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都市原住民」歷史文獻與史料的誕生，不僅有其特定的時空背景與政經需要，而且也還需要有一群身份不同的書寫者或口述者的助產士。而且，其背後還有當時的某種社會思想史背景（例如現代化思維）及許多認識論預設立場（如進步論點或解放政治論點）。事實上，「都市原住民」研究與文獻的形成，主要來自官方低階官員、學者、新聞記者、作家、教會牧者及都市原住民不同族群親身的書寫或口述之貢獻。當中，書寫者或記錄者，除了漢族之外，也包括各族群原住民的書寫者（記者、作家與學者）或口述者。通常，文獻書寫者帶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有一套不同的視域與觀點。這種書寫／修辭的角度，也會影響與牽引著著閱讀者的思考方向。

 

    基本上，因著書寫或調查者不同目的，所以產生不同性質的「都市原住民」文獻與相關研究。這些書寫目的，其一，主要是基於瞭解都市原住民生活狀況、人口調查、「居住問題」與「適應問題」的官方或學者的調查；其二，乃是基於官方製定都原政策與法規所需；其三，則是媒體反映早期都市原住民勞動條件的惡劣、職場剝削關係及職災問題（如礦工礦災、漁工海難或工地職災）；其四，則是以都市原住民親自現身口述其移工都會區的心路歷程，其中包括遷徙過程、工作狀況、性別關係、社會網絡及族群互動等主要議題；其五，教會牧師的都原書寫與報導，則是基於工業、都市宣教及社會改革需要。在了解與評估都市原住民生活及信仰狀況後，而將挹注教會資源於都市原住民的事工之上。

    雖然上述都市原住民調查與研究，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具體的「都市原住民」社會圖像。不過值得進一步反思的是，上揭之研究貢獻者，不論是低階官僚、新聞記者或學者，甚至是都市原住民自身。可以說，他們所正在從事的，是所謂的「大眾觀察運動」（mass observation）。他們希望從移工人數越來越多的都市原住民的生活狀況與人口調查之調查研究中，找到尋或發現「都市原住民」的量化特色或「適應」問題（如生活狀況、就業狀況、人口統計），因而從中可以製定政策、法令，或是做為解決所謂都市適應問題的方法。另一方面，是想從質性的口述史、民族志或深度訪談中，找到「都市原住民」其日常生活之中某種有意義，或值得記錄的事物與現象。

    當然，此種「發現都市原住民」的大眾文化觀察運動，其實也涉及知識權力的問題。亦即，來自官方低階官員、記者或學者的調查統計（數字化、圖表化）、報導文學或民族志（社會基圖的繪製），立基於由上往下視角之「視覺化欲望」的驅動與想望，無不盡全力將原住民都市族群的人口消長、地理分佈、族群特色或就業問題、住宅問題、適應問題等，進行知識性的「視覺化」及「客觀化」建構。〔1〕且「都市原住民」一詞，其實相當模糊性及流動性，但透過上述之調查統計與民族志調查，我們似乎有意或無意地，正逐步建構一「都市原住民」的想像共同體。於是，我們會遇見上述對「都市原住民」知識性的視覺化的建構問題，及想像共同體的建構問題。職是，本文有意將對都市原住民研究史（文獻材料），進行某種知識社會學的反思與新視野叩問；進而，指出近五十年來都市原住民研究背後有若干認識論預設立場及當時社會思想史氛圍。最後，並提出若干「由下往上」視角（凸顯被研究者之主觀及行動主體性）之未來研究芻議。

 

  二、觀點與視野

 

（一）現代化觀點

 

