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博物館（以下簡稱「臺博館」）成立於西元1908年，是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博物之一。日治時期稱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1945年後改稱「臺灣省（立）博物館」，1989年精省後則改稱為「國立臺灣博物館」。名稱雖有變動，但收藏的方向仍大體維持開館時的規制。

 

國立臺灣博物館的藏品主要分為四大類：人類學、地學、動物學於植物學（門），藏品總數量至2014年共計115,777件。其中人類學門典藏品數量共計41,499件，其中臺灣原住民類藏品共計7,012件，其他類別則包括了臺灣歷史、民俗、南洋地區、與史前考古遺物等。

 

以入藏的時間與方式區分，臺博館的原住民類收藏有三種主要的來源。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個來源，就是淵源自「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時期」的「蕃族品」收藏，主要入藏年代約自1900至1930年間，可說是目前臺灣入藏年代最早而有系統的原住民收藏。「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時期」的臺灣原住民文物收藏，依入藏的年代與蒐藏方式而言，又可區分為兩個明顯有別的「系統」：「總督府博物館蕃族品系統」與「佐久間財團蕃族蒐集品系統」，分別反映出臺灣總督府博物館1910年代與1930年代的收藏特色。第二批則是在戰後移交自日本時期其他地方博物館（文物館）的收藏。屬於這種類型的文物共計有兩批，分別為1949年間「移交」自日本時期「臺東鄉土館」典藏之原住民文物，以及在1964年間「移交」自日本時期「台中州立教育博物館」之原住民文物。第三類來源就是在「臺灣省立博物館」時期（1949-1989）以及「國立臺灣博物館」時期（1989至今）所入藏的原住民文物。入藏的方式則以購置為主。以上三類原住民藏品來源資料摘要如表一。

 

表一：臺博館原住民收藏的三種類來源

來源	臺灣總督府博物館 （接收）		日治時期地方博物館 （移交）		臺灣省立博物館/國立臺灣博物館
次類別	總督府博物館蕃族品	佐久間財團蕃族蒐集品	臺東鄉土館	台中州立教育博物館	-
入藏年代	1908-1915年	1927-1929年	1949	1964	1980以後
藏品數量	（約）1650件	1760件	約1,300件	176件	約近2,000件

 

以實際的內容來看，臺博館原住民收藏涵括了臺灣原住民所有族群，其中尤以平埔族、泰雅族、排灣族與達悟族的文物最為完整。文物的年代主要分佈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其種類則以日常生活的文物，如服飾、武器、工具、裝飾品為主。總體而言，這些橫跨日治時期與民國時期的原住民文物，構成了堪稱目前臺灣地區歷時最完整、且具歷史意義與研究價值的原住民文物典藏之一。

二、臺博館原住民收藏的性質與歷史脈絡

 

雖經歷不同時期、淵源於不同的來源，臺博館的原住民文物收藏，以整體性質而言，可歸類為「民族誌收藏」（ethnographic collection）。也就是說，這些藏品若非本身是直接產生於某項民族學調查或研究的情境，就是基於類似的旨趣而入藏。另一方面，作為「民族誌收藏」也就意味著，這批文物，有別於「藝術收藏」，是一種「文化性收藏」。也就是說，它們之所以被收藏成為博物館的藏品，並不因其外在特徵的美觀或具獨特的藝術價值，而是因其文化上的意義或代表性。也因此，早期這些文物在博物館中多稱之為「標本」，意思就是它們是民族學家或人類學家研究異文化時所採集的物質文化「樣本」或「物證」。

 

其次，作為「民族誌收藏」，除了整體反映出當時收藏者對於「文化」的集體觀念，以及如何進行「文化收藏」的基本假設以外，有些收藏亦可反映出個別收藏者的特殊經歷或特殊關懷。最後，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批典藏，特別是臺灣總督府博物館時期的收藏，不只可視為是學術理論的「科學證物」，同時其收藏過程與內容更反映了當時殖民過程與社會觀念。例如，在1927到1929年進行的「佐久間財團蕃族品蒐集計畫」不只在短期內蒐集了一千七百多件原住民文物，同時它也是首度以國家力量主導介入而進行的系統性原住民文物蒐集，其背後反映出日本殖民政府對原住民進行「文化治理」的企圖。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忽視背後推動「佐久間財團蕃族品蒐集計畫」另一項動機：「文化搶救」（culture salvage）──在固有文化消失前搶救傳統文物。事實上，不只在1920年代，對原住民進行「文化搶救」一直是推動20世紀博物館進行原住民文物蒐集的主要動機之一。

 

三、從民族誌物件到部落合作策展

 

進入了21世紀，正當在臺博館積極推動各項典藏昇級措施之際，博物館的原住民收藏、人類學知識、與原住民社群間的關係也產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自20世紀八○年代以降，人類學界雖重新對博物館收藏的物件燃起興趣。但是在此一重新燃起的興趣中，人類學的標本蒐集被置放在一個更寬廣的歷史背景下，與當時型塑歷史的主要力量，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等觀並視。人類學，特別是博物館的物質標本不只是人類學理論的反映，同時也和人類學一樣刻深而多面地捲入殖民的過程中，或強化（或「物化」）殖民政府對族群的分類架構，或藉著對族群「差異性」的強調以建構或鞏固殖民與被殖民者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

 

此一對人類學知識與收藏的歷史角色的反省，也將一個在過去長期隱身幕後且無聲主體──即那些經常被人類學與博物館所描述、解釋與呈現的民族本身──帶入了前台。博物館界、學界開始檢討過去原住民物質文化收藏與文化展示裡「他者想像」的侷限與片面，長期以來，原住民在博物館中被呈現的基本方式，仍不脫是一種「向你介紹他者故事」的模式，對於觀看的觀眾而言，看博物館中的原住民（文化、族群、歷史、風俗）是一種「觀看他者」的經驗。對於製作（展演）的博物館而言，則是一種「呈現他者」的從事。在二者的背後，被忽略的都是「被展示者自己的聲音（觀點）」。這個「盲點」背後反映出長期以來關於原住民的知識大都是建構在外來者的觀察之上，而缺乏來自被研究者主體的聲音。

