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清生 Ciyamar Maljaljaves

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董事

  

▍摘要

本文以排灣族tjuwaqau部落maljaljaves家名為個案，探討命名在不同知識體系中的轉譯機制。研究指出，命名在sasusuwan中為關係性知識，在kakudan中則轉化為分類性符號。透過民族誌分析，本文提出「語意重劃」概念，說明命名如何經歷「抽離─轉寫─再分類」的轉譯過程。本文主張，命名的轉變不在於意義的消失，而在於意義生成條件的轉換，並同時涉及詮釋權的重新配置。

關鍵字：命名制度、sasusuwan、kakudan、語意重劃、知識轉譯

  

I. 前言：命名如何被閱讀？

  

  近一個世紀以來，原住民族社會文化多透過民族誌書寫、歷史重建與制度分析被轉化為學術知識。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於制度、儀式與社會結構等文化內容，較少進一步反思：這些文化知識如何被書寫、被分類，並在不同知識體系中被賦予意義與權威。換言之，文化不僅是被記錄的對象，同時也是在特定知識條件下被建構與再現的產物。

  在此脈絡下，「命名」提供了一個關鍵的分析切入點。既有研究指出，排灣族家名制度蘊含祖先記憶、社會階序與文化認同，並作為文化記憶的載體持續運作（曾有欽 2019；鍾興華 2014；Assmann 2011）。然而，這類研究多傾向將命名視為相對穩定的文化形式，較少關注其在不同歷史脈絡與知識體系之中，如何被轉譯、重組與再詮釋。既有分類研究亦呈現出重要張力。例如移川子之藏將原住民族名制加以類型化，並將排灣族歸類為「非永續性命名」（移川子之藏 1935；王雅萍 1994；曾有欽 2019），然而實證研究卻顯示，特定家名（如mamazangiljan家名）具有高度穩定性與不可替代性。此一矛盾顯示，命名並非單一制度類型，而是在不同社會關係與權力結構中呈現差異化運作。

  從本文觀點來看，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分類是否準確，而在於分類本身如何改變命名的理解方式。當命名被納入類型學與制度分析框架，其原本嵌入祖先記憶、社會關係與空間實踐的意義，逐漸被轉化為可比較與可管理的制度特徵，從而使命名由關係性知識轉譯為分類性知識。在排灣族語境中，此一差異可透過sasusuwan與kakudan加以理解：前者指涉嵌入祖先記憶與社會關係之中的關係性知識體系；後者則為在現代治理脈絡中形成的分類與制度邏輯。兩者之間的差異，不僅在於文化內容，更在於知識如何被組織與運作。

  基於此，本文提出核心問題：命名如何從嵌入祖先記憶與社會關係的關係性知識形式，被轉譯為可分類、可辨識並可納入治理的制度性符號？為回應此一問題，本文以臺東縣達仁鄉台坂村tjuwaqau部落maljaljaves家名為民族誌案例，提出「語意重劃」（semantic reconfiguration）作為分析概念，用以說明命名如何在不同知識體系之間被重新配置。本文主張，命名的轉變並非意義的消失，而是意義生成條件的轉換：由依附於祖先記憶、社會關係與空間實踐的關係性知識，轉向依附於分類、制度與書寫機制的操作性知識。此一轉變不僅改變命名的表現形式，更重構其可被理解與承認的方式，使原本多層次且情境性的關係意義，被壓縮為單一且穩定的分類單位。

  進一步而言，本文關注的並非命名「是什麼」，而是命名「如何被不同知識體系閱讀」：當命名進入學術分類、戶籍制度與國家治理機制時，其意義如何被重新組織？又在此過程中，哪些關係得以被保留，哪些則被轉譯、壓縮，甚至在制度中呈現為不可見？本文由此指出，命名問題的核心，不在於文化是否被保存，而在於關係性知識在不同知識體系中的可見性與可識讀性差異。此一問題同時指向現代治理體系中對關係性知識的理解限制，揭示分類與制度如何作為界定文化可見性的關鍵機制。

  

II. 分析框架：sasusuwan、kakudan與語意重劃

  

  本文所使用之sasusuwan與kakudan，係作為分析性概念，而非既有文獻中的固定理論術語。其中，sasusuwan的理解，部分參考排灣族命名制度、文化記憶與傳統知識相關研究（如鍾興華 2016；曾有欽 2019）；而kakudan則主要借用 Foucault（1990[1976]: 139-145）對治理技術、知識分類與制度化運作之討論，作為分析現代治理邏輯之理論參照。