    對於原住民移住都市的關注，主要來自官方治理上或政策上的需求。另外，學者、新聞記者或作家、教會牧者，也因其實際的關懷面向，或是知識或情報的需求上，因此產生了為數不少的「都市原住民」調查報告書或統計書。這些調查報告書，後來成為我們理解早期原住民遷移都會及其生活狀況的重要管道之一。除了量化的統計報告外，也有為數不少的田野調查的作品。當然，基於政治算術及理性計算的考量，這些「都市原住民」調查報告書或統計書，日後成為施政者最佳的參考書目之一、二。這些文獻貢獻者，他們對於移住都市原住民族群之關懷，其中又以阿美族為主。因其都市移民人數最多，也最早遷移都會區，在都市邊陲或河濱地區有其族裔社區。這些移工都會區的阿美族原住民社群，乃是弱勢族群。事實上，他們被認為及被期待需要進行生活輔導與改造，以使其適應都市生活。基本上，原住民都市生活，因當時現代化理論流行及影響，他們往往被認為會發生所謂的「適應問題」（從歷年調查報告大部分之書冊名，可見一斑），尤其面對的資本主義下的新生活方式。所以，原住民的都市生活及現代化適應過程，一直是被關注的重要主題。其中，主要包括了勞動的問題，及適應、生存的問題。為了瞭解或調查原住民都市生活狀，及政策參考需求或研究目的，所以早期「都市原住民」的史料之中，充滿著低階官員或學者的「人口統計」、「生活狀況」、「就業狀況」、「族裔社區」及「生活據點」調查報告類（包含人口普查報告）。這些生活狀況與適應問題的議題，便佔了很大的比例。

    這些調查報告，以生活狀況及適應問題為主，主要包括：張曉春〈臺北地區山胞大專學生社會適應之研究〉（1972）、〈臺北地區山地移民適應初步調查研究〉（1974）、輔仁大學社會研究中心之《移居臺北地區山胞生活問題調查報告》（1979）、林金泡的《北區都市山胞生活狀況調查研究》（1981）、《北市、高雄市山胞生活狀況調查研究》（1983）、李亦園〈都市高山族的現代化適應〉（1982）、臺灣省政府勞工處《山胞漁船船員生活狀況調查報告》（1990）、詹火生、王碧珠、古允文的《臺北地區都市山胞青年生活狀況與就業需求之研究》（1991）、謝高橋、張清富的《臺北市山胞人口普查報告》（1992）、內政部統計處《中華民國八十三／八十四年都市原住民生活狀況調查》（1995，1996）、傅仰止的《臺北縣原住民族生活狀況調查報告》（2002），及章英華、林季平的《臺北縣原住民族就業及生活狀況調查報告》（2008）等。

    在上揭之都市原住民移工與生活狀況的調查研究基礎上，官方採取因應之「現代化觀點」治理政策與方案。基本上，戰後國家主政者或政策規劃者，對於原住民地區採取的「山地平地化」的政策。當越來越多原住民移住都市討生活，官方則是延續此一「山地平地化政策」精神。此一「平地化」及「現代化」方案，預設了以西方先進工業化國家及漢人平地社會為標準。以此作為標竿，以期望原住民脫離傳統的生活方式，逐漸成為工業化下的「現代人」及平地社會裡的漢人。要達成此目的，則必須以生活輔導與生活改進之名義，進行都市原住民生活與身體改造的工作。姑且不論此套方案或政策的成敗如何，從中我們可以體認當代國家，依然有意圖的對都市原住民人口及其「私」生活領域，進行有計畫的調節、干預與管理。在此，都市原住民的生活與身體，成了政府法規與政策下的主要管控焦點與可操作的目標。

    例如，臺灣省政府民政廳於1985年曾頒布〈照顧遷入都市居住之山胞生活應循之原則與實施要領〉。亦即，自1980年代中期之後，公部門陸續推行由上往下的都市的原住民生活輔導計畫與措施。此原則與實施要領，當然是官方面對移居都會區人數日益增多的原住民所提出的。依此〈應循及實施要領〉，則誕生了都市原住民相當特殊的組織與團體。此即所謂的「生活改進協會」。此自願團體，帶有濃厚的官方色彩，欲透過組織改造原住民都市生活與身體的意圖。此〈要領〉規定：「該會由鄉鎮（市）、區公所輔導其推選正、副主席各一人負責推行會議，任期均為一年，連選得連任。協進會每六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並得臨時召集之。為強化組織與建立溝通網路，協進會與原住民傳統部落組織或同鄉會等相結合辦理」。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生活改進協進會，與同鄉會、教會一樣，在原住民都市日常生活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近年來，「生活改進協會」雖已更名為發展協會或教育協會，但其日後成為都市原住民地方政治與動員的基層組織，影響著原住民的都市地方政治生態與族群認同。要瞭解國家，如何以制度及組織安排都市原住民，〈照顧遷入都市居住之山胞生活應循之原則與實施要領〉此行政法令，是一個重要的入門。

