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雪君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副教授

  

▍摘要

臺中大安溪沿岸達觀部落與香川部落，原屬泰雅族北勢群Mt’ung部落，具相同血緣與歷史，卻在國家政策與競爭壓力下走向不同發展路徑。本文從2012年至2023年進行田野工作，探討兩部落如何在自然災害、漢人開墾與資源競逐情境中，透過身分協商建構原民性以回應國家治理框架，以及展現另類發展在地方實踐的可能。本研究發現，達觀以休閒產業與部落旅遊活化土地使用與增加就業機會，香川則倡議與大自然共棲的生活，發展有機農業。原民性既源於族群歷史經驗與土地情感，亦是回應政策與資源分配的策略性身分操作。然而，在國家計畫介入與部落內部競逐的情境下，部落發展受到制度框架與權力結構的限制。

關鍵字：原民性、部落、另類發展

  

I. 前言

  

  臺中大安溪沿岸泰雅族部落林立，其中來自同一家族的達觀部落與香川部落，大部分居民務農，依賴種植季節性蔬果如甜柿為生，靠天吃飯維持生計不易，還要面臨摩天嶺漢人種植甜柿帶來的競爭壓力。當政府推動的國家發展政策如重點部落計畫、社區營造等進入部落時，族人基於不同集體記憶、生活經驗，各自提出回應的發展論述，以獲得進入國家治理框架與資源分享的機會。此情形體現Pieterse（2010）所提出的「另類發展」觀點，即部落作為具能動性的在地行動者，會依據自身的歷史脈絡、政治處境與生態環境，發展應對策略並協商彼此的行動。

  部落發展論述依存於國家政策、地方知識、經濟與政治權力之間的相互建構，是一種特殊時空脈落下的社會想像產物。達觀部落的發展朝向部落休閒產業創造就業機會，而香川部落則強調回歸與大自然共棲共存的原住民生活。這兩個相鄰的部落，原本同屬泰雅族北勢群Mt’ung部落，擁有相同的血緣與歷史文化，發展方向大相逕庭。當面對外部資源競爭時，必須重新界定自己，將所建構的「原民性」（indigeneity）作為各自部落發展的正當化基礎以及回應國家治理框架的期望。就像Paredes（2019）所言，原民性不僅是原住民族文化和身分的標記，也已經成為族群內部資源與權力競逐以取得象徵支配的場域，更是符合國家、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想像的產物，被視為具有多重意義且充滿爭議、矛盾的概念。

  臺灣原住民族身分認同的建構一向被視為是與漢人強勢文化接觸下對傳統生活領域捍衛的結果，林津如（2022：32）說明：「原民性係指後殖民時期原住民族的泛政治身份認同，由各種不同的經驗和歷史編織而成，源自於被漢人壓迫的負面歷史經驗和以原住民是臺灣這塊土地主人營造出來的論述。」此一觀點強調原民性奠基於歷史經驗，並作為族群主體性的重要來源。然而，若從當代資源分配來看，原民性展現不同的面向。洪廣冀與何俊頤（2018）指出，原民性是原住民族經過理性計算後，為了競爭有限資源，在日常生活中透過有意識的協商、甚至拼裝所生成，並作為集體策略與行動的依據，此一觀點凸顯原民性在具體情境中的策略性運用及其作為行動資源的性質。

  由此觀之，原民性不僅源於歷史記憶的身份認同，亦在當代國家治理與資源競逐脈絡中，經由不斷協商與實踐而被建構與運用的策略性概念，呈現認同基礎與行動工具交織的雙重特性。基此，本文透過一位熟識達觀部落族人（亦為我的研究生）的協助，進行2012年至2023年的長期田野調查，探討在國家發展政策的引導下，達觀部落與香川部落如何因應外在環境的期待以及部落間彼此競爭，透過身分認同的協商過程形塑各自的原民性，並分析各自的身分認同論述如何正當化所採取的發展策略以及對部落產生的影響。

  

II. 達觀社區田野調查

  

  本文以位於臺中和平區達觀里的達觀社區為研究場域（見圖1），為了瞭解社區中達觀部落與香川部落如何打造生存環境，我從2012年至2023年間進行持續的田野工作，以探訪部落朋友、帶領大學生與研究生移地教學為由，獲得部落族人的幫忙，從事部落地景的觀察拍照，訪談報導人關於部落間、部落與漢人的關係以及爭取國家發展計畫經費的過程，以了解原民性的界定和部落發展之間的關係。

  

圖1　臺中和平區達觀里地理位置與範圍

（圖片來源：德瑪汶協會提供）

  

  原住民族生存的空間概念為「部落」，部落是由家族所組成、具有共同的歷史文化與生活方式，部落意識與凝聚力較強（許俊才等 2012）。原住民族納入國家體制之後，「部落」與「社區」兩者涵蓋的範圍不盡相同，例如達觀社區包括達觀部落與香川部落。