  為說明兩種知識體系之間的轉換，本文提出「語意重劃」作為分析工具，用以描述命名在不同知識條件下被重新配置的過程。此一概念指出，命名的變化並非語言轉換本身，而是意義生成條件的改變：原本嵌入關係網絡的多重指涉，逐漸被抽離並轉化為可辨識與可操作的分類單位。換言之，其關鍵在於意義生成機制由「關係中生成」轉向「制度中編碼」。

  此一轉譯過程可概括為三個相互連動的機制：其一，命名自原有關係脈絡中逐漸被抽離（disembedding），呈現去脈絡化的趨勢（Giddens 1990: 21）；其二，透過語言轉寫與符號化，被轉化為可記錄與傳遞的形式（encoding）；其三，被納入制度分類與治理體系之中，並經歷再分類（reclassification）之過程，成為識別個體與管理社會的基本單位。此一制度化與治理化的過程，可與Foucault（1990[1976]: 139-145）所討論之人口治理、知識生產與規訓機制相互參照。在此過程中，命名由關係節點轉化為分類單位，其關係性意涵則逐漸被壓縮於制度之外。

  透過此一框架，命名可被理解為一種在不同知識體系之間持續轉譯的知識形式。其轉變並非由「有意義」走向「失去意義」，而是由關係性知識轉化為分類性知識的過程，並進一步揭示一項關鍵問題：當關係無法被轉譯為分類單位時，是否即在制度中呈現為不可見？

  相較於既有研究多關注命名所「代表」的文化意義（Basso 1996; Assmann 2011），本文關注命名「如何運作」。因此，「語意重劃」不僅是描述性概念，更是一項揭示知識轉譯與治理邏輯的分析工具，並指出分類如何界定文化的可見性。為具體呈現上述機制，本文將其模型化（如圖1），說明命名如何經由「抽離─轉寫─再分類」的過程，由關係性知識轉化為分類性知識，並為後續對「關係不可見性」之討論提供分析基礎。

  

圖1　命名之知識轉譯與語意重劃機制

  

III. 研究方法與資料來源

  

  本文採取民族誌取徑（ethnographic approach），結合田野調查、口述歷史、語意分析與視覺民族誌（visual ethnography），探討排灣族tjuwaqau部落家名制度之知識運作與轉譯過程。此一方法設計旨在回應本文核心問題：命名如何由嵌入祖先記憶與社會關係的實踐形式，轉化為制度化的分類知識，並在不同知識體系中呈現可見性與可識讀性的差異。

  在田野資料方面，本文延續筆者於2015年參與原住民族委員會「部落活力計畫」期間所進行之家名調查。調查以tjuwaqau部落為主要場域，透過與部落巫師（A）、耆老（B1、B2、B3）、族語教師（C）及文化工作者（D）之深度訪談，蒐集家名語源、文化意涵與使用脈絡，並透過反覆訪談與交叉比對，以確認語意詮釋之一致性。

  在資料處理上，訪談內容以錄音保存並整理為逐字稿進行分析。語意分析結合族語語法結構與實際語境，並參考受訪者之口述歷史、語意詮釋及文化說明（如表1），以交叉比對家名語源、詞義與文化脈絡，提升相關語意詮釋之脈絡一致性與文化準確性。此一分析著重語言在實踐、關係與文化脈絡中的意義生成，而非僅限於詞彙對應或字面翻譯。

  

表1　家名調查主要受訪者、文化角色與田野參與內容

  

  此外，本文納入圖像與空間資料作為分析對象，包括家屋彩繪、家名牌與部落空間配置，將其視為命名關係得以被再現、感知與辨識之物質化與視覺化媒介，並透過視覺民族誌（visual ethnography）取徑，說明命名如何在圖像與空間實踐中被再現、感知與社會性辨識。同時，本文輔以族譜資料，呈現家屋名在婚姻、分戶與親屬延展過程中的轉換機制。透過族譜可見，命名並非固定於單一個體，而是隨家屋結構與社會關係持續變動，使不同家屋名之間形成跨世代的關係網絡。例如，部分家屋成員於婚姻或分戶後，逐漸形成新的家屋名稱與支系，但其親屬關係並未因此中斷，而仍持續維繫於原有祖源脈絡之中。換言之，族譜所呈現的並非固定姓氏結構，而是一種隨家屋、婚姻與親屬關係不斷轉換與延展的命名網絡，亦構成制度分類難以完整識讀之原因。

