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首度實施的第一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是全島性人口調查的濫觴，並轉化為戶口登錄制度；而在調查中設置的「種族」項目，不但說明日治前期福、廣、熟番、生番等人群分類存在的事實，也突顯了臺灣總督府對此一現象的掌握、強化與運用。當臺灣社會歷經不同於傳統農業帝國的殖民統治後，人群關條也發生性質的改變。此一歷史轉折，反映在1950年代熟番對傳統族裔身分的集體「失去」上；熟番從此藏身漢人世界，直到1990年代才重新復甦。

日治初期，來自日本知識界的官僚與學者，以建構近代知識的熱情，對原住民族進行全方位的學理探查。至於行政體系與「蕃務」部門，也在制度性的戶口調查外，為了人口資料的蒐集或配合相關政策，特別進行「番人」、「番社」調查。藉由這些調查，總督府對熟番社得到大致的認識，尤其重要的是掌握詳盡的家戶人數。這些在清代文獻中只有社名、納餉員額、編屯記錄及養贍埔地配置的熟番人口，都以社或居住聚落為單位──無論是原住舊社或19世紀中葉以後搬遷的新居地分布實況，被明確記錄並計算出來。

伊能嘉矩的平埔族調查
在外來的日本人眼中，當時的熟番多居住在普通行政區，文化風習也與漢人相近。但熟番社與漢人村庄仍有明顯區隔，如清代因實施屯制，村社設有屯丁頭目，熟番社不但擁有番租收支權，也設置不同於漢人村莊總理的頭目。因此，在地方上要辨識熟番族人，並不困難。

除了這些具體有形的差異，另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界線存在。以伊能嘉矩在臺北地區的調查為例，伊能認為無論在生活習俗、社會文化或語言使用上，平埔族已與漢人沒有太大不同；但是，伊能仍發現「平埔番與漢族都認為他們不是同族」，「無論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與語言，都已經與漢人無異，但他們與漢人之間，還是有一條明顯的界線」。對平埔族、漢人之間的互動關係，伊能如此描述：「雖然平埔番和漢人或多或少有來往、通婚、混居的情形，卻仍然可以看出不同民族之間的一些隔閡。」

這種肇始於伊能嘉矩、以熟番或平埔族為主體的調查工作，目前所知的最後一次全島性調查，係在明治43年（1910年）3月間進行。當時，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警察本署基於「各廳番人納入隘勇線內者漸多，為將來撫育此等番人之參考，咸認為有調查平埔番族沿革之必要」，發文照會全島各地方官府，要求進行「平埔番族戶口及沿革」的調查。

臨時戶口調查與國勢調查
行政體系方面，日本國會兩院（眾議院、貴族院）於明治29年3月提出「國勢調查執行建議案」，認為一個近代國家必須進行國勢調查；並且呼應萬國統計協會的倡議，籲請與國際在明治33年同時展開調查。最後雖實施不及，但明治35年（1902年）12月國會兩院仍通過「國勢調查相關法律」，預計在明治38年全面施行第一回調查。

臺灣總督府特設臨時臺灣戶口調查部，在各廳設地方委員、監察委員、監察補助調查委員，並先由警察整理轄區內的戶口調查簿，而以保正、甲長、街庄社長及書記等協助進行。明治34年（1901年）8月，先在桃園廳施行試驗調查。雖然日俄戰爭爆發，導致日本內地的調查延遲進行，但臺灣仍按照原計畫，於明治38年（1905年）10月1日凌晨全面展開，是為「第一次臨時臺灣戶口調查」。

自此之後，總督府每五或十年，會進行一次全島性調查。第二回臨時戶口調查於大正4年（1915年）10月實施。在經過臺灣的兩次臨時戶口調查及日本各地試行的多種調查後，日本政府在大正9年（1920年）全面展開「帝國版圖內」的第一次國勢調查；同一年，臺灣也正名施行了第一回國勢調查。日治期間，共進行五回國勢調查；連同兩次戶口調查，共累積了七次調查結果與資料。

