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菲律賓的天主教傳教士
本期專題
第6期
2012/12
文/楊福興
在馬尼拉工作的道明會士馬地內斯(Bartolome Martinez,又譯:馬提內茲、馬地涅斯),1619年被西班牙委任外交文件啟程前往中國,藉機探索沿途海岸和地形,以便找到中國傳福音的途徑。無意間,一場暴風浪使此次探險在臺灣東海岸登陸;後來他雖然返回菲律賓,但已對航向中國的海洋和航線,有了片斷經驗和知識。1626年,當西班牙的馬尼拉總督想派遣征服隊往臺灣時,邀請馬地內斯神父參與該次行動。不僅決定讓他前往,還派遣其他6位會士一同前往,這次行動也使得他們在臺灣建立了傳播福音的基地。
道明會士抵達後,在基隆和平島建立了第一座天主教堂,作為傳播福音進入日本和中國的前哨站,許多到達臺灣的傳教士,大都被指派前往日本和中國。1642年,西班牙軍隊要塞被荷蘭人攻破,天主教在臺灣開教伴隨著終止,那時有5位傳教士仍然留在和平島,他們被捕下獄並且被移送到臺南安平,再轉往雅加達,在該處他們得到荷蘭指揮官善待。在一年的法庭詢問後,他們獲判無罪並遣返菲律賓。1673年,西班牙人為整理殘存於臺灣的教務,再由馬尼拉來到臺灣,那時臺灣的統治者鄭經,因這些宣教士沒有攜帶國書,鄭經指稱他們為間諜,將之下獄,天主教傳教工作,因此中斷將近180年之久。
1859年道明會郭德剛(Fernando Sainz,O.P.)、何保祿(He baolu)兩位神父,帶領教友李步壘一家人,自廈門渡海抵達高雄,臺灣天主教傳教工作重新開始,使得原先在臺灣北部開始的天主教,在臺灣南部捲土重來。開教後不久,何神父因水土不服和原本身體又虛弱,離開了高雄,返回廈門。郭德剛神父獨力奮鬥,他首先在前金,今日的玫瑰堂原址建立教堂,奠定了今日臺灣天主教的基業。1869年,郭德剛神父徒步到屏東偏僻的萬金村傳教,在該村興建了一座西班牙古堡式教堂,即今萬金的聖母堂。另一面,道明會見到郭德剛神父的傳教據點建立起來,於是繼續派遣更多神父來臺灣傳教,天主教重新在南部奠基10年後,漸漸發展到中部羅厝。1887年,再度傳到臺灣北部,始得重回西班牙的傳教據點,完成天主教在臺灣的基本輪廓。
1895年,臺灣自「馬關條約」割讓日本以來,雖歸於日本統治,但臺灣教會仍然歸廈門教區管轄,在地理上不同屬於一國政府,對於教務聯絡上不是很方便。經過多方面接洽,大正2年(1913年)7月19日,奉羅馬傳信部的命令,以臺灣教區的名義,脫離廈門教區的管轄而獨立,成為一個新教區。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於國際聯盟委任日本管理南洋群島,臺灣成了日本帝國防衛的最前線,尤其是美國針對菲律賓的防衛,強化其太平洋海軍基地後,臺灣在軍事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強。因此有好幾道法令公布施行,希望使臺灣與日本內地相同的情況。
日本軍國主義當權,對於日本天主教會中,西方色彩過重不滿意。於是想將各地的教區長,由日本神職擔任,臺灣也不例外,就在這時空背景下,年方37歲的里?淺次郎(Joseph Asajir? Satowaki)被任命為臺灣天主教教區長。這項任命,除了時空環境,就是身為日本非修會的教區神職人員,加上長崎離臺灣較近,更且他在羅馬受過完整訓練,熟習教廷情況及拉丁文,較有國際觀。另一方面,原來的教區長楊多默(Thomas de la Hoz, O.P)被迫讓位,依據道明會臺灣教務報告的記載:昭和6年(1941年),良善而有才幹的楊多默監牧,將職位移交給日本人,因為日本當局已積極備戰,視臺灣為戰線上的一環,堅持必須由日本人出任教區首長,來自長崎教區的里?淺次郎被任命為臺灣署理監牧。太平洋戰爭爆發,里?淺次郎駐高雄苓雅區的教區,並在昭和21年3月將臺灣教務,交由臺籍涂敏正神父(撰有《天主教史》)署理後,返回日本。
回顧天主教在臺灣傳教背景,首先是天主教由菲律賓傳入,主要的關係是臺灣與菲律賓的交流,而道明會傳教士二次來臺灣,是經由中國廈門傳入,交流對象換成是與廈門教區的關係。日治初期,臺灣教會脫離了中國教區,與日本四國地區交流密切,而且臺灣署理監牧為日本人。戰後,臺灣教區由涂敏正接任教區長,使得教會回歸本土。不管是來自何方的傳教士,他們曾經都是我們島上的一份子,他們在歷史上的足跡是不會被遺忘的。(本文作者為數位文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