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朝成Bauki Angaw

侵占家園

噶瑪蘭族的祖先來自南方Sanasai島嶼，為了尋找適居地，祖先們飄洋過海順著黑潮北行，發現肥美的蘭陽平原，便決定在此安身立命。幾千年來，噶瑪蘭族在蘭陽平原上逐漸建立堅固的生活領域，以農耕、漁獵為主與海洋、河流、山林等資源為生，在富饒安定的空間繁衍後代，發展自我特色的組織規範、服飾、祭祀、工藝、美學、語言等民族價值。十七世紀中葉在蘭陽平原上已經有超過六十個部落，人口將近一萬人的強大民族。

 

十七世紀，西班牙與荷蘭兩國以現代化武力侵犯掠奪蘭陽平原，強迫部落族人繳稅與服勞役等。十八世紀末葉至十九世紀初葉，漢族侵墾與清朝殖民的兩股強大勢力有系統有組織的掠奪與侵占土地，部分噶瑪蘭族被迫從固有傳統領域往境外的頭城、三星、花東等地遷逃。

 

燒殺與離散

1812年，清朝殖民政權實施「番大租」的「加留餘埔」制度（保留地政策），美其名是為了限制漢族侵墾並提供土地保護噶瑪蘭族的生活，但制度缺乏積極性與約束性，強勢漢族依舊以巧奪、欺騙等手段，占據使用噶瑪蘭族土地，在清代國家殖民體制下，噶瑪蘭族固有社會組織與生活形態產生巨大變化，因此離開原居地到新空間尋求生存機會，是噶瑪蘭族跳脫貧窮化不得不選擇。

 

1840～1860年代左右，以加禮宛社為主體的族人陸續南遷到花蓮新城南方無人煙居住之地重新建立約二千人的加禮宛大社，在此安身立命數十載。然而不幸的事情發生了，1865年，漢人暴力侵墾集團大舉燒劫屠殺噶瑪蘭族，其中十四社全部被燒毀變成廢墟，死傷無數。1878年，為了反抗清朝殖民政權的壓迫，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戰士合力攻打清朝軍隊，而爆發了有名的「加禮宛戰役／達固湖灣戰役」，1878年9月6日（西曆10月1日），清朝派大軍發動反攻，當軍隊行進時被加禮宛社主戰派領袖Dafu Wanu得知戰情後，即刻率領戰士冒險強渡米侖溪欲通知鄰近的撒奇萊雅族戰士，不幸途中被清軍截擊陣亡。這場戰役不幸造成四、五千名族人的死亡，民族力量急遽萎縮。總兵吳光亮更採行「勒遷以分其勢」的報復手段，兩族被迫南下遷逃到花東縱谷與東部海岸。噶瑪蘭族在異地重建部落，據信豐濱鄉的新社、立德；長濱鄉的大峰峰、樟原、三間屋等部落多是噶瑪蘭族比較集中居住的地方。

 

 

1878年加禮宛戰役／達固湖灣戰役戰場圖。（潘繼道／手繪　盧天福／後製作）

1878年加禮宛戰役／達固湖灣戰役，戰後兩族遷逃路線圖。（潘繼道／手繪　盧天福／後製作）

 

雖然蘭陽平原的空間發生了史無前例的劇變，但是大多數的噶瑪蘭族仍堅定的保衛數千年來所建立的家園。

 

1895年，台灣轉手變成另一個政權殖民管控，十年之後的1905年，日本殖民政權不顧噶瑪蘭族的生計，竟火上加油的以妨礙經濟發展的藉口，廢除「番大租」制度，這是造成失去土地權與收租權的噶瑪蘭族人更加貧窮化的主因之一。

 

若從1796年以吳沙為首腦的漢族侵墾集團進入蘭陽平原算起，219年來噶瑪蘭族的命運是從富饒、安居轉變到貧困、坎坷的社會底層。但是值得欣慰的是，身處異鄉的噶瑪蘭族後裔從未放棄自我民族立場，以堅持尊崇祖先信仰與文化，一代一代傳承。遺憾的是，堅持留在宜蘭原鄉打拼的噶瑪蘭族則籠罩在殖民國家的同化政策下，逐漸走向文化式微與隱誨命運，包括筆者的家族。

 