戶口調查與本島人的分類
臺灣因殖民地緣故，所以在調查設計與規範上增置了「種族系統」，並貫徹在戶籍資料簿與各種人口統計分類上。不過，檢閱人口資料上的種族一詞，無論是概念或應用都相當廣義、隨機與彈性。1905-1931年間，包括戶口簿與國勢調查中使用的分類──內地人（含朝鮮人）、本島人（普通行政區的漢人﹝福建、廣東、其他﹞、熟番）、生番人（番地）、外國人，其內容即包含了：日本人╱臺灣人之別、國籍別、普通行政區╱番地別，及福╱廣的祖籍別，漢人╱熟番的人群別等；分類基準與層級相當混淆。至昭和7年（1932年），總督府出版的官方統計報告，種族系統的最上層改變為：內地人、朝鮮人、本島人、中華民國人、其他外國人；此時，不但朝鮮人自內地人分離出來，生番也不再獨立成項，一併納入本島人；而本島人之下，仍繼續維持漢、番或福、廣等較次級的分類。昭和10年（1935年），戶口規則再度調整，但當年施行的國勢調查仍維持舊有形式（內地人、本島人、朝鮮人、中華民國人、其他外國人的分類），不過本島人之下的分類，調整為「福建系、廣東系、其他漢人、平埔族、高砂族」，而未如戶籍簿將種族欄全部取消。

由於官方資料對種族項目的應用如此多樣，可見行政官僚在分類種族時，不完全是根據體質、血緣或社會文化差異與階序的定義，而是更寬廣的、視為一種表達差異的語彙。而「種族」一詞，主要是揉雜兩種概念的產物：一是反映血緣或文化差異，如不同省籍的漢人或原住民族；二是「來源地」概念，如地區或國家。與種族分類同時存在的另一種身分，則是本籍（民籍）、國籍之別。

明治38年首次實施的戶口調查，其調查規範成為此後歷次調查的基本原則。以調查區域而言，指的是：「在番地之番人除外」的「臺灣及澎湖列島」全區，約等同於「普通行政區」；相對之下，住有番人的「番地」，是「調查未施行地」。然而，在「番地」住居的內地人、本島人（這裡指漢人和熟番），及行政區內的番人，都在調查之列。所以，調查結果呈現的數據，內地人、漢人、熟番的分布可能涵蓋到番地；記為生番的，卻一定指普通行政區的居民。

種族認定的複雜因素

調查認定的原則，可以依本人的認知處理；若依「戶口規則」的記入規定，則種族欄需以父親的種族填寫。混血者，一般依父系種族記入；如父親種族不明，才以母親的種族填寫。換句話說，從「戶口調查」到「戶口規則」，父系法則得到進一步的確立。

雖然條文如此規定，但實際的操作也是有趣的問題，如這個認定是基於客觀的血緣、體質、語言或文化特徵？還是當事人主觀的自覺、認同？

檢視臨時戶口調查部對各「種族」賦予的定義，基本上是繼承自總督府對清代人群分類的掌握。調查部這樣聲稱：在本調查中，生番、熟番的稱呼，依其沐浴教化的深淺程度區別；化番，因較生番進化，所以編入熟番。何況有些熟番婦女已經成為本島人、內地人的妻妾，或收養的子女，都已脫離舊有風俗。儘管調查部對種族自有定義，也將相關描述提供給第一線實際從事工作的調查員，但由於劃分必須明確，每個人都要有清楚的種族落點，在完全沒有中間地帶的前提下，如有混血背景者就會產生疑義。

對於種族關係的確認，第一個要點是：無論是否有血緣連帶，只要建立親屬關係，即以父系的種族屬性為準。其次，現實狀況──即當事人此刻的風習、語言使用情形，也具有決定性。此外，雖然「常用語」是和種族並列的項目，但兩者之間其實關連極深，如南投委員會曾經提問：「種族相異的家庭（如廣東人、福建人與生番，熟番與廣東人、福建人），日常以雙方半可通的語言作為方便常用語，應如何記錄？」戶口調查部這樣回答：「異種族雜居的家庭，其常用語，視其如何認定家庭使用語。」所以，混合家庭對常用語的選擇，也會成為種族認定的間接標準。

