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島嶼—臺灣，如何參與世界的歷史？16、17世紀歐洲大航海，將是一個說故事的起點。荷蘭人籌組聯合東印度公司（VOC），這一時期，荷蘭與葡萄牙人爭奪澳門，搶奪未下，卻從中發現澎湖群島及其東的臺灣，「福爾摩沙」就此登上世界舞臺。不論是大航海時期的荷蘭、西班牙，抑或是19世紀臺灣開埠來臺的西方人士，西方的他者之眼，交織列強與遠東周旋的宗教、政治、國際貿易糾葛，亦成為再現臺灣原住民的前提。

 

17、18世紀有關福爾摩沙的記載，在地緣關係、文化脈絡下，成為歐美人士認知遠東的一部分，牧師甘治士（Georgius Candidius）1628年〈福爾摩沙報告〉¹，可視為此階段的重點文獻。受雇於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甘治士牧師，1624年與公司航行至亞洲，1627年來到臺灣，負責熱蘭遮城的荷蘭人聚會，甘治士定居新港，熱烈地展開福爾摩沙土著的宣教事業²。宣教期間，甘治士自發性地撰寫〈福爾摩沙報告〉，該文聚焦於人種／人品、農作與狩獵行為、部族征戰、公共事務運作、行為規範、婚喪禮俗、宗教…等面向，描繪西拉雅族、旁及臺灣南北番社的所見所聞，諸如「獻祭後，一兩位尪姨就站起來，以很長的祈禱文召喚其神³」之宗教現象、又或是「居民很野蠻凶暴，男人很高、極粗壯，……夏天他們幾乎全裸，沒有羞恥感⁴」等評價。〈福爾摩沙報告〉於17世紀初期出版，成為歐美各國傳閱、傳抄的底本，這些觀感，滿足了大航海時期對「遠東」的好奇與探尋，奠定歐洲人對福爾摩沙土著的既定印象。

 

除了傳教士的見聞，因派遣工作來臺的地理測量員，因緣際會與臺灣原住民相逢，留下珍貴的異己觀察。曾任職於聯合東印度公司，亦是熱蘭遮城地理測量師Plockhoy的最佳助手曼卡爾登（Caspar Schmalkalden），著作《1642年至1652年，東西印度驚奇旅行記》⁵〈首節：關於福爾摩沙島〉概述新港、蕭?土著的外貌、生產方式、集會與宗教，並記載普羅文西城之新港花園「北部地方集會」與「南部地方集會」籌辦盛況。其中一幅原住民獵鹿圖像，廣為流傳，曼卡爾登如此註解：「一個福爾摩沙人，在原野整天逐鹿，其手上拿著東西，跑起來響叮噹；所有會打獵的族人，都狩獵維生，我們若沒有射中，狗亦會去追尋之⁶。」此圖像，深印在當時的歐洲人心中。

 

19世紀開始，整個國際局勢有所改變，大航海時期的殖民強國，紛紛衰落，英、美趁勢而起，為了在國際間立足，爭取政治權力及貿易機會，成為列強關切。咸豐8年（1858年）中國與英、法、俄、美等國簽訂「天津條約」，其中一項明定增開十處通商口岸，臺灣於此正式開埠，開埠之後，英、法、俄、美派遣相關人士至此。在這些不同國籍、企圖各異的歐美訪客中，筆者從幾個層次，一探他們建構福爾摩沙原住民形象的軌跡。

 

一、自然史學家

19世紀中葉來臺的自然史學者，以跨區域的比較視野形塑臺灣原住民面貌，他們希冀以福爾摩沙的案例，進行19世紀歐洲自然史／民族學論述的補充，英國駐臺領事史溫侯（Robert Swinhoe）1863年〈福爾摩沙民族學記事〉⁷可為一例。史溫侯從語言、體質、社會結構進行分析，強化福爾摩沙原住民與馬來人種的文化關聯，詳實記錄住民臉上刺青、服飾配件顏色、材質。這些論述，都成為史溫侯上呈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民族學會的報告資源。史蒂瑞（Joseph Beal Steere）於1878年撰成《福爾摩沙及其住民》⁸，採取與史溫侯相近的多民族比較／分析路徑，文中收集三段傳唱於水社及埔社的平埔調聖歌、新港文書（番仔契）、生番排灣族手紋、賽德克亞族住屋、穀倉等手繪圖像，為以往西方人士較少留意之處，具有參考價值。

 

二、領事與海關人員

在政商策略考量下，番情成為西方領事與海關人員手中握有的籌碼，藉由招撫、收買原住民的過程，達到裡應外合之效益，以此制衡主要敵人—清廷。羅發號事件後，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藉機干涉臺灣內政，宣稱「臺灣後山無主論」，私下與琅嶠十八社頭目卓杞篤（Tokitok）訂約，制定庇護外國商船的承諾。1871年再訪福爾摩沙，撰寫《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⁹。李仙得貶低清廷官員，與卓杞篤友善訂約，觀察客家人與平埔族混居、通婚現象，並考察原住民物產交換的路徑，這些描述，形成政商斡旋之下的特定思考。

 