  圖2除呈現親屬關係外，亦顯示同一親族於婚姻、分戶與家屋延展過程中所形成之多重家屋名關係，藉以說明排灣族命名並非固定姓氏制度，而是一種依附於家屋與社會關係運作的命名體系。在分析策略上，本文結合民族誌詮釋與概念建構：一方面透過maljaljaves個案呈現命名在sasusuwan脈絡中的關係性運作；另一方面以「語意重劃」為分析框架，說明命名如何經歷抽離、轉寫與再分類之過程，使家名、儀式、圖像、空間與親屬關係等民族誌材料，得以成為分析知識轉譯與制度分類之理論基礎。

  

圖2　maljaljaves家族之家屋名與親屬關係延展示意圖

  

  最後，本文將田野資料視為一種「原住民族知識檔案」（Indigenous knowledge archive），強調其並非單純保存文化資訊的靜態資料庫，而是透過語言、記憶與實踐持續生成的知識形式。此一方法論立場，使研究得以回應部落知識之文化脈絡與主體性，並凸顯不同知識體系對文化意義的組織界定與詮釋方式。

  

IV. 民族誌分析：maljaljaves的語意生成

  

  在tjuwaqau部落的語境中，maljaljaves並非單純的家名或指稱符號，而是一種嵌入祖先記憶、社會關係與政治權威之中的關係性意義節點。其語意並非固定於語詞本身，而是在敘事、儀式與日常實踐中持續被生成與再確認，呈現出一種關係性知識的動態運作形式（Basso 1996; Ingold 2011）。換言之，命名在此並非對既有對象的標記，而是關係被生成與再現的過程本身。

  在族語語義層次上，maljaljaves的構詞本身即呈現出其關係性與象徵性意涵。其字根ljaves指「番石榴」，而前綴lja-則用以標示「所屬家族」，例如lja-pakaljangut、lja-kakjavas等，為排灣族家名常見的構詞形式。透過此一語法結構，特定自然意象被連結至具體家屋與社會單位，使名稱不僅指涉事物本身，更標示其在關係網絡中的位置。

  進一步而言，前綴ma -在語意生成上具有關鍵作用。童春發（2011）就mamazangiljan（傳統領袖）之族語字義指出，字根zangi（蜂王）經由ma-（中心）前綴形成mazangi，其語意轉化為「中心人物」或「王」；而重疊形式mama-則具有整體化與強化之意（轉引自張金生 2013：75）。此一構詞機制顯示，語言並非單純描述既有對象，而是透過語法運作，將特定位置與關係加以強化，使個體得以被定位於社會結構與權力關係之中。

  因此，maljaljaves並非單純指涉「番石榴」，而是透過語言結構將自然意象轉化為社會象徵，使名稱成為關係與文化意義的載體。在此意義上，語言不僅是指稱工具，更是一種生成與組織社會關係的機制。在sasusuwan的脈絡中，maljaljaves的語意並非附著於語詞本身，而是生成於祖先記憶、社會關係與實踐行動之中。其意義並非來自名稱本身的固定指涉，而是在祖先敘事、儀式實踐與共同體互動中持續被生成與確認。具體而言，其語意生成可從三個相互交織的面向加以理解。

  首先，作為祖先記憶的載體，家名連結傳統領袖家族的起源敘事與世系傳承，使其成為集體記憶的具體形式。正如Halbwachs（1980: 38-40）所指出，記憶乃在社會關係中被建構與維繫；而Assmann（2011: 36-38）所謂的文化記憶，亦透過象徵與實踐得以延續。在此意義上，maljaljaves家名不僅指涉過去，更使祖先在當下持續被召喚與再現。其次，命名同時構成政治權威的生成機制。maljaljaves作為傳統領袖，其權威並非僅來自個人能力，而是根植於家名所承載的祖先授權與階序結構。此種權威並非抽象制度，而是透過命名所內化的文化邏輯，使政治秩序得以被理解與維繫。換言之，命名不只是身分標示，更是一種祖靈授權與社會正當性的展現形式。再者，其語意亦在社會關係的實踐中持續生成。maljaljaves家名的核心意涵，體現在「保護─分配」的倫理關係之中。透過資源分配、關係調節與對族人的照顧，傳統領袖將家名所承載的象徵意義轉化為具體行動，使家名不僅是身份標記，更成為關係持續生成與共同體秩序得以維繫的重要節點。