他是平埔番，他是化番
由於調查員大多對臺灣的土語不熟悉，調查部特別編製問答集，提供給第一線的調查員。雖然這些對話只是參考範例，但由其中本島人與內地人調查員的會話，可以推估外來者面對臺灣人內部差異時的調查根據。

【關於常用語】
「你平常在講的話是何位仔（哪裡）的話？」「廣東話。」「你福州話能曉講沒？」「能曉講淡薄仔（少許）。」

 【關於母語】
「此個囝仔能曉講話沒？」「尚未曉講。」「若是如此，此個囝仔的老母平常時在講何位仔的話？」「泉州話。」

 【關於語言種族】
「彼庄是客人庄，所以話無相同。」「莫怪得一句嗎沒曉得。」「伊講是廣東來的。」「此刻伊敢是講伊是客人歟？」「客人是何貨（什麼之意）？」「客人就是廣東人。」「他的話及恁（你們）的話無相同，伊講何位的話？」「伊的話不是廣東話，是何貨？」「伊是熟番，所以講話無相同。」「他是平埔番。」

 「他是化番。」「熟番及化番怎樣分別？」「熟番是及阮相似，化番就無。總是無相似生番能?人，話阮講的能曉聽。」

 

平埔族共計4.6萬人
第一次臨時戶口調查的結果，可以看到熟番人口的分布並不平均，呈集中的現象，如東北部的宜蘭廳，北部的苗栗廳，中部的南投廳，南部的鹽水港廳、臺南廳、蕃薯寮、阿猴廳、恆春廳，及東部的臺東廳。臺北廳、基隆廳、新竹廳、臺中廳、彰化廳、斗六廳的熟番人數，相對偏少；深坑廳、嘉義廳、鳳山廳則不足百人。（參見〈表一〉）

在熟番人口較多的幾個廳之中，有些廳的熟番在各支廳的分布相當均勻，如宜蘭廳、阿猴廳；有些廳的熟番則只集中在幾個支廳，如苗栗廳下的後?支廳、南投廳下的埔里社支廳、鹽水港廳下的店仔口支廳、臺南廳下的大目降支廳、蕃薯寮廳下的山杉林支廳、恆春廳下的蚊蟀支廳等。這些數據，不但披露了20世紀初的熟番人口數，也呈現了熟番空間分布的特性。

經過百年的漢人入殖，蘭陽平原的噶瑪蘭人仍維持普遍的自覺與集體認同；苗栗的後?社群，勢力還很明確；南庄的賽夏族尚未納入編制。中部的熟番，集中在埔里；南部的熟番，今臺南、高雄部分結集在近山地區；屏東平原則是熟番分布最為均勻的地區；日後劃入排灣族的斯卡羅人，則是恆春半島的主力。花、東做為後山吸納熟番人口的地區，顯然保留不少元氣。當這個分布狀況經調查而整理出來後，連伊能嘉矩也不得不讚嘆「曠古之謎」終於開解。

戰後初期的戶籍整理

中華民國政府於民國34年（1945年）接收臺灣後，先由警察機關接辦戶政，次年4月開始實施靜態人口清查。36年（1947年），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訂頒「臺灣省各縣市各級辦理戶口異動登記辦法」，開始登記動態人口；同時，規定使用戶籍登記卡、發給國民身分證，日治時期的戶口調查簿自此停止使用。1949年，因一般人對戶籍登記卡的印象不好，遂以省令規定鄉鎮一級改用戶籍登記簿。

