七月八日中央社有這麼一段新聞：「中華婦女反共聯合會秉承 蔣總統夫人的德意，將自七月初起，展開促進蘭嶼山胞生活現代化的輔導工作。（頁85）

政府在蘭嶼實施的福利政策……改善山胞衣著飲食住屋及衛生部份：住屋問題，舊式住屋多在平地下，光線暗淡，空氣汚濁，雖已興建水泥鋼筋住宅六十二戶，不敷分配，僅先行配住勤奮部份山胞，以資獎掖鼓勵。（頁86）

本考察小組實地察看之後，曾假蘭嶼鄉公所召開座談會，咸認蘭嶼山胞之所以一切落後，應歸咎於精神萎靡、懶惰成性與固執祖傳保守之觀念，如能從健康上加強其體力，從思想上增進其進取心，自可化貧病為富足康樂；故社會福利措施，應轉變為積極性、建設性之救助。（頁86-87）

我們已經瞭解；蘭嶼的山胞淳樸得令人可愛，蘭嶼的生活落後的令人同情。（頁89）

  

  綜上所列，作者針對政府在蘭嶼施行的福利政策似乎抱持一種理所當然的態度，認為蘭嶼的原住民尚處於有待教化的「野人」階段，仍過著「原始人類生活」，「蘭嶼山胞之所以一切落後，應歸咎於精神萎靡、懶惰成性與固執祖傳保守之觀念」等漢人文化優越的潛意識觀點。該文對政府在蘭嶼施行的「德政」亦有許多的著墨與讚賞，例如蔣夫人透過當時以黨領政的行政機制介入蘭嶼的相關政策，展開一系列「促進蘭嶼山胞生活現代化的輔導工作」。在新建國宅分配時則採行「僅先行配住勤奮部份山胞，以資獎掖鼓勵」攏絡扶植當地菁英的福利殖民策略。甚至，於第89頁處還會出現諸如「蘭嶼的山胞淳樸得令人可愛，蘭嶼的生活落後的令人同情」的自我詮釋與總結評價。上述這句看似對島民兼具讚嘆與憐憫的詮釋結語，實則隱藏著漢人潛意識裡，可能慣有的族群優越感與對原住民的文化歧視。

  本文評析的兩份蘭嶼早期文獻，撰寫的時代背景為二次戰後初期，當時黨國不分的戒嚴年代，政府普遍充斥著國家主義、漢人中心、大中華文化至上之族群啟示心態，強力推動一系列「山地平地化」政策，意圖開化主流社會視為相對「原始」而封閉的原住民族社會。例如：當時的政府成立蘭嶼指揮部與退輔會農場，並透過國民黨在蘭嶼設置民眾服務站，成立文化工作隊等外圍組織，這些都讓政府在蘭嶼推動的諸多國家政策，經常以「德政」之名產生了直接間接的威嚇與遊說作用，是一種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伴隨著「現代化」意識型態威權下的產物，亦讓當時的族人對國家公共政策產生「噤語」的社會壓力與心靈創傷。當時的政府認為蘭嶼是相對落後「不文明」的「部落」，甚至有損國格，影響國際形象甚鉅，因而提出必須將蘭嶼山胞「文明化」的治理邏輯及其所謂的改進政策，這是當時以「開發」之名來遂行國家欲「現代化」蘭嶼的決策慣性與因果循環。換言之，當諸如本文評析的類似文獻不斷強調所謂「山胞文化」他者化與治理合理化的同時，連帶也造就了更多試圖「現代化」蘭嶼的政策亦相應而生。同時，這也形塑了我們當時在特定國家框架與漢人視角之下所看見的所謂「原始」蘭嶼，這些不自覺自我繁衍對蘭嶼的「原始」想像，如今看來，可能也成了歷史上另一種族群偏見與文化歧視的定格與顯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