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孫大川（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

【與談人】翁佳音（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詹素娟（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胡台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

          海樹兒‧犮剌拉菲（實踐大學高雄校區兼任助理教授）

          魏德文（南天書局創辦人）

孫大川（以下簡稱孫）：今天的座談會是為《原住民族文獻》創刊號特別設計，我們邀請的幾位老師對於原住民文獻都有專精研究。

翁佳音老師學識淵博，對於17世紀荷西時代十分熟悉。從原住民文獻角度來看，除了漢籍的資料之外，荷西時期與原住民相關的史籍非常多，長久以來大家都不太知道，近二、三十年臺灣史受到關注，這些文獻成為研究原住民族的重要資產。希望透過翁老師，讓我們看到不只是荷蘭、西班牙，也有其他歐洲傳教士在大航海時代來到臺灣，這些文獻資料散落在世界各地，我們很希望至少有一個大概的輪廓，做為將來年輕後輩對原住民文獻或原住民歷史文化有興趣的人，能夠有線索去搜尋。我們特別請翁佳音老師針對這個部分能夠多談一點。

詹素娟老師是臺灣史方面的專家，長期對平埔族有深入的研究。這個部分當然也包括荷蘭、西班牙的文獻，更多是漢人和原來在西部平原的原住民之間互動所生產的漢籍文獻。這些史料不只是文字，也包含了一些數據，跟土地和人口等都有關聯；跟整個清朝的社會、政治的運作也有很深的關係，我們希望透過詹老師瞭解這方面的文獻狀況。

胡台麗老師是人類學家，長期致力於影音的田野紀錄和收集。文獻的工具從早期繪畫、文字、印刷，到後來的照相機、錄放影機、數位化等等科技的發展，對捕捉原住民的面貌非常重要。在影音積累的工作上面，日治時期做了一些，胡老師持續關注、發展並擴大了這一方面工作的廣度和深度。現在的原住民影音，從過去被別人紀錄到後來自己開始紀錄，還發展出原住民影展相關活動，胡台麗老師都涉入很深，我們要請胡老師就這方面提供一些看法。

海樹兒是我們布農族的老師，碩士論文是《布農族崙天部落史》，以一個本族人的角度，討論布農族的部落與歷史。他的博士論文做的是《原住民參選立法委員》之研究，對於當代原住民的政治發展有深入觀察。他是原住民學者新一代的領頭羊，將來我們期待有更多的原住民學者或年輕人參與文獻的積累和收集。我們很高興分享他的經驗。

魏德文先生在文獻方面的掌握，在臺灣很難有人能夠跟他相比，特別這幾年，他在地圖原件的收集和判讀上面，用了相當多的心力。我覺得原住民許多空間的領域感非常需要藉由地圖加以掌握和了解，而且也可以從這些地方，看到歷代外來的統治者如何透過土地的變更，進行對原住民的行政操作，這些部分多多少少對原住民在整個歷史裡面的輪廓，都可以有些幫忙。

我自己可補充一點關於原住民文學的部分。我因長期關心原住民文學的發展，對近三十年來原住民如何透過文學介入臺灣的書寫世界有親身、零距離的實踐與觀察經驗，我就談談這一些吧！

現在，請翁老師來介紹荷西時期的文獻。

荷西時期文獻：考訂史料追尋真相

翁佳音（以下簡稱翁）：西班牙、荷蘭時代的文獻，說多不多，說少不少，卻因為翻譯或解讀不當，可以從兩本衍生成好多本，譬如，有本叫《臺灣語彙辭典》，其實就是《西拉雅（新港）語彙辭典》；而《尼德蘭東印度公司前往中國沿海和內陸的難忘之旅》則是非常有名O. Dapper的《荷蘭東印度公司遣使大清中國記》，此書有荷文、英文與德文的版本，內容有南部原住民的年中節慶、名稱，以及各種「神」的稱呼，但各語版本的拼音互有出入。這牽涉到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文獻的考訂，我們一直沒做好，或認為不重要，所以文獻變得好像很凌亂，很陌生、奇異。又如馬可‧瑪修士（Marcus Masius）撰寫的《淡水雞籠教務報告書》記載，明明講的是雞籠，還寫到有人在那裡抓魚，地點很清楚，我讀原檔時，北部原住民的社會生活栩栩如生，可是沒經過文獻學考證地翻譯出來，你不知道它在講哪裡。我今天特撰一文：〈像女王的排灣族好婦人〉，來說明文獻考訂的重要性，各位可以參考。荷蘭文獻有多處講到卑南「國王（king）」，都說卑南族是全臺灣最會打仗的，（孫主委：這是人神共知），哈哈，可是你仔細看，裡頭有一段，原意是卑南族同意荷蘭公司派一士官（sergeant）率領二十幾名士兵駐紮卑南，但甘為霖（W. Campbell）的英文不是翻譯得好，變成卑南族頭目願意當荷蘭人的士官，主客異位。難怪，講荷蘭時代，都是荷蘭人有近代化的功勞，我們原住民在歷史上都是被動的，都是野蠻要被教化的。

