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佳音^（註1） 

 

一、〈東番記〉的歷史文法

 

直到現在，還是不少人模糊地認為：臺灣原住民與外來族群，尤其是漢語系的閩粵移民關係，是在十七世紀二○年代荷蘭東印度公司進出臺灣島南部後，才開始有可信性的歷史。此外，有些人過份強調荷蘭人的「船堅炮利」，以為臺灣史上的槍砲聲，也是荷蘭時代響起。

 

另一方面，一篇眾人熟悉的陳第〈東番記〉，早於荷蘭文獻約二十年，是「萬曆壬寅冬（1602～03年）」大明中國水師渡海來臺討伐「倭」海賊後的從軍筆紀。這篇約一千四百字的文獻，除反應「荷蘭時代」前，臺灣還有「歷史」之外，當時人誇張說「東番之入記載也，方自今始」，迄今也常被解釋成是陳第的親身經歷和實地採訪記錄，而且主要記載臺灣西南部沿岸的西拉雅族。

 

以上的幾個觀點，不能說全錯或全對，但總是缺乏時代的連貫與通盤考慮。也就是說，如果〈東番記〉是記實，文中所列地名，如本文所論證，明顯是長達千餘里的各地；陳第文中所述原住民「種類甚蕃」、「無酋長，子女眾多者雄之」，顯然也不是僅講臺南西拉雅。因此，要更周全地詮釋該文，得置之於十六、七世紀的時代文脈，用歷史文法還原。甚至借用一下文學理論的「橫看側讀（reading against the grain）」，也無妨。

 

底下，本文嘗試從陳第的紀錄來探討荷蘭時代以前的番漢關係，至於他所記錄的原住民風俗印象，俟諸另文。

 

二、〈東番記〉表現明人對臺灣的集體認識

 

需先問的是：1603年年初陳第〈東番記〉的臺灣原住民民族誌，資訊是從哪裡來？純粹是他親身調查，還是一種資訊的收集與整理？

 

有「觀海之興」的福州連江人陳第隨沈有容將軍打臺灣海賊，目前的看法，是根據陳第〈舟師客問〉，說是「萬曆壬寅臘月初旬」、「除夕班師」，以及根據近人編輯的〈陳第年譜〉，推測是在萬曆三十年十二月九、十日到臺南（1603年1月20、21日），三十日除夕（2月10日）收兵回中國。如此來看，陳第得以在臺南停留二十日左右。

 

不過，根據沈有容〈仗劍錄〉自傳，他是從十二月十一日（1月22日）才從泉州崇武率二十四艘兵船出發，途中於澎湖溝遇颶風，「回復西嶼頭」，卻又說泉州崇武沿海的「丁嶼門極險」，「因天晚得已冒險收入，候三日，始得十四船，餘皆飄散……下令過東番，次日遇賊艘於洋中」，行程寫得有點撲朔迷離。另外，屠隆〈平東番記〉說沈軍出發，徘徊三天才抵臺灣；黃克纘的〈盪平海寇序〉講的更誇張，「旬有餘日」才到臺灣^（註2）。綜合這些資料，沈有容軍隊與陳第停留臺南恐怕未超過十五天。兩個禮拜能調查到何種程度，老實說，還是個疑問。

 

尤其是〈東番記〉一開頭便說：

 

 

「斷續凡千餘里，種類甚蕃」兩句，已明白提示情報涉及之地點與族群，是泛指全島，非單單指臺南西拉雅一族。經地名學貫時與系統實證考訂後，大體可知「魍港」是臺南北門區附近，「加老灣」、「大員」是臺南臺江一帶；「堯港、打狗嶼、小淡水」在高雄與屏東境內；「雙溪口」是嘉義朴子鎮內的老地名；「加哩林」可推測為彰化二林，「沙巴里」、「大幫坑」，分別為臺北的淡水河口與大坌坑。這些如今看似怪異之地名，都是十六世紀後半以來，臺灣西海岸漢人船隻可到之處的閩南語有名港灣^（註3）（參見圖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西部海岸）。

