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志、鄉鎮志、部落志—東臺灣原住民地方志書發展梗概^（註1）

 

一、前言

 

2015年10月中研院臺史所、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等單位共同舉辦「臺灣原住民族地區方志編修成果與問題研討會」，此研討會期望能藉由檢視原住民行政區的方志（以下簡稱原民志書）編纂現況，省思傳統中國方志的體例能否記錄與收集原住民歷史變遷的資料，及這些方志能否呈現原住民社會文化的特性？最後思考原住民族書寫者如何「我族寫我史」？過去在討論地方志的纂修時，因原民志書數量有限及「原住民史觀」尚未受到重視，而較少被討論。根據林玉茹的統計，1990年後是臺灣方志纂修的熱潮，1990至1998年間全臺出版的地方志計有82種，但原民志書卻只有1990年出版的《烏來鄉志》^（註2）。原民志書纂修風潮的出現雖較一般行政區晚很多，但原住民在志書中該如何被書寫？或該如何呈現？一直是戰後志書纂修被討論的課題。1990年代後期，占原住民人口最多和比率最高的花、東兩縣，不論在縣志、鄉鎮志或部落志的纂修上，都深具特色，因此本文擬就已出版的東臺灣原民志書作一概論性的介紹，藉此期待「我族寫我史」的原民志書成果能更加豐碩。

 

二、縣史、縣志

 

就兩縣縣志的纂修來看，由施添福擔任總編纂的《臺東縣史》，本志從1994年即開始進行，至2001年才全部出齊，篇目包括大事、地理、史前、阿美族、排灣及魯凱族、卑南、雅美、布農、漢族、開拓、產業、政事、文教、觀光、人物等16篇，各篇獨立出版。從篇目來看，《臺東縣史》最大的特色即是呈現臺東多元族群文化特質，因此有6篇是對縣境內各族群的書寫，其中5篇原住民相關的篇章由黃應貴擔任編纂，各族群再委由中研院民族所的學者擔任纂修，此5篇共同的特色有三：一是都對既有的研究成果作省思，同時呈現最新的研究成果，並試著拋出問題，引發更多人來研究，如黃應貴所說：「筆者以為這本書所提供的實只是一個正式研究計畫的前期作業而已，提出的問題可能比解答更為重要，倘若能夠引發別人進一步投入研究興趣，便達到筆者撰寫此書的目的。」^（註3）陳文德在卑南族篇中亦有類似的想法：「這本『小書』與其是我個人長期以來對於卑南族瞭解的一個交代，不如說是今後如何思考卑南族社會文化的一篇序曲。」^（註4）。二是各篇都會特別介紹調查目的、過程和方法，除表現出人類學嚴謹的學術規範外，也期待能將纂修者個人理解族群的方式呈現給讀者。三是各篇的架構雖然不一，但都注意到各族群的歷史變遷及各聚落的分布和現況，就原住民社會來說，以部落（聚落）為書寫中心，符合原住民認同的歸屬。但也由於纂修者將此志書視為學術研究的展現和思省，因而迥異於傳統志書的體例，甚至「企圖脫離一般撰寫地方史的體例」，在此企圖下，纂修者也擔心充滿「學院似」的用語能否被讀者接受^（註5）？不論纂修者的疑慮是否發生，《臺東縣史》原住民系列篇章，開啟原住民在志書中獨立的角色是事實^（註6）。

 

《臺東縣史》（圖片提供／陳鴻圖）

 

繼《臺東縣史》之後，花蓮縣文化局有鑑於先前兩部縣志都不完備，再加上1980年代之後花蓮的變化甚鉅，因而在2003年辦理「花蓮縣志編纂計畫案」，委託中華民國國家公園學會進行《續修花蓮縣志（民國71-90年）》計畫，由康培德擔任總編纂，以花蓮教育大學的教授為主要編纂成員，縣志內容計有自然、族群、經濟、政事、文化、歷史、教育、社會等8篇，至2008年全部出版完成。《續修花蓮縣志．族群篇》的纂修目的亦是彰顯花蓮縣境內多元族群和族群內部的區域特色，本書的族群分類採《認識臺灣社會篇》的分類方式，將縣內的族群分成原住民、福佬、客家、外省四大族群概念，族群下再依山地、平原、海岸、縱谷四個區域個別介紹之^（註7）。本志對原住民在不同區域的發展觀察發現，在產業活動方面，山地地區多從事山坡地農業，平原地區以工業、服務業為多，海岸地區以漁業搭配農業為主，縱谷地區則從事農業；宗教信仰方面，山地地區以祖靈祭、打耳祭為主，海岸地區以海祭為自要特色，縱谷地區以豐年祭、捕魚節、捕烏節等三大祭典為主；平原地區則特別重視豐年祭與原住民聯合性活動^（註8）。族群分區的書寫是本書最大的特點，但亦是本書較值得商榷的地方，因為花蓮縣除了花蓮市和吉安鄉大多是位於平原地區外，大部分的鄉鎮都涵蓋好幾種地形區，且受限於公文書的紀錄，書中的論述最後還是回歸到行政區劃的框架。

 

三、鄉鎮志

 

東臺灣最早編纂的原民志書應是1994年由張金生負責的《達仁鄉志》，本志的編纂背景係當時鄉人認為需要有《達仁通訊》之類的刊物作為家鄉和在外子弟的媒介橋樑，但受到經費限制，時擔任鄉長的王光清轉而朝《達仁鄉史》的方向發展，本志最後雖然沒有出版，但編纂者張金生係達仁鄉的排灣族人，在當時志書都委由學界編纂的風氣中，開啟了我族寫我史的第一部志書^（註9）。本志在體例架構上和一般行政區的志書相仿，但對鄉內排灣族的加樂尼事件、南番事件、神化的傳奇人物都有紀錄，具有高度存史的價值。