    另外，1987年官方亦頒布了〈臺灣省各縣市山胞生活輔導中心設置要點〉，亦即原住民人口超過三千人之都市縣市，設置生活輔導中心。當時包括基隆市、臺北縣、屏東縣及桃園縣，達到此標準。可見，上述之「現代化方案」（或是「山地平地化政策」）要點與要領，深深影響到都市原住民的都會生活各層面與組織化方式。例如，1990年代各縣市「輔導」都市原住民之相關行政措施，主要包括：成立生活改進協會、家政推廣教育、設置生活輔導員、原住民課業輔導、康樂活動輔導、輔導原住民購買住宅、輔導家戶衛生改善、職業訓練與就業輔導，及設置縣市原住民生活輔導中心。1992年官方接著頒布了：〈加強推動遷居平地城鎮原住民生活改善實施要領〉。不論其政策成敗如何，此實施要領，延續著山地平地化政策精神，以改造及輔導原住民都市生活，為其主要的政治治理目的。想要瞭解國家，如何透過不同面向的組織，對都市原住民進行生活改進方案，〈加強推動遷居平地城鎮原住民生活改善實施要領〉，亦值得細讀與評議。

 

（二）社會剝削觀點

 

    除了上述官方或學者因時代需求所誕生的調查報告，攸關「都市原住民」現象，或「適應問題」，也往往吸引著新聞記者的報導。除了中國時報、聯合報及臺灣日報〔2〕等主流報紙的報導外，還有一些非主流報紙，諸如自立早報與晚報。1980年代原住民意識逐漸抬頭，為原住民發聲的主題報章雜誌，也如雨後春筍興盛。這些以原住民為主要報導對象的報刊或雜誌，包括：《高山青》、《山外山》〉、《原報》、《山海文化雜誌》、《南島時報》及《原聲報》。其中，第一份報導原住民的專業新聞報，非《南島時報》莫屬（1995年7月1日，由林明德創刊。2003年12月停刊）。以1995年至1996年《南島時報》創刊後兩年的新聞為例，其中包括不少關於都市原住民的報導。這兩年《南島時報》，大量的報導了都市原住民工作權、外勞政策、職業安全、族群教育、社會福利、輟學問題、居住問題、違建問題、原住民都市社團、北市原住民委員會成立、創業貸款及生活狀調查等議題。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大量深入有關「都市原住民」的主題報導，則當屬長期關注底層人民生活及生存問題的《人間雜誌》〉記者群。儘管《人間雜誌》曾長期關注原住民早期移工的處境與受苦經驗，為我們瞭解「都市原住民」勞動與生活史，提供了一個重要的管道。不過，基於書寫視域的認識論限制，我們看到的大部份「都市原住民」面貌，通常是新聞記者筆下「同質性、受害者或弱勢者」的受壓迫形象。在此，我們比較看不見都市原住民族移工（或不同移民族群）之間的差異，或是其所展現的主體能動性樣貌。

    對於都市原住民的生活與勞動狀況，原住民作家與原權會團體，也曾大篇幅報導與書寫。例如，排灣族作家阿烏的〈乾一杯，敬苦命的山地人──擬「建基煤礦」封礦後，族人心聲〉（《獵人報告──走訪阿美礦工》，1991）；1987年，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則出版了《原住民─被壓迫者的吶喊》一書，書中主要收錄了一些原住民移工都市後的受壓迫、苦難之報導與討論分析文章。諸如報導：跑遠洋的原住民故事：〈卡那斯，我們好像是自由了──一個阿美族船員的故事〉；報導都市阿美族社區面臨的問題：〈文明都市的邊緣人：新店溪畔的阿美族住戶〉；及〈新店溪畔阿美族家園可能毀於一旦〉。另外，在此書也收錄了，伊凡?尤幹書寫探討原住民礦工遇到煤礦災變問題的文章：〈從高山走入地底──原住民與煤礦災變〉（1987）。當代原住民作家與原權會團體〔3〕，一方面積極透過書寫方式來揭示都市原住民受壓迫的狀況，另一方面藉由書寫方式，欲圖喚起原住民族抗爭的主體意識。

