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談到歷史，常常著眼在「文獻」的爬梳，然而，沒有文字書寫的時代裡，我們怎麼傳遞部落的歷史故事，這就要從口述歷史來談。長期進行排灣族古老部落的歷史紀錄讓我理解，在談到各部落歷史的時候，敘述的本身非常重要，在口述的時候，歷史不會是單獨，而應該是整體的概念。「歷史」在陳述中會包含個人生命、家的故事、部落的故事或部落事件，還會涉及到地方變化，因而地名本身就會記錄許多故事，裡面有相當豐富元素，這是我們一定要用「歷史」這個概念來設定邊界，單獨抽取出來表述時，會遭遇到的很困難的部分，不論是價值思維、意識形態、認同，它所涉及到的層面都是很複雜的。因此當我在思考歷史的時候，我會特別注意族人主體性的想法，在今日的思潮之下，人們開始關注族人主體的史觀，然而其中我們又遇到相當大的挑戰，原因是一路下來我們的思維很大部分已經被框現在西方歷史的規範裡，依循著文獻歷史的概念設定，僅僅在既有的文字資料中重複墾掘，彷彿我們一直重複的開採一塊田，所以我稱之為「文獻田園」。

 

在口述的年代，什麼東西會被叮嚀、重複叮嚀，一代一代的傳下去，如果將這些思考放在民族的母體環境，透過這樣的概念去思考原住民發生過的點點滴滴，山脈、湖泊、溪流跟住在這個環境的族群關係是什麼，更具體的把故事文化歷史都放在這裡面，回到我們自己族人跟土地跟環境的關係來去談，那麼跟外來人所發生的一些不可抗拒的衝突，則會因為不同土地、文化與生命故事而產生不同詮釋。

 

在原住民的世界，第一個跟土地發生關係的人，你要去命名，你看那原住民認知的河流，即便同樣一條河流他也不會有一個統一的名稱，每個特色你都要去命名，而這些名稱都不是偶然的存在，然而你在這邊也找不到所謂的正統歷史概念的談論方法，只能靠一點一滴的編織，你可以在文獻田園裡發掘到有誰曾經開採過、觸碰到這樣的議題，但同時你也知道，它們在文獻田園裡是缺乏延續性的。在這個文獻田園裡面荷蘭人記錄了一點點，日本人紀錄了一點點，有點像是散落的馬賽克磚，然而我們成長並非單一的歷史影響，你所看到的每一個片段都應該是延續性的，如果這個經驗有價值它就會一直前進，在好幾層的歷史經驗與記憶上持續建構。我們該思考的是如何編織這些，如何把這些片段的歷史，變成彩紅色的歷史觀，所以我不太喜歡用歷史這個詞，我用生命故事這個概念在做思考，到底在不同階段裡面人的生命或群體的生命或環境有什麼變化。

 

舉例而言，我們常提「牡丹社事件」，在我們原住民的話裡並沒有牡丹這個地名，這是後來行政區域劃分過後的才出現的，當我們要討論這樣曾經發生的事情，我們該回到那個土地與用語，而不是曾經被學者命名後，大家經年累月的使用就合理化這個說法，這是依循文獻常會有的問題。然後學術的命名又容易陷入諸如「事件」、「戰爭」還是「戰役」，這些詞彙的定義。對我們而言，守住祖先代代相傳的土地本來就是天經地義，以人入侵我們就打仗，出草就是打戰，這些名詞不過是文獻丟出來要我們解釋的問題。所以我要怎麼回到那個土地跟人之間發生關係就變得很重要，這個族群跟另外一個族群發生的事情，到底太魯閣事件是在哪裡發生，那不會只有太魯閣這個地點，而是整個大區域的事情，我們必須從區域的每個發生來敘述每個細節，才能完整描述並挽回整個概念。

 