家族隱誨

1920年，為了脫離貧困與歧視的生活空間，筆者的祖父潘木枝隻身從宜蘭加禮宛社來到後山的臨海貨物轉運站－舊港（今南濱）當接駁船船夫，五年後祖母階路得帶著年僅四歲的獨生子潘清泉（筆者的父親）跟隨著潘木枝的腳步從蘇澳港搭著火船到後山花蓮，他們在舊港短暫住了一段時間之後，攜帶著簡單的行囊趕著牛車搬到北方數公里遠的北濱居住，一年多後又搬到更北方的「鳥踏石仔」漁村。

 

「琉球部落」是「鳥踏石仔」漁村的前身，因為這裡已住有琉球移民漁民而得名。剛來時潘木枝搭蓋茅草為家，後來換了幾個地點，最後選擇漁村最南邊「造船株式會所」旁蓋了一棟可以遮風避雨的堅固木造房子。同一時期和潘家一起來花蓮的噶瑪蘭族人也不少，但有的人因為無法適應後山生活又搬回去宜蘭，也有的再往南遷移到豐濱、長濱、成功等地。

 

潘木枝搬到花蓮的那個年代，自己族人在一起時仍然可以用噶瑪蘭族語交談。後山的漢人有時會譏笑說，你們是「番」仔，聽不下去的祖父輩們會加以反擊甚至動手打譏笑的人。由於大社會充滿歧視的氛圍，潘木枝和階路得為了要避免子孫被漢人欺負，希望將來子孫們能安心在社會上立足，於是他們不教導後代族語及傳統生活習慣，多年以後竟演變在子孫面前否認自己是噶瑪蘭族，只是潘木枝和階路得有時不小心地會露出了噶瑪蘭族的習性（如飲食、族語單字等）。

 

記得小時候，有一天母親邱瑞香一面幫筆者穿衣服一面語氣平靜的說：「你是平埔仔哦！」不懂母親在說什麼？因為從來沒聽過「平埔仔」這幾個字，以及代表的意思。不過筆者長大懂事後大腦海裡有時會閃爍浮現「你是平埔仔哦！」

 

進入新社與認同

1993年8月18日，喜歡攝影的筆者背著相機到新社部落（花蓮縣豐濱鄉）參加豐年祭，進行下一個「紀實攝影」專題，驚訝的在豐年祭現場看到宜蘭奇立板社同宗的伯父和他的兒子及三間屋（臺東縣長濱鄉）的伯父等人。在拍攝當時就感覺不解，為什麼平常都說福佬話的七、八十歲親戚會在炎熱的夏天來參加噶瑪蘭族的豐年祭呢？豐年祭結束後的幾天，筆者直接問父親：咱們是不是Kavalan（噶瑪蘭）？起先阿爸低頭苦笑不語，但禁不住筆者的追問，他才勉強慢吞吞地說：大概是吧！這一句話讓筆者震憾不已，這一句話等於打破筆者自以為是的漢族身分。從那一刻起下決心要去尋找噶瑪蘭族在歷史上不幸的遭遇以及長輩們特意隱瞞過去的辛酸，同時決定到新社部落去學習家族中失落多年的噶瑪蘭族文化。

 

筆者進入新社部落學習時，就振奮的看見噶瑪蘭族語言是部落裡平常生活的用語，受過嚴謹訓練的女祭師（metiyu）尊崇戒律並有秩序的帶領各種祭典儀式的進行。過了幾年筆者也習慣在做事之前拿起酒向天、向地、向祖先supaw（祭拜）。今天新社部落仍然按時或依需要舉行祭典，如padohogan（超度亡靈）、pakalabi（除瘟祭）、durbuwan palilin（歲末祭祖）、kavalan palilin（歲末祭祖）、qate ngas（入倉祭）、temuqaz（新屋祭）、supaw to lazing（海祭，立德、大峰峰、樟原等部落稱laliki）等等。

 

1996年的除夕日，筆者家族恢復了kavalan palilin，家人從大到小依序的向祖靈祭拜，家族在重新學習噶瑪蘭族敬拜祖先的方式中找到了認同的引線，並且決定第二年返鄉尋根。

 

1997年8月 潘家返鄉尋根。（潘朝成／攝影）

 

1997年8月9日，家族分別開車沿著蘇花公路回去祖先之地，從冬山河發源地經過珍珠里簡、里腦、流流等社。搭乘竹筏前舅公偕文龍拿著米酒往河邊走去，一邊灑酒一邊說：「我們子子孫孫回來故鄉，向您們（祖靈）祭拜，請保佑我們……」隨後家族分別搭乘兩艘大型馬達塑膠竹筏往冬山河河口前行，大家試著感受祖先們的生活場域。噶瑪蘭族和冬山河一直保持著親密關係，冬山河是族人的食、衣、住、行、生、老、病、死、戀愛、娛樂、祭祀等的重要生活領域，這條河應該是「溪南」（蘭陽溪以南）的噶瑪蘭族「祖先之河」吧！