很多文獻未經過嚴謹的考訂，很多有趣的史料變成奇異，不少歷史會變模糊。以荷蘭時期原住民「地方會議」制度為例，荷蘭文叫做Landdag；英文可以翻成Landday，但有的人搞不清楚，就說舉行Landdag，又舉行Landday，不免令人發笑。我們一般人以為荷蘭時代，荷蘭人能接觸或統治的原住民，只有後來所謂的平埔族。這是大錯特錯的觀念。歷屆「地方會議」登錄的番社，大概除賽夏族還有疑問外，各族幾乎都出現於文獻上了。其中，泰雅族很清楚地分佈於今天臺北、桃園與宜蘭一帶。為何後來的傳說與研究會說泰雅族是18世紀以後才從中部遷徙到北部，值得原住民朋友再深入討論。

甘為霖牧師的“Formosa under the Dutch”（《荷蘭統治下的臺灣》）提到臺灣分11個區，其中七個區講的是新竹、苗栗等地的平埔族，地點很清楚，我們都考證過了；有四個區講的是原住民，如果我們將文獻中的原住民的居住地一一考訂出來，就不會像《淡水雞籠教務報告書》那樣，在經過翻譯後反而變成了另外一份史料。“Formosa under the Dutch”亟需好好翻譯，因為現有譯本讀起來很累，譬如把一擔（picul）一兩（tael），譯為「皮卡」、「泰爾」，因此我認為，現成的文獻必須仔細考訂，這樣，「歷史」才會慢慢「重現」。甘為霖提到排灣族有一個女王，她所在的Cardeman區，經過比對德文本，發現那叫做加洛堂（加祿堂）。這種考訂，是很重要的。 

荷蘭時期文獻記載排灣族跟外面打仗，這個仗，在鄭成功父子統治臺灣時還繼續進行，打到大清中國佔領臺灣初期。那些史料很清楚，可是因為史料有時候用荷蘭文記載、有的是英文、德文，或中文文言文，我們沒有將它們統一起來，很多歷史故事變成「下面沒有了」。譬如英國東印度公司繼荷蘭東印度公司之後，也在臺南設立據點，英文文獻中提到Lamlo番人作歹，Lamlo就是南路番社。考訂出來之後，我們才會知道排灣族英勇抗外史實，也才會理解清代故宮檔案裡面，為什麼到了雍正時期會有力里社出來跟巡撫表示要向朝廷歸順的紀錄。 

如果我們把荷蘭、西班牙的幾部重要文獻裡的地理資訊，加以考訂、確定，相關的史料才能夠有效地運用。

孫：翁老師講到他最關心的部分，是未來研究荷西時期原住民文獻很重要的態度與方法。荷西時期文獻有各種語言，不同的拼音方式、不同語言承載之下，產生一些可笑、荒謬的解讀，翁老師認為應將17世紀以來各種外國文獻，在細節上詳加考證，以便於研究；我們要再請教，17世紀的文獻是怎麼形成，大概有幾個脈絡，請翁老師為我們描述一下。

轉抄轉譯產生的錯誤

翁：哈，這問題很大，時間與能力因素，我沒辦法在這裡講很清楚。我還是繼續講各語文獻的考證問題。不過，一般來說，西班牙與葡萄牙方面，有關原住民的文獻，由耶穌會、道明會等會士所撰寫，佔了不少分量，但有些因素，使他們比較沒像荷蘭人公司那樣，一直能把統治文書流傳下來。有關原住民史料，鮑曉鷗（J.E. Borao）編譯的兩冊《西班牙人在臺灣Spaniards in Taiwan》，裡頭就收錄可以找得到的葡萄牙與西班牙文獻、檔案。

我舉一個比較有趣的例子，1582年，由澳門出航往日本的葡萄牙人租用中國帆船，船上有葡萄牙、西班牙人，以及華人跟日本人等。這艘船在臺灣遇難。以前，我跟其他學者一樣，相信C. Boxer的說法，認為是在臺灣西南部擱淺。但看了《西班牙人在臺灣》後，書中收有耶穌會、道明會會士的紀錄。雖然沒更進一步標寫擱淺地方的地名，但提到他們遇到不知道那個種族的野蠻人，口中老是說「Cateo」，因此姑且叫Cateo族。經考訂後，我們可知此語，就是北部馬賽語的Katiu（意為：走啦）。由此，可知船難發生在北部，當然還有其他文獻可證明。我想說的是，耶穌會士對各個民族做紀錄，有些已譯成中文。目前當務之急，應以已經翻譯的文獻為基礎，進行文獻學的研究，例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是已整理的文獻，去核對原文，進行考訂，而不是急著譯介新的資料。

順益基金會出版四冊的“The Formosan Encounter”，把荷蘭國家檔案中有關原住民的史料「抽檢」出來，工作很龐大，但翻譯時，因為沒有原住民的朋友參與，有些地名、社名，譯者們非常好心地替我們抄寫成比較合理的拼音，不過，這樣也有令人困擾之處，有時反而原檔看起來拼音凌亂的地名或社名，更接近我們原住民的稱呼。總之，外國學者編譯的英文有關原住民文獻，還是有待國內學者專家，特別是原住民研究者，站在自己的立場，深入耙梳這些翻譯的文獻。