    但有些細微的地方，仍值得我們進一步的反思。亦即，不論是主流／非主流的報紙雜誌，或是原住民的報章雜誌，其製造的新聞或訊息，往往過度強調其社會苦難。這很容易讓閱讀民眾在閱讀過程中，產生「都市原住民」受苦受難之共時性及一體感的同質性圖像。參與此媒體形構遊戲的，除了漢人記者外，也包括原住民作家與新聞記者。令人感興趣的是，上揭之報紙雜誌，它除了對「都市原住民」知識性的視覺化的建構（如數字化與圖表化），及「問題化」都市原住民外，另，它也對於「都市原住民」共同體的社會建構，扮演著某種積極的作用。換言之，在報紙、書籍及印刷物的推動下，「都市原住民」成為共同經歷苦難的指涉與生命共同體，也成為一個具有同質而空洞時間「想像共同體」的族群概念。官方統計書上的「都市原住民」作為一分類項目，也使此概念建構成真。於是，無可避免的，我們越來越容易透過以「都市原住民」為名的報導與印刷品書寫，預設與成就一相對應之同質的指涉對象。這是我們在閱讀此類作品時，不得不需要特別注意的。

 

（三）日常生活史的觀點

 

    相對於早期低階官員、學者及牧者的調查統計與書寫，近年來對都市原住民的研究方法，已有了某些重大的變化。也就是說，近年來都市原住民已漸漸從「被研究者」或「填調查問卷者」的角色，轉換到自己，可以透過口述史或焦點團體座談會的方式，為自己的經驗與生命史發聲，而成為言說主體。基本上，政府官員或學者的調查報告，通常採取量化的實證研究，且因為受到當時流行之「現代化」理論的影響，他們看到的「都市原住民論述」，通常是被動地及被期待地，要努力去「適應」現代化的都市生活。因而忽視原住民在都市生活中多元混雜的方式，組織能力（包括文化動員的能力），及其主體能動性。

    換言之，反思早期「都市原住民」文獻內容，他們基本上是被言說的「他者」與科學研究的「對象」。這樣的視野，很容易發生認識論上的問題與缺陷。亦即，這種所謂之「實證客觀」研究，通常忽略了「都市原住民」多元文化研究的豐富面向（如豐富的人類學、生活史及文化人向度），通常也會忽略了都市原住民各族群/各行各業行動者的主體性及差異性。基於反省早期都市原住民研究的限制與缺點，故近一、二十年來的都市原住民社群之研究，逐漸採取比較多元的研究方法，以彌補其缺失。除了田野調查、深度訪談外，口述史及焦點團體座談會的方式，也都成為搜集都市原住民資料及歷史事實的主要方法。

    到目前為止，臺灣省文獻會（今國史館臺灣文獻會）曾經推動「臺灣原住民史」（總篡為石磊教授）之「都市原住民史篇」計畫（蔡明哲教授負責此史篇編纂），可以說是最有規模進行都市原住民之口述史訪問計畫。其研究計劃，自1994年3月至1998年12月止（真正口述史採訪集中在1997年2月之前）。參與此研究案的訪員三十餘位，訪問了240位都市原住民個案（分佈於臺灣西部、宜蘭及南部的都會區），而有效的個案數為198位。此四年多的研究計劃，由蔡明哲、傅仰止及李明政三位教授主持。這些個案的口述採訪紀錄成果，在臺灣省文獻會出版之《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篇 第一輯》，曾刊登8篇；第二輯，也曾刊出7篇；第五輯〈北宜地區都市原住民採訪專輯〉，則刊登26篇口述採訪成果；第八輯，則由王淑英教授編著〈高屏地區都市原住民婦女訪談錄專輯〉，刊登8篇南部都市原住民婦女個案之口述歷史成果（包括4位魯凱族、3位阿美族及1位排灣族婦女）。對於都市原住民個人生命歷程有興趣的讀者，這些為數不少的口述史材料，值得特別推薦。