 

返鄉尋根的人馬終於走進清水海邊又進入到加禮宛社，一群人走到阿公、阿媽以前住過老厝時，父親指著老厝時提高嗓門說，我在這間房子裡出生的，眾人的眼神不約而同的隨著阿爸的聲音轉到他身上。阿爸繼續轉個身面向前方空曠的土地，然後伸長右手臂左右來回晃：以前你們的阿媽說「站在家門口眼睛看得到的土地都是我們的！」這裡的我們大概有兩個意義，一是指我們家族；二是指我們噶瑪蘭族。

 

復名運動──噶瑪蘭族再出發

1980年代，噶瑪蘭族新社部落長老偕萬來先生透過經常往返蘭陽平原故鄉的機會，嘗試組織偕性宗親會，而開啟偕姓噶瑪蘭族的認同運動。由於1970年左右，屬於麒麟文化的新社石棺在日本商人奪去未成下，就一直棄置在豐濱鄉公所。1987年，台灣省立博物館以借用的名義載走石棺，並在台北228紀念公園舉行「豐濱之夜」，邀請新社、立德兩部落族人參與歌舞和祭儀展演，當天的演出造成各界嘩然與震驚，因為長期被誤認為「漢化至深而消暱」的噶瑪蘭族，竟然有一大群人能夠流利的使用族語。更重要的是，當晚偕萬來先生與族人大聲疾呼要求政府承認噶瑪蘭族為台灣原住民族，而正式開啟了復名運動。

 

1991年，後山噶瑪蘭族返鄉尋根的行動不但促進了宜花兩地族人的了解，並且在穿梭各部落的過程互動中打開否認自我與隱晦已久的心靈，刺激了宜蘭原鄉族人的認同腳步。同時新社部落組織並號召噶瑪蘭族文化復興與政治訴求活動，成為宜、花、東噶瑪蘭族聚落的象徵。1990年代是噶瑪蘭族推動復名政治訴求極為積極的年代，透過各種公開場合呈現族內的kisaiz祭儀歌舞、語言故事、服飾，以及香蕉絲編織工藝等，再再表現了噶瑪蘭族特有的文化，以具體行動證明噶瑪蘭族存在的事實。

 

皇天不負苦心人，2002年春天，當時擔任行政院原民會委員的筆者，聽聞總統府高層有意認定噶瑪蘭族。很快地，同年6月13日行政院原民會主動在新社部落召開「噶瑪蘭族復名意見徵詢座談會」，企劃處長林江義在會議中宣稱：「只要事前的作業提早完成，行政院原住民會必定全力配合，儘速將噶瑪蘭族的意願早日提報行政院」。2002年6月噶瑪蘭族組成「噶瑪蘭族復名推動小組」，隨即推舉各地負責人、分配任務後，展開民族身分意願調查的工作。雖然具有原住民身分的噶瑪蘭族人集中在台北、花蓮與台東地區，但因社會變遷與經濟結構改變，對於遷離部落、宜蘭原鄉、散居族人，以及無原住民身分的噶瑪蘭族人等等，推動小組也盡力追蹤詢問後一一登錄。此期間令人意外的事發生了，8月9日陳水扁總統蒞臨新社部落，並當場宣布「希望不久的將來噶瑪蘭族正式成為台灣原住民族」。興奮之餘加快了推動小組認定調查的工作，歷經2個月的調查與登錄，八月底共計算出1,705人自我認同為噶瑪蘭族，「自我認同噶瑪蘭族意願調查表」的出爐，無疑是一份民族自決最有力的證據。

 

2002年12月25日台灣政府終於認定噶瑪蘭族為台灣原住民族第十一族，這雖是遲來的正義，但不表示噶瑪蘭族發展與生存問題獲得根本性解決，而是另一個開始，且難度不亞於15年的復名運動。2003年8月，花蓮在地部落成立「花蓮縣噶瑪蘭族發展協會」，此協會有別於社區型協會的功能，期望定位在民族發展的雛型，試圖找出民族出路。

 

不可諱言的，噶瑪蘭族復名運動的成功，已衝撞官方保守的民族政策，同時影響要求國家承認的民族──平埔族群，更進一步的考驗台灣憲法提倡多元文化與是否尊重原住民族基本人權的一個重要指標。

