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賽德克‧巴萊》全片以昭和5年（1930年）霧社地區各族群使用的語言來發音，而要以漢語表示時，遇到人名、部落名、地名、山川溪流等專有名詞必須予以音譯。在我翻譯賽德克語的經驗裡，深刻體認到本族語言與漢語的截然不同，語意之間的對譯尚可盡力趨近原意或精神，唯由賽德克語音譯為漢語時，每每不知如何譯就。就以德克達亞語的「Seediq Bale」這一詞組為例，該詞組在賽德克族尚有道澤語的「Sediq Balay」，以及托洛庫語的「Seejiq Balay」，其實三者語意相同，只是發音稍有差異。如今被音譯為「賽德克‧巴萊」，並作為電影的片名，我確信賽德克族三語群的族人們對此音譯會有不同的解讀與想法。

就我對族語的理解而言，Seediq Bale直譯時為「真正的人」，在此Seediq屬普通名詞，是指「人、別人、原住民、人類」，Bale是「真、真正的」之意。Seediq作為專有名詞使用時，則指的是賽德克族自稱的族名，本族正名時，是以「Sediq/Seediq/Seejiq」三語群的稱法並列為族稱。

以bale來凸顯特殊性

在賽德克族的語言文化裡，有諸多名詞會以bale來凸顯其特殊性，範圍含括了人、事、物，如sama bale指山萵苣，qcurux bale指?魚，huling bale指原生種的獵狗，dapa bale指水牛等等。於此，我以huling bale和dapa bale為例稍加說明。

Huling bale是臺灣土狗的統稱，善獵是牠們的特性。農獵時代，臺灣土狗是賽德克族男子狩獵的最佳夥伴，尤其在先祖們尚未擁有獵槍的年代裡，非得依賴牠們善獵的特性始能成功獵取獵物，否則中大型動物的獵獲率將相對降低。對當時族人來說，獵物是攝取蛋白質的主要來源，若無法獵取充足的動物，將直接衝擊族群的綿延與茁壯。由此可知，臺灣土狗對賽德克族有著極大的貢獻及難以取代的重要性，所以族人稱牠們為huling bale，意指真正的狗。

Dapa bale是水牛。賽德克族人與漢人開始以物易物之後，鹿茸是可換取牛隻的主要獵物部品，當時都是換取小黃牛，帶回部落野放飼養。迫遷川中島之後，日人開始教導族人耕作水稻，並引進水牛犁田整地。族人們發現水牛更有力量、更適宜耕田，因此稱水牛為dapa bale，意思是真正的牛。dapa原為牛的統稱，族人識得水牛之後，將黃牛另稱為dapa tanah，tanah是紅色之意。

由以上兩個例子的說明可知，賽德克族語的普通名詞後面若加上bale，即表示「牠／它們」對族群有一定的貢獻度。若換成今日的流行用語，大致等同於「臺灣之光」之類的讚美詞。以體育界為例，凡能為臺灣崢嶸者都應可稱之為Seediq Bale，如過去的楊傳廣先生、紀政女士，以及今日的王建民先生、曾雅妮小姐等。

基本上，一個人對族群、社會、國家做出一定的貢獻，即可稱為Seediq Bale。 導演以此為片名，或許是要以「賽德克‧巴萊」來代表我賽德克族的精神吧！

劇本內的族語音譯問題 

有關劇本的族語音譯部分，以人名與地名占多數。我無緣參與電影的前製作業，等到答應果子電影公司接下劇本的翻譯工作時，就發現人名及地名的「音譯」問題重重。當時我隨即向前製作業的工作人員反應這個狀況，但之後我也加入百人劇組的行列，投入主要演員的密集訓練工作，進行課程上的安排及聘請專業人士來授課，也就不再堅持或追究音譯方面的細節問題。當時我只有一個想法：既然答應要協助該片的攝製，就要盡力讓拍攝工作順利進行，音譯的細節問題只能暫時擱置一邊。然而，我還是忍不住擔心，屆時電影上映時，銀幕上人名及地名的音譯，是否能夠與我當初所建議的相同呢？ 

事實上，由於漢語與賽德克族語的發音及音域存在著對譯上的困難，因此只能盡量音譯成最接近的漢語。在此以人名和地名的三個例子舉例如下：

一、莫那‧魯道的長子達多‧莫那原名為Tado Mona。Tado與Mona都屬兩音節，賽德克族語的發音是一個母音一個音節，因此可分解為Ta-do及Mo-na的形式。原則上，音譯成漢文時也應盡量以一個音節譯為一個漢字為原則，因此Ta-do可音譯為「答都、塔多、達朵、搭斗」等不同的漢文，我傾向音譯為「達多」。

