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慧

銘傳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摘要

本文以桃園市都市原住民族女性族語教師為研究對象，提出「文化照顧」作為分析框架，補充Kabeer的女性賦權理論，並呼應 Tronto的照顧倫理與Bourdieu的文化資本等觀點。研究指出，女性透過族語教學、教材編撰、數位創新、公共展演及政策參與，將文化知識轉化為專業能力、社會信任與公共影響力，並由文化傳遞者逐步成為知識生產者、文化創新者及文化治理的重要參與者。此一歷程顯示，文化照顧不只是性別化勞動的延伸，更是女性賦權得以發生的重要機制。文化亦可成為拓展公共參與及影響制度的重要權力資源，補充既有女性賦權理論偏重政治、經濟與教育面向的不足。

關鍵字：女性賦權、族語教師、文化照顧、公共影響力

  

I. 前言

  

  近二十餘年來，女性賦權（women’s empowerment）已成為國際發展與女性主義研究的重要議題。早期相關討論多聚焦於女性政治權利、教育機會及經濟自主，認為女性透過法律保障、教育普及及勞動參與，得以提升社會地位並改善權力關係。然而，隨著女性主義理論的發展，學界逐漸意識到，女性獲得賦權不在取決於權利或資源的取得，而在是否具有運用資源改變自身處境、影響他人及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因此，Naila Kabeer（1999, 2005）提出「資源（resources）、能動性（agency）與成就（achievements）」的分析架構，指出女性賦權是透過資源累積、能力形成與實踐轉化而逐步生成的動態歷程，而非單純增加制度資源或法律保障即可達成。

  近年來，政府陸續推動原住民族語復振、文化健康照顧及民族教育等政策，建立族語保母、族語教師、照顧服務員、課後扶植班講師及生活輔導員、部落大學講師等制度性職務，均是本文所指的「文化照顧」（cultural care）工作。透過這些工作，族人得以在制度支持下持續投入族語、文化知識與生活實踐的傳承，並將原本多在家庭與部落中進行的文化照顧，逐步延伸至教育體系及公共服務領域。這些第一線的工作者，多數為女性，顯示原住民族文化傳承，已逐漸形成以女性為主體的實踐樣貌。¹從Joan C. Tronto的照顧倫理（ethic of care）觀點加以思考，「照顧」（care）長期被視為家庭內部的私人責任，被排除於公共討論、公共政策與政治生活之外，故主張不應再將照顧理解為女性天生的道德特質（women’s morality），應視為整個社會共同承擔的倫理責任，重新納入公共領域與政治實踐之中（Tronto 1993）。

  Nancy Fraser亦指出，隨著福利國家及社會制度的變遷，照顧已不再只是私人領域的家庭責任，逐漸成為公共政策的重要議題。她提出「需求論述」（needs-talk）的概念，認為真正值得關注的不只是需求如何被滿足，更應探討不同需求如何被界定、詮釋及納入公共決策之中（Fraser 1989: 296）。對原住民族而言，文化不僅象徵族群認同，更承載語言、歷史記憶、生活知識及集體價值。文化能否延續，不只是文化保存的問題，也不只是族群內部的文化責任，攸關語言復振、文化延續及族群發展的重要公共事務，承擔文化傳承工作的人，也成為文化延續與文化治理的重要行動者。

  本文以桃園市為田野場域。桃園市為全國原住民族人口第二高、六都中原住民族人口最多的城市，且近九成居住於都市地區。114學年桃園市政府教育局聘任的專職族語教師共有60位，女性56位，男性4位，女性佔了93%。²前述文化照顧涵蓋多元類型，本文選擇族語教師作為分析案例，在於其能具體呈現文化照顧由日常文化傳承，經制度化與專業化，進一步延伸至公共參與及文化治理的發展歷程。筆者核心關懷在於，應如何重新理解原住民族女性高度投入文化工作的現象？若從性別分工的角度觀察，今日的文化工作似乎只是家庭照顧角色向公共領域的延伸，女性仍主要承擔教育、陪伴及照顧等性別化工作。然而，若置於文化復振的脈絡加以思考，這些制度化的文化工作是否同時提供女性新的學習機會、專業能力、社會認可及公共參與空間？文化工作究竟只是另一種形式的勞動工作，抑或已成為女性累積文化資本、形塑文化能動性，進一步影響文化傳承及公共事務的重要途徑？

