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文立

宜蘭縣史館約聘人員

喜歡故事、喜歡博物館。覺得蒐集過去的、現在的故事，分享給現在和未來都共同住在這塊土地上的人們，是再美好不過的事。

 

宜蘭噶瑪蘭族剪影──流流社

近80年前的民族誌紀錄片

1930年代，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講座（今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前身）師生移川子之藏、淺井惠倫、宮本延人等人曾在宜蘭記錄噶瑪蘭族人影像、聲音，現典藏於臺灣大學人類學系。該系典藏有關噶瑪蘭族影像，共有29幀照片，還有1部以「熟番流流社」為題名的16厘米民族誌紀錄片，格外地珍貴、引人注意。（註1）

 

 

圖1、2：「熟番流流社」16厘米影片片段。（臺大人類學系藏＃A07）

 

依據網站「流動的歷史軌跡與收藏的平埔記憶──噶瑪蘭與凱達格蘭」典藏紀錄資料，16厘米影片（臺大人類學系藏＃A07）是宮本延人於1939（昭和14）年拍攝。（註2） 片中不僅能看見老婦人摟著小孩、親密互動之外，還有兩位老婦人比肩牽手、或持拿樹葉擺動舞蹈的畫面，圍在鏡頭四周的族人表情、衣著細節也都相當清晰。近80年前的噶瑪蘭族人身影，無聲地走動、舞蹈著，宛如穿越時空一般。

「熟番流流社」是？

此處提到的流流社，原稱留留仔，是位於舊冬山河河畔一座高突土丘上的噶瑪蘭族聚落，西側隔著冬山河與遠近馳名的冬山河親水公園相望；行政區域屬於宜蘭縣五結鄉季新村。

根據日本時代的調查，流流社名唸作「??????」（hemuriuriu），是取自一位祖先的名字，另有指社名為「島」、或「水沖」之意。和鄰近的加禮宛社、婆羅辛仔宛社、利澤簡社同族，約於清乾隆晚年至嘉慶年間才從婆羅辛仔宛社分出、獨立成為一社。（註3）

流流社最早的漢文紀錄，應該是清臺灣鎮總兵武隆阿在設置噶瑪蘭廳時為了譯正各番社社名而記下「留留仔」，當時屬東勢（即蘭陽溪以南）的利澤簡堡，但它卻是噶瑪蘭廳37個番社中唯一並未改譯社名的。（註4） 同樣的資料還記錄了西勢（即溪北）民壯圍堡另有一社「撈撈，即（譯正）流流」；也就是說1812（嘉慶17）年前後，宜蘭的溪北有個「撈撈」，溪南則有「留留仔」。

留下、離開，都不容易

不曉得何故，噶瑪蘭廳通判姚瑩在1821（道光元）年記錄〈西勢社番〉、〈東勢社番〉的土目、人口時，直接將二社都一致寫作「流流」。（註5） 然而，不管寫作撈撈、流流或是留留仔，噶瑪蘭各社遭遇的「荒埔將墾唐人爭」、（註6） 官府胥差「無事不圖噬番，無番不受朘削」的不公平對待，（註7） 以及族群傳統文化、社會組織崩解的危機，可說是大同小異。

終於，噶瑪蘭人在1830至1840（道光10至20）年間開始遷徙，往今天頭城、蘇澳、南方澳、三星及花蓮移動。（註8） 較為人所知的是加禮宛社與其他數社族人前往花蓮平原另闢天地、建立加禮宛六社；（註9） 鄰近的流流社不曉得是否也有一部分族人在移居的行列之中，原本1821（道光元）年姚瑩紀錄流流社有番丁男婦98口，（註10） 但是到了1896（明治29）年伊能嘉矩來到宜蘭調查時則剩63人。

令人意外的，在多數噶瑪蘭舊社人口數均呈現下降的1909、1910（明治42、43）年間全臺灣平埔族群戶口調查資料中，位於溪南的「清水庄土名流流」卻有族人22戶，人口較1896年增加至92人；（註11） 與之相比，溪北「流流」所屬的七張庄在此次調查資料中，則並未顯示有戶口數。人口數的波動變化或許意味著，噶瑪蘭各社自清末至日本時代初期，仍因著種種的推、拉力，（註12） 持續在村社間移動、尋找留住何處的可能。

流流社的瞬間

前述提到，伊能嘉矩曾於1896（明治29）年到宜蘭進行調查，該次行程先後訪問大里簡、橋板湖、打馬煙、辛仔罕、擺里、猴猴社、貓里霧罕等地，還受贈了有雕刻的舊屋牆板；（註13） 不曉得當他經過利澤簡、前往貓里霧罕的途中，有無注意到不遠處的流流社。30餘年之後，獲得伊能嘉矩所遺大量標本的土俗人種學教室師生，也來到宜蘭，在一間流流社家屋前拍攝了照片3幀；（註14） 其中1幀（人類學系藏＃A232），甚至還能依稀見到小孩身後一塊斜靠屋牆的木板有著細緻雕紋。

 

圖3：臺北州羅東郡流流社家屋前眾人。（臺大人類學系藏＃A232）

 

圖4：照片局部，依稀可見有雕刻的木板。（臺大人類學系藏＃A232）

 

流流社照片（人類學系藏＃A232、＃A233）中族人的服飾、面容，屋牆結構、半埋入地圍繞屋側的石板、散置的器具，以及屋旁棚架、圍籬都相當清楚。值得注意的是，另張照片（人類學系藏＃A226）的老婦人及小孩們也出現在本文一開始提到的16厘米影片（人類學系藏＃A07）影片中。一相比對，照片中摟抱小孩的老婦人以及小孩的面孔頓時清晰了起來。（註15）

 

圖5：臺北州羅東郡流流社家屋前眾人。（臺大人類學系藏＃A233）

 

圖6：臺北州羅東郡流流社家屋前的老婦人及小孩。（臺大人類學系藏＃A226）

 

「回流」尋根

或許是流流社位在沙丘上，周圍的河道與低窪地形，以及外人若任意入社興工、挖地便會發熱、生病的傳說，使得它相對獨立、少受干擾。根據林阿粉女士所述，流流社到了1940年代還有住戶20、30戶，但多數人向外移動或北上工作，到了1991、1996年，就只剩下陳、林、潘、偕、李、賴等六姓共約7、8戶。（註16）

然而，族群的韌性卻不可小覷。在1987年噶瑪蘭族復名運動背景下，1990年代花蓮、臺東噶瑪蘭族人對返鄉尋根的系列活動參與熱絡，（註¹⁷）作為活動據點之一的流流社，彷彿成了流離百餘年的族人終於回到故鄉找到一方堪以落腳的土地那般，成為族人尋根的象徵之地。回顧史料中紀錄著的社名變化、人口數多寡，又或著口耳相傳馬偕手植的大葉山欖，都如同曾在留下或向外流移間抉擇的先人一樣，方式不同，卻相同地延續了族群的星火，等待著再次茁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