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140年前的「牡丹社事件」（1871-74年），牽動中國、日本甚至美國、英國，臺灣原住民第一次躍上國際關注焦點。牡丹社事件成為日本明治維新以來第一次向國外發動的戰爭，也是清代中國統治臺灣政策從消極轉向積極的關鍵。本文試圖以美國領事李仙得、日本與清代中國三方所遺留有關恆春半島原住民地區的地圖史料，進行牡丹社事件背景與發生歷程的空間探索，以及探討三方所描繪的地圖內容的差異、隨時間推移產生的變化和原因。

一、 導讀：事件的經過與族群背景下的空間分析

（一）事件的經過

「牡丹社事件」這個名稱是中文後來約定俗成的說法（事件當時的中國文書沒有特定用詞，日本文書則稱「臺灣征蕃【1】事件」、「蕃地事件」、明治七年臺灣出兵或征臺之役等）。實際上，事件發生的地點涵蓋整個恆春半島，「牡丹社」只佔事件的一個部分。牡丹社事件的經過，可以分為以下5個階段，以「牡丹社事件經過圖」（圖1）來說明：

1871年11月，琉球宮古島的船隻途遇暴風，漂流到臺灣恆春半島東海岸的八瑤灣（日本記此地有高士佛港，今滿州鄉港子、九棚一帶），54名船員被當地排灣族高士佛社原住民殺害。由於琉球也向薩摩進貢，為中、日雙屬的藩屬國，後來日本入侵臺灣，就以此事為由。【2】

2.日本遠征軍登陸

琉球民遇害後，日軍在兩年半之後才出兵「討伐」，這是因為日本政府內部遇到「征韓論」與「內治論」的爭議【3】和佐賀之亂（1874年2月），為了尋找發洩口抒發國內壓力，本已塵封一陣子的「征臺論」再度復活。1874年4月，日本任命大隈重信為臺灣蕃地事務局長官，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為都督，準備遠征工作。5月2日，西鄉從道率遠征軍3,600人從長崎出發，8日（一說10日）在恆春半島西海岸的射藔庄（日本記為社藔，漢人聚落）登陸。

3.石門戰役

日軍在射藔集結後，並未受到清軍或當地漢人的反抗，待上溯四重溪至石門，始與原住民發生激烈衝突。5月22日，日本陸軍中校佐久間左馬太率領日軍150人，在石門戰場與原住民激戰後，牡丹社頭目阿祿古父子身亡。

4.三路圍攻牡丹社

日軍以牡丹社為戰略目標，6月1日起，兵分三路發動總攻擊，中路由西鄉都督指揮（佐久間中佐為參謀），循四重溪路線，正面攻打牡丹社。右路由赤松則長少將指揮，經由竹社攻打高士佛社。左路由谷干城少將指揮（樺山資紀少佐為參謀），先由車城沿海岸北上楓港，沿楓港溪路線掃蕩射不力諸社後，攻打牡丹社背部，附屬牡丹社的牡丹中社、女仍社（爾乃社）。7月1日，牡丹社、高士佛社投降。此後戰事停歇，日軍主力駐守龜山本營，分兵駐守楓港（日本稱風港營所）等地。

5.日軍撤退

牡丹社戰役後，中國軍隊也渡海集結在枋藔（今枋寮）一帶。中日兩軍對峙但未交戰，直至10月31日中日兩國在北京交涉完畢簽署專約，以中國提出50萬兩補償金交換日本的撤兵，日軍直至12月下旬撤完為止。

 

（二）族群背景下的空間分析

從牡丹社事件在空間上的推進，存在一些值得探究的疑問，涉及複雜的族群關係，可參看「琅𤩝下十八社分布與族群關係」（圖2）。 

圖2：琅𤩝下十八社分布與族群關係圖，黃清琦繪製。番社的名稱盡量以1880年《臺灣輿圖》為準，名稱及族系另參考1894年《恆春縣志》、1935年《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研究》（楊南郡譯）、2012年《屏東縣志‧原住民族篇》