除荷蘭行政單位、西班牙道明會、方濟會教會等資料外，還是有些資料可研讀。荷蘭東印度公司請的傭兵（包括法國人、瑞士人），譬如瑞士的A. Herport的《東印度遊記志略》，也記載不少相關史料；蘇格蘭人D. Wright也有紀錄；講法語的瑞士傭兵Ripon的臺南經歷，最近也被翻譯出來。

但最後，我還是要不斷重複強調，17-18世紀各國文獻在轉抄、翻譯過程中，難免產生錯誤。譬如，日耳曼語系的荷語、德語名詞有陰性、陽性之分，但英文比較少，因此本來在講男的，轉抄以後，男的都不見了。因此我寫過一篇文章：〈西拉雅族的爸爸〉，提到臺灣的原住民「祭司」都在講女性，那男人都到哪裡去了？經文獻考訂之後，才知道是翻譯過程惹的禍，臺南原住民「祭司」，固然女性顯眼，但仍有男性祭司的存在。

孫：翁老師深知荷西文獻很複雜，其中還有轉抄、轉譯的問題，未來培養這方面人才時要特別注意。他也強調，怎樣將現有的文獻作為起步，往回追溯原文，去了解這中間轉抄轉譯的細節問題。翁老師談過很多次，剛才也提到，將來在原住民的文獻積累、整合過程中，盡量讓原住民朋友參與（翁老師：不是參與，是主導。像我是閩南語系的臺灣人，就很堅持這方面絕對要主導，不能只讓其他語系的人發揮。研究，有時堅持「種族偏見」，也不是壞事），以往在漢文翻譯文獻的過程中，沒有原住民的參與，有不少史料產生了錯誤或走偏了。翁老師的意見就到這裡。接下來請詹素娟老師發言。

平埔族文獻：契約文書與戶籍簿

詹素娟：我要談的是平埔族文獻。因為從事平埔研究的人，有不少是歷史學者，對文獻的整理和介紹已經花了很多工夫，甚至民國80年代初期就編了書目，此後也陸續有人增補，潘英海在做平埔網頁時也整理了書目資料庫。所以，我倒覺得平埔族文獻這個課題，未必需要再特別著眼，因為它已經有一定的成果了。

但是如果我們考慮到電子期刊發行後的對象，讀者可能很多是原住民的朋友、年輕人，如果從藉由電子文獻認識平埔族這個角度來看的話，我倒覺得有一些基本文獻類型可以做，比如說〈采風圖〉可以介紹，或是引介一些經典的文獻像〈東番記〉或《?海紀遊》，都非常著名有趣。甚至也可以找一些古文書來介紹，讓原住民朋友或一般人知道，像地契文書一類的土地買賣資料，背後有什麼經濟行為，以及經濟行為背後所代表的族群關係。還有戶籍簿，現在平埔族正名運動幾乎都鎖定在戶籍上，而事實上原住民的身分認定也跟戶籍有關，這也可以當成一個資料類型來介紹。

另外一個過去比較沒有注意到的，是博物館裡與平埔族有關的文物，像臺博館收藏的珍貴木雕，臺大人類學系很多跟平埔有關的收藏，如果從中挑一些出來，在電子文獻中定期的說明跟介紹，也是很好的做法。這些文物，都是歷史上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流傳下來的。而對我們現在的人來講，戰後這數十年來，我們日常生活所累積的東西，是否能夠讓它也成為文獻材料，並妥善保存，而不是一搬家就全部丟掉或賣掉，這個觀念是蠻重要的。

剛才主委提到書信，其實我有一個布農族乾弟弟，他叫胡適，是牧師幫他取的名字。我們從他國中開始認識這麼久，其間也寫過一些信，類似這樣的書信其實都很有意思。因為我們會看到一個布農族的小孩怎麼成長，怎麼進入社會，怎麼去當兵。其他還有照片，特別是證照，家裡的買賣土地資料、歌譜等等，如果讓原住民朋友意識到，這些東西就是我們今天可以留給後世的文獻材料，可以幫助後代了解部落和家族歷史，他們就會有意識的去保存，這一點是蠻重要的。

我覺得可以從這當中挑一些例子來介紹說明，甚至可以徵稿。大家因此會知道，原來家裡的東西，其實是有歷史意義的；不只是照片，平常使用的器物也可以有故事。這種當代文物的收集，其實很有意思，可以在這裡特別去做。