民國38年（1949年）兩岸形勢劇變，許多人沒有入境許可證副本就匆促來臺，政府因此訂頒「臺灣省戶籍登記補救辦法」，以解決其戶籍問題。41年（1952年）1月頒布「臺灣省整理戶籍實施辦法」，自次年1月起全面整理戶籍，8月實施「辦理戶籍登記程序」，12月換發國民身分證、戶口名簿及整編門牌。至此，戶政漸上軌道，有關原住民的身分認定問題卻浮上檯面。

行政長官公署在接收之際，針對日治時期的特殊行政區「蕃地」事務，在民政處成立山地行政科，以接管總督府的「理蕃課」業務。當時的官員，對臺灣原住民或稱高山族，或稱山地同胞、山地公民，名稱相當隨機，只是一種相對於平地人民的籠統總稱。以35年（1946年）的資料來看，當時政府正在進行戶口登記，「各縣市對於高山同胞之戶籍登記聲請書，應由鄉鎮區公所加蓋『山』字印，以資識別」；從戶籍的角度來看，「山」字印一蓋，即代表以居住地為原則的山地籍、平地籍區分，高山同胞是因住在山地鄉而成為山地籍。此時，屬地主義甚過於種族意識。然而不久，山地、平地都有「山胞」分布的事實，立即反映在地方自治實施後縣市議員的選舉上。不同於之前的縣參議員、國民大會臺灣省代表等選舉，這時的選區劃分已經出現「山地鄉」及「居住平地的山地同胞」分類了。

儘管有居住空間的差異，但對政府官員來說，仍然只有「山地同胞」概念，這從43年（1954年）的兩條省政府命令可以看出，2月的命令針對山地同胞，10月則是針對平地的山地同胞。

民國43年2月9日，省政府對各縣市發布「山地同胞」的界定：「凡原籍在山地行政區域內，而其本人或父系在系尊親屬（父為入贅之平地人從其母）在光復前日據時代戶籍簿種族欄登載為高山族（或各族名稱）者，稱為山地同胞。」這裡的「山地行政區域」、「高山族」，即是日治時期的「番地」、「生番╱高砂族」。儘管仍有某些認定上的疑義，但日治時期「番地」的「生番╱高砂族」，在新政權時代直接轉換為「山地同胞」，則大致無誤。

「平埔族應視為平地人」
然而，普通行政區仍有為數不少「生番╱高砂族」、「熟番╱平埔族」。當時，由於已接近選舉，選民名冊製作在即，臺中縣臨時省議會議員暨縣長選舉事務所緊急向省政府請示：「居住平地之平埔族，應視為平地人或山地同胞？」省府的答覆是：「居住平地之平埔族應視為平地人，並列入平地選民名冊。」這個回答，一般被視為平埔族失去族裔身分，並從官方認定除名的時間點。省府這一回覆的前提，確實基於高山族等同於「山地同胞」的概念，山地同胞在戶籍上有住在山地鄉或平地之分；5月1日的選舉結果，即以「山地鄉之山地同胞」及「居住平地之山地同胞」做為選區劃分標準。平埔族既不是高山族、不是山地同胞，當然就是一般的平地籍人了。

然而，「居住平地之山地同胞」的疑義與爭議太多，民國45年（1956年）10月3日發布的省政府令，終於對「平地山胞」提出如下定義：
（一）凡日據時代居住平地行政區域內，其原戶口調查簿記載為「高山族」
    者，為「平地山胞」。
    （中略）
（五）凡符合於第一點規定條件之平地山胞，應於命令到達公告後，向當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為平地山胞之登記，……。

如果就山地山胞的認定原則來推估，第一條對平地山胞的認定，主要指日治時期居住在普通行政區、種族欄為「生番╱高砂族」的原住民，而未涵蓋「已視為平地人」的「熟番╱平埔族」。第五條的「申請」政策，則說明政府對普通行政區的原住民身分，傾向於同化式的開放態度。當時規定，符合條件的「高山族」，需在一定期限內（即公告日的10月3日迄12月31日）向當地鄉鎮市區公所申請登記，始能取得平地山胞身分。同時，省政府在同年12月27日答覆花蓮縣政府「關於辦理平地山胞認定登記疑義」時，也明白顯示對山地山胞、平地山胞的不同認定原則：「山地山胞女子嫁與平地人為妻時，該女子本人仍屬山地山胞；平地山胞嫁與平地人為妻時，可以放棄登記申請為平地山胞。」