  泰雅族基本上是以河川流域為部落領域，一旦分隔成不同區域，縱使為同一系統的人，也很容易分裂，甚至還會經常對立，發生紛爭（馬淵東一 2012[1941]：249，274）。達觀里位於大安溪沿岸海拔高度介於500至1,000公尺的河階台地，當地泰雅族人的遷徙受到外力以及土地狹小等因素所致，里內有四個部落：竹林、香川、達觀、雪山坑（亦稱為桃山），前三者原為同一家族屬於泰雅族北勢群Mt’ung部落。Mt’ung部落於1923年遭日本人從竹林遷至摩天嶺一帶以遏止部落的對抗，1942年因麻疹蔓延，遷移至大安溪沿岸河階台地，受限於狹隘的耕地範圍分遷為達觀（L’olu）、香川（Kagaw）、竹林（Kling）等部落。香川由於面積3.4公頃，人數約有40人，涵蓋於達觀社區發展協會的規劃範圍。相較之下，達觀部落的面積51公頃，人數有300人之多（林益陸 2009）。

  烏石坑橋是進入部落的重要地標，橋的右側樹立黑熊抱甜柿的塑像，說明當地盛產甜柿以及黑熊保育中心的生態特色。橋的左側是泰雅族的菱形紋圖騰水泥柱，旁邊豎立一塊碑文記載大霸尖山為泰雅族人「聖山」以及祖先起源的「石生」傳說。通過此橋，東崎路上左側沿線依序為竹林部落、香川部落、達觀部落、雪山坑部落。東崎路的右側則有雙崎、三叉坑等部落，均屬泰雅族澤敖列系統北勢群。

  我於2012年進入部落，首先看到的是繪有「祖靈之眼」菱形圖案的電線桿，牆面則以瓷磚拼貼泰雅族獵人扛山豬的畫像，傳遞族群文化身份的訊息，族人使用部落圖騰來延續歷史文化與彰顯特有的地方識別。平日部落顯得安靜，大部分居民忙於農事，當地作物包括甜柿、竹筍、甜桃、鶯歌桃以及桶柑。假日居民前往教堂做禮拜，達觀部落主要信奉長老教，香川部落則信奉真耶穌教。除了宗教信仰場所，當地的機構有達觀里辦公室、達觀衛生室、博屋瑪國小與達觀托兒所，從大安溪河堤旁的道路到苗栗卓蘭僅需20分鐘的車程，部落族人通常到卓蘭宴客、購物或送子女就學，部落長輩大多能使用客語。截至2025年8月底，達觀里的原住民人口數有695人，設籍的平地人有604人（臺中市政府民政局 2025）。漢人大部分是來到摩天嶺種甜柿的客家人，摩天嶺過去是泰雅族人的竹林地，如今大都已成為漢人耕作的土地，當地建有一座土地公廟滿足漢人的信仰需求。

  本文的報導人主要為來自達觀部落與香川部落的泰雅族人，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皆以編號呈現。研究過程中的錄音、拍照等資料蒐集，皆取得本人的同意，表1為報導人基本資料的介紹，其中的年齡項目以2012年為時間點。藉由訪談了解部落營造的源起，部落的生活情形，並進行長期觀察來記錄整個發展過程，觀察的重點主要包括自然景觀─大安溪河堤沿岸的防災建設、當地作物如甜柿的種植、山蘇林景點，人文活動如部落深度旅遊（部落風味餐、泰雅編織、打泰雅糕等），以及人文景觀包括生態池、泰雅竹屋與露營區。

  

表1　本文之主要報導人

  

III. 差異中的協商：「原民性」的建構

  

  原民性的形塑受到外在權力結構以及原住民族內部對土地、歷史經驗詮釋的影響，Parades（2019）說明菲律賓原住民族以外在的文化展演來獲得政府官僚的認同，林津如（2022）強調以土地主人為核心的臺灣原住民族身分論述，Munster （2025）則進一步說明美國原民性亦強調原住民社群與其土地之間的深厚連結，這種連結涵蓋祖傳家園的資源、動植物等。相較之下，本文發現達觀部落與香川部落土地流失的共同經驗已經成為其身分界定的要素；為了建立與家園的情感，避免土地被子孫變賣，就像洪廣冀與何俊頤（2018）所言，原民性被達觀部落與香川部落策略性地用來正當化營造家園集體行動的依據。

  達觀與香川部落對自己身分的建構受到部落內部資源的爭奪、漢人競爭壓力、國家治理框架的想像等因素的影響，隨著情境加以調整，不再是先天祖先來源與血統的展現。為了競爭更多的外部資源，「部落」成為爭取權利、採取集體行動的政治社群。為了彰顯該族的獨特性，達觀與香川進行彼此的劃界，首先體現於部落的命名，這種自我分類和居住環境、生活方式有關。