 

 

 

 

 

 

 

 

1. 琉球人為高士佛社所害，日軍為何不以高士佛社為主要征討對象？卻以牡丹社為首要戰略目標？

2. 當時恆春半島（「琅𤩝下十八社」）以豬朥束社為總頭目，豬朥束社的角色為何？日軍為何不征討豬朥束社？

3. 日軍宣稱征討臺灣原住民，為何卻在漢人聚落的射藔庄登陸，清廷在恆春半島的有效統治範圍為何？漢人的拓墾範圍為何？清政府或當地漢人對日軍有無反抗？

4. 日軍駐紮恆春半島超過半年，日本在臺灣南部控制的範圍為何？與清軍對峙的界線在哪？

關於第一個問題，高士佛社雖然是殺害琉球漂民的「主兇」，但是高士佛社勢單力薄。而附近的牡丹社人口眾多，勢力強悍，除本社外，原本就附有牡丹中社、女仍社（爾乃社），事件發生前，已經與周邊部落形成部落聯盟關係。日軍認為以武力「討伐」牡丹社，可收震撼周邊各部落之用。【4】

探討第二個問題，並非牡丹社，而是豬朥束社才是當時琅𤩝地區（今恆春半島）的共主。當時恆春半島有許多族群雜居，包含了排灣族、阿美族、漢人與平埔族（馬卡道），以及特殊的一個族群—斯卡羅人（Skaro，或Seqalu），豬朥束社就屬於這個族群。根據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類學研究室進行族群系統所屬的調查，斯卡羅人是約1700年知本的卑南族遷徙至此而排灣化的族群，由於武力較強，征服當地的排灣族，而成為恆春半島的統治階級，斯卡羅在當地即「乘轎者」的意思。【5】不過，卑南族和排灣族的族系關係接近，在日治時期許多人類學者對臺灣原住民的分類中，把卑南族當作排灣族的亞族，現今斯卡羅人一般還是視為排灣族。【6】 

斯卡羅人的部落包含豬朥束社、射蔴裡社、蔴仔社、龍鑾社4社，他們分別統率其他的排灣族、阿美族、漢人及平埔族部落（聚落）。其中排灣族包含牡丹社、高士佛社、龜仔甪社等社，是斯卡羅人遷入以前的住民。阿美族、漢人及平埔族移入時間較晚，是向斯卡羅人租地居住的。在清末日初的時代，斯卡羅人豬朥束社頭目的權勢最大，被認為是「琅𤩝下十八社」的總頭目，尤以卓杞篤（Toketok）、潘文杰最為顯赫。卓杞篤曾於1869年因羅發號（Rover）事件與美國簽署救援船難的協議，然而牡丹社事件發生前後，卓杞篤病逝，短暫的繼位者朱雷（Zudjui）因嗜酒未能建立權威，對位於恆春半島北邊排灣族牡丹社失去實質的影響力。【7】牡丹社被日軍擊潰後，繼任的大頭目潘文杰幫助日軍善後招撫番社，事件結束後協助清廷營造恆春縣城，1895年臺灣割讓後協助日本政府在當地建立統治，保持周旋強權以安身立業的策略。

至於第三個問題，中國傳統上的領域界線是模糊的，政府力量也只能及於官署。自康熙年起各種方志、輿圖所記臺灣府最南端均為沙馬磯頭（今貓鼻頭），清領臺灣的領域似應該包含恆春半島在內。然而清政府有「番界封禁」政策，沿界設隘寮，住隘丁，定界址、立界碑、防止原住民越出平原，也禁止漢人入山越墾，並搭望樓看守。據乾隆時期的〈民番界址圖〉，下苦溪（後稱率芒溪，今士文溪）上就是番界界址（紅界），以南就是「禁地荒埔」（圖3）【8】。清廷在臺灣設置最南的官署是鳳山縣的枋藔巡檢（還是1867年羅發號事件後設置的），枋藔位於率芒溪北，率芒溪以南無任何塘、汛、驛站等官方單位。