在每個地點，發生了什麼事情，用這樣故事來談，更深一層就是這個個人、這個家族、這個族群、這個部落的共同經驗，共同的生命的過程，發展的過程的有許許多多事情，絕對不是靠一個官方的定義來解釋，雖然官方給你的環境一定會影響你的史觀。例如說當我們談到傳統領域裡的某某湖泊，就可能會看到教科書上寫說，是在西元幾年，「被」日治時代的某某人發現。然後已經在湖邊不知道生存了幾代的原住民，卻要被問歷史基礎在哪裡？你的根據在哪裡？這便是我在談論歷史觀時感受到的困難。又好比我常被教育部邀請去參加一些會議，其中有個會議是辭典的名詞解釋，你如何叫一個原住民去定義他人創造出來的「未開化」、「不文明」這樣的詞彙呢？

 

我們應該在文獻以及口傳故事裡創造更多空間給我們的下一代，讓時空概念可以更放大，歷史在其中可能不是一條直線，而是一個編織的概念，我們從中拼湊，就是為了去創造那個空間。試圖從不同的研究領域取得資訊，例如考古學家一點一滴的挖掘，好像所有地底下的東西也在編織，也在建構資訊。體質人類學家會再多告訴我們一些為什麼我們是南島民族的事情，而語言的研究描述了我們彼此間的關係，於是我們又可以從區域的概念中我們去理解更多人跟人之間的關係，不停的去擴張。我們應該要有很多訊息，而不能狹隘的在文獻裡面尋找歷史的概念。什麼叫做歷史？我們對歷史的定義應該有一些變化，所以我說生命故事，從個人、族群或家庭的經歷再向內挖掘，我們有沒有可能從中了解生命歷史、文化歷史、記憶歷史，如今保留了多少，或者他對物質文化的認知價值又是如何？

 

我一直強調要有一個整體的概念，一個民族是一個家族一個個人，當在神話裡看到第一個人從太陽的蛋跑出來，或者是被石頭生出來，我們要做的不是去問怎麼證明，而是從這個點去追溯，把彼此的源起、關連串起來，去找出從那個點出發之後，縱向的主幹是如何，橫向的分支各自有了什麼不同的經驗，族群之間如何互相影響，土地本來就在那邊，沒有根據誰，在這個土地生產的人跟文化本身，我們要賦予他絕對自主。在這裡面，文獻裡的表達與批判，其實也只代表了某一個特定的時空而已，每個文獻的紀錄都代表了一種價值，但不代表唯一的定論。

 

就我正在進行研究的排灣族古老部落而言，文獻很少，怎麼貼就是那幾篇，可那卻一個家族是進行了多少年、多少代，才在那個時間點被人類學家紀錄，留下那麼一點點的文獻。文獻彷彿田裡的一個殘留的樹頭，藉由他的位置我們進入田野，然後挖掘到那背後有多少寫不完的東西，透過家族、部落記憶與其老的經驗被記述著，我們的歷史還隱藏在那邊，不要停留在文獻裡面挖掘，文獻的貢獻應該是讓我延伸去思考，那才應該強調的文獻功能。文獻不該是在歷史篇章中的一個句點，而是告訴我們還有多少現象隱藏在那邊，我們從中去尋找那龐雜的來時路，去碰觸那無法碰觸的部分，把那曾經遺落掉的豐富組織起來。

 

當我們著手去承擔那個部分，我們才真正寫下文獻，我們的成果會再延伸一些研究歷史的人，會再繼續觸類旁通的引發更多研究，引起更多人的討論，如今我們就是在鋪路走向那未知的歷史。從現在這個點開始，不管現有的文獻要說我們的歷史有幾百年都沒關係，但我們就從那邊開始說清楚，原住民到底是什麼狀況，用各種角度往過去追溯，同一時間歷史也隨著我們的腳步正往未來前行。文獻彷彿一扇門，推開後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好美的世界展現，它讓我們進入到一個歷史的脈絡，但是我們更期待往前繼續走，我們怎麼從中走出去，去到那個隱藏的、豐富的地方，花更大的功夫去建構那個我們現在還看不到的部分。（口述／童春發，整理／本刊編輯部）

 

 

【作者介紹】

童春發Masegesege Zengror Gadu

 

屏東縣瑪家鄉的排灣族人，生長在基督教信仰家庭，專攻比較文化學，副修語言學。研究領域包含排灣族語言、歷史與文化、基督教與神學及原住民社會與文化議題。長期從事原住民族高等教育、參與原住民族高等教育行政事務。過去在私立玉山神學院任教26年，現在是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民族學院教授兼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