  我於2012年5月進入部落，即發現達觀族人常用L’olu稱呼自己的部落，L’olu指的是過去潮濕土地上長出的白色芒草。目前在部落植栽美化的環境，L’olu偶爾會出現在水溝旁。香川部落名Kagaw意指掃帚，當時族人將芒草綑綁做成掃帚，「掃帚」符號出現在香川部落入口的景觀柱子上。

  達觀社區發展協會為對外爭取資源的窗口，總幹事和理事長主要由達觀部落居民擔任，香川部落居民感受到被邊緣化，因此創立香川農業休閒觀光促進會（簡稱香川促進會）。2012年5月24日當天，年約70歲的創會幹部A向我說明協會成立的主要目的並帶我參觀部落環境。首先他談到協會的成立過程：「過去很多社區發展工作，落在達觀身上，我們變成達觀的邊緣地區，有剩下的才分給你，我們有這樣感覺。香川人數雖然不多，下面不出聲，永遠沒有。像我這樣年齡的人，晚上去教會回來，十幾個發起人聊天設立一個民間團體，會不會比較好？為了因應未來，香川促進會93年提案，4月1日成立。」

  接著，A語重心長說出香川促進會的成立是為了要防止後代賣山、賣地，跟子女說：「祖產不可以賣，賣掉了沒有回來的機會……產業如果一年收入有三百萬，（自己）三個孩子都回來。山上如果收入有百萬以上，為何不回到山上？要留住年輕人，要有成本。十年以後的香川很多樹成長，有價值的橡木、樟樹、土肉桂累積後代生活的資本。一棵二十年的五葉松二十萬，人家來買我們種的樹。」

  達觀社區發展協會幹部C卻不承認香川是個獨立部落，並對香川促進會的成立表示不滿，他認為彼此會互相競奪資源，如以下訪談所示：

  

因為我們差不多三公里就到一個部落，就是一個社區！再過去一點又是一個部落，又是一個社區。香川部落那邊就五、六戶，自己也成立一個什麼觀光產業促進會，我們就是同一個社區裡面，但是不同部落。這個是小部落，以前也是我們達觀部落裡面的人，但是他硬要說自己是香川部落，那沒關係嘛！你喜歡叫香川，我就給你啊！像竹林跟桃山（雪山坑）跟我們的距離大概都在三公里左右，只有香川只離我們一公里啊！自己也成立了一個部落來跟我們搶資源。（2012年6月9日訪談）

  

  政策補助分裂族人凝聚力的現象，文化局承辦業務小姐G加以說明：「我們遇到的社區裡面也都有兩、三個組織，也許這個頭人他掌握了某些資源不願釋放，那另一些人可能就成立另一個組織再去爭取其它經費，就變成各做各的，你要他們合作又很困難，這個議題我覺得確實不好做。」（2012年9月9日訪談）

  在達觀社區中，半數以上的居民為在摩天嶺種甜柿的漢人，達觀族人在與漢人互動過程中不斷區辨、反思所形成的共同生活經驗，也就是賴以生存土地的流失。當被問到部落生活時，我可以感受到達觀與香川部落族人面臨漢人的競爭壓力。就像香川促進會幹部A所說的：「光復之後變化太大，平地漢人大量過來，帶好的就是產業開發，壞的事也帶入，像賭博。開發好的像摩天嶺引進甜柿，缺點是害了下游，下雨流下來的水含有農藥，溪裡的魚不見了。最大的災殃屬第一代土地賣掉了，無法過戶，地是原住民名字，使用權不是。」（2012年5月24日訪談）另一位達觀部落族人D也說明類似的情形：「鄰近漢人遷入，租借土地，原住民從土地主人變成受雇於他人……大量的農藥，化學肥料進入部落。」（2012年8月17日訪談）

  達觀部落族人因傳染病蔓延、日本殖民統治、耕地的取得等因素，而遷徙流動。定居於大安溪河階台地之後，漢人開發所帶來的影響卻是始料未及。誠如兩個部落報導人所憂心的土地流失危機，以摩天嶺的原住民保留地為例，除了一戶原住民仍保有土地，其餘土地皆由平地住民合法或違法承租。泰雅族人在達觀社區擁有的土地，亦五成以上由平地住民租用（林益陸 2009：283）。