「熟」視同平地山胞
這套規定的背後，說明政府官員一方面在概念上視山地山胞、平地山胞都是高山族，另一方面則基於行政措施、治安控制的需要，對山地鄉與山地山胞採取最嚴格閉鎖的政策，既對山地鄉實施一連串強力管制，也對山地山胞與平地人的通婚予以限制。而對平地山胞因與平地人通婚而產生的族裔身分流動，較為開放與自主。

然而，上述規範仍未解決普通行政區的「熟番╱平埔族」問題。地方政府在辦理平地山胞登記時，再度提出疑義，於是省政府在民國46年（1957年）1月22日的核示中答覆：「日據時代居住平地行政區域內，而戶籍簿種族欄記載為『熟』，於光復後繼續居住平地行政區域者，應否認為平地山胞乙節，應依照『平地山胞認定準則』第一項第一款之規定，經聲請登記後，可准予登記為『平地山胞』。」同時，在其後回覆花蓮縣政府的疑義時，仍表明如果平地山胞不願申請登記，可以聽其自便，不必強制登記，並且視為平地居民。3月11日，省政府對屏東縣政府提出的疑義，也再度強調：日治時代居住於平地、「種族」為「熟」者，應認為平地山胞，但沒有強制登記的必要。

經過此一過程，山地山胞、平地山胞的身分差異，終於在民國47年（1958年）的戶籍上取得明確分類。但因平地山胞認定的事務疑義極多，部分民眾也未能及時申請並辦理登記，所以曾經數次公告登記期限，最後機會則為48年5月1日起至6月30止。換言之，就國家對普通行政區原住民身分認定的相關政策而言，至此已大致底定；熟番取得原住民身分的途徑，則是與生番一起申請登記，加入平地山胞。（參見〈表二〉）

平埔族僅存1,306人？
民國47年（1958年）底，自日治時期普通行政區延續下來的西部各縣，由熟番申請登記而成為平地山胞的人數，只有4,483人。如果再扣除南庄的賽夏族（1,769人），魚池、水里日後被視為邵族的人數（249人），及滿州鄉後來多登記為排灣族的（1159人），則願意登錄為平地山胞的熟番應在1,306人之內。這時再回來對照1935年也排除臺東廳、花蓮港廳的熟番總人數（46,381人），就會發現絕大部分熟番在當下未主動申請登記，而放棄了歷史上的族裔身分。

 

綜合明治38年（1905年）、昭和10年（1935年）與1950年代三個時間點的熟番人口比較（參見〈表三〉），對於理解日治時期到戰後初期平埔族人群的總體狀況，足可提供一個寬廣並極有啟發性的視角。明治38年的調查結果，披露了清代迄日治初期臺灣社會的主要人群──熟番的詳盡人數、村社分布與空間特性。昭和10年，熟番人數儘管在量上呈現成長趨勢，但在對照1950年代可自行決定是否聲請登記成為平地山胞時的全面潰退，則突顯了量變與質變的不等性；亦即熟番集體身分固然在日治時代曾因調查統計而存在，但社會實態已經產生鉅大變動，並反映在1950年代的現象上。而花東地區在1950年代有將近9萬人的平地山胞，其性質及內涵，與日治時期的熟番╱平埔族已不具有連續性了。（本文作者現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關於本篇主題之完整論述，請參見〈臺灣平埔族的身分認定與變遷（1895-1960）──以戶口制度與國勢調查的「種族」分類為中心〉，《臺灣史研究》12.2：121-166〉。或參考下列網頁：http://www.ith.sinica.edu.tw/members_02_look.php?no=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