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家瑜

「平埔」與噶瑪蘭

近年來有些論述對於「平埔族」是不是臺灣原住民，出現一些令人不解的質疑。事實上，「平埔族」是在臺灣長期歷史互動過程中形成的名詞，它並不是指一個族，而是指許多早期居住在臺灣西部、北部或東北部平原地區的原住民族群。這些族群與其他臺灣原住民族一樣，都是南島語族（Austronesian Language Family），也展現豐富多元的文化面貌。然而，從十七世紀起，這些地區的原住民陸續被外來政權納入統治範圍。清代時期，將這些需要納稅或服役的平原地區原住民統稱為「熟番」或「平埔族」，以此相對於生活在山區沒有被納入統治版圖的「生番」或「高山族」。這些平埔族群在漢人移民大量移入的影響下，生活空間不斷縮減，社會型態和文化面貌也大幅變化。

 

由於「平埔」這個名詞之下包含非常多樣變動的人群屬性、內涵、文化特色與認同，早期統治者對於其文化關連或差異，並沒有清楚的分辨概念。直到十九世紀末期，最早到臺灣進行原住民調查的日本學者伊能嘉矩（Ino Kanori），才提出比較學術性的分類體系。他將當時受到漢文化影響而語言、文化多已流失的「平埔族」，根據其祖源傳說或語言、文化差異區分為Kavarawan（噶瑪蘭）、Ketagalan（凱達格蘭）、Taokas（道卡斯）、Pupuran（巴布拉）、Poavosa（巴布薩）、Pazzehe（巴則海）、Arikun（阿里坤）、Lloa（羅阿）、Siraiya（西拉雅）和Ttao（馬卡道）等十族（伊能1898）（註1）。其中，「噶瑪蘭族」是早期居住在臺灣東北部宜蘭平原的原住民，也是目前政府認定為臺灣原住民族之一。

 

「噶瑪蘭」一詞，十七世紀就開始以「Cabalan」或「Kavalan」等不同拼音出現於西班牙或荷蘭文獻，或是以「蛤仔難」、「甲子蘭」、「蛤仔難」或「哈仔瀾」等中譯出現在漢人紀錄。十八世紀末吳沙率領漢人移民進入宜蘭開墾之前，宜蘭平原分布著許多噶瑪蘭聚落，清代方志通稱為「蛤仔難三十六社」。十九世紀初，宜蘭被清政府納入版圖，漢人開始大量進入移居開墾，因此造成了十九世紀中葉起噶瑪蘭人大批遷離原居地，往南向花蓮和台東一帶遷居。留在宜蘭地區的噶瑪蘭人，因為國家體制和外來強勢文化的影響，社會生活快速變遷。相較之下，遷居花東地區的噶瑪蘭人，由於地理偏遠和聯外交通較為困難，不少語言和文化傳統因而得以保存延續至今。2002年，「噶瑪蘭族」爭取復名成功，正式被政府認可為臺灣原住民的第十一族；這也是平埔各族當中第一個被官方認定的族群。＊

 

噶瑪蘭收藏的歷史脈絡

噶瑪蘭社會大規模變遷和族群離散過程中，少數具體的物質文化標本、影像和聲音資料，因為外界的收藏採集活動而保留下來。這一波收藏採集風潮，與十九世紀西方民族學科的興起和發展有密切關係。當時民族學研究者認為藉由分析研究收藏採集來的物質文化標本，是理解不同社會文化特性的最佳管道。因此，採集各地的文物標本，被視為是研究文化的必要過程。然而，這些跨文化的收藏採集活動，無可避免地受到民族學知識建構和殖民勢力擴張的影響，經常伴隨著複雜的統治支配和權力競賽關係。

 

十九世紀後半期，最早開始在臺灣採集民族學標本的先驅者，是臺灣開港後前來的西方領事官員、商人或傳教士。雖然他們採集的臺灣原住民或噶瑪蘭文物數量並不算多，物件種類也相當零散片段，但是卻在臺灣社會經歷更全面性的殖民現代化大變化之前，難得地留存下一些珍貴的文物標本，可以作為說明過去物質系統、技術或形式風格的具體管道，以及反映社會生活變遷的物質證據。當時採集噶瑪蘭文物的重要人物如馬偕（Lesile G. Mackay）牧師。馬偕1871年底從加拿大來到臺灣，是最早深入北部至東部各原住民部落的西方傳教士。其中宜蘭平原的噶瑪蘭36社，以及花蓮平原的加禮宛5社（大社、竹林、武暖、瑤高、七結社），都是他積極宣教的部落。他在四處宣教旅行的同時，也有意識地採集文物做為標本和見證。因此，他在1870至1880年代左右，收藏了許多現今難得一見的噶瑪蘭服飾文化標本，例如宜蘭平原的新娘盛裝禮服、多彩華麗的瑪瑙珠和玻璃珠首飾、精巧的香蕉絲織布，以及宗教祭儀物品等約40多件。現在這些藏品都保存在加拿大多倫多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這一批收藏可能是目前留存下來最早、最精采的噶瑪蘭文物之一。