 

圖一：荷蘭人繪製的臺灣西部海岸。資料來源：Jos Gomans, and Rob van Diessen eds., Comprehensive Atlas of the Dutch United East India Company. Volume 7, East Asia.(Amsterdam, 2010)（圖片提供／翁佳音）

 

也就是說，陳第所寫內容，除「親身經歷和實地採訪」外，相當程度是整理、或反映出十六、七世紀之交「民」、「官」的地理知識。至少，沈有容在討伐海賊時，就曾秘密調查，「私募漁人，直至東番，圖其地里，乃知彭湖以東，上自魍港、下至加哩，往往有嶼可泊」。這就可解釋為何在短短兩週之內，陳第可以記載這麼多的資訊。

 

三、〈東番記〉透露集體資訊

 

既然〈東番記〉有資訊整理的一面，內容就不是一時的景象。文中若干修辭與文法，若另行再詮釋，也許又可討論出研究者不甚熟悉的歷史圖像。

 

例如，本文後半在講到明永樂初，鄭和太監進出西洋，因東番原住民不聽約，家家戶戶給一銅鈴，把原住民當狗看待。之後，敘述便跳到明嘉靖末，亦即1560、70年代：

 

 

文中「始通中國」與「倭鳥銃長技」等語，尤其前者，容易讓人理解成是十六世紀七○年代之後臺灣原住民才與「中國」交通。然而，官方文獻訊息通常落後於民間的行動，這一點，研究者諒無多大異議。清代初期文獻提到臺灣「不通中國，亦未嘗屬於外番。泉、漳市舶私與往來，不聞官司也^（註4）」，可輔證官方的海外知識與行動常常慢半拍。至於原住民與中國的關係，是否可拉到鄭和時代，或更早，研究者觀點不一，這不是本文討論對象。我們還是繼續討論可文獻反覆驗證的十六世紀中葉歷史。

 

〈東番記〉提到臺灣原住民只有手持鏢槍，因此不敵使用「鳥銃」的「倭」，可證明槍炮聲，在荷蘭人未到來前，早已在島上響起。鳥銃，日本人稱為「鐵砲」，一般認為鐵砲是葡萄牙人於1540年代傳到日本。但之前，「鳥鎗之製，自西番（引者按，即葡萄牙）流入中國，其來遠矣。然造者多未盡其妙，嘉靖二十七（1548）年，都御史朱紈遣都指揮盧鏜破?嶼，獲番酋善銃者，命義士馬憲……而造作比西番尤為精?^（註5）」，可見中國官民此時也使用鳥銃作戰。現在的問題是：〈東番記〉所說的「倭」，真的是日本人，還是其他的人？

 

明嘉靖年間掀起東亞海域鯨波的倭寇之亂，倭寇構成主要分子是閩粵省分漳潮泉府人民，學界少有反論。中文文獻有「潮賊林道乾勾倭……竄據澎湖，尋投東番；其黨林鳳梧（sic.）最黠……駕大夥倭船百餘隻乘風突至澎湖」，記載雖曖昧，但確鑿的證據，是1574年福建巡撫有關林鳳的情報，提及澎湖鳥嶼澳漁民劉以道、郭太原等六人自魍港逃回，供說：「以道等向在東番捕魚貿易，忽於六月初十日，有廣東賊船六、七十號到魍港地方內，……連與番人格鬥三日，彼此殺傷數多。番人因無鳥銃火器，不能勝賊」。^（註6）換句話說，〈東番記〉裡拿槍砲與臺南原住民對幹的「倭」，不是日本人，而是以廣東潮州人為主的漢人！臺灣中南部有一定數量的廣東潮汕語族定居，還有待研究者更為留意與挖掘。

 

約三十年後的1602～3年，沈有容也是差遣姓郭的漁民到臺灣偵察，真巧。

 

四、〈東番記〉所載的番漢關係

以上，都可見閩粵漢人漸次在臺灣活動的事實，〈東番記〉又說：

 

 