  達觀泰雅族人的身分認同既是在面臨漢人強勢壓力下形成，同時也是對國家治理框架的回應。漢人帶來的土地開發與市場競爭迫使達觀族人重新思考與土地的關係，不斷比較與漢人互動經驗來凸顯自身的原民性。而香川部落更強調原住民族身分的「真實性」或「純正性」（authenticity），類似的情形出現在菲律賓民答那峨島北部的原住民族Higaunon Lumad身上，雖然他們認為身分是與領土、血緣連結，由於內部領導權的分裂，為了因應與官僚體系互動的挑戰，能被政府承認為合法代表，故以外在形象如服飾的展演來獲得認可（Parades 2019）。香川部落族人則力行真耶穌教會教義強調不抽煙、不喝酒、不賭博的生活方式，他們認為這和祖先以往的單純生活不謀而合，以此作為確認「純正性」的依據，藉此與信奉長老教的達觀部落劃界並以此凝聚該部落族人，抗衡漢人帶來的壞生活習慣與對環境的破壞，並藉此建立「香川人」的身分認同。

  達觀部落藉由部落歷史文化的蒐集、部落植物如銀梧的種植來建立集體記憶以及族人和土地的連結。然而國家治理力量的介入下，達觀部落族人所認知的「部落」與「社區」兩者概念是隨著不同治理框架的情境來轉換，以滿足政府官僚體系對其身分的不同想像。達觀社區發展協會幹部C以計畫申請為例加以說明：「如果要向原民會拿東西的時候，我們就叫部落嘛！要向市政府拿東西的時候，我們就叫社區嘛！實際上是一樣的東西啦！我們這裡就是達觀部落，還有竹林部落、桃山部落，加上摩天嶺，但是摩天嶺幾乎都是漢人。」（2012年6月9日訪談）

  不同族群在面對主流社會時，展現對於「部落」與「社區」這兩個詞彙的不同認知與策略。達觀泰雅族人認為「部落」與「社區」本質上指的是同一地方的人，身分的彈性轉換是為了獲取資源，為一種生存策略的運用。相較之下，臺東卑南族人對自身文化有更深的情感連結，認為「社區」是漢人的觀點，為外來文化；「部落」才是自己文化的根源。因此，卑南族人不認為兩者可以互相切換（陳文德 2014）。

  整體而言，土地流失一直以來被原住民族視為殖民經驗帶來的創傷，原住民族面對土地被掠奪的處境，採取抗爭行動，這種集體敘事成為臺灣原住民族各族生活經驗的一環（雅柏甦詠．博伊哲努 2019）。然而，達觀部落與香川部落選擇被納入國家治理的框架，當國家力量進入部落時，激發達觀與香川兩個部落產生不同的自我定義加以面對，進而提出發展論述與實踐方式。

  因此，「失去土地」的隱憂成為驅動香川部落與達觀部落積極營造家園的動力，建構如同後殖民學者霍米．巴巴（Homi K. Bhabha）所提出的「第三空間」，是一種具文化混雜、開放性的抵抗基地以及協商意義和再現的新區域（Soja 2004: 18, 189），藉助國家行政力量來對抗漢人挾帶的市場經濟力量。在政府計畫的鼓勵引導下，部落揉雜對家園的想像和操作策略，所創造出另類真實且想像的生存空間，內部地景不斷變動是由於參與其中的行動者互相協商，連結歷史記憶、重構文化認同與創造新的空間景觀，本文將加以說明。

  

IV. 香川部落願景的實踐：回歸與大自然共棲共存的傳統原住民生活

  

  自從基督宗教傳入部落之後，慶典如感恩節不僅取代族人的傳統祭儀，教會的禮拜儀式、讀經、禱告等成為族人日常作息的重要部分，但基督教義重新連結香川族人與祖先的傳統生活方式。香川部落耆老A向我說明族人的生活：「這裡的生活方式特別，不抽煙、不喝酒、不嚼檳榔。從第一代到現在，來到這個地方，不準備小米酒，到香川不要找煙灰缸。」（2012年5月24日訪談）

  當天中午在泰雅傳統竹屋內用餐（如圖2），內部設有烹煮用的爐具、餐桌。這間竹屋是文化局經費補助於2011年所成立的社造點，配合市政府辦理原鄉之旅活動，讓市民認識原住民族文化。A說明運用原住民族傳統生活經驗申請經費的過程：「……以社區營造資源工藝薏苡仁為主題，原住民社會裡的典故，我媽媽說過去原住民沒有大脖子（甲狀腺腫），因為有掛薏苡仁裝飾。」（2012年5月24日訪談）

  

圖2　泰雅傳統竹屋

（圖片來源：張雪君攝，2012/5/ 24）

  

  五月初夏，進入竹屋內瞬間覺得涼快，我和A夫妻一起禱告後享用當地食材烹調的料理如馬告炒豬肉片、竹筍湯，飯後的水果是木瓜。用餐完畢，A帶我到魚池，拿吃剩的果皮餵魚。竹屋旁邊是魚池，裡頭養殖壯碩肥美的石班、草魚。為了推廣族語，這些景點會附上解說牌如「niyaway窗戶」。另一端植物區裡種植薑黃、刺蔥、明日葉、肉桂樹、咖啡，一片綠意盎然、欣欣向榮（如圖3），A表示讓大家能夠感受過去的美感來過生活。