    雖然上述都市原住民史篇計畫口述史採訪，已是邁向有系統累積口述資料之始的重要第一步。不過，因經費的限制、訪談時間的受限或是訪員經驗的問題，以致上揭之都市原住民個案訪談之內容，往往容易流於片斷，而不能深入。加上，只有一、二個小時採訪的限制，口述史的內容其實，並無法掌握受訪者較完整與深入的生命歷程，頂多只能蜻蜓點水式的問答。筆者認為，針對同一受訪者持續數次的口述訪談，方可解決上面的難題。如果，再加上田野調查或個案研究，則可大為增加個案口述生命史的厚度與完整性。採訪排灣族詩人莫那能的部落與都市日常生活口述歷史，所集結而成的《一個臺灣原住民的經歷》一書，堪稱得上是一個範本。基本上，此口述文本透過詩人莫那能生動的「都市生活」與參與「原運」現身說法（歧視、剝削與抵抗），栩栩如生。排灣族盲人詩人莫那能，從原鄉到都市工作與落腳，故事豐富，成為一部都市原住民史的縮影。此文本，也可說是都原「日常生活史觀點」的代表作品（由下而上的視角）之一。

   另一值得一提的是，由山海文化雜誌社編輯的《北臺都會區原住民生活據點導覽手冊》（1999），亦是都市原住民「日常生活史觀點」的代表作品之一。相對於過往都市原住民的「適應」 、「問題化」調查報告，此手冊跳脫了此等窠臼。此手冊，著重於原住民都市日常生活下的各式各樣據點，為我們鋪陳原住民都市生活中的組織力與主體能動力。雖然本手冊只是簡介或概述共175處之「文化據點」、「創業人才」及「都市聚落」，不過對於大臺北地區都市原住民較完整之生活世界圖像的建構，仍是一大起步，功不可沒。其實，以往之都市原住民文獻，除了缺乏原住民都會區個人創業、結社及文化據點之整理，亦相當缺乏都市原住民日常史的文獻資料。此手冊，正試圖彌補這些缺點。

   反思以往有關對原住民都市遷移現象的解釋，學者總喜歡用「推拉理論」、「社會網絡」或「社會資本」等概念，去套用與解釋現象。這些抽象／鉅觀的角度，雖有其立論根基，但其實對於我們貼切原住民族都市移民的多元及歧異性，總有其認識論死角。如何跳脫前人理論的框架，豐富的都市原住民口述史料及田野調查民族志，則是一條不錯的選擇。雖然像莫那能及山海雜誌社的日常生活之口述歷史及日常據點生活志，雖然沒有一般理論的大企圖，不過透過它我們可以見微知著，在豐富的口述史料的基礎上，也可以形成在地特色的理論或概念。雖從兩者的口述史與踏查資料，雖不能見原住民社會全貌，但卻是累積自己歷史與文化資源的開始。此口述史資料之所以精彩，在於其厚描了自身及部落族人的移工都市的生命歷程、文化據點及都市聚落，彌補了抽象理論所欠缺日常生活重要過程細節之形構描寫。換言之，社會科學工作者，透過日常生活資料可豐富理論內容，甚至建構概念或理論。

 

   三、回顧與展望

 

     都市原住民文獻中的「現代化觀點」，受到1970年代現代化理論流行之影響（社會學中的功能理論），認為都原「適應問題」，是一大重要議題。且延續原鄉「山地平地化」政策，展延到原住民都市的輔導政策。另一種「社會剝削觀點」，則是受到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影響，其將焦點放在都市原住民底層社會的「剝削問題」與「人權問題」。雖然前揭二種觀點，採取不同認識論立場觀察都市原住民，有其貢獻，但兩者有一共同點，即是太強調結構對於行動者的影響，而忽略行動者在結構環境中的主體能動的細節（包括文化組織與動員的能力）。相對於由上而下視野的「現代化」及「社會剝削」兩種觀點，本文較支持由下而上的「日常生活史觀點」：亦即以都市原住民行動者為主體及能動性思考，為其出發點。關於都市原住民之日常生活史未來之進展，本文拋磚引玉的提出若干建議如下。