從土地調查與須知簿裡尋寶

一般我們知道的原住民文獻，都是《理蕃誌稿》、《舊慣調查》或臺北帝大時期調查的《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研究》這類專書型的資料，臺灣文獻館、中研院民族所或楊南郡先生已經一系列翻成中文了；《理蕃之友》、《南方土俗》則是雜誌。對我們歷史研究的人來講，其實更重要或需要去發掘、整理的是與歷史直接或間接有關的東西。這樣說好了，我們都知道阿美族分布在東部平原地區，這些原本是他們的傳統領域。可是，這些傳統領域為什麼會消失，其實你要去看日治時期的土地調查。那時的土地調查，是為了讓移民村或會社能夠合法取得土地；經過調查後的土地，都有新的用途，阿美族住民的傳統領域就會限縮在一定的空間內，男性壯丁的勞動力就會釋出，可以去鋪路、築港。像這種材料，好像只是在講土地調查，但其實跟原住民更有關，這種文獻的整理和介紹，我覺得更重要。

還有，蕃社的警察都記錄有須知簿，但須知簿是什麼？裡面有什麼？我們可以從須知簿看到什麼？大家就不太知道了。這種資料，是原住民歷史中，除了語言、風俗或者系譜外，最能直接看到他們如何遭到外來衝擊的材料，但這些材料基本上都沒被充分的認識。日治時期以來的原住民歷史，歷史學的學生做的很少，就是因為不知道材料在哪裡，而去看蕃族系統報告書這類材料，又覺得好像人類學家比較容易掌握；所以，學生們雖然很關心，但總是切不進去，就是因為撫墾署報告、復命書等資料很零散、不集中，而這類文獻都是日本人進入山地最初期的調查紀錄，原來的部落型態都呈現在裡面。所以，我覺得這些資料可以在這一次有意識的整理出來介紹，像臺灣文獻館出版的《桃竹苗地區原住民史料彙編與研究》一類的文獻，過去比較被人忽略，到今天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值得歷史學的朋友來協助。

孫：詹老師提到庶民活有關的文獻，的確非常重要，我從前幫陸森寶先生做傳記時，他的很多書、書信、各種紀錄都遺失了，僅存一些珍貴照片，實在很可惜。我希望原民會將來可以成立文物館，讓各種生活文物得以保存。接下來我們請胡老師發言。

影音文獻：民族誌影片集大成

胡台麗：今天給我的題目是講原住民影音文獻。如果強調影音的話，一般最早是靜態的照片，然後是錄音，接著就是動態影像。動態影像早期是電影膠卷，後來就是錄影帶的產生，如果整個範疇都要包括的話，真的是蠻廣泛的。

我覺得「原住民族文獻」電子報在介紹影音文獻時，應該在標題中將「影音」標示出來，而且要比較有系統地介紹。如果只挑一部片子與文字性的文獻放置在同一個欄位中作介紹，可能讀者會摸不著頭緒。我過去曾將與原住民相關的紀錄片作一整理和介紹，在博物館學期刊發表《臺灣原住民民族誌影片的新貌》一文。這篇文章裡面提到的「民族誌影片」包括的範圍很寬廣。只要是跟臺灣原住民相關的紀錄影片，從日據時代的無聲紀錄影片開始介紹，一直到國民政府來臺以後拍攝的無聲和有聲的8釐米和16釐米紀錄影片，再延伸到民國80年代比較廉價且輕便的錄攝影機產生後，有很多原住民導演投入攝製的原住民紀錄片。

有聲的用電影膠捲拍攝的原住民紀錄片除了我拍攝的幾部外，還有像蕭菊貞拍的《紅葉傳奇》，關曉榮拍過《國境邊陲1997》，邱若龍拍過《GaYa: 1930年的霧社事件與賽德克族》（其實就是《賽德克‧巴萊》的前身）、李道明拍攝的《末代頭目》等片，每部片我都有一些整理和介紹。

注意到臺灣原住民導演的優異表現後，「臺灣民族誌影像學會」創立的「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就想要有系統地介紹他們的片子。90年由我籌辦的第一屆「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便挑選蘭嶼島上護士希瑪妮芮（張淑蘭）導演的精彩作品《面對惡靈》首映，受到很大矚目，之後關於她作品的論文一篇又一篇出現。

96年民族誌影展「在地發聲」的主題中介紹阿美族導演Mayaw Biho的代表作《天堂小孩》、《親愛的米酒妳被我打敗了》等片。98年民族誌影展在主題導演單元中再介紹了一位表現傑出的臺灣泰雅族導演比令‧亞布（Pilin Yabu）的兩部作品，去年則將阿美族龍男．以撒克．凡亞思列為焦點導演，介紹他的紀錄片。這些原住民片子在映演的時候，「臺灣國際民族誌影展專刊」中的介紹文章都是非常重要的原住民影音文獻，而且中英文並呈，有利於國際傳播。

今後如能有系統地介紹臺灣原住民紀錄片，並向導演和製作公司購買版權，可以建立一個非常重要的臺灣原住民影音資料庫。甚至還可以包括日據時代一些宣傳片，例如明治40年（1907年）高松豐次郎受臺灣總督府委託拍攝的《臺灣實況紹介》。資料庫裡面有文字和影片的相互對應，比只有文字介紹的文獻會更有價值。

臺灣原住民影音文獻同時要重視以前公共電視台原住民新聞雜誌和後來原民台所拍攝的珍貴影音。而早於公視和原視由廣電基金會支持攝製的一些原住民紀錄影集例如《青山春曉》、《高山之旅》等也應該有系統的介紹。