圖3 《民番界址圖》局部，約1760年（乾隆年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圖上有紅、藍色兩種邊界，紅色為舊番界，藍色為新番界。下苦溪（後稱率芒溪，今士文溪）上有紅界，以南的恆春半島上為「禁地荒埔」。

綜合上述，牡丹社事件以前的恆春半島應該都屬番地。實際上恆春半島西岸（今車城附近），至晚在康熙年間即有漢人聚落，1788年福康安追擊林爽文起事的首領莊大田至車城（柴城），當時附近已經有多個漢人聚落。牡丹社事件前，半島西部已經是漢人的地盤（閩人為主，另有保力庄等少數客庄），半島東部仍屬於原住民的傳統領域。【9】日軍選擇在恆春半島西岸的射藔登陸，當地雖是漢人聚落區，卻是清政府力所不及之處。日軍登陸後，並未受到清政府或當地漢人的反抗，甚至還有許多漢人因對清官府、原住民的仇恨，自願協助日軍。【10】

有關最後一個問題，日軍的勢力範圍最北應至率芒溪。枋?巡檢是清廷最南的官署，李鴻章命提督唐定奎帶淮軍（武毅銘軍）6,500人馳援臺灣，把大營設於枋藔，在枋藔以南至楓港溪以北的海岸地帶設堡駐防，但始終沒有出擊。【11】根據日軍駐軍文書《風港營所雜記》，日軍最北的風港營所擔當的區域，包含風港（楓港）、莿桐腳、崩山（枋山）、南勢湖，清軍駐紮在枋藔，北勢寮已有清軍。【12】由雙方記錄評估日清兩軍對峙的前線應該就在率芒溪，事件平息後，清廷新設的恆春縣也以率芒溪為北界。

日軍招降曉諭的排灣族部落發給「歸順保護旗」（圖4），除琅𤩝下十八社（日軍稱「南蕃」）外，也包含恆春半島北部山麓的「大龜文蕃」（或稱「北蕃」、「琅𤩝上十八社」），甚至連遠在卑南的生蕃也來「歸順」【13】。

圖4 中心崙蕃社歸順保護旗，臺灣博物館藏。牡丹社事件時日軍發給「歸順」番社的證明。1913年該旗擁有者之孫子將之捐贈予總督府博物館，2012年曾返回原鄉展示。

 

 

 

二、美國領事李仙得

牡丹社事件由琉球人在臺灣遇害的事件，演變成日本和中國的武力對峙，其中美國人李仙得（Charles William Joseph Émile Le Gendre, 1830-1899）扮演關鍵角色。

李仙得原為法國人，畢業於巴黎大學，卻加入美國南北戰爭之北軍，以少將退役後，轉為外交官，於1866年出任美國駐廈門領事，取漢名為李讓禮，後改為李仙得（或李善得）。在派駐廈門領事後次年，遇到美國商船羅發號（Rover，又譯羅妹號）船難漂流者被琅𤩝龜仔甪社殺害（即「羅發號事件」），牡丹社事件可說是它的翻版。李仙得兩度來臺交涉，當地官員以琅𤩝地處生番界外為由，延宕不理。李仙得於1869年10月直接進入番地，與「琅𤩝下十八社」總頭目—豬朥束社的卓杞篤簽訂協議，取得原住民同意未來類似事件將保護外國漂流民的成果。

李仙得深入番地，做了詳細的踏查手記“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中譯本《臺灣踏查手記：李仙得臺灣紀行》），其送交本國的領事報告“Reports on Amoy and the Island of Formosa”（中譯本《臺灣番事物產與商務》）【14】，敘述立約情節、琅𤩝漢番地界、乃至臺灣礦產、樟腦、茶、糖、硫磺，以及臺灣港口開放後的商務，提出觀察與分析。