「漳、泉之惠民」中的「惠」，應為誤或贅字，所以其他文獻引用時，另改成「漳、泉之民，充龍、烈嶼諸澳」（見圖二：何喬遠《閩書》書影）。充龍，又作衝龍、衝濃，原位於福建九龍江口北岸海濱，當時屬泉州同安縣積善里，現在漳州市龍海市角美鎮內。臺南、高雄一帶，早有「充龍社」漢人移居，原有歷史脈絡可尋。他們來臺經商，又懂得原住民語言，因而居住下來，傳衍後代。

 

也許詮釋到這裡，會更強化讀者的刻板印象，以為番漢關係，一開始只發生在臺南。這有違地理條件。臺灣西部沿岸，多處能泊小舟、外來人群可登岸。陳第一口氣講了好多個臺灣西部南北濱海地名，正是再提示這個被輕忽的簡單事實。至少，十六世紀末，文獻就說雞籠、淡水「俱出硫黃，杭人販舊破衣服換之，俱硫土載至福建海澄縣」。由此可證，北部採硫與貿易之業，早在西班牙、荷蘭人，或郁永河之前，已行之有年。^（註7）

 

圖二：何喬遠《閩書》書影。（圖片提供／翁佳音）

 

然而，同時也必須注意的是，番漢關係並非全都是海賊侵略土番的故事。東番記說：

 

 

陳第描述番漢關係，起初還有「悅好」一面，存在主客情誼。一份1611年日本耶穌會士的報告指出：臺灣番敵視其他外國人，卻允許漢人住那裡，因後者有交「貢物」；約同時期的中文紀錄，也提到「捕魚逐鹿者人入其境，必分贈甲長土宜」。^（註8）外來者，包括荷蘭東印度公司，初到臺灣還是得透過類似「租借」關係求取居留權。當然，接觸日久，外來者漸用「以濫惡之物欺之」等不正手腕，主客易位趨勢已難阻扼。

 

無論如何，〈東番記〉以及〈題東番記後〉（陳學伊）文中，類似「始通中國」，以及「東番之入記載也，方自今始」的古代修辭，不能直接今譯為十六、七世紀之交原住民才與外來漢人頻繁接觸，接觸地點也不只限於臺南。荷蘭東印度公司來臺之初，赤坎樓一帶已是「漢人漁民與賊仔（lugar de chinos pescadores y ladrones）」（見圖三：西班牙人之圖）居住的村落。若細讀荷蘭文獻，可知臺南西拉雅族已混用不少漢語；進而，亦可見高雄蟯港（興達港一帶）附近出現了配槍矛、刀，要捕捉盜賊的疑似打狗野蠻人（wilden）；以及彰化二林（Gierim）的居民，搭乘四十艘舢舨到臺南攻擊燒製石灰的漢人，等等紀錄。^（註9）這些大規模行動的野蠻人與居民，是否真為原住民，恐怕還有討論空間。荷蘭文獻所載南北各處有漢人蹤跡，其實可當成追加證明〈東番記〉所記番漢交涉已久、涉及地區廣大之用。

 

圖三：西班牙人所繪之臺南圖。（圖片提供／翁佳音）

 

最後，卻也是相當重要的是，〈東番記〉文中有：

 

 

由這些涉及臺灣物產的記載，可確定蕃薯、甘蔗等等，早先荷蘭時代存在，且非野生散置；牛羊鴨鵝等家畜，以及食用之麥，推想應是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確立殖民地後繼續傳入。不僅如此，鹿皮、鹿茸等輸出品，在十七世紀一開始已「委積充棟」，亦即庫藏甚多，之前的番漢交易盛況自可想像。

 

言而總之，將〈東番記〉視為是「前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經濟總體敘述，進而是族群關係的一個重大階段呈現，也許是比較接近文本的觀察。進一步，也才能解釋為何荷蘭東印度公司一開始，便能迅速獲得臺灣本島的地理、地名資訊之原因；以及在新時代的三角族群關係中，原舊的番漢關係仍存在，是新政府荷蘭公司必須面對與解決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