出版「臺灣原住民影音文獻」

原住民數位影音典藏部分也是很重要，像李道明負責的多面向工作室曾接了很多原住民相關的案子，他們完成的作品都已數位化，呈現於「臺灣社會人文電子影音博物館」數位典藏網站，有相當豐富的原住民影音資料。另外一個龐大的影音資料庫是我主持的「臺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此計畫歷經六年，今年會完成，有近兩千卷臺灣原住民影音紀錄，光是排灣族就有800卷田野影音，賽夏族的「矮人祭」也有貫時性的紀錄，還有民國75-77年「臺灣原住民祭儀歌舞計畫」收錄的7個族的影音資料，內容很多元。

最近這些年，像Youtube、Facebook興起以後，我發覺原住民各個團體，只要有什麼活動就會開始上傳影片，網路上資料非常豐富，一按進去就可以看到隨著時事發展的活動，是不容忽視的原住民影音資料。 

我寄望將出版的「臺灣原住民影音文獻」除了介紹過往的影音資料，也要有新的影音資料評介，讓這有意義的工作在細心規劃下，有系統地不斷累積與成長。

孫：胡老師長期投入應因文獻方面的工作，已經積累了豐碩的成果，我們電子期刊未來可以試著製作專輯，讓讀者有個概要的了解，同時我們也可將原住民影音文憲目前有哪塔些網站、資料庫，提供給讀者可以連結、進入，這些都是很重要的。接下來我們請海樹兒老師發言。

參政文獻：原住民族運動史料

海樹兒．犮剌拉菲：談原住民的參政，即是談原住民的政治參與，在現代強調主權在民的民主國家裡，它是一項重要而根本的政治權利。此一參政權，指的就是人民站在主動的地位積極參與國家統治權行使的權利。

參政權，又稱「公民權」。我國的公民權包括：一、選舉權；二、罷免權；三、創制權；四、複決權；五、公民投票權（全國性及地方性的公民投票，如和平公投、核四公投等）。

此外，參政權還包括應考試的權利（即參加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考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執業考試，取得公務員、律師、技師、醫師、會計師、建築師等資格）及服公職的權利（包括中央與地方民意代表等政府機關的公務員）。

與原住民的參政有直接關係的是透過選舉以及參加原住民族特考而擔任公職的政治參與。此外，透過社會運動（原運），提出主張或理念，來影響決策的間接式參政也可算是。以下是原住民參政的各種文獻類型：

原住民參政的文獻多散在一般性的參政議題的文獻裡，有待系統地抽離、彙整。尤其政府單位的相關檔案資料，如中央及各地方選委會的選舉實錄、選舉公報等文獻，以及臺灣省政府公報；較近期的網站資料庫，如中選會網站「選舉資料庫」等。

政府出版品中有關原住民參政文獻，勉強有民國43年省政府民政廳的《進步中的本省山地》，60年再出版《發展中的臺灣山地行政》；臺灣省文獻會於87年出版的《臺灣原住民史料彙編》三冊，都屬於原住民法規、政令的彙編。

政府部門與學術機構在民國70年代開始進行相關研究，人類學家李亦園的研究團隊最早進行「山地行政政策」研究，於民國72年提出研究報告，回顧原住民政策，並呼籲政府以法律保障原住民的權益；93年開始行政院原民會委外進行的原住民族自治制度研究與規劃；97年國史館出版《臺灣原住民族運動史料彙編》等，多少也有原住民參政的紀錄。

在原住民參政文獻類型中，比較集中在學術性論文。其中以民國66年政大邊政所劉古岳針對「山地人民政治參與行為」的研究為最早；73年同時有高德義的「我國山地政策之?究：政治整合的理論途徑」、蔡明璋「臺灣山地社會選舉參與之研究」兩個主題研究；到了民國80年代，隨著社會日益多元、原住民運動的發展，針對特定族群或主題進行研究的學術論文日增，如潘永雄「屏東縣排灣族政治參與行為之研究」、潘春玉「原住民的身分與選區劃分」、何信安的「原住民部落政治參與研究：以泰武鄉為例」、郭祥瑞「原住民族民意代表選舉與民族自治之探討」；莊順統「阿美族原住民政治參與之研究：以花蓮縣光復鄉為例」，以上都屬碩士論文；96年海樹兒‧犮剌拉菲的「原住民參選選立法委員之研究」，研究文獻涵蓋民國61-93年，這一篇博士論文，於99年由國史館出版。

選舉新聞與參政經驗談

散見於各期刊的研究論文，有高德義的〈原住民與選舉政治：原住民菁英選舉行為調差分析〉、周繼祥〈憲改後臺灣原住民的參政權析論〉、海樹兒．犮剌拉菲〈臺灣原住民的選舉研究史及其評估〉、山海文化雜誌社的《臺灣原住民與選舉》等。而較屬於傳統性的政治參與，則有如衛惠林〈臺灣土著社會的部落組織與權威制度〉，及稻鄉出版社的《阿里山鄒族的歷史與政治》。