  以kisatja儀式為例，其運作係以qinaljan（部落性祭壇）為中心展開。當巫師於祭壇告祭並召喚mareka tjavuvu（舊社祖靈）隨儀式行動時，便形成一場連結人與祖靈、當下與過往之集體實踐。隨後，儀式依循tadjalanan（同一條路）逐戶走訪各家屋，並由mamazangiljan與巫師共同於qumaqan（家屋祭壇）告祭，召喚mereka matjaljaljak（家屋祖靈）臨在（吳清生 2025：213）。在此過程中，舊社祖靈、家屋祖靈與現世後裔共同聚集於儀式場域之中，使儀式空間形成一種跨越世代的人靈共在狀態。此一狀態並非單純象徵性的祖先紀念，而是一種暫時打開過去與現在、人與靈界之界線的過渡性空間（liminal space）（如圖3）。

  

圖3　kisatja 儀式中心—邊陲放射狀結構（tadjalanan 一條路）

  

  此外，此一由qinaljan出發並沿著tadjalanan巡行至各家屋之儀式動線，亦重新建構taqinaljan（同一部落）之共同體結構。換言之，kisatja並不只是祭儀本身，而是一套透過祖靈巡行、空間移動與家屋連結，不斷再生產部落主體與社會關係的文化實踐。在此過程中，命名、路徑、祭壇與家屋彼此連動，共同構成部落關係秩序的再生產機制。此一過程亦顯示，命名並非對個體的標記，而是一種組織、維繫並再生產關係秩序的文化機制。換言之，命名並非對個體的標記，而是一種組織、維繫並再生產關係秩序的文化機制。maljaljaves家名因此不只是名稱，而是持續運作的關係節點，其意義生成於祖先、實踐與空間經驗的交織之中。

  從社會實踐觀察，命名並非固定標籤，而是隨關係流動而轉換的指稱機制。傳統領袖家名具有唯一性與權威象徵，而一般家名則隨婚姻、分家、繼承與居住變動調整其指涉。例如，在同名者情境中（如kuljelje），往往需透過其所屬家屋、家名或親屬關係加以區辨，以標示其在社會網絡中的具體位置。排灣族採雙系親屬制度，家屋、家名及其繼承係依長嗣（vusam）制度而定，不分男女，因此當個體因婚姻、分家或繼承進入新的家屋關係時，其後代之命名亦可能隨之轉換，使名稱的指涉對象不再固定於個體本身，而是依附於其所屬的家屋與親屬關係結構。以筆者家族為例，弟弟原名ljeput maljaljaves，其建立lalaulngan家屋後，個人姓名維持不變，但其子女則改以新家名作為所屬標誌；女性婚嫁後，其子女亦隨父方家名命名（參考圖2）。此種關係的延展與重組，亦可透過族譜資料加以觀察。儘管家屋名隨分戶與婚姻關係而產生變動，族譜所呈現的親屬連結並未中斷，而是形成跨家屋名的關係網絡。因此，族譜所呈現的並非固定姓氏體系，而是一種隨家屋、婚姻與親屬關係持續流動的命名網絡。此一現象進一步說明，家屋名的變動並非關係的消失，而是關係在不同節點之間的延續與重組。

  ljaves（番石榴）本身亦具有重要的文化意涵。據部落耆老所述，番石榴為外來種，過去多種植於傳統領袖家屋後方，因其稀有性而被視為珍貴之物，並與領袖家屋之地位產生關聯。¹進一步而言，丁忠星指出其「包覆種子」的形象，常被詮釋為傳統領袖保護子民的象徵，將自然意象轉化為社會倫理與政治關係的隱喻。換言之，ljaves並非單純的植物，而是在關係與詮釋過程中，被轉化為承載保護、庇護與權威意涵的文化符號。

  此一象徵意義並不僅停留於語言層次，而是透過物質形式加以再現。為彰顯傳統領袖家族的尊貴，其家屋外牆彩繪常使用vuluvulung（百步蛇）、djilung（陶壺）、kaljipa（披肩袋）與caucawu（人形）等象徵貴族身分的圖像（如圖4），將原本蘊含於命名之中的語意轉化為可見且可辨識的文化符號。在此意義上，圖像不只是裝飾性的視覺元素，而是一種將祖先記憶、社會階序與權威象徵具體化的文化媒介。圖像因此並非單純裝飾，而是一種關係性語意的視覺化機制，使嵌入於語言與記憶中的意義得以被看見與感知。命名因此不僅被說出，更被「看見」。

  