  

圖3　生態池

（圖片來源：張雪君攝，2012/5/ 24）

  

  他繼續說明部落四項健康生活取向的規劃：「一是生態保護，空中有四隻老鷹在這邊飛來飛去，有很多鳥可以吃；有四個魚池保留溪裡的魚、黃金蜆，這邊草一大堆養草魚、吃玉米和香蕉。二是推廣族語：現在小孩子不會講原住民的話，做一些牌子例如中文字「樹」旁邊用羅馬拼音原住民的講法。三是體驗原住民生活：我們生活很簡單，我們以原住民單純生活方式接待，在香川很多吃的部分在五星級（飯店）看不到，像土肉桂雞，第一代的生活就這樣。四是吃喝都很安全：外觀不好看，吃得很放心。未來香川植物、動物不是經過化學肥料，目前種菜一次種十種，吃白菜的蟲不吃甘藍菜，生態的做法相互克制。綠繡眼、螢火蟲沒有了，因為打農藥，昨天看到一隻（螢火蟲），叫太太來看。但是用有機農藥成效不是很好，轉型不是一、兩天的事。」（2012年5月24日訪談）

  香川部落的發展理念受到真耶穌教義「凡不義的、沒有益處的，都不可以做」的引導，族人反思山地經濟利益開發對生態環保造成的災難，因此成立香川促進會，宗旨在於使用有機管理農作物，維護生態環境，兼顧經濟收益與環境保護。然而，生態環境的維護必須投入大量的經費、時間、人力成本，以及周遭環境的配合。以生態池的經營來說，我於2015年9月20日造訪A時，他說明因為妻子對魚池馬達的操作不當，缺乏氧氣的供應，大量的魚兒翻肚死亡，感到很心疼。最後因為鄰近甜柿園使用的農藥瓶丟到水溝，污染魚池的水源，無法再從事生態池的經營（如圖4）。

  

圖4　香川促進會旁邊的空地（原為生態池與植物區）

（圖片來源：張雪君攝，2022/12/ 31）

  

  河階台地的有限耕地面積以及陡峭坡度讓有機農業的實施更加困難，容易受到鄰近慣行農業農藥使用的影響，無法通過認證。2022年12月31日當天，我前往香川向當地農民B詢問有機農產品的銷售，他談到目前的種植情形：「咖啡沒有打農藥、無毒、沒有經過檢測，甜柿有打農藥，不可能沒有打農藥。」香川部落的發展模式重新思考經濟成長的本質，重視環境友善。香川地景的形塑端賴族人改信基督教的經驗、擁有的集體歷史記憶、以及對土地的情感。有機農業的理念甚好，然而要付出高額的成本，一般小農難以負荷。實施至今，香川僅有咖啡的生產做到能夠不施打農藥。此部落經驗呼應黃樹民（2013：9，26）提出的看法：自1986年以來，隨著環境保護主義的興起，有機農業受到重視，但這種技術的轉變需考慮社會現實，如鄰近地區慣行農作對有機認證的影響、維持有機農業所需的高人力投入，否則會面臨發展的困難。香川部落的農業轉型歷程，即展現現實環境所造成的限制。

  同樣受到西方宗教教義影響的新竹尖石鄉泰雅族石磊部落，卻成功實踐有機農業，90%的農民認為從事有機農業等同遵循上帝的旨意以「善治」的方式管理土地，能夠持續經營的原因在於研發出適合當地生態系統的有機農法，減少對有機資材的依賴，提升作物品質，建立穩定銷售通路，得以提高投資報酬率（日宏煜、羅恩加 2015）。

  

V. 達觀部落願景的實踐：以文化為利基的部落產業發展

  

  社區發展協會幹部F談到人口外流以及老化的危機，希望藉由文化重建來喚起年輕人對部落的認同。達觀社區發展協會以其族群歷史文化、自然環境方面的地方知識，作為發展規劃的基礎，建構部落的生存空間，具體的作法包括《達觀部落志》的出版、「部落休閒站工坊」的成立。

  泰雅族集體記憶藉由部落志的編纂，得以介入修補傳統歷史大敘事付之闕如的原住民族歷史與文化。社區發展協會運用2007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重點部落計劃三年經費的補助，由部落會議主席帶領族人進行田野調查、以中文和泰雅族語對照的方式書寫《達觀部落志》以延續個人和集體的歷史。此書記載部落的自然環境、歷史、語言、家族人物、清朝至今的對外關係、生活習俗、部落組織、經濟產業等（林益陸 2009）。《達觀部落志》的完成被視為拿回自己主體性所做的努力，就像林頌恩（2012：51）所言：「原住民進行自身歷史研究、積累發展以族群與部落意識為主體的作品，可以是重要的去殖民作為，這可以逆轉以往由非原住民為原住民寫史詮釋的結果。」