  

II. 文化照顧

  

  臺灣原住民族歷經不同政權的殖民統治，各時期統治者多以同化政策作為治理手段，透過教育制度、行政措施及文化規範，試圖將原住民族納入主流國家體制。二十世紀中葉的「山地平地化」，正是國家全面推動同化政策的重要時期，其實質意涵在於全盤否定原住民族生活方式及文化價值（謝世忠 2025：14）。在此過程中，原住民族語言、歷史、文化、社會組織及生活慣習受到不同程度的壓抑，族群文化與生活空間逐漸遭受侵蝕，文化傳承的基礎亦遭受嚴重衝擊。進入現代化與都市化社會後，人口遷移、生活型態改變及主流教育制度，加速族語流失與文化斷裂，使文化延續成為當代原住民族面臨的重要課題。

  1980年代以降，隨著臺灣民主化發展，原住民族運動逐漸興起，透過正名運動、還我土地運動及自治權倡議等集體行動，重新主張族群主體性，並積極爭取政治權利、文化自主與社會平等。1996年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成立後，陸續推動原住民族權利回復、文化復振及族語振興等政策，透過民族教育、族語推廣、文化學習及文化場館建置等措施，逐步將文化傳承納入公共政策體系。

  筆者所稱之「文化照顧」，並非一種新的工作分類以及一般社會福利所稱的照顧服務，係指透過教育、陪伴、文化實踐及公共服務，持續維繫、傳遞與再生產族群語言、歷史記憶、傳統知識及文化價值，使文化生命得以跨世代延續的實踐過程。其照顧的對象不僅是個人，更包括整個族群文化的延續。無論是族語教師、族語保母、部落大學講師、文化健康站照顧服務員或課後照顧班講師，雖分屬不同制度領域，卻共同承擔族語傳承、文化教育、世代連結及文化認同建構等功能，其共同核心皆在於維繫文化生命的延續。

  若進一步追問，原本屬於家庭與部落的文化傳承工作，何以逐漸成為國家公共政策的重要內容？Fraser的「需求詮釋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needs interpretation）提供了重要的分析視角。Fraser指出，社會需求並非自然存在，係在特定歷史脈絡中，由不同社會行動者透過論述與政治協商共同建構。不同群體會在公共領域競逐「何謂需求」以及「應由誰回應需求」的詮釋權，進而影響國家福利政策的形成。在女性主義脈絡中，她特別關注原本被視為家庭私領域的照顧工作，如何經由政治倡議逐漸轉化為國家應承擔的公共責任，反映出公、私領域界線的不斷重構（Fraser 1989: 291-296）。

  筆者認為，此一觀點可用於理解原住民族文化政策的發展。過去，族語傳承、文化教育及文化延續，多被視為家庭或部落內部的責任。然而，隨著原住民族語言快速流失，文化與語言復振逐漸被建構為需要國家介入的公共需求，並透過族語教師、族語保母、部落大學及文化健康站等制度設計，納入公共政策體系，以回應文化延續的危機。換言之，文化照顧並非自然形成的社會需求，而是在語言危機與文化復振的歷史脈絡下，被重新詮釋並制度化的公共責任。文化照顧正是指文化傳承工作由家庭私領域逐步公共化的過程，而族語教師則是文化照顧公共化最具代表性的制度實踐。

  Fraser回答文化照顧如何成為公共政策，而另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是：文化如何能夠跨世代傳承？對此，Pierre Bourdieu（1986）的文化資本理論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基礎，指出文化資本是在家庭、教育與社會化過程中逐步累積而成，包括知識、語言能力、文化素養、價值觀及生活實踐，區分為具身化（embodied）、客體化（objectified）及制度化（institutional）等三種形式。他藉此說明文化如何透過教育制度持續再生產，並批判主流文化如何藉由教育形成象徵暴力。

  然而，Bourdieu較著重於文化資本如何形成與