在各項參政文獻中，新聞報導原住民族有關的各種選舉活動、選舉文化，呈現多元的樣貌，相當程度反映了原住民的社會現象，譬如87年9-12月間的報導：「原住民部落檳榔米酒飄送選舉味」、「山地鄉賄影幢幢，原民嘆尊嚴何用」、「輔選尤哈尼，原展會與教會結合操盤」等；90-93年間的若干參政新聞，則凸顯了原住民傳統文化與現代選舉文化之間的衝突與困境，譬如「陳定南批評：殺豬文化是惡質文化」、「花蓮傳送番刀賄選」以及「原住民殺豬宴客裁定非賄選」等。

另外，個人參政經驗之紀錄，有第一位原住民立委華愛的《青青山脈》、第一任原民會主委華加志的〈諍言與回應：華加志委員問政選輯〉與〈山海之聲：華加志問政報告書第二屆第一會期（82.2~7）〉、臺灣省諮議會第一屆諮議員全文盛的〈Diyang 迪洋─一個原住民立委的國會經歷〉；阿美族省議員章博隆的《章博隆先生訪談錄》、現任考試院考試委員浦忠成的《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轉記》等，都記錄了個人參政的寶貴經驗及見解。

原住民的傳統性政治之研究極缺，需加強研究，始能銜接並充實現代原住民參政文獻。目前各類型文獻亟需補強者有：原住民應考試服公職之研究、原住民重要政治人物之參政經驗與生命史、原住民以族語記音所寫之原住民手稿式的文獻等。

孫：海樹兒老師介紹很多參政人物，都有重大的貢獻，他們留有各種珍貴的文獻，例如南志信，是參加南京制憲會議的臺灣原住民唯一代表，就留有許多文獻：其他項非常重要的「山地平地化政策」等重大法案、機構，我們電子期刊也可以來介紹。接下來，請魏老師發言。

地圖文獻：山水畫地圖與地形圖 

魏德文：臺灣原住民族居住在臺灣已有約6000年的歷史，這是依據出土考古史料的證實。但有關臺灣史料文獻中最早在400多年前才開始有紀錄。目前所知在1582年一艘葡萄牙船隻自澳門開往日本的途中，航行到緯度25度半時，因為觸礁而登陸島上，依緯度的推定約在臺灣島的淡水附近，首次與原住民接觸的航海紀錄。而中文資料中則是明朝萬曆30年（1602年）陳第的〈東番記〉，是最早所見中文的紀錄。比較確實與詳細的史料文獻則在荷蘭（1624-1642），殖民臺灣期間的檔案。但荷西時期的史料幾乎極少有相關漢人的資料，90%以上都是平埔族與部分山區原住民族的資料。遺憾的是最早居住在島上的原住民族未見有文字的紀錄，主要她們沒有使用文字的民族。

日本早在江戶時代即活躍東亞及東南亞等地。豐臣秀吉早於1597年即曾下詔書要求高砂國（日本對臺灣的舊稱）前往日本朝貢，但當時臺灣找不到有具代表的國王。當時日本就有南進政策，曾派使臣到南洋，要求在菲律賓馬尼拉的西班牙人朝貢日本，但由於次年豐臣逝世而局勢大為改變。相關鄰近國家的文獻，可以作為研究臺灣早期歷史的參考。

地圖的內涵及意義是能載錄地形、地貌、位置、界線及區域等訊息，是將地理、人文、環境等龐大訊息以符號標示在平面的紙張或布面上。透過地圖可清楚看到臺灣具有獨特性的地形、地貌及部落分布，特別是獵場絕對的禁止外人侵入，形成特有多元種族及傳統領域被保留下來。然而，「傳統領域」是很棘手的問題，因認知的不同而紛爭永遠不止。如內本鹿地方，從史料看來最早是魯凱族與卑南族的領域，後來布農族南遷到這個領域，日治時期政府又將布農族迫遷到現今的臺東地區。為要使傳統領域有所認知之前提，應該從歷史文獻上來著手，特別是地圖，可依時間軸了解領域的空間最為具體。善用左史右圖的互映，將是更能還原歷史的真相。

地圖史料可依縱橫軸線來重新再建構起來。縱軸（時間軸）可分荷西時期、清領、日治與國民政府分期；橫軸（空間軸）可從史料中了解其相對位置。

荷西時期繪製原住民族部落

荷蘭是最早繪製臺灣地圖的國家。初期因西班牙人占據臺灣北部，所繪製的地圖僅限臺灣西部的中、南部地區，至1642年驅荷蘭人趕走西班牙人後掌控了全臺灣，並在南、北路及淡水與東部地區展開地方會議，特別是1636年後熱衷於探金，抵達到東部原住民地區，深入立霧溪的Tarraboan找到金沙。

