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觀關涉如何認知、詮釋自我的過往與未來，以及認知、詮釋與我相關的他者的過往與未來。史前時期^（註1） 的臺灣原住民族以今日所謂「部落」（tribe）^（註2） 的形式分布各處，依據地緣環境資源與條件而逐漸發展一套獨有的生活方式，並與鄰近的部落互動、交流，從而形成語言、習性相近的文化區（culture area）。在這樣的歷史狀態下，個別的部落擁有自己全然可以自主認知、詮釋自我的過往經歷的情境，在這樣可以自主的史觀下，一個群體即可呈現其自由而不受到他者抑制、扭曲、淡化、汙衊的歷史描述。反之，被殖民、宰制的群體，就無法擁有充分的自主空間去敘說自己過往的經驗、感受，而是藉由殖民者或宰制者以其語言、筆法去敘述。

 

部落原型神話傳說^（註3）與儀式作為部落自我梳理、詮解、運轉的系統，可以視之為具備充分自由與自主表述的歷史、文化與文學雜揉的綜合方式，由混沌世界、萬物起源、洪水與災難後建立部落、遷徙，以至不同文化內涵逐漸齊備過程，口述時程久遠，內容龐雜，這是原住民族具有自由、自主史觀的黃金年代。

 

泰雅族神話說人類在pinsbukan巨石裂縫生出、鄒族說人類的生命在patunkuonü玉山誕生、布農族說pasibutbt祈禱小米豐收歌聲由瀑布、松林、蜜蜂的聲音獲得啟發、賽夏族pasta’ay矮靈祭傳由矮人所傳、蘭嶼雅美族人與alipanpan飛魚有神聖承諾、排灣族貴族與百步蛇有神秘的關聯。諸如此類。

 

自明陳第《東番記》以迄清代輾轉相承的方志書寫如《臺灣府志》、《重修臺灣府志》、《臺灣縣志》、《鳳山縣志》等，以及自荷蘭人的宣教士干治士（Candidus, George）的〈福爾摩沙報告〉，以及19世紀西方到臺灣遊歷、調查、宣教、任職、出征者如1866年由淡水到基隆的英國生物學家柯靈烏（C. Collingwood）、1872年從淡水到獅潭的加拿大傳教士馬偕（G. L. Mackay）、巴克斯（B. W. Bax）船長及1874年由打狗到萬金庄的美國博物學者史蒂瑞（J. B. Steere）等人留下的遊記等，其間固然有嘗試以客觀立場運筆者，但是終難逾越自身原有的視域與偏執，均可視為統治者與優位者的描述與觀察文件。被描述的原住民族淪落為被觀察、凝視、分類、評價的客體，無法回應，遑論互動、異議，正如被植物學者捕獲後整理夾入收集簿的植物或昆蟲，因為捕獲、研究者背後依恃著極其優越、強大而難以質疑、抗拒的政治、軍事、經濟、學術霸權。

 

日人統治，展開理蕃政策，即使曾有許多悲壯的抵抗，族人終歸馴服，國家收編部落，優異「蕃童」特意送入尋常小學校與師範、醫學專門學校，養成皇民化菁英。斯類菁英復成為部落效忠天皇與皇軍的動員主力。國語、和名、和服、和歌、和神等逐漸陶染，終於造就部落青年爭相踴躍參與高砂義勇隊前往南洋戰場。被殖民的史觀引導當時可以為文的族人，寫出對於過去部落生活所謂野蠻、落後、閑散不振作等「應該」予以棄絕的文字，而對於勤於水稻耕作、養蠶、學習國語、練習武道與效忠天皇等行為給予高度肯定^（註4）。被殖民史觀引導的原住民族菁英，在實務上擔任巡查、教師、公醫等擔負統治者與部落族人間溝通、宣達與執行政令的工作，他們本身就是一種被刻意形塑的樣板與標竿，其文字或在某種場合發表的談話，在當時的《臺灣日日新報》、《理蕃?友》等均可見到，這是使用殖民者的史觀與語言而表述的具體例證。

 

二戰之後，統治者易主，原先在日本統治時期培養的菁英，在殖民語言文化更易之下，在短暫適應後，仍舊能夠快速跟上政治上的改朝換代^（註5），在「臺灣光復」、「三民主義」^（註6）的語彙中嘗試爭取民族生存的空間，但是在1947年這些菁英捲入「228事件」，並與之後的「蓬萊叛亂案」牽連，中壯與青年階段的少數原住民知識分子，分別遭到處決與長期監禁，想要尋求「光復原社」、「設立主人翁區域」、「高山族和平境域」的夢想全遭摧毀。原住民族社會也在後續的清鄉、白色恐怖與戒嚴的肅殺氛圍下，長期陷入驚恐狐疑的狀態，遑論坦然提筆為自覺自主之文。

 