    其一，是有關原住民都市日常生活結社之組織發展史。雖然原住民都市移民過程及日常生活之中，親屬關係仍然扮演重要角色，諸如以宗親會的方式展現。但原住民移民都市後的自願團體活動（非親屬關係組織），則越來越形重要。其常扮演社會資本的功能，受益者不只是原住民個人，且更擴及原住民整體的生活品質與社會發展。君不見諸如同鄉會、教會及原住民都市協進會之團體組織，已經成為都市原住民日常或重要節慶組織與動員人力與物力之基礎。以教會為例，都會區的原住民特色的族裔教會林立。這些都會教會，分屬不同教派（如長老教會、天主教、真耶穌會或其他的靈恩教派），原住民不同族群占其成份不盡相同。不過，這些都會教會，不僅是一種信仰組織，或是一種道德社群，其扮演的角色，更包括社會運動或改革力量的功能。同鄉會、教會及原住民都市協進會之都市結社組織發展歷史，目前史料或文獻並不多，相當值得先以田野踏查與民族志方式，詳細的記錄：此類原住民組織成員來源、規模如何、都市空間的分布狀況、經費來源、組織與動員分式、及與國家互相的關係如何。

    其二，有關原住民都市的文化據點田野踏查與記錄。在都會區中，除了像山海文化雜誌社這樣的原住民文化據點之外，還包括各式各樣的文化據點。其中，跟原住民舞蹈與祭儀文化息息相關的，則屬於原舞者及各縣市區域性的文化藝術團。此類的團體，其實在都會區為數不少。以新北市為例，包括：有專業的如原舞者（曾登記於新店市），有地區性的、業餘的如永和市豐年文化藝術團、永和市臺北山舞藝術團、鶯歌鎮原住民山舞和平文化藝術團、山舞新店藝術團、山舞土城藝術團、雙和文化藝術團、山舞汐止藝術團及排灣族文化藝術團等。這些團體以阿美族的文化藝術團居多數。有人戲稱這些原民文藝團體像是一個個「移動的部落」。這些文化團體比起原權會時代的原運「解放政治」的訴求，此類的文化團體則以「認同政治」為其主要訴求。其中，在都會區之中，社區型的藝術團練習與演出，常是原住民日常生活重要的一部分。這也是社區原住民媽媽的集合與聚會方式之一。藝術團練習與演出的的記錄並不多，值得以田野踏查與民族志方式作詳細記錄。

    其三，有關原住民都市個人創業之生活史，其實可以自傳式民族志（auto-ethnography）的角度出發。亦即，可從原住民個人創業的生命史深度訪談，挖掘其族群文化及其社會意義。換言之，廣泛的收集原住民都市個人創業生命歷程及其社會網絡的相關資料，將行動者鑲嵌於個人、族群、文化的脈絡之中。以都市街道巷弄的原住民檳榔攤為例，這些檳榔攤的創業者都市小資本投資，除了販賣檳榔外，另也附設卡拉OK及販賣冷熱飲料。這類的店面，大都設於交流道附近及交通要道，消費者以基層的勞工為主。不少原住民勞工以此為休閒娛樂（歌唱、聊天與飲酒）及交換訊息的場所。如何書寫此類創業者的自傳式民族志？如何書寫此類都市空間安排及原住民勞工都市日常休閒生活志呢？這些疑惑，值得細膩的田野觀察與民族志書寫。其實，此類兼營檳榔、冷熱飲料（包括提神的維士比及各種酒類）及投幣式的卡拉OK，在原鄉也相當常見。如此一來，我們會看見鑲嵌於族群、文化及都市空間脈絡之中的原住民個人創業者。除此之外，原住民都市其他各行各業的個人創業自傳式民族志，亦可如法炮製，使其兼具個人、族群及文化的特色。

   其四，關注都市原住民之家在都市／原鄉之間的連結與發展。以往的研究顯示，不同族群對於選擇在都市定居或回流原鄉有不一樣的態度。例如，阿美族有打算落腳都市之「定居型」（類似邊緣人性格）特色。這有別於諸如排灣族「過客型」特色的人口遷移方式。不過雖有意打算落腳都市，但都市阿美族與原鄉的互動與連結卻是相當密切。這可以從下列幾點現象看到：出外賺得的工資貨幣匯回家鄉（鋼筋混凝土洋樓的興建或存入儲蓄互助社）；原鄉親友婚喪喜慶的回鄉參與；豐年祭的回鄉參與、都市豐年祭親友的北上參加；近年來都市阿美族人豐年祭儀式細節回原鄉取經。人類學者黃應貴把阿美族的都市與原鄉之發展特色稱為「兩地社會」。有關都市與原鄉的連結與互動的詳細之日常生活田野日誌，目前還相當缺乏。這方面，目前還有值得發揮的空間。