而Mo-na譯成「莫那」還不錯，所以Tado Mona的譯音我會選擇「達多．莫那」。但是有很多書將他的名字音譯成「達達歐‧莫那」，則要書寫成「Tatao Mona」，等於把Tado Mona的名字給改了，實在是不妥當。

與此類似，莫那‧魯道的次子Baso Mona，我會採「巴索．莫那」的譯音。但許多書音譯成「巴沙歐‧莫那」，變成是「Basao Mona」。

二、起義六部落之一的羅多夫社，原部落名為Drodux。Drodux本來是三音節的「Durodux」，但在賽德克族語的書寫規則裡，要將Du之後的母音u省略而書寫成Drodux，所以看似二音節。不過分解其音節時，仍要將略去的u加上去，形成Du-ro-dux三音節的形式，讀的時候也一定要唸出Du-ro-dux。

此外，Drodux的字尾有x，x的發音屬「擦音」，在字尾會清楚呈現，因此雖屬三音節的單詞，音譯成漢文時要加上x在字尾的音，而形成四音節。我將之音譯為「嘟囉度呼」，若音譯成「羅多夫」，則變成是「Rotohu」（羅豆腐）。

部落名還有另一例，起義六部落之一的吐嚕灣社，原名Truwan，而Truwan與上例的Drodux一樣，原為三音節的單詞Tu-ru-wan。我將之音譯為「吐嚕灣」，但許多書音譯成「塔羅灣」，變成是「Tarowan」的音譯。

三、「道澤」指的是一個區域，賽德克族人稱之為「Toda」，屬本族Toda群的族人所居住的地區。不知何時、何許人將Toda一詞音譯為「道澤」？今日本族的Toda族人非常排斥「道澤」這樣的譯音，目前他們均採「都達」的譯音。

長久以來，凡由日治文獻翻譯而來的相關文本，其中若有以原住民族語記載的部分，翻譯者通常以日文片假名記音的讀音隨意自譯，從來不曾尊重該族族人的意見，以至於該族人看到音譯的漢文也不知道原本的族語是什麼。別忘了，當時日本學者所記下的片假名讀音，只是各原住民族語的「枝葉」，原本的原住民族語才是根源。可惜許多人一直捨本逐末、胡亂音譯，造成原住民族語音譯的大混亂。

所幸近年來，中央研究院的專家學者開始正視這個問題，計劃要翻譯日治時期文獻時，已開始重視族語擁有者的建議，並尋求族語擁有者的協助。希望這種合作模式能蔚為風氣，更期望政府有關單位即時成立各原住民族語的「音譯」專屬機構，導正目前原住民族語音譯的混沌局面。

賽德克語指導員的艱困挑戰

片中需使用賽德克語對白的演員，包含主要演員及臨時演員，有些人與我同一語群，也有人同族不同語群；另外有泰雅族和太魯閣族人，也有日本人與漢人（含平埔族人）。無論是主要或臨時演員，除了尚在學的演員以外，多數人對「原住民語言書寫系統」相當陌生，而熟悉語言書寫系統的人又不一定與我同語系。唯感到欣慰的是，有些主要演員因為這次經驗，開始對自己族語的拼音及書寫系統產生興趣，這要歸功於黃美玉（Aking Nawi）老師的辛勤教導，她是起義六社羅多夫部落的族裔，自南投埔里國中教職退休後，全力投入賽德克族德克達亞語的鑽研與著述。

演員前期訓練結束後，劇組將預先錄製好的MP3對白交給每位主要演員，也寄送給遠在日本的演員。然而，MP3雖為先進的科技產品，也僅是輔助工具，不予善用也是枉然。不可諱言，主要演員不會聽也不會說自己族語的人不在少數，卻要在片中一面賣力演出、一面盡力說出台詞，而這台詞又像是「外國語言」（賽德克語），他們能否流暢地說出不同情緒需要、不同長短的台詞，這份責任就落在我肩上。因此，如何激勵演員、如何讓他們能夠妥善管理自我的情緒，這樣的心理輔導工作也成為我這位族語指導員的另類課題。

拍攝期間，演員們是依照劇組的通告前來拍攝場景報到。不論場景位於何處、不論他們何時抵達，我與表演指導黃采儀、田霈玲兩位老師都會待在住宿旅店，等待他們的到來。接著，針對他們次日的演出內容與台詞不斷地反覆演練，直到演員與指導老師都滿意為止。期間我常提醒采儀及霈玲兩位老師說：「時間不早了，就讓他們休息吧！」但采儀和霈玲非常認真負責，往往讓我激賞中又耐不住反覆演練的煎熬，或許這就是年輕人與「老人」的不同吧！無論如何，我看到了采儀、霈玲兩位老師的優秀與人生態度，我和她倆就這麼捱過十個月的《賽德克．巴萊》日子。（本文摘自《真相‧巴萊》：《賽德克‧巴萊》的歷史真相與隨拍札記，遠流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