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在人類學、民俗學與官僚統治技藝的進步推動下，日本殖民政府對高山原住民族進行一連串的踏查紀錄。隨著詳實報告書而產生的還有逐步推進的理番政策（明治36年﹝1903年﹞6月設立「臨時番地事務調查掛」）。在此之後，《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關於原住民的報導逐漸增多¹，身處報刊工作的記者自然也敏於接受這類訊息。

 

早在大正3年（1914年）長篇奇情冒險的原住民小說〈蠻花記〉刊載之前，身兼記者與漢文人雙重角色的李逸濤，就已經隨著的理番政策對原住民訊息有所注目。他在明治36年即發表有〈後山風景記〉四回²，從第二回：「有謂其族得毋苗族之一種，殆為研究生番歷史之一問題。³」中可知：李逸濤應該開始注意臺灣當時所興起的原民習俗踏查風潮。而在明治41年的「消閑錄」中，他更進一步以〈蕃族之由來〉、〈蕃族結婚之自由〉⁴等文章討論原住民與漢族不同的生活習性，顯見李逸濤對原住民議題保持一定程度的好奇與理解。

 

這種在新聞與世界新知中蒐集小說材料的習慣，促使李逸濤在小說上有著多種層次的表現，從美國、法國、猶太、越南等國外人物到以臺灣原住民為主題，我們都可以從《臺灣日日新報》的新聞中追索到李逸濤蒐集小說材料的蛛絲馬跡，也顯見李逸濤小說創作與世界、臺灣時事之間的關聯。這樣具備著即時性和賦予讀者閱讀新奇感的文言小說創作，不僅是臺灣文壇過去所未見的，也必須要在特定條件下才能夠形成。上述情形賦予李逸濤創作的來源，也促使其在小說題材上的敏感性，及小說情節的起伏發展。

 

李逸濤透過報刊雜文紀錄的方式，從明治36年開始累積原住民小說創作的材料，至明治42年終於推出類小說的雜文〈蕃界奇逢〉⁵。從這篇看似有所本的雜文中，不意外的見到李逸濤將〈蕃族之由來〉的知識化入文章。內容描述漢人何生本是製（樟）腦的會計，路上被挾持回蕃社，不意遭到看守的兩名蕃人求歡。土目聞其風聲，為何生排解，並將女兒嫁給何生。何生在番社待一陣子後，看到社內嫁娶，贅夫女子紋面，問其習俗，「則曰蕃女新嫁夫者。非鯨面（應為文面。鯨為黥之誤）不可。問亦有故乎。曰有。聞係我先人漂泊此地時。本母子兩人。為祀績計。不得已乃鯨面而易其面目。始為夫婦。何生曰然則汝何未嫁夫遽爾也。婦□然曰。實告君。妾蓋喪二夫。若處女則無便嫁漢人者。恐亂吾種也。」文章終以「惜乎談者無由舉其地名及人名也」做結。

 

這種既似口述材料，又摻雜著小說成份的雜文，成為李逸濤原住民小說創作的起始，明治42-43年陸續有〈俠中孝〉⁶、〈蕃人之傑〉⁷、〈色海〉⁸和〈蕃界奇緣〉⁹以原住民為題材的短篇小說在《漢文臺灣日日新報》上刊載。明治44年《漢文臺灣日日新報》停刊，李逸濤的小說創作轉至《臺灣日日新報》上，但是有關於原住民題材的小說則是直到大正3年才再次出現，長達百回的冒險奇情小說〈蠻花記〉於《臺灣日日新報》上連載。《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時期的四篇原住民小說最短兩回，最長如〈蕃界奇緣〉也只有五回，卻是長篇小說《蠻花記》的基礎。

 

四篇小說的敘事視角俱以漢人為主線，且不約而同的都與「蕃刈」職業相關；小說發生的時間點則設定在劉銘傳開山撫番前後。小說型塑出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相互競爭的緊張關係，尤其漢人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畏懼原住民出草的習俗。而漢人擔任的「蕃刈」位於兩個族群的交界點，扮演著亦正亦邪的角色。〈俠中孝〉、〈蕃人之傑〉、〈色海〉和〈蕃界奇緣〉的劇情推展都與蕃刈有所關聯，其中〈俠中孝〉、〈蕃人之傑〉、〈蕃界奇緣〉的漢人主角都擔任過蕃刈；巧妙的是，唆使原住民出草破壞主角（漢人）家庭的往往也是蕃刈。

 

小說中的漢人成為正、反角色的來源，原住民在李逸濤小說中則構成了一種「異」的力量，先是破壞漢人習以為「常」的家庭、社會，而後卻又透過主角（漢人）的整合將其撥亂反正，回歸到「撫番」的常態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原住民部族雖然會在「撫番」的武力下歸順清廷，但小說中的角色往往是以「逃離部落」為終結的。像是〈蕃界奇逢〉的何生、〈俠中孝〉中為父報仇的漢人兄弟、〈蕃界奇緣〉徐生與女主角明珠一家。

 

武力雖然能夠讓原住民稱臣，但是小說中的漢人卻往往必須逃離這個已經稱臣的「異境」，回到漢人的社群當中。唯一沒有逃離的只有〈蕃人之傑〉主角馬萊亞，但是在這篇小說當中，漢人馬萊亞不僅成為「蚋哮」社頭目，領導「蚋哮」、「污萊」諸社歸順清廷，還讓原民小孩接受漢文教育，將「異境」轉變成為「常態」。

 

在以漢人為主線的敘事下，原住民的習俗於小說中容易成為獵奇、殊異的描寫點。像是〈俠中孝〉提到原住民需集體出去收成、遇到爭執則以出草為準；〈蕃界奇緣〉的部落女巫等等，皆提供一種異民族的想像給觀看者。劇情中作為重大事件推展的「出草」更是凝聚暴力、屠殺的場景，一再複製原住民男性好殺戮、尚勇武的形象。小說中隱約透出以男女為分界的階級氛圍，不時見到原住民女性嫁與漢人男性，但漢人女性卻不曾配與原住民男性。漢人男性如〈蕃界奇逢〉的何生、〈蕃界奇緣〉徐生皆斯文俊美，而原住民男性像是〈蕃界奇緣〉的罩蘭社土目，則被形容為粗魯不文、面貌醜惡。李逸濤筆下的原民世界為異境與醜惡，與「撫番」為主的漢人世界相對而成。

 

李逸濤這種書寫習慣與觀看方式，則一直延續到大正3年長篇小說〈蠻花記〉。這些短篇、長篇小說的內容，不僅可能隱藏了遠自劉銘傳開山撫番的帝國陰影，李逸濤在小說中坦白揭露了他身為漢人本位的教化心態，即使這種有意或無意的原住民形象複製在今日觀點下必須受到公評，但也必須承認李逸濤成為日治漢文通俗小說中最早開始書寫原住民議題的創作者。（本文作者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