    其五，就文化思想史的層次而言，這是瞭解都市原住民思想演變的重要窗口。這一層次，也是都市原住民日常生活史中一個相當重要的根基（例如時間與空間的轉變）。首先，原住民從生計經濟轉變到資本主義下的市場經濟生活，在都市日常生活中，其時間觀念如何從質性的時間（任務導向）觀轉變到量化、商品化的時間觀（計時勞動力）？其中的時間衝突如何？例如，原住民勞動力進入現代生產的過程中，常有不容於勞動生活時間表，有些雇主經常抱怨原住民員工上班遲到、趕工不配合及曠工不請假。原住民進入工業化社會，其早期的勞動「時間觀」，也面臨這樣的轉變與衝突問題。不過以往「都市原住民」文獻或研究中，常忽略之或將之「存而不論」。其次，原住民原是一個口頭社會，歌謠是其中一個重要成份。在都市原住民的生活中，也形成與傳播著不少的歌謠。這些都市原住民歌謠，代表的是原住民以歌謠方式，傳達其都市生活的喜怒哀樂、盼望及其慾望。最後，原住民1980年代以來，書寫文化也慢慢形成。不論以詩、散文、報導文學或論文形式，原住民都市經驗的書寫或報導，也是都市原住民日常生活文化思想史中的一個重要面向，值得我們去挖掘。

    最後，有關族群認同的世代轉變史的問題。例如近半個世紀以來，阿美族人大量遷徙都會區討生活，這些離開母體的第一代移民雖然還有母語及年齡階級的經驗，但移居地已經沒有文化生活的土壤及環境，都市生活中主要核心的重點，就屬工作及追逐貨幣。當然，離散人群的第一代移民間還是強連結，道德經濟與互助互惠的關係密切。彼此之間的族群認同，除了靠一年一度「豐年祭」打造，也依靠野菜及飲食生活來持續與強化其「情感共同體」（味覺），認同政治在日常生活的微物之中發酵。日常生活中，都市阿美族人攜帶植物移殖與播種（如麵包樹），通常帶有族群記憶與認同的因素。阿美族透過食物的味覺感受，可以一解思鄉之苦。另外，透過菜園文化的移植及季節性食物或食材的流動（箭筍），使得阿美族原鄉與都市之間有密切的情感聯繫。

    然而，阿美族移民的第二代或孫子，都在都市生活與成長，對於年齡階級及阿美族文化自然陌生。那麼值得思考的是，我們所謂的都市阿美族的第二代及第三代移民，還是人類學文化界定下的阿美族「人」（tamdaw）？另外，必須一併追問的是，阿美族都市移民其世代之間的差異為何？不同世代如何看待都市及定義自我的？筆者認為，雖然近年來，都市原住民的文化復振如火如荼的展開，但已脫離母體的第二代及三代都市阿美族人，如何以他們的族群想像與個人角度，去參與都市豐年祭及越來越趨向任務型的年齡階級？都市日常生活之中，「阿美族人」的概念與認同政治，又是如何形成的呢？當然，現代的電子媒體及印刷資本主義，在其中扮演越來越重的腳色。尤其前者（電子資本主義），它「轉變了大眾媒介的領域，因為它提供了新的資源和學問來建構出想像的自我和世界」，「電子媒體光是以其呈現形式的多樣性（電影、電視、電腦、電話）及其在日常瑣碎中的傳播速度，就足以提供相當的資源，讓想像自我成為尋常的社會計畫」〔4〕。在電子資本主義的平臺上，都市阿美族第二代及第三代移民，串聯自身都市移民與原鄉母文化的關係。〔5〕這方面族群認同的世代轉變史的問題，我想可以藉由都市日常生活田野工作，有更細膩與仔細的觀察與書寫。（本文摘錄並修改自氏作〈都市原住民〉，收錄於詹素娟、康培德、李宜憲主編，《山海尋跡：臺灣原住民文獻選介》。2015，臺北：行政院原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