從J. Van Keulen出版的地圖中記錄大量的原住民部落名稱。從荷蘭所繪製的地圖中所呈現是以原住民族部落居多，漢人的街庄僅見於大員地區的安平市街。西班牙統治初期是臺灣北部及後來的宜蘭地區，也抵達太魯閣探金活動。從他們的地圖與檔案紀錄中以凱達格蘭平埔族居多、也有噶瑪蘭及太魯閣族等部落，少有漢人的記錄。

清領時期山水畫地圖

清康熙22年（1683年），施琅率軍攻打臺灣，鄭克塽降清，翌年將臺灣納入清領域並設臺灣府，清領期間，福、廣兩地漢人相續移民至臺灣西部，基本上採漢番隔離政策，設界址、建隘寮，防範相互的紛爭。

清政府以有效掌控臺灣的行政與軍事設施，除了地方官開始撰述府、縣志、地方志或遊記等書籍，從書中插入大小不一的地圖，可從時間軸清楚看出臺灣西岸的沿海地帶，並未進入中央山脈及東部地區。其後深入內陸可耕地，以至進入深山，開採山產。

另有不同時間繪製長卷軸山水畫地圖，這類地圖的方位都以上方朝東、左右朝南北方位，是以移民視角而呈現。圖幅高約40-50公分，長約6-7公尺之長。主要地方官將臺灣的山川、人文、地貌的彩繪成圖，呈獻給清朝皇帝。乾隆年間，因民番紛爭不止，為了界定新舊界址而繪製一幅〈臺灣民番界址圖〉，是山水畫地圖中關原住民族最為詳盡的一幅，也可透過此圖回溯250年前原住民族的具體呈現。

19世紀中葉臺灣開港後，各國領事及西方人相續來臺灣，也發生了諸多涉外事件，如同治6年（1867年）美國三桅帆船在臺灣觸礁而漂流到墾丁一帶，被龜仔甪原住民殺害，一周後美國駐廈門領事李仙得來臺協調，史稱「羅發號事件」。李氏任領事期間九次來臺灣踏查各地，深入山區與原住民族接觸，繪製全臺及南臺灣恆春半島的精確地圖多幅。同治10年，宮古島貢船因颱風而漂流到東南沿海的八瑤灣，被高士佛原住民族所殺害，後李先得被美國召回途經橫濱，受日本外務省的召聘顧問留任日本，同治13年牡丹社事件的日本出兵與李仙得密切相關。事件發生前後，日本繪製多幅恆春半島地圖。最後清廷重視到臺灣的國際地位，於是臺北建府及臺灣建省。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實施開山撫番，設撫墾局；在同時全面調查界外的番地，約於光緒26年（1900年）繪製〈臺灣內山番社地輿全圖〉，共有社名800社及丁口14萬8,479人。是清領期間原住族社名、人口最詳盡的一幅地圖。

日治時期地形圖與主題圖

近代國家中「」是必備要件之一。清領期間未見有地形圖之測量，但日本自明治維新後，積極建構近代化國家，明治臺灣初期即開始實施地形圖之測量，所以清領與日治的交界點是地圖測量技術重要的分水嶺。光緒21年臺灣割讓日本，軍隊自5月30日登陸澳底，陸地測量部臨時測圖部即因戰爭及施政的需要，開始實施迅速測圖法測得地形圖，測得大比例尺（2萬分1；2萬5千分1；5萬分1）之基本地形圖，再依需要而輯製成20萬分1或50萬分1不等的地形圖，其圖幅的切割寬高有一定的規格。有了基本圖的建構，可再按實際之需要而編製各式的主題地圖。

（一）地形圖

日治臺灣期間對地形圖的測量方法、規格及範圍有清楚之規範。而相關原住 民族的地形圖也從初期的綏撫、隘勇線推進到理蕃政策，以平版、照相及空中攝影測量而完成全臺灣的測量。

1.迅速測圖法：占領臺灣初期因戰情需要局部測得2萬分1地形圖，未及全面；〈內灣蘇澳間蕃地豫查圖〉，5萬分1，計8幅。

2.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蕃地地形圖〉假製版，5萬分1，1907-1916年；〈蕃地地形圖〉，5萬分1，1924-1928年。

3.臺灣總督府民政部蕃務本署，〈臺灣蕃地圖〉輯製圖，20萬分1，計5幅，1911。

4.美國空軍測量，〈5萬分1地形圖〉空照測量，1944-1945年。

（二）普通地圖

〈臺灣蕃族分布圖〉，1912年；〈臺灣蕃地圖〉，50萬分之1，1913年；〈高砂族分布圖〉，1935年。

（三）主題圖

1.各州廳〈蕃地里程圖〉，1935年。

2.戰爭圖：南庄事件、北埔事件、大嵙崁事件、太魯閣事件、大分事件、霧社事件等。

3.林野調查：官有地、無主地、特別行政區之地形圖。

4.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中之相關原住民族之附圖。

國民政府時期空照圖

1.聯合勤務總司令部測量處，〈2萬5千分之1臺灣省圖〉，第三版，民國44年，其中山區部分。

2.農林航空測量所，〈1萬分之1臺灣省地圖〉，民國72-83年。本圖係航空照片564幅，從圖中選出有原住民族部落部分。

早年的中文史料有限的情況下，可以藉助西方外人的紀錄，如歐洲的航海資料或是鄰近的琉球、中國、日本、朝鮮或菲律賓及東南亞等、環繞臺灣鄰近島嶼或國家的相關史料，看能找出蛛絲馬跡來否？