在這樣的情境下，迂迴、謹慎而選擇性呈現自我的文學仍然可見。1960年代，擔任外事警察的排灣族陳英雄以規勸脫離匪黨組織、警察生活、英勇救人、部落習俗與人物故事等題材，投稿主流媒體副刊及警察刊物，並在1971年結集而成《域外夢痕》，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阿美族曾月娥則以〈阿美族的生活習俗〉獲得1978年第一屆中國時報報導文學獎徵選獎（1979）^（註7）。

 

1980年代開始，新一批原住民知識分子在大學求學，開始注意自1960年間國際間原住民族倡導的「紅權」（red power）運動，也受到臺灣本體意識崛起的影響與聲援，加以發生「反課本中吳鳳」、「控訴挖墳」、「反雛妓」、「聲援湯英伸」等事件催引，以正名、還我土地、民族自治、振興語言文化等為主要訴求的「原住民族運動」及其組織正式登場。原住民族運動人物試圖重新找回原住民族在臺灣主人的地位，夷將‧拔路兒主張應該由歷史上的番、蕃、高砂族、高山族、山地同胞這些歧視、名不正言順的直接正名為原住民、原住民族^（註8）。在這個階段，抗爭、抨擊、控訴的文詞，成為運動隊伍走上街頭發出的聲音基調，文字不求美巧，深刻思索卻是充滿真實的行動力量。

 

原住民族運動確是呼籲族人找回歷史與未來民族定位的重要行動。集體建立如斯史觀，爾後就有原運參與者、理念支持者透過不同的方式賡續其志業。以歌深情慰藉族人者如胡德夫、高亢賦詩者如莫那能、娓娓道來部落雜雜人事的田雅各與娃利斯‧羅干、帶來航行海洋訊息的波尼爾特（郭健平）與夏曼‧藍波安、深入部落角隅觀察的瓦歷斯‧諾幹、太魯閣反水泥總指揮的麗依京‧尤瑪、控訴族群與性別雙重霸凌的利格拉勒‧阿鄔、堅守舊好茶石版屋的魯凱史官歐威尼‧卡露斯、部落主義與反隘寮水庫行動者台邦‧撒沙勒等^（註9），皆曾在都會街頭或部落一角，撰述足以激勵群眾向前的抗爭文字。

 

1990年代之後，聯合國原住民族工作小組策畫十年期「國際原住民族年」，並推動《原住民族權利宣言》草案通過，國民大會完成修憲及原住民族條款入憲、中央層級原住民族主管機會成立，原住民族在法制建設上獲得相當基礎。此階段自省與自信在都會菁英身上並見，卻尚未充分影響及於部落菁英，原住民文學依然維持抗爭姿態，卻有作家轉而探索族群部落文化與變遷，如霍斯陸曼‧伐伐、夏本‧奇伯愛雅（周宗經）、尤霸斯‧撓給赫（田敏忠）、根健、巴代等，加上原先就已累積作品的大家如瓦歷斯‧諾幹、夏曼‧藍波安、歐威尼‧卡露斯等持續寫作^（註10），深入文化習俗與部落人事情態敘寫的隊伍，承接原運宗旨與脈絡而另闢蹊徑，將原住民文學帶到更為活潑、多樣、廣闊的境地，而且具有清晰的邊界與特色。

 

2000年之後，台灣社會持續朝多元化發展，原住民族人走向城市者日漸增加，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也倍增往昔，遭遇的環境更加複雜，心靈的激動也超軼過往。大家們持續挺進，走出更遠的道路^（註11），而年輕的作家如撒可努‧瓦榮隆、乜寇‧索克魯曼、阿綺骨^（註12）、Nakao. Eki. Pacidal^（註13）等，已經逐漸超越以往寫作的深沉、濃厚的憂心與複疊的內容布局，改採從容、恣肆的態度，顛覆過往說故事的次序、節奏，間夾詼諧，暗寓批判，不著痕跡^（註14）。加以近年來原住民文學獎催出不少文學新秀，其寫作題材、方向更臻多樣，部落、都會、身分、同志、異域、旅行、批判之類，不一而足，大幅開拓原住民文學空間，老將與新秀一齊撐起前所未有的榮景。回顧原住民文學發展的歷程，史觀引領寫作旨趣、方向的功能，顯而易見，未來亦將如此。

 

永遠的部落。（圖片提供／浦忠成）

 

玉山的生命精靈。（圖片提供／浦忠成）

 

走過時空的月亮。（圖片提供／浦忠成）

 

 

引用文獻

‧巴蘇亞‧博依哲努（浦忠成）（1998）《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臺北市：里仁書局。

‧矢多一生（1936）〈生?喜?〉，收於《理蕃?友》。

‧夷將‧拔路兒編（2008）《臺灣原住民族動史料彙編》，臺北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泉民雄（1938）〈神國日本?感銘〉（二），收於《理蕃?友》。

‧高上秦編（1979）《時報報導文學獎》，臺北市：時報出版。

‧鄭政誠（2005）《日治時期臺灣原住民的觀光行旅》，臺北縣蘆洲市：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