 

王良行總編纂的《成功鎮志》，延續他一貫的6篇體體例^（註10），且隨成功鎮的地方特色，而獨立阿美族篇，將社會和文化合編成社會文化篇，和《臺東縣史》相同強調境內族群特點。本志雖然總編纂非在地人，但副總纂及各篇撰者大多為東部人，如王河盛、孟祥瀚、黃宣衛、李玉芬、蕭明治、顏志光等，本志6篇各有特色，黃宣衛主撰的《成功鎮志阿美族篇》，期待能凸顯成功地區阿美族的特色，其中最具特點的是在第九章〈口傳文學〉中紀錄了阿美語拼音與漢字翻譯資料，此作法在一般志書中較少見，但撰者希望能藉此為成功地區的阿美族口傳文學留下一些資料，更希望能引起讀者對原住民口傳文學的注意^（註11）。另外，陳憲明主撰的《成功鎮志經濟篇》在第三章〈漁業〉中，特別介紹日治時期新港築港和原住民勞役間的關係，這是過去研究所忽略的課題，在此提供不少值得再深入探討的方向^（註12）。

 

孫大川、詹嫦慧掛名總纂的《延平鄉志》，應是東臺灣第一部正式出版的原民志書，本志的論述主體係以布農族為主，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兼論和卑南族、阿美族的互動，其第三篇「開拓篇」闡述布農族人移墾內本鹿到集團移住的詳實過程，並製表將日治時期延平地區各集團移住部落移民的姓氏分布陳列出來，對讀者接觸布農族氏族文化提供很清楚地認識途徑^（註13）。本志雖是孫大川擔任總纂，但實際撰寫者是師大歷史所的研究生為主，布農族人參與的只有田天賜、王新民兩人而已。本志的體例和傳統漢人方志體例無異，雖內容以布農族人為主體，但或許在章節名稱上可調整更貼近原住民詞彙，體例或許可打破篇章格式而以「部落」或「氏族」來安排。

 

繼《延平鄉志》之後，孫大川帶領東華大學原住民學院的團隊參與《秀林鄉志》的纂修，希望藉由鄉志的纂修，達到「強調族群互動的事實，增進鄉內各族群間彼此的了解與尊重，達成族群共榮之目標」^（註14），此目標或許是原民志書共同的心聲，但也是最困難達成的目的。《秀林鄉志》的編纂團隊大多是原住民研究的學者，因此志書中有許多學術上的研究成果被運用，如「國家介入」、「正名運動」、「自治議題」、「國家公園和亞洲水泥」等課題被討論，頗具學術價值。

由中華綜合研究院應用史學研究所承接的《金鋒鄉志》和《太麻里鄉志》兩部志書，前者由林澤田、龔佩嫻擔任總編纂，是東臺灣已出版的山地鄉鄉志中，惟一不是由原住民擔任總編纂的鄉志，21位編纂中也只有張金生具有原住民身分，鄉內族群組成係以排灣族及魯凱族為主，本志的架構並沒有特別之處，但書內有附上先前鄉公所委託繪製的〈部落地圖〉，姑且不論地圖的準確度如何，但此地圖或許提供了山地鄉志書修撰一個很值得進行的方向。而《太麻里鄉志》則至今審查未過，及前後任鄉長態度不一，以致變成鄉公所的燙手山芋。

 

四、部落志

 

石忠山編著的《太巴塱部落志》，應是花蓮縣第一部出版的部落志，本志原是部落的縣議員楊德金所負責編纂，但過程並不順遂，適時同為部落族人的石忠山從德國取得政治學博士回來東華大學服務，在使命感的促使下，接手本志的編纂^（註15），本志雖為部落志，在體例完整，可作為認識太巴塱部落的導讀書籍，如書中將太巴塱部落出身的體育界人士以表格呈現，從表中出現的莊初明、陳義信、王光輝、黃忠義等名單，就可知太巴塱棒球運動的興盛^（註16）。

 

李依金的《我的部落史‧蘭嶼篇》，由蘭嶼六個部落的人自己來書寫部落史，內容包括六個部落的部落史及神話傳說，這是一個新的嘗試^（註17），但也是原住民歷史建構必要的途徑。

蕭福松的《被遺忘的南溪部落》，本書紀錄位於長濱鄉三間村戶口僅92戶的南溪部落，部落雖小，但卻匯集了閩、客、阿美、布農各族群的居民，在各取所需、互不干擾、和平相處情形下，所組構特殊的族群融合生活史。

 

五、結語

 

本文就已出版且以原住民為主體的志書作介紹，但仍有些志書如《卓溪鄉志》、《東河鄉志》因尚未看到正式出版品，而不在此討論範圍。東臺灣志書的纂修風潮較西部臺灣晚約十年，究其原因，主要是修志經費的缺乏，東臺灣的地方財政本來就很困窘，動輒數百萬元的修志經費對東臺灣的鄉鎮公所來說，根本無從編列，然1996年原民會和2001年客委會的成立，有經費可以補助志書纂修，此舉對不是山地鄉就是客家庄的東臺灣鄉鎮來說有相當的助益，也因此會有本文介紹這些原民志書的出現。在此風潮下，原民志書的纂修會更加興盛，如蘭嶼、海端、光復等鄉鎮都有修志的想法，但如何達到「我族寫我史」和「鄉志要通俗易懂」的目標，恐才是省思之後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