 

宜蘭噶瑪蘭新娘盛裝，根據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馬偕藏品復原。（胡家瑜／研究製作　陳瑞鳳／繪圖　郭欣諭／影像後製）

 

由於第一波的收藏者，大多是階段性來臺工作或旅行探險的歐美人士，他們採集的文物標本和資料大多輾轉帶回母國成為西方民族學博物館的藏品。直到1895年日本取得臺灣之後，才開始系統性地運用國家力量，展開原住民調查研究和臺灣知識建構行動，而收藏採集研究也成為機構性的長期工作。日本時代的原住民研究和採集動力相當多元，除了國家力量的支持和推動之外，還有不少私人興趣者進行採集收藏；不過當時許多平埔族群聚落已經離散瓦解，因此噶瑪蘭相關收藏已經不易取得。1928年成立的台北帝國大學的「土俗人種學講座」（也就是現今臺大人類學系的前身），無疑是日本時代收藏保存原住民藏品資料的重要機構之一，其藏品當中涵蓋不少珍貴的噶瑪蘭藏品資料，總計包括文物40件、田野照片29張、16釐米紀錄片1件、蟲膠錄音唱片8張、古文書70件。這些噶瑪蘭藏品的主要來源，除了最早的原住民研究先驅伊能嘉矩之外，還包括土俗人種學講座師生如移川子之藏、宮本延人和馬淵東一、語言學講座教授淺井惠倫等人，民間收藏家如尾崎秀真、鈴木泉、元根平太郎、增田善造、伊藤景文、宮川次郎、服部正夷，以及噶瑪蘭族人林大謹獅、偕夏氏阿悲等人。

 

伊能嘉矩1897年在宜蘭辛仔罕社採集的噶瑪蘭木雕屋板。（臺大人類學系藏品＃360／伊能嘉矩採集，1929年入藏）。

 

目前保存在臺大人類學博物館的臺北帝大「土俗人種學講座」時期噶瑪蘭藏品類型項目非常多元，可以呈現不同層面的過去生活面貌：(1)文物藏品40多件中，包括不少日常生活用具如人像雕花屋板、陶器、木盤、木杵、木臼或織布工具等，反而服飾文物相對較少。(2)田野影像29張，主要呈現日本時代宜蘭流流社、大竹圍、壯圍，以及花蓮加里宛等地的生活景觀和樣貌。(3)黑膠錄音唱片8張，尤其難得的是這些宜蘭壯圍社頭林氏伊排的口述錄音唱片，內容講述傳說故事如「吹笛小孩的故事」、「殺父的故事」、「Ngazi的故事」、「Mutravai的故事」、「Saturai」和「Kizaiz」等，其中敘事的語言可能是現今也經消失的多邏美遠語或「Tobuwan」語。(4)動態影像記錄片1部，宜蘭流流社16厘米生活記錄片約5分鐘，是日本時代少數留存的民族誌記錄片。(5)噶瑪蘭古文書藏品70件，相關區域和聚落涵蓋了宜蘭地區的抵美福社、武煙社、奇武荖社、里腦社、武罕社、新自裡簡社、流流社等。這些古文書，大部份是民間契字，包括房地買賣、招墾樸耕、典貸借洗、鬮分合約、租稅帳簿、書函等各種不同類型；僅有少數為訴訟狀、或官府諭示、佈告、證照等；時間最早從1818年（嘉慶23年），最晚到1903年（明治36年）；反映出噶瑪蘭族人面臨清政府強勢統治後，大量漢人進入開墾移居而無可避免的接觸、競爭、土地流失和社會變遷。

 

宜蘭壯圍庄社頭村噶瑪蘭老婦人吳林氏伊排。（臺大人類學系收藏＃3302／淺井惠倫1936年攝於臺北帝大）

 

 

1863年（同治二年）抵美福社手摹古文書。（臺大人類學系藏品＃T034）

 

宜蘭羅東流流社家屋前的噶瑪蘭族人。（臺大人類學系藏＃A232／1932年拍攝）

 

其他國內、外博物館，如臺灣博物館、順益博物館、大阪民族學博物館等，也保存有一些早期噶瑪蘭藏品，不過種類和數量更為零散。大體而言，噶瑪蘭藏品的採集到了日本時代結束之後，已經逐漸停止，一方面因為社會生活的現代化變遷，手工文物的製作和使用大為減少而衰微；另一方面也因為過去文物早已從部落中陸續流失。