圖4　排灣族tjuwaqau部落maljaljaves家牆面彩繪

（圖片來源：吳清生攝，2026/5/2）

  

  從本文觀點來看，此一過程顯示，語意並非僅存在於語言之中，而是透過物質媒介被具體化與空間化。命名所承載的關係性意義，經由圖像、建築與物件等形式被持續再現，使其不僅能被理解，更得以被感知，並在空間中形成可被辨識的關係秩序。

  正如Weiner（1985）所提出之「不可交換的財產」（inalienable possessions），某些物質（如祖靈柱）與非物質要素（如頭目世系、宗教儀式）之價值，並不在於其可交換性，而在於其與祖源之間的關係連結，並作為身份認證與社會階序再生產的基礎（轉引自譚昌國 2004：135）。

  在此脈絡下，領袖家屋中的圖像與物件，並非單純的裝飾或財產，而是承載祖先記憶、權威合法性與文化延續的重要媒介。透過這些物質形式，祖源關係、社會位置與文化秩序得以被持續感知、辨識與延續。換言之，物質形式本身亦構成關係性知識得以被傳遞與延續的重要條件。換言之，在sasusuwan的脈絡中，語意並非單一層次的符號，而是在語言、象徵與物質之間持續轉換的生成過程。此一由語言走向物質的轉化機制，不僅構成關係性知識得以被維繫與再現的條件，也為命名在後續被抽離與轉寫時，其語意得以被重新編碼提供基礎。

  然而，正如後文所示，當此類透過圖像與空間所維繫的關係性語意，被轉寫為戶籍制度中的文字與分類單位時，其多層次的象徵結構即無法被制度所讀取。圖像所呈現的「關係可見性」，因此構成後續「關係不可見性」的重要對照。綜上所述，maljaljaves並非單一語詞，而是一種關係性節點，其意義生成於語言、記憶、實踐與空間之中，並隨社會關係持續變動。命名在此不在於標記個體，而在於使關係得以被組織與看見；換言之，命名本身即是一種關係運作的形式，其意義來自祖先、家屋、親屬與共同體之間持續生成的連結。

  進一步而言，正因語意依附於關係與實踐，其生成具有情境性與流動性。當命名進入學術書寫、戶籍制度或文化展示等不同知識體系時，其多重且情境性的意涵，往往被轉化為穩定且可辨識的符號，以回應分類與再現的需求。此一轉變並非意義的消失，而是語意生成條件的重組，並構成後續「語意重劃」分析的起點。亦即，原本在關係中生成的意義，逐漸轉化為制度中可被識讀與操作的分類單位。

  從此觀之，民族誌所揭示的不僅是文化內容本身，更在於不同知識體系之間意義生成方式的差異。maljaljaves家名的案例顯示，命名如何在sasusuwan的關係性脈絡中持續運作；而一旦進入kakudan的制度邏輯，其語意即被重新編碼並納入分類體系（如圖5）。此一轉變亦可從族譜資料中得到具體觀察：戰後maljaljaves mamazangiljan（傳統領袖）於戶籍登記中改以「許」與「吳」為漢姓，名稱遂由原本標示家屋與祖先關係的節點，轉化為國家分類體系中的姓氏單位。儘管族譜仍可追溯其與maljaljaves家屋之關聯，但在制度識讀中，這些關係已不再構成命名意義的一部分，而轉為不可見的背景脈絡。此一現象亦顯示，制度所能辨識的往往是名稱本身，而非其背後所承載的關係網絡與文化脈絡。

  

圖5　maljaljaves之關係性語意結構（sasusuwan脈絡）

  

Ⅴ. 從關係到分類：命名的轉譯

  

  隨著殖民治理與現代國家制度的介入，原本嵌入於sasusuwan關係網絡中的命名，逐漸進入另一種知識運作邏輯。在此過程中，maljaljaves不再僅作為關係性節點，而被轉譯為可辨識、可記錄與可管理的制度單位。換言之，命名的功能逐漸由維繫關係的文化機制，轉向作為人口識別與行政治理的分類工具。此一轉變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一個由「抽離—轉寫—再分類」構成的動態過程（如圖6）。在此過程中，原本依附於祖先記憶、家屋關係與空間實踐之中的語意，逐漸被轉化為制度可識讀的文字與分類形式，使命名由關係性知識轉向分類性知識。

  

圖6　命名之歷史轉譯路徑：從關係性知識到分類性知識

  