當時一連串的海難事件，使得規劃與建造南岬燈塔，提升為國際議題，土木工程師協會會員畢齊禮（Michael Beaaeley），前往南岬，展開一趟尋訪之旅，即〈1875年橫越南臺灣打狗到南岬之旅程兼述全島概況〉¹⁰。畢齊禮一行人經過東港、荊桐腳、楓港、車城、猴洞，試圖與卓杞篤會面，並在族人帶領下尋找適合建造之處。文中提及原住民的反覆無常，再加上沿線部族勢力的消長，都讓這趟旅程增添不少變數。南岬燈塔於1883年4月首次點亮，1882年至1887年擔任A級二等燈塔員、主任燈塔員的泰勒（George Taylor），以數篇文章描繪了新燈塔矗立於南岬之後，因工作所需觀察的地理與人文景觀，如〈臺灣的原住民族〉、〈臺灣的生番女祭司〉、〈漫遊南臺灣〉¹¹…等。在泰勒的描述之下，我們可以看到多種族群的面容與互動，包括排灣、平原區的平埔番或漢番混血、卑南內陸大平原的知本人，以及散居於東海岸至南岬的阿美族。行文之餘，泰勒還輔佐手繪圖像，圖文並茂，躍動了這段歷史相遇。

 

三、宣教士

天津條約第八條：「耶穌教暨天主教原係為善之道，待人如己，自後凡有傳授習學者，一體保護，其安份無過，中國官吏毫不得刻待禁阻¹²。」因而展開臺灣另一波傳播福音的契機。有鑒於臺灣傳統民間習俗、社會治安不良、炎熱氣候以及排斥西方人等因素，傳教士思及「醫療傳道」的路徑，我們可從宣教士留下的筆記與回憶錄，感知族人與西方佈道者的第一次接觸。

 

第一位進入花東海岸的牧師，即為李庥（Hugh Ritchie）。當時，李庥搭乘戎克船，由打狗繞過南端，抵達卑南平原，這番經驗，寫成1875年發表的〈東福爾摩沙紀行¹³〉。雖然不脫環境衛生、醫療傳教等典型敘述，但記載詳實，呈現原住民的風俗慣習、建築用物，可謂卑南平原最早的一份民族學資料。1871年被英國長老會派來的甘為霖（Campbell William），除了傳播福音，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教會史學家，其著作《荷據下的福爾摩沙》¹⁴，收錄荷蘭第一位來臺牧師甘治士的〈福爾摩沙報告〉，傳教士的特定視角，於1915年出版的隨筆《素描福爾摩沙》¹⁵展露無疑。稍晚於甘為霖，亦於1871年底到達臺灣的馬偕（George Leslie Mackay），以「基督之名」接觸臺灣住民，除了醫療傳教，亦進行物種、人種分類與標本收集，1896年完成回憶錄《福爾摩沙紀事：馬偕臺灣回憶錄》¹⁶，橫跨北臺灣教會1872年的草創期，也經歷1884年的中法戰爭。馬偕進行北臺灣原住民的分類與說明，並大量地收藏、拍攝實物，如部落服飾、信仰器物、生活用具，以及柯玖追隨馬偕行腳，沿途所拍攝的部族照片，均呈現宣教士於自然史、民俗學與宗教觀點之間的關切。

 

四、其他旅行者

蘇格蘭人必麒麟（William Alexander Pickering），在臺待了7年，因熟悉當地方言，往往擔任西方人來臺的諮詢顧問，進而牽涉羅發號事件。必麒麟最著名的三次探險，分別前往六龜山區、萬金庄與墾丁地區：前往平埔族與排灣族交界的萬金庄時，他稱讚排灣族人的原始純樸，厭惡平埔族的漢化；從臺南前往六龜時，布農族的迷信與禁忌令他迷惑，其步伐甚至到達中央山脈。1898年撰成《歷險福爾摩沙─回憶在滿大人、海盜與獵頭番間的激盪歲月》¹⁷，是一部既危險、卻又帶點冒險刺激的回憶錄。不過，必麒麟說故事的口吻實為傳奇，也成為我們馳騁想像、歷險福爾摩沙的另類方式。

 

除了書寫觀點，圖像再現的方法也有所更易。攝影家湯姆生（John Thomson）被視為19世紀重要的攝影家之一。1870年湯姆生來到中國，1871年4月到福爾摩沙的打狗、臺灣府與鄰近山區的村莊進行攝影之旅。在傳教士馬雅各神父的協助下，走訪許多臺灣的部族，拍攝相片之外，1877年留下行旅筆記〈南福爾摩沙紀行〉¹⁸。此篇紀行，湯姆生描繪一路走來的地理環境，如著名的「惡地形」，也觀察了木柵、甲仙埔、六龜一帶平埔族的語言、風俗習慣。伴隨行旅的攝影照片，豐富且珍貴，因而留下百年前的福爾摩沙與原住民族的輪廓。

 

限於篇幅，筆者僅選取一些代表性的人物與著作，約略呈現該領域的豐富層次。在西人的行旅筆記中，異國風情之取得，除了親身體會，還來自口耳相傳與文獻訊息的傳播，因此，如何詮釋遠東的地理人文、如何談論「野蠻」命題，牽動17世紀以降西方諸國於國際貿易、主權的多重思考。（本文作者為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