李仙得繪製了幾幅恆春半島與臺灣的重要地圖。第一幅為“The Rover’s Case—South Formosa”〈羅發號事件—臺灣南部地圖〉（圖5），是“Notes of Travel in Formosa”附圖。地圖標示1867年，為羅發號事件發生的年份，繪製的時間應在1869年調查之後。地圖範圍為恆春半島，半島東部以紅線繪出“aborigines territory under Tok-e-tok”（卓杞篤轄下的原住民領土），以及豬朥束社、龜仔甪社、龍鑾社、牡丹社等11個社，其中與羅發號事件密切的龜仔甪社、龍鑾社細繪出番社領域範圍。半島西部漢庄的部分，相形之下很簡略。

圖5：“The Rover’s Case—South Formosa” 〈羅發號事件-臺灣南部地圖〉，李仙得繪製，1869年。右上角的圖例表示紅線是“aborigines territory under Tok-e-tok”（卓杞篤轄下的原住民領土），李仙得對卓杞篤的名字，有Tok-e-tok、Tauketok、 Tauk-e-Tok等拼法。

 

第二幅為“Formosa Island and The Pescadores”〈臺灣與澎湖地圖〉，1870年繪製，此圖為1871年《美國與外國商業關係年度報告》的附圖。【15】與此圖同名，另有一幅大型地圖藏於美國國會圖書館（圖6），內容與前圖相似但更為詳細，標示更多地名且多為中英對照。以恆春半島的放大切圖（圖7）來看，李仙得在半島東部標繪“Confederation of Eighteen Tribes under the Chief”（總頭目下轄十八部落邦聯」），邦聯是國際法用語，係指獨立國家所組成的鬆散聯盟。李仙得身為外交官，有國際法的素養，他的著作與地圖刻意強調番地不受清政府實際管轄。

圖6：“Formosa Island and The Pescadores”〈臺灣與澎湖地圖〉， 李仙得繪製，1870年，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本圖顯示李仙得對臺灣的認識，臺灣府除各縣廳外，府城以北標示「鹿港廳」（北路海防理番同知），以南標示「海防廳」（南路海防理番同知）。以東（包含花東與恆春半島）為「土番地界」。重要地名均有中譯。

 

 

 

 

 

 

 

圖7：“Formosa Island and The Pescadores”〈臺灣與澎湖地圖〉恆春半島局部。圖上的漢人、原住民分布界線，不是清政府認定的番界，界線之東為“Confederation of Eighteen Tribes under the Chief”（總頭目下轄十八部落邦聯），北方為Bootang Tribes（牡丹部落）。圖上楓港誤記為東港。

 

 

 

 

 

 

 

1872年，美國總統格蘭特（Ulysses S. Grant）打算任命李仙得為駐阿根廷公使，李仙得卸下廈門領事職務，搭船返美述職（另說美方不滿在華行為調回）。途經日本橫濱時，在美國公使介紹下與日本外務卿副島種臣會見。李仙得針對琉球人遇難事件向副島提出，清政府實際未能管轄番地，可用番地為「無主地」（terra nullius，此說係出自帝國主義的觀點，不承認原住民為領土之主）的概念出兵臺灣，他可提供許多相關的地圖和資料。日本政府大為興奮，聘請李仙得為外務省顧問，從此李仙得的情報與理論乃為日本所用，李仙得還將其理論具體寫成“Is Aboriginal Formosa a Part of the Chinese Empire?”（《臺灣原住民地區是中華帝國的一部分嗎？》）在上海出版（1874年），日本將其譯為《臺灣蕃地所屬論》，成為日本出兵攻打臺灣的理論基礎與宣傳。【16】

李仙得擔任外務省顧問期間，提出三十餘條「覺書」（備忘錄），內容從「無主地先佔（occupation）」的理論基礎、攻打、經營臺灣的戰略，乃至與中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之應對，都有詳細規劃。以李仙得對日本的「功績」，無怪乎被戰前日本的政治學者稱為「日本外交的恩人」了【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