  在sasusuwan的脈絡中，maljaljaves的意義依附於祖先記憶、政治權威與社會責任。然而，隨著殖民治理、人口流動與戶籍制度的建立，此一名稱逐漸脫離其原有脈絡，開始跨場域流通，其關係基礎因而鬆動。原本生成於家屋、祖先與共同體關係中的命名，逐漸被轉化為可被制度辨識與流通的名稱形式。此一過程可理解為Giddens（1990: 21）所謂的「抽離」（disembedding）：原本嵌入具體關係中的意義，被轉化為可跨情境流通的符號。命名因而由「關係節點」轉向「可流通符號」，其語意開始去脈絡化。換言之，名稱雖然仍然存在，但其原本依附的祖先記憶、空間關係與社會責任，已逐漸不再構成制度識讀的重要部分。

  此一轉變亦可從族譜資料中得到具體觀察。以maljaljaves家族譜為例，可見家屋名隨婚姻、分支等關係而產生轉換與延展，不同個體在不同世代中分屬於多個家屋節點，形成跨家屋的親屬網絡。然而，當這些關係進入戶籍與制度體系時，名稱往往被固定為單一識別單位，使原本可透過族譜追溯的關係連結，轉化為制度難以辨識的背景資訊。因此，制度所辨識的是被固定化的姓名，而非其背後持續流動與延展的關係結構。換言之，族譜所呈現的是關係的延展與重組，而制度所識讀的則是名稱的固定與分類。此一差異顯示，抽離並不意味關係的消失，而是使原本可見的關係實踐，轉化為制度難以識讀的潛在結構。

  當命名自關係脈絡中被抽離後，必須透過語言與符號的轉寫，方能進入制度體系。音譯、書寫與標準化機制，使原本多重且情境性的語意，被轉化為可記錄與辨識的符號形式。在此過程中，命名開始由關係中的實踐語言，轉變為制度中的行政文字。

  在臺灣情境中，家名進入戶籍制度與法律體系，成為個人身分識別的一部分。此一「轉寫」（encoding）過程，不僅改變命名形式，也重構其語意生成條件：原本依附於關係的意義，被轉譯為國家可識讀的標準化符號。²換言之，名稱的有效性不再主要來自共同體的關係承認，而是來自制度中的登記與識別機制。

  歷史上，日治時期的日文姓名政策與戰後漢姓登記，皆顯示此一轉寫過程。戰後甚至出現由行政主導分配姓氏的情形，使姓名不僅成為分類工具，也承載新的社會階序意涵（鍾興華 2016；曾有欽 2019）。依據部落耆老黃新德之口述，戰後部落的漢姓命名猶如「法拍拍賣會」，將姓氏依黃（黃帝）、王（國王）、高（高高在上）、蔣（蔣中正）等象徵意涵依序介紹排列，並由地方幹部開始選取姓氏。這些被視為「好的姓氏」者，逐漸成為地方新階層的表徵，並被賦予榮耀與地位的意涵（吳清生 2025：362）。此一現象顯示，姓名轉寫並非單純的語言替換，而是伴隨新的權力秩序與社會價值重新配置的過程。因此，轉寫並非中性技術，而是一種語意的重新編碼。

  完成轉寫後，命名進一步被納入分類體系，成為行政管理與社會識別的工具。此一「再分類」過程，使命名由關係節點轉化為制度單位，並在戶籍與法律系統中被轉化為可被制度識讀的分類形式。原本具有流動性與情境性的命名關係，亦逐漸被固定為國家治理架構中的識別資訊。

  在此脈絡下，命名的意義不再主要來自祖先記憶與社會關係，而是來自其在制度中的位置與功能。命名因而成為識別個體與治理人口的基本技術。正如Anderson（2006: 163-170）所指出，人口分類、語言與制度技術，皆參與國家認同與社會現實的建構。綜合而言，命名的轉變並非單純語言形式的變化，而是一種知識體系之間的轉換。透過抽離、轉寫與再分類，命名由嵌入關係脈絡的生成性知識，轉化為可被制度識讀的分類性符號。在此過程中，名稱不再主要依附於祖先、家屋與共同體關係，而逐漸成為制度中的識別與管理單位。