這些地圖對原住民族又具有何意義呢？以地圖專業者而言，經過解碼符號訊息的內涵，可呈現時空的歷史面，亦是歷史的橫切面。原住民族棲息之地可呈現山岳、河流、地面林相、生態、族群的分布，民番界址、發祥地、古道、獵場及其部落移動的時間與地理位置，特別對於傳統領域，可透過不同時期的地圖來深層的探索與理解，也是最具體的呈相。

文學文獻：讓原住民用筆來唱歌

孫大川：在文學上，原住民正使用一個新的、可掌握的工具，這個工具不一定是他的族語，但可以用這個工具和主流社會對話，那就是用「漢字」進行書寫介入。

我在民國80年開始有一個覺悟，怎麼推動或營造一個「舞台」，讓原住民介入臺灣的書寫。所以在82年成立「山海文化雜誌社」時，很清楚知道自己想透過這個平台讓原住民拿起筆來，我的說法是「用筆來唱歌啦」（眾人笑），以此介入臺灣的書寫世界。這可說是原住民的「我寫」，主動介入敘述自己情感的第一步。

82-89年間培養了10-13位比較成熟的作家。我在92年和印刻雜誌集結了一套七冊的「原住民漢語文學選集」，除了評論界有漢人作品外，其中有5冊是原住民的創作，對原住民來講這是我們新的文獻。如今有20幾位作者一直不斷在創作，更可喜的是，有幾位在寫長篇小說。從霍斯陸曼伐伐寫《玉山魂》之後還有幾位像乜寇、夏曼．藍波安和卑南族的巴代，都在嘗試長篇小說的創作，並廣受注目。

以前一個日本朋友跟我說：「你們原住民從寫短篇小說開始練習（寫作），什麼時候才可以有長篇小說？」他說中國當代文學從五四運動開始，到有人寫大部頭長篇小說，要走二、三十年的路。這樣看來，我們原住民文學的路算是走得還蠻快的，可見我們多麼想說話（眾人大笑）。這些作家已經形成氣候了。

這段期間我們也鼓勵族語寫作，94年原民會跟教育部合作發布了原住民各族書寫系統，我們鼓吹同胞透過這個系統用族語進行各種書寫。還不是很成熟，但已經看到五、六位以此為志業的現代文學創作者。

這段時間，原住民族語在臺灣的流行音樂界，透過歌詞的書寫跟音樂的創作，也不斷地在介入臺灣的聲音、節奏跟詩歌的世界。從胡德夫到舒米恩，可以看到原住民詩歌創作不是關在文字框框的東西，就像阿妹的影響力，變成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我一直覺得這個區塊，是我們可以期待、可以累積的多方位文獻。

過去原民會沒有正式或固定的支持原住民文學獎，山海雜誌社有錢就做，或透過企業幫忙，陸續辦了一些獎項。我到原民會以後，這兩年都辦文學獎，希望將來的主委能夠持續。你想想看臺灣的文學，如果不是像早期幼獅或是聯合報、中國時報的支持，也不會這麼蓬勃發展。文學獎項的效果是立即的，稍微停頓的創作因為這個鼓勵又馬上回來了。這個部分我覺得應當要持續堅持。

文學作品的出版與外譯

新聞局有金鼎獎，原民會也應設法提供出版鼓勵。這幾年來有很多出版界支持原住民的書寫介入，從早期報社的支持，臺原、稻香、遠流、常民文化、印刻、晨星等出版社的支持，應該有更大的誘因讓出版社願意幫忙。這些支持可以是對出版社的，也可以是對原住民個人的出版補助，我覺得都是積累原住民「我寫」的文獻重要的工作。除了文學獎，我們也推動文學營，鼓勵年輕世代寫自己的故事，這是在「我寫」的部分20幾年來發展的狀況。

89年以後臺灣設立了很多臺（灣）文（學）所，臺文所講臺灣文學沒有把原住民文學放進去，大家都有原罪感，所以幾乎臺文所都開了原住民的課。研究生有原住民也有漢人，在原住民文學教學和研究的部分都已經形成，將來可以繼續推動。

部分零零星星地還有原住民作品的「外譯」，但沒有構成一個整塊。比較不同的是，這十幾年來日本較有系統的翻譯出版了臺灣原住民文學近13卷本。更重要的是，他們不只是把作品翻譯出來，也培養了一批翻譯團隊。這些團隊每年都來臺灣找原住民作家，翻譯本身變成一個文化跟生活的對比，翻譯、研究和生命交流連成一氣，非常有趣。這些外譯工作當然應當要擴大出去，過去我們靠外面的人寫我們，現在我們要努力讓「我寫」的作品翻譯成法文、英文、德文……。

這大概就是原住民文學文獻生產的幾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