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政賢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2017年9月28日一通來自我國文化部駐莫斯科辦事處駐外人員的電話響起，由於筆者當時擔任財團法人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執行長，刻正與莫斯科辦事處駐外人員密切聯繫原舞者受邀至俄羅斯巡迴公演行程的安排。赴俄巡演行程安排告一段落之後，駐外人員因得知我同時任教於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因而主動提供給我一些他於聖彼得大帝人類學與民族學博物館（Peter the Great Museum of Anthropology and Ethnography）參訪時隨手拍攝的一些臺灣原住民族文物照片（參見表1與圖1-4），希望我協助鑑定識別相關資訊，並評估是否有借展回臺灣展出的可能性。

  

表1　聖彼得大帝人類學與民族學博物館典藏鄒族文物清冊與詮釋說明

（資料來源：鄒族人協助文物辨識詮釋，楊政賢整理製表）

  

  這批文物當中的標號2為「山豬牙臂環」，是一件象徵鄒族男子社會地位的重要傳統文物。主要材質為山豬牙，次要材質為皮、棉。形狀為圓形臂環。型制特徵為兩枚山豬牙於牙根穿孔繫並以皮繩固定，牙尖處縫飾布片，布片繫縛毛髮及紅、綠等色布條。在過去，「山豬牙臂環」的使用只限獵獲山豬者佩用。此外，鄒族獵人如果因獵山豬被咬傷，或已獵了上百隻以上的山豬，就可以在手臂上飾上山豬牙臂環，以示英勇。換言之，如果一個男子始終無法擁有山豬牙環，就表示其狩獵成績不佳，且沒有比較高的社會地位（浦忠成等 1997：36，51）。

  

圖1　聖彼得大帝人類學與民族學博物館典藏鄒族文物照片之一

（圖片來源：楊政賢提供）

  

圖2　聖彼得大帝人類學與民族學博物館典藏鄒族文物照片之二

（圖片來源：楊政賢提供）

  

圖3　聖彼得大帝人類學與民族學博物館典藏鄒族文物照片之三

（圖片來源：楊政賢提供）

  

圖4　聖彼得大帝人類學與民族學博物館典藏鄒族文物照片之四

（圖片來源：楊政賢提供）

  

  本批文物經筆者諮詢鄒族學者與友人，判斷應該皆為臺灣原住民鄒族文物，加上莫斯科辦事處駐外人員亦表示該批文物係由俄籍語言學家聶夫斯基（N. A. Nevskij；漢名聶歷山）於1930年代自臺灣帶回俄羅斯，隨後輾轉成為聖彼得大帝人類學與民族學博物館的典藏。再者，鄒族學者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2006：33-34）亦曾提及：「根據俄羅斯社會科學院通訊院士李福清的說法，聖彼得堡民俗博物館裡有鄒族衣服、裝飾、樂器共30件，這些就是當時聶夫斯基在阿里山所蒐集的。聶夫斯基在阿里山停留的時間只有短短的一個月，而且剛好遇到雨季，但是他還是把握了有限的機會，為當時阿里山特富野部落的語言和習俗留下紀錄。迄今特富野部落的長者還記得最先到部落的「紅毛」人angmu（此泛指西洋人）是俄國人，而非『阿美利嘎（America／美國人）』」。由上可知，本批文物推測可能就是當時高一生協助聶夫斯基田野採集所得的鄒族文物，從臺灣到俄羅斯，這是一個跨越海洋國度與冰凍世界的文物流轉與時代故事。

  高一生（'Uongʉ'e Yata'uyungana，1908-1954）（圖5），出身阿里山，臺灣鄒族教育家、政治家、思想家、音樂家和詩人。就讀臺南師範學校期間，開始接觸現代音樂教育，非常喜歡彈奏鋼琴，1930年畢業。畢業後回到阿里山達邦教育所任教，亦擔任巡查職務，並帶領族人發展農業，栽種麻竹、水稻等經濟作物。高一生創作許多迄今仍被廣泛傳唱的歌謠，包含〈登上玉山〉、〈塔山之歌〉、〈工作歌〉、〈春之佐保姬〉、〈杜鵑山〉等。高一生曾任吳鳳鄉（今阿里山鄉）鄉長，致力於臺灣原住民族自治運動，並提出原住民自治區之構想，1954年因白色恐怖被羅織罪名而受難。

  

圖5　以高一生為封面的《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一書封面

（圖片來源：楊政賢翻攝，2026/3/4）

  

  尼古拉．亞歷山大．聶甫斯基（Н. А. Невский / N. A. Nevsky，漢名聶歷山，1892-1937）（圖6）是俄國漢學家和日本學家。1915年結束聖彼得堡大學東方語言學系的課程後，他遠離俄國的兩次革命與內戰，出發到日本，在北海道小樽高等商業學校（現為小樽商業大學）和大阪外國語學校（現為大阪大學外國語學部）教書。在古日語、日本愛努族語言與文化、日本琉球宮古島方言、臺灣鄒族語言與文化，以及西夏文字等領域皆有深入研究。1937年由於日本攻擊中國，導致中日戰爭，是年8月21日中蘇兩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加以當時史達林恐怖政策之下，曾經留學和工作於日本的聶夫斯基，以及他的日籍妻子被懷疑是日本間諜，因而遭到逮捕，在同年11月24日被槍斃處決。

  

圖6　尼古拉．亞歷山大．聶甫斯基／Н.А. Невский／N.A. Nevsky／聶歷山（漢名）

（圖片來源：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2006：31）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在《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2006：31-33）一書中曾就高一生與聶夫斯基的跨國相遇與生命際遇有所描述。他提及在師範學校就學期間，每逢放假，高一生都會回部落達邦蕃童教育所，主動協助教育工作。1927年，俄國語言學者聶夫斯基由日本至臺灣，轉至阿里山鄒族調查語言，適逢高一生回到部落，聶夫斯基就在他的協助翻譯下，完成特富野部落語言以及民間文學的的調查。這是18歲的高一生與35歲的聶夫斯基跨越時空，在臺灣阿里山第一次相遇的時空背景與命運機緣。

  這批文物因一通遠從俄羅斯打來的電話而重新勾起文物流轉的記憶，也讓我們再次看見高一生巧遇聶夫斯基時代故事的可能續曲。高一生與聶夫斯基這兩個偶然在歷史的角落相遇的人，彼此相知相惜，後來卻不約而同因當時統治者羅織罪名與政治迫害之下而英年早逝，命運巧合，不禁令人唏噓！如今回首，這是一個政治不正確的灰暗歲月，也是一個比悲傷更悲傷的時代故事。

  

引用書目

浦忠成等

1997　《曹（鄒）族物質文化調查與研究變遷與持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專題委託研究計畫報告。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

2006　《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