  此一過程即為本文所稱之「語意重劃」：其關鍵不在於意義的消失，而在於意義生成條件的轉換。原本多重且情境性的關係意義，被壓縮為穩定且可辨識的分類單位，使其得以進入制度運作之中。換言之，原本在關係實踐中持續生成的語意，逐漸被固定為制度所需的標準化符號。此一轉變並非中性的知識轉換，而是一種選擇性的知識重組：制度所需的識別與管理功能獲得強化，而原本依附於祖先、家屋關係記憶與社會實踐的文化脈絡則逐漸被弱化，甚至排除於制度可識讀的範圍之外。因此，語意重劃不僅是語言形式的變化，更涉及知識權力如何重新界定文化的可見性與正當性。

  當命名被納入制度分類，其轉譯過程亦隨之完成。當代國家透過分類架構（如「非永續性家名制」），將原住民族命名轉化為可比較與管理的制度類型。所謂「非永續性家名制」，係指個體所屬之家屋名稱可能隨婚姻、分家或居住關係之變動而轉換，並非固定世襲。《臺灣原住民族取用傳統姓名指引》即將排灣族命名制度界定為此類型，並以「個人名＋家屋名」作為基本架構。

  然而，此類分類並非文化內在邏輯，而是kakudan知識體系的產物。它將原本嵌入祖先記憶、親屬關係與居住實踐中的命名機制，轉譯為可被辨識、比較與管理的制度化分類單位，使原本作為關係節點的命名，逐漸轉化為行政識別體系中的分類形式。在此脈絡下，制度所重視的已不再是命名背後的關係生成過程，而是其是否符合分類、登記與管理的需求。

  因此，分類不僅是整理文化，更是界定文化。當命名被納入制度分類之中，其原本多層次且情境性的關係意義，也逐漸被壓縮為可被制度識讀的固定形式。「語意重劃」同時也是詮釋權的重新配置：誰能分類，誰就能定義文化。由此可見，分類本身即是一種權力運作，它決定哪些文化形式得以被看見、被承認，哪些關係則被排除於制度可見性之外。

  本節指出，命名由sasusuwan進入kakudan的過程，並非意義的消失，而是意義生成條件的轉換：命名原本作為使關係得以被看見的機制，在制度脈絡中則轉化為可被識讀的分類符號。此一轉譯使命名得以納入治理體系，卻同時使其所承載的關係結構逐漸不可見。原本依附於祖先、家屋與親屬網絡之中的關係性意義，亦在制度化過程中被壓縮為固定且標準化的識別形式。

  因此，制度所能辨識的往往是名稱本身，而非其背後的關係網絡；命名的問題，因而不僅在於如何被記錄，更在於哪些關係得以被制度承認與界定。從本文觀點來看，命名的轉譯不只是語言形式的改變，更涉及文化如何被看見，以及何種知識形式得以成為制度中的有效存在。此一由「關係可見」轉向「制度可識讀」的轉變，正構成下一節分析的核心。

  

VI. 討論與結論：語意重劃、詮釋權與文化的再界定

  

  透過maljaljaves家名在儀式、家屋、親屬關係與命名實踐中的運作可見，命名的轉變並非意義的消失，而是意義生成方式的轉換。在sasusuwan的脈絡中，命名生成於祖先記憶、社會關係與空間實踐之中；相對而言，在kakudan的脈絡中，命名則被轉化為可書寫、可分類與可管理的制度符號。此一差異顯示，命名的核心並不僅在於名稱本身，而在於其所依附的知識生成方式與社會運作邏輯。

  從知識論觀之，此一轉變可理解為兩種不同的知識運作方式：其一為「關係中生成」，強調意義在實踐與互動中持續生成（Ingold 2011: 159-163）；其二為「制度中編碼」，將意義固定於符號形式，以納入治理與分類機制（Foucault 1990[1976]: 139-145）。命名因此由「使關係可見」的機制，逐漸轉變為「使個體可識讀」的工具。

  在此基礎上，本文進一步將「語意重劃」（semantic reconfiguration）理解為一種知識轉碼（transcoding）（Hall 1997: 270-274）的過程。³此一轉碼不僅涉及語意形式的變化，更關係到意義如何在不同知識體系中被重新編排與賦權。亦即，命名不只是被重新書寫，而是在不同知識邏輯之下，被重新界定其可見性與有效性。

  具體而言，當命名由關係性脈絡進入制度體系，其意義不再主要依附於祖先記憶與社會實踐，而是依其是否符合分類邏輯而被賦予有效性。在此過程中，部分關係得以被制度識讀，而另一些則逐漸轉為不可見。例如，族譜中可追溯之跨家屋親屬關係，在戶籍制度中往往僅呈現為單一姓名，原有之關係連結遂難以被制度完整辨識。