 

離散、連結與記憶再現

現今保存在博物館的早期噶瑪蘭藏品資料，雖然脫離了原本的社會生活脈絡，成為零散的學術研究資料；但另一方面也是現今少數能夠再現過去文化意象和噶瑪蘭人活動身影的具體材料。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這些穿越時空界線的藏品，可以不再只是過去的物證，也不僅是學者分析研究的材料，同時也可以做為噶瑪蘭族人建立自我意識和族群認同時再現的文化象徵符號。藏品的價值在時空情境變化中，也能夠轉化為重新連結當代部落，召喚過去記憶的關鍵媒介。

 

為了嘗試建立博物館噶瑪蘭藏品與當代部落關係的連結管道，筆者於2009年在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之「國家型科技計畫──臺灣大學數位典藏創新應用前鋒計畫（EPEE）：1930年代臺灣平埔族群影音資料整合應用與推廣放映計畫」項下，以臺灣北部與東部地區的平埔族群──凱達格蘭與噶瑪蘭為主題範疇，邀請知名的噶瑪蘭導演木枝‧籠爻（潘朝成）合作，拍攝出版《收藏的平埔記憶──再現噶瑪蘭與凱達格蘭身影》（2011）。影片中使用了許多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保存的「土俗人種學講座」時期採集之噶瑪蘭和凱達格蘭相關文物、照片、錄音片和影片，並且整合了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 and Culture School）「淺井（惠倫）文庫」保存的1930年代相關影音資料。影片的主軸除了呈現各博物館保存的藏品資料之外，同時也深刻地探討當代平埔族人追尋文化認同的歷程。為了擴大影響層面，計畫同時建置了《流動的歷史軌跡與收藏的平埔記憶──噶瑪蘭與凱達格蘭》網站（http://www.pinpu.digital.ntu.edu.tw/），讓大家可以更主動地接觸和搜尋影片相關背景資料。影片完成後，分別先在宜蘭的奇立板部落、加禮宛部落、流流社，花蓮的新社和立德部落，以及花蓮市文化創意園區和國立台灣博物館等地舉辦了七場放映會，讓部落族人可以優先看見相關資料訊息。

 

另一種嘗試管道則是推動部落合作策展計畫。2014年10月24日至12月8日，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邀請花蓮縣噶瑪蘭族發展協會合作，推出「我們‧噶瑪蘭」（Aida Kavalan / Aita Kebalan）特展，做為「再現臺灣原住民的傳統智慧」系列2014年的年度特展（註2）。此次展覽由部落籌備策劃和定題、並且到臺大庫房挑選展品，與部落提供的展品相互搭配展出。展示內容包括：噶瑪蘭族歷史、到海洋文化、祖靈信仰、服飾織布、木雕工藝，以及香蕉絲織布復振成果等。開幕當天特地邀請部落巫師到博物館展廳進行祈福儀式，現場也請族人前來示範香蕉絲抽絲過程與互動教學。展覽期間，並在博物館舉辦「學習祖先木雕技法的精神」、「從傳統智慧到文創商品」、「博物館與部落共構下的新關係」三場部落知識講座，邀請安排族人講師前來演講。這樣的展覽，不但獲得部落族人的迴響，也讓博物館的參觀者很感動，認為可以更直接地聽見部落的聲音和更內觀的看見部落文化知識。

 

如果過去的博物館的設立，是以物的收藏保存為主要目的，而物的收藏過程卻無可避免造成了社會文化脈絡的割離斷裂。那麼，新時代博物館藏品的運用，則需要反向操作，以人和社群為主來填補和連結過去斷裂的鴻溝，並且尊重不同社群的觀點和自我表達論述。總之，透過影片或展覽，都是再現過去藏品和召喚當代記憶的一些方式。博物館的物質文化遺產和當代部落記憶的結合，還需要找尋更多未來的可能性。如此才能讓在歷史洪流中飄零離散的珍貴藏品資料，重新建立與過去脈絡的多元連結，也讓博物館真正發揮文化動態傳承的功能。

 

◎本文節錄修改自：胡家瑜，2011，“噶瑪蘭與凱達格蘭的收藏與記憶”，《收藏的平埔記憶──再現噶瑪蘭與凱達格蘭身影》，臺大出版中心。2010，“平埔意象與物質文化收藏：歷史軌跡中文化交互作用的投射”，「東????民族????：前近代????認識?相互作用」，日本大阪民族學博物館。2010/03/20-21。2000，“古文書與平埔研究”，《漢學研究通訊》，頁353-361。

＊編輯部：根據原民會核備建議，提出噶瑪蘭是第二個被官方認定的平埔族群，第一個應為邵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