  部落文化的延續必須建立在穩定的經濟基礎上，部落產業如觀光帶來的收入是重要的經濟來源，亦能保存與再現族群文化，以及獲得與國家政治對談的機會（張育詮 2011：31）。相較之下，達觀部落的經驗顯示觀光產業並非僅是經濟手段，更是一種結合空間條件與發展策略的行動實踐。社區發展協會幹部C與F說明大安溪下游有觀光景點大峽谷，上游有雪見遊憩區，遊客日益增多。因此，達觀社區發展協會利用所處大安溪中游的地利之便，成立部落休閒站工坊（簡稱部落工坊）作為產業發展的基地，提供青年務農以外的工作機會。

  達觀部落於2007年獲得重點部落計畫的補助，社區發展協會開始建置大安溪中途休閒站，也就是部落工坊，稱為「曼翁咖啡屋」（mt’ung cafe），名字取自於部落名Mt’ung，意即族人開會時通常坐在角落安靜聆聽，但面對部落大小事總是團結一致。協會雇工購料自建約十坪大小的兩層樓木造屋，面對大安溪，提供自行車旅人休憩的場所，販售咖啡、部落風味餐、泰雅織布伴手禮。此以在地文化與飲食為核心的生活實踐，不僅回應部落經濟發展的需求，也逐步形塑出以文化體驗為導向的觀光模式。

  尤其近年來原住民部落以飲食作為文化觀光的亮點，例如臺東達魯瑪克部落推廣遊客親身參與的魯凱族料理實作，設計DIY飲食文化活動，從劈柴、生火、野菜採集到阿粨製作，對於少有料理經驗與用瓦斯煮食的都會平地人來說，都是新鮮興奮的感受。呈現給遊客的部落飲食中，以山地飯、烤豬肉、阿粨為主要飲食，再搭配認識野菜文化與桑樹溪搓洗愛玉體驗等活動（許景秀、葉秀燕 2015：94，102）。

  達觀部落則將傳統飲食加以改變以貼近現代人的飲食習慣，部落工坊幹部E本身經營民宿，方便照顧學齡階段的子女。她說明部落風味餐菜色設計的想法：「醃製的東西不符合漢人的口味，東西醃製就是那個味道。小米很難種，一長出來就被鳥吃掉。小米在這個地方種，難啊！大家已經習慣吃米。」中午一邊用餐（菜餚有醃製山豬肉、炒山蘇、刺蔥雞湯、季節蔬菜、鹹魚、炸地瓜、竹筒飯），達觀耆老F一邊回味小時候媽媽煮的鹹魚、山豬肉滋味，在苗栗客家庄成長的我也覺得很下飯，2013年11月24日一起隨行的大學生們都吃得津津有味。

  由此觀之，部落工坊的泰雅族飲食文化活動和其他部落相比各有特色，但和附近的部落廚房營業項目重疊度高，例如部落咖啡、部落文化之旅、部落便當、泰雅族手工編織。加上員工大都來自當地部落，互相競爭、互挖人才，部落工坊的幹部E多次向我說明承受巨大的經營壓力，目前部落工坊已經轉型為部落體驗資訊中心，作為展示原住民族文物與手工藝產品的場所。

  同樣位於達觀部落的部落廚房，除了以泰雅文化來推動編織、小米露釀製等產業活動，為了獲得更多的經費來從事部落照顧工作像長輩居家服務與送餐，產業的範圍擴及泰雅美食、烘焙、農產品的銷售。經營的理念源自於921地震後重現的泰雅共食集體生活，2002年部落廚房建造完工，從大安溪沿線的部落老人送餐服務做起，在地族人於2006年成立「原住民深耕德瑪汶協會」以永續部落廚房經營並走向產業化的發展（黃盈豪 2016）。

  部落廚房從社福工作擴展至部落產業活動，以延續泰雅文化，如以下訪談所示。一位幹部D說道：「組織蔬菜班，自己種菜、養雞，貼近土地，真正的力量就產生……部落廚房的便當原先僅是老人送餐，取得證照的廚房媽媽手藝受到肯定。目前便當銷售佔主要收入的三分之一，賣給當地的務農、工程人員、機構人員如警局。對外推動部落文化產業如泰雅編織手環體驗活動、用杵臼打泰雅糕，來傳承泰雅文化。所播下的文化種子讓部落青年也受到影響，回鄉協助部落廚房建造傳統竹屋，利用芒草搭蓋屋頂，作為開會簡報的場所。」（2023年8月17日訪談）由此可見，部落廚房不僅創造經濟價值，亦吸引年輕人返鄉，凝聚對部落的向心力（如圖5）。

  

圖5　部落廚房旁尚未完工的泰雅竹屋

（圖片來源：張雪君攝，2023/8/ 17）

  

VI. 另類發展取向的部落實踐

  