  此一過程同時涉及詮釋權的轉移。正如Foucault（1990[1976]: 92-102）所指出，知識與權力相互構成；能夠分類與定義者，即掌握詮釋權。因此，當命名進入學術與國家制度，其意義往往由部落內部的關係邏輯，轉譯為制度可接受的文化形式。命名不再只是描述關係，而是成為治理人口、建構分類與生產可識讀社會的重要技術。

  從歷史脈絡觀之，戰後漢姓政策構成重要轉折，使原本嵌入祖先與家屋關係中的命名，逐漸轉化為戶籍制度中的識別符號。近年《姓名條例》修正，雖使原住民族文字得以重新進入制度，但其存在方式仍須透過行政登記與分類機制確認。⁴換言之，文化形式雖得以重新出現，其存在仍須符合制度可識讀與可管理的條件。

  當代國家對命名制度的介入，亦體現在分類與檔案建構之中。例如，排灣族被界定為「非永續性家名制」，並以「個人名＋家屋名」作為基本結構。⁵此類分類方式，將原本嵌入關係與實踐脈絡中的命名，轉化為可被制度識讀與操作的結構形式。命名的制度化亦體現在知識檔案的建構。《原住民族人名譜》整合人類學研究、歷史調查與戶政資料，使命名由關係性實踐轉化為可查詢與驗證的制度性知識（林修澈等 2014）。在此過程中，原本存在於口述記憶、家屋關係與共同體實踐中的命名，也逐漸被轉化為可被保存、調閱與管理的檔案資料。

  綜合而言，語意重劃所標示的，是知識存在方式的轉換：由依附於關係與實踐的生成性知識，轉向依附於分類、制度與檔案的操作性知識（如圖7）。在sasusuwan脈絡中，命名透過語言、圖像與空間實踐，使關係得以被看見並持續延展；而在kakudan的制度體系中，命名則被轉化為戶籍中的分類單位，使關係逐漸失去制度可見性。本文以臺東縣達仁鄉台坂村tjuwaqau部落 maljaljaves家名為民族誌案例，指出命名並非單純的語言符號，而是一種嵌入祖先記憶、家屋關係與社會實踐中的關係性知識，其轉變不僅涉及知識形式的改變，更涉及詮釋權的重新配置。

  

圖7　從關係性知識到分類性知識：語意重劃與詮釋權轉移模型

  

  在此基礎上，本文提出三項理論意涵：第一，命名應被理解為關係性知識，而非語言形式本身；第二，「語意重劃」揭示文化轉變的關鍵，在於意義生成條件的轉換；第三，分類與檔案並非中性工具，而是詮釋權運作的重要機制，使文化成為可比較、可分類與可治理的對象。因此，本文主張，文化的核心問題，不在於其是否存在，而在於其如何被看見，以及在何種知識條件下被看見。

  

附註

[1]傳統時期Tuwanas部落位於中高海拔山區，生態環境與低海拔植物之生長條件差異甚大。據部落耆老郭月香與丁忠星指出，番石榴屬低海拔植物，並非當地自然生長之作物，顯示其為外來引入之物。此類物品多以敬貢形式進入傳統領袖家屋，因其稀有性與取得不易，而被賦予特殊價值與象徵意義。

[2]《原住民族人名譜》所收錄之傳統名，主要來源包括原住民族相關研究文獻、民俗學與人類學調查資料（如阮昌銳於1990年代完成之《台灣原住民族系譜調查報告》），以及全臺55個原鄉戶政事務所保存之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等歷史檔案。此類資料在當代實務中，已成為族人申請回復傳統姓名時的重要依據（參見王崴漢 2026）。

[3]Hall所提出之transcoding，主要指文化意義在不同再現系統中的轉換與重組。本文則進一步將其延伸至原住民族命名在不同知識體系中的轉譯過程，強調意義如何在關係性知識與制度性知識之間被重新配置。

[4]司法改革基金會亦指出，《姓名條例》修正後，行政機關對「回復傳統姓名」之解釋，以及「回復或變更姓名僅限一次」之規定，仍可能影響原住民族行使命名權利（參見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網站之民間團體聯合聲明 2024）。

[5]原住民族委員會所發布之《臺灣原住民族取用傳統姓名指引》，透過「名制類型」與「基本架構」對各族命名制度進行分類與標準化（參見「臺灣原住民族取用傳統姓名資訊網」）。此類分類方式，將原本嵌入關係與實踐脈絡中的命名，轉化為可被制度識讀與操作的結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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