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航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作者：吳佳翰

出版社：Petaling Jaya：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出版日期：2023年9月

ISBN：978-629-7575-10-0

  

  

  吳佳翰於2023年所著的《誰是沙巴之子》改寫自其碩士論文，主要呈現馬來西亞沙巴稱作Sino的原住民–華人混血群體，在後殖民的語境中透過不同面向的文化實踐，來建構自身族群意識與認同的過程。本書共分成六個章節，第一章的緒論鋪陳了研究動機與章節概述，以及華人移居至北婆羅洲的區域歷史，第二章從歷時性的視角，探討Sino如何成為具體的社會與法律範疇，這與沙巴原民性概念的演變密切相關。進入第三章至第五章，作者分別以公會組織、居住地與語言，以及命名制度與墓葬形式等民族誌現象，來說明Sino打造其族群性的動態機制。第六章的結論則概括本研究的核心論點，其主要建立在與非類屬性文化認同及邊緣理論的對話之上。

  非類屬性（unkindedness）的概念由英國人類學家Rita Astuti（1995）在其探討馬達加斯加斐索人認同的著作中提出，強調一種基於當下行為所構成的認同模式，相對於此的是試圖將人群身份固定下來的類屬性狀態。在此基礎上，作者試圖呈現Sino的族群現象夾雜於前述兩種模式之間的社會文化過程。在前殖民時期，無論是自認世代久居的北婆羅洲語群，或是16世紀前後移居至沙巴的非北婆羅洲語群，兩者皆是以居住環境與生計模式進行自我與他者的命名。隨著英殖民勢力於19世紀末進駐沙巴，官方透過人口普查與土地保護法等治理政策，將原住民轉化為Native的概念。在此脈絡下，殖民者意識到Sino混血背景的特殊性，將其建構為特定的社會範疇，賦予其後代繼承Native習俗地的權利。

  1950年代，北婆羅洲語群下的卡達山菁英發起民族主義運動，他們將Sino接納為其中的一份子，確保該群體可透過Native法庭的認證獲得Native證書。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當時華人與原住民在經濟上的緊張關係，Sino的認同較為傾向於後者。馬來西亞成立以後，隨著聯邦政府倡導與馬來人融合的土著主義政策，再加上菲律賓和印尼的穆斯林陸續透過非法途徑獲得沙巴的Native證書，Sino的地位面臨巨大的危機，最終於2010年觸發了公會組織的成立。在對外的身份展演上，公會仿辦了北婆羅洲語群的選美比賽形式，設計出屬於Sino的族服，試圖強調其介於原住民與華人之間的雙重祖源背景。然而，在面對某Sino議員所引發的Native身份仿冒，以及第三代Sino血統淡化等爭議事件時，卻轉以類屬性的論述來進行跨文化的溝通。

  從微觀的生活情境來看，Sino的認同更強調與居住地的連結。Sino並無統一的族語，其後代普遍因著語言環境與生活方式的影響，以及個人生命經驗的流動性而呈現歧異的認同狀態。另一方面，Sino繼承了祖先與土地相互連結的南島文化思維，既遵循原住民重視「純粹有效」和「純粹跟隨」的習俗實踐原則，也以沙巴的代表性地景為空間基礎，重塑華人先民移居當地的歷史傳說，來合理化自身作為Native的法律身份。在命名選擇上，Sino持續在華人性與原民性的層面之間進行協商。多數族人堅持華人姓氏為命名的核心要素，少數則將之捨棄，轉而擁護較傾向於原住民的認同模式。作者認為，兩者皆反映了「純粹跟隨」的文化思維，前者不一定是對父系繼嗣的重視，而是憑藉不同家庭對男女祖先的記憶程度展現出多重的繼嗣認知，後者則是藉由強調與沙巴土地之間的連結，試圖維護自身作為Native的權利。

  另外，馬來西亞政府繼承了英殖民時期信仰與喪葬空間相互綁定的政策，使得Sino在當代難以維繫對不同宗教背景祖先的祭祀。他們大多選擇改宗成為天主教徒，僅有較傾向於Sino認同的家庭仍持續實踐華人宗教的禮儀。作者在其所觀察的華人宗教型喪禮中發現，逝者會經歷「由番入唐」的轉換過程，象徵亡者離開番邦，回到其原先所屬的唐山。這樣的生死觀尤其體現於空間的層面，透過移動棺木時樂器的轉換，以及搭建連結逝者家屋與屋外土地的臨時橋，Sino 得以構建出想像中的唐番邊界。然而，這並不表示逝者已完全放棄在地的生活形式，反倒是回到沒有番人官打擾的象徵世界，持續過著半唐番的生活。

  綜上所述，本書展現了Sino的族群意識與文化在當代情境中持續再造的過程，其反映了一種游移於非類屬性與類屬性文化認同模式的特殊機制。這樣的流動面貌正奠基於作者所強調，不同尺度的核心–邊緣力量之間的協商與角力。例如，隨著沙巴於1960年代捲入以西馬為核心的聯邦政治舞臺，北婆羅洲與非北婆羅洲語群各別擁護不同的國族想像，前者傾向於地方的多元文化主義，後者則強調中央所推行的土著化和伊斯蘭化政策。這樣的分化模式在多次的政權更迭中，形塑出多變的核心與邊緣的相對關係，進而對Sino的地位帶來顯著影響。從沙巴內部的族群現象來看，在Sino公會成立以前，Sino的認同長期處於核心的原住民與華人文化的邊緣，公會的誕生成功翻轉了這樣的局面。然而，由於城市出身的公會領袖積極參與地方政治，來自鄉村地區的幹部為此感到不滿，他們試圖透過新公會的平臺，從邊緣回應核心的權力作為。

  正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述，本書內容因應馬來西亞的中文讀者進行了數次調整，亦刪減了理論鋪陳與對話的部分。實際上，在本書出版以前，作者曾將學位論文的部分內容改寫為期刊論文，像是〈核心與邊緣──馬來西亞沙巴原民性的形塑〉一文補充了2018年馬來西亞經歷首次的政黨輪替後，沙巴原民性在施政方向上所呈現的轉變，並深化對原民性與宗教治理之間關係的討論（吳佳翰 2020）。若讀者對Sino後續的發展有興趣，則可進一步參考相關著作。對臺灣社會而言，我認為Sino的民族誌案例提供了一個理解當代原漢通婚現象與臺灣國族主義發展的對話基礎。作者所採納的比較南島的視野亦值得讀者們細品，尤其在南島串聯愈發熱絡的當代，Sino特殊的族群現象提示了另一人群集結的可能性。

  

引用書目

吳佳翰

2020　〈核心與邊緣──馬來西亞沙巴原民性的形塑〉。《歷史人類學學刊》18(2)：97-139。

Astuti, Rita

1995　People of the Sea: Identity and Descent among the Vezo of Madagasc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