  在1980年代之後，隨著對環境多樣性的肯認和「發展」概念的擴充，從經濟發展、進步為主的論述偏轉以地方為中心，重視在地知識和資源的利用，強調由當地行動者來規劃符合在地人需求，追求環境永續的發展。此種發展思維，稱之為「另類發展」（alternative development），重新思考經濟成長的本質，以及關心社會資本對地方發展的決定性（Pieterse 1998; Willis 2021）。達觀部落與香川部落行動者了解國家政策對另類發展訴求的期待，然而在選取部落文化與價值納入發展論述、取回自己文化主體位置之際，卻凸顯族群身分認同的焦慮與矛盾。雙方急欲展現各自的主體性與行動策略，這樣的身分認同卻是依賴國家政策權力的視角才得以完成。

  尤其香川部落為了擺脫原住民貪杯的形象，就像Comaroff與Comaroff（1992: 53）所指出，居於從屬地位的族群堅持對道德準則的共同承諾來否定支配團體對自身族群集體他者（collective other）的理解。因此香川部落力行不抽煙、不喝酒的宗教教義，視為實踐以往祖先的生活方式，將薏苡仁治療甲狀腺腫的在地傳統知識，以特定形式（串珠工藝品）再現，獲得進入國家發展政策的一環。香川部落發展論述傳達傳統原住民族單純生活的打造，符合主流社會期待的原始形象，類似情形也出現在菲律賓民答那峨島北部的原住民族Higaunon Lumad人身上（Paredes 2019）。結果香川部落在社區營造政策引導下實施的有機農作與周遭慣行農業環境脫鉤，以致於無法兼顧部落生態環境的維護與經濟發展。

  此一情形與Merino（2016）對另類發展的批判相互印證，儘管另類發展強調對人們日常生活經驗的肯認，尊重當地人的文化與生活方式（Lewis et al. 2021），但Merino（2016）針對玻利維亞等國家的調查卻發現對權力不平等的忽視，導致當地安第斯原住民族和政府進行的協商以及互動受到限制。此外，本文發現當達觀部落族人在實踐地方知識時，同時掙扎於滿足市場的需求。換言之，為了生存必須策略性選取泰雅族文化中「可被展演」的符號吸引大眾消費，帶來經濟收益並兼顧環境的維護，如同一位達觀部落耆老F所言：「希望產業的發展，但不希望太多人進入，大量消費人口湧入會對部落帶來衝擊。」（2012年5月30日訪談）

  這樣的矛盾心態說明成為觀光資源的部落地景，更承載族人對族群文化的情感與記憶，被視為族群身分與歷史的傳承，用來串連不同世代關係的場域，就像台邦．撒沙勒（2008：12）所言：「地景是在地社群連結世代關係，也是形塑記憶和再現歷史的空間場域。」因此部落族人打造象徵泰雅族意象地景，發展部落生態觀光、融入泰雅族文化元素之際，重新思考人與地、人與人關係的轉變。這樣的轉變反映於部落真實性成為一種融合客觀與想像的存在狀態，部落工坊人員E帶我參觀部落環境時說明：「部落巷道種植原生樹種─銀梧，以往部落生活的夜間照明靠銀梧銀色葉片反射月光，像是一盞盞的燈光，現今則是用來美化部落景觀。」（2012年5月30日訪談）

  族群集體生活記憶成為達觀部落旅遊的人文特色，進入種植咖啡豆的庭院，透過實際體驗激發對部落真實性的感受，如以下2015年10月31日的田野札記所示：

  

正值秋高氣爽的季節，我帶著幾位研究生搭中巴來到達觀部落，一起動手摘咖啡豆，練習辨識咖啡豆的外觀、色澤。辛苦採收後，飲用濃郁的研磨咖啡、吃著酥脆的手工刺蔥餅乾，大夥坐在木椅上聞著一旁飄來驅蚊燃燒乾草的煙燻味，別有一番鄉野風情。

  

  然而，我觀察到當地的自然景觀有限，行經達觀部落與香川部落的遊客大多為過路客。每當開採大安溪河床砂石的大卡車快速駛過，帶來大量的噪音和漫天塵土飛揚，著實破壞旅遊的閒情逸致。相較之下，雪山坑部落距離達觀部落約五分鐘車程，提供遊客動靜皆宜的活動。

  

在地泰雅族人（哈豹咖啡屋）經營的露營場所提供家庭露營，大人坐在一起聊天、喝啤酒，小孩則在一旁打球、玩耍，不時傳來開朗的笑聲。山蘇林景點則吸引鐵馬族以及車隊的尋幽訪勝，沿途的大安溪流發出的潺潺水聲，襯托溪旁的蓊鬱山巒，周遭環境更顯得幽靜。漫步在暖暖冬陽的午後，身體逐漸熱起來，我忍不住深深吸了一口清新的冷空氣，像是在洗露天的三溫暖，瞬間一掃身心的疲憊。不自覺肚子餓了起來，走進一間客家小吃店，品嚐幾道在地料理，像是燒烤紅鱒魚、九層塔煎蛋、油炸溪哥。（2022年12月31日田野札記）