 

香蕉絲──汗水、情感、精神、價值

1852年，陳淑均在《噶瑪蘭廳志》中記載噶瑪蘭族在蘭陽平原的編織生活：

 

番女織杼，以大木如栲栳，鑿空其中，橫穿以竹，便可轉纏經於上。刓木為軸，繫於腰，穿梭闔而織之。以樹皮合葛絲及染過五采狗毛織氈，名日達戈紋。以色絲合鳥獸毛織帛，採各色草染采，斑斕相間。又有巾布等物，頗皆堅緻。

 

葛絲指的就是香蕉絲，由此可證，噶瑪蘭族的香蕉絲編織工藝與生活美學是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所謂傳統工藝著眼點在於使用天然素材、傳承祖先的技藝、顯示族群的美學觀、展現文化圖紋等基本元素，並將其運用在日常生活中的器物上，從食衣住行、到貼身的頭飾衣物等。取自原生材料的香蕉絲纖維，表達了噶瑪蘭族的精神與文化價值，以及自然、樸拙、表情多變且豐富的特殊質感。

 

編織原本是台灣原住民族重要的農業生計勞動。噶瑪蘭族人就地取材，在香蕉絲織物上，製成各類的生活用品。早期人工收割、打稻穀或曬稻米時鋪在土沙地上的織布，裝稻榖的大幅織袋或是遮雨、遮陽用衣、採集野菜用的背袋、平時外出的置物背包、乃至貼身衣物等。都是噶瑪蘭族婦女自採植物，剝絲抽繭處理來的原生材料，其中香蕉絲織物則是最大宗。在自給自足的時代裡，它陪伴了部落許多家庭的漫長歲月。

 

1990年代初期，新社部落裡只有Abi（朱阿比）、Ibay（潘烏吉）兩位老藝師嘗試從織作中尋找式微的技藝；秉著一份自小對織布的熱愛，兩位老人家堅持用雙手補綴起傳統與未來間的斷裂。接著住在Abi家前的表妹Ayok（潘阿玉）也加入編織行列；Ibay的妹妹Abas（潘天利）和喜歡蒔花弄草的朱阿菊也加入其中。

 

噶瑪蘭族推動復名與文化振興運動中，老一輩工藝師重拾地機織布記憶，開始編織傳統布匹。而三位工藝師阿嬤Abi、Ibay與Ayok承接使命，展開忙碌的全島表演。1996年，Abi、Ibay與Ayok等工藝師，開始擔任教導新社部落婦女編織傳統香蕉絲。1999年，三位阿嬤以香蕉絲作品，榮獲台中縣第五屆『編織工藝獎－生活產品設計』貳獎。「我們穿著噶瑪蘭族的傳統衣服，流輪表演－刮香蕉絲、接線、織布。很好玩啦！」Ibay很懷念地述說著。2000年，Abi的香蕉織布獲頒台中縣文化局『手工藝貢獻獎』。2001年，噶瑪蘭族應邀參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表演傳統歌舞，Abi將香蕉織品帶至現場展覽，引起媒體的關注。「織布很辛苦，年輕人受不了這種苦。但是祖先要我做，這樣噶瑪蘭族才會興起來！」Abi自覺重拾織機，是因祖先賦予的使命。

 

 

工藝師共同勞動。（潘朝成／攝影）

 

2011年2月20日Abas（潘天利）工藝師以傳統地織機編織香蕉布。（潘朝成／攝影）

 

香蕉株從種植取纖到編織等複雜工作，是密集的農業勞動，香蕉絲所表現的不只是編織布料與編織作品而已，它充滿了噶瑪蘭族的汗水、情感、精神與價值。新社部落從傳統香蕉絲編織技法的紮根工作開始，到推動香蕉絲文化產業的發展，今天已經累積了一些成效與經驗。除了保留傳統地機編織與處理原生材料的技藝外，進一步發揮天然素材的特質，不管是在纖維運用，或是賦予的色彩上，融合專業設計，製作現代時尚工藝品，企圖開啟香蕉絲織品的創新局面。

 

不管如何，從掠奪、離散到逐漸在破碎的土地上認同與復名的這條崎嶇道路，對於噶瑪蘭族來說是痛苦的漫漫長日！今天在後山堅持民族基地，是希望從香蕉絲為導引並依恃在獨特的編織工藝美學下，找到噶瑪蘭族的精神價值並期望逐步開創主體建構的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