 

博物館在原住民呈現上過度強調「他者故事」，相對忽略「我群觀點」的「盲點」，到了20世紀末才逐漸受到反省，進入21世紀以後，在其傳統敘事方式與收藏機制的正當性面臨嚴重的質疑與挑戰之下，開始發展出與當代原住民社群進行合作的機制。其中最具特色的莫過於博物館與地方社群或地方文物館的「合作策展」（collaborative exhibition）。臺博館在2009年至2015年間，分別與五間地方原住民文物館合作，推出六檔以「文物返鄉」為主題的合作型特展（有時也稱「大館帶小館」系列特展），如表二：

 

表二：臺博館2009年至2015年的「文物返鄉」特展

展覽名稱	合作展出的原民館	展期
「百年來的等待：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	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	2009/8/1～2010/7/19
「當奇美遇見臺博」特展	花蓮縣瑞穗鄉奇美原住民文物館	2010/10/26～2011/3/13
「驚見泰雅文物：重現在大同」特展	宜蘭縣大同鄉泰雅生活館	2010/10/26～2011/3/13
「遙吟e-nelja 榮耀vuvu：獅子鄉文物返鄉」特展	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	2012/11/16～2013/07/05
「vuvu的衣飾情：國立臺灣博物館及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典藏獅子鄉古文物返鄉」特展	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陳列館	2013/11/01～2014/04/26
maSpalaw：臺博館賽夏族文物返鄉特展	苗栗縣賽夏族民俗文物館	2014/12/05～2015/06/07

 

雖然各有其獨特的合作過程與互動模式，這六檔「文物返鄉」特展仍共享一些共同的特色：（1）都以臺博館藏的原住民文物歸返其「源出社群」（source community）為主題；（2）都以臺博館與一座原住民地方性文物館（有時稱為「大館帶小館」）合作的方式進行策展；（3）合作策展的（分工）模式皆依循：由部落族人（至臺博館庫房）進行展品選件，並由部落（或地方原民館）進行展品的詮釋與展示內容的規劃，而臺博館則負責展示設計製作、展品的保護運輸，以及文物佈展的方式而展開。

 

2009年奇美部落耆老在臺博館庫房看部落文物。（圖片提供／李子寧） 

 

從歷次「文物返鄉」特展的經驗中，我們也逐漸發展出一種特定的「策展模式」。這個「策展模式」大體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聚焦於「文物」本身，也就是臺博館所典藏該源出部落（社區）的原屬文物。透過對這批「原屬文物」的實物檢視與再調查，合作策展團隊從中發展出下一個階段，也就是「展覽」本身的主題與內容，最後，雙方合作將計畫的展覽內容付諸實現。因此，以「物」為始，「展覽」為終，一次「文物返鄉」特展的策畫過程經常會隨著文物的特色而順勢發展。例如，在2012年與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館的合作策展計畫中，就因為一件獨特的文物：臺博館藏「牡丹社事件番社歸順旗」，而讓整個展覽的焦點由部落文物的返鄉，轉移為部落對牡丹社事件這個歷史事件的重新詮釋與檢討。不同族群與部落保留在臺博館的文物相當不同，而族人對典藏文物的理解與詮釋也不盡相同，據此發展出的展覽主題與內容更經常大異其趣。這也就是為何對每一的「文物返鄉」特展來說，每一次都是嶄新的經驗。

 

2012年獅子鄉文物返鄉特展文物啟運記者會。（圖片提供／李子寧）

 

不論在合作過程產生多少曲折或波折，這些「文物返鄉」特展也使得臺博館得以跳脫出過去單面向的（文化）呈現與「一言堂」式的（文物）詮釋，而營造出一個由國家博物館、地方博物館與地方社群得以互動的場域，在其中參與的各方能以相對平等的方式進行實質與象徵的互動、合作、交換、甚至競爭，不論其最後結果如何，這種（互動）過程本身已是意義豐厚了。

 

2013年vuvu的衣飾情特展展場。（圖片提供／李子寧）

 

進一步來說，得益於互動過程的或許不只參與的社群及機構，文物本身也可能因之而「受益良多」。一方面，臺博館許多入藏多年，已經「博物館化」的原住民藏品得以藉此契機重新「回鄉充電」。例如，在花蓮奇美族人的「協助鑑識」下，一件原登錄為鄒族的帽子被更正為阿美族奇美部落年齡階級的禮帽。而在2012至13年與屏東縣獅子鄉文物館合作策展過程中，一些來自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博物館「佐久間財團蕃族蒐集品」的文物，不只重新現身在原物所有人的後代眼前，更以他們（文物後人）獨特的視角化為展示的詮釋。

 

從博物館內「知識的標本」轉為後人眼中的「先人的遺澤」，這個轉變過程不只戲劇化，同時也意義深刻。當然，在實證的意義上，文物（藏品、標本）本身並沒有改變，它們只是換了一個地方展出。但是，或許在觀者主觀的意識上，這些（返鄉的）文物確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它們從博物館庫房中嚴謹的「民族誌藏品」轉化為如血濃的「文化資產」。在這方面，我們可以看到博物館收藏物與當代原住民社會的互動的契機。

 

【作者介紹】

李子寧

 

國立臺灣博物館研究組副研究員，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臺灣原住民、物質文化研究、神話與傳說、博物館蒐藏、博物館學，自1998年至今起策展三十餘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