  

  一般而言，部落成員大都是具有血緣或親戚關係的熟人，部落內擁有豐富的結合型社會資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有助於採取集體行動，卻容易造成排他性，類似的情形出現在美國原住民社群（O’brien et al. 2005）。因此O’brien、Phillips與Patsiorkovsky（2005）進一步指出協助美國原住民社群發展聯繫彼此的橋接型社會資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連結外部機會以平衡過於專注內部事務的重要性。

  當面對大自然帶來的挑戰，激發達觀與香川部落合作的動力，共同爭取補助，以解決所面對的生存議題。由於部落位於大安溪沿岸，每逢颱風季節溪水暴漲威脅居住安全，香川與達觀為解決颱風帶來的水災，一起申請並執行水保局的農村再生計畫（2009年~2012年），建設堤防、整治溪流以及實施崩塌路段水土保持改善工程。從政府機構所獲得的經費，打破部落內緊密凝聚帶來的排他性僵局，增加部落之間的溝通，讓生活的地理環境得以維護與永續。

  

VII. 結語

  

  達觀部落與香川部落的處境，與陳芬苓（2008）及郭俊巖（2011）所指出的大多數原鄉部落情形相似，皆面臨就業機會不足與經濟發展條件受限的問題。除此之外，兩個部落歷經自然災害、漢人開墾帶來的衝擊以及部落內部競爭國家資源所產生的緊張關係，故必須不斷調整自身定位與身分的協商，並揉合地方知識提出不同的發展論述，藉以建構另類的生存空間。

  由於部落位在河階台地上，家園前面有大安溪蜿蜒流經，夏日颱風驟雨造成溪水暴漲，往往帶來水災。家園後面拾級而上的山坡，便是漢人栽種甜柿行之有年的摩天嶺。面對自然災害、漢人造成的負面影響如土地流失、生活習慣的改變與生態環境的破壞，加上國家發展政策進入引起部落間的競爭，這些經驗互相形塑族人的原民性。

  部落族人身份認同的操作主要圍繞「防止土地流失」的深切關懷，植基於多層次的部落生活經驗如泰雅族人、基督徒、農人、公民等加以協商。誠如一位達觀部落報導人D指出：「貼近土地，真正的力量就產生了。」土地是部落族人增權賦能的來源，承載集體的生活記憶，提供部落發展元素（如部落植物銀梧、薏苡仁的重新利用），以及年輕人的工作機會。達觀部落透過部落志的編撰來書寫自身的歷史經驗，補強主流社會對原住民族歷史長期以來的漠視，增加部落族人對自身文化與居住環境的認同；此外，以部落旅遊來重新詮釋土地的利用方式。香川部落為了讓子女能夠體會「有土斯有財」的重要性，發展有機農業以獲得高的利潤，並種植具經濟價值的樹種，讓留在部落內的族人能夠自給自足，不會面臨經濟生活上的匱乏。

  國家政策注入的資源加劇部落間的競爭，「部落」成為爭取權利的政治社群。在這樣的情況下，與達觀部落來自於同一家族的香川部落集體意識被強化。為了獲得被承認的地位，香川部落成立自己的「協會」，以部落命名意涵、生活地景的打造、生活方式與達觀部落進行區隔與劃界。縱使如此，兩個部落在運用「原民性」時，必須回應國家治理框架的想像。達觀部落族人視「部落」與「社區」為相同的概念，策略操作身分以獲得對應單位的補助。香川部落族人倡導與祖先連結的生活方式，建構「純正」或「真實」的原住民形象，運用身體慣習體現的道德優越，來對抗漢人壞的生活習慣。雖然達觀與香川部落深諳國家政策對「另類發展」的期待，原住民族在與國家機器協商的過程並未取得有利的地位。因為在政府發展計畫引導下，反而引發內在取向的互相競爭，達觀部落內的部落工坊與部落廚房兩者的營業項目雷同度甚高，無法發展成為預期的大安溪中途休息站來推廣部落產業；香川部落實施的有機農業最後未能成功，投入的成本無法回收。

  這兩個部落發展經驗顯示，原民性的建構受到內部歷史生活經驗的影響，亦是一種對外在國家政策與經濟力量的回應，所採取的身分協商策略。農業仍是在地生活最主要的經濟來源，雖然努力平衡生活環境永續與經濟發展，最終達觀部落休閒產業未能發展成預期的效果，香川部落有機農業亦難以維持。畢竟部落願景的實踐不是一蹴可幾，但部落重新學習合作、共同參與，重建部落成員的關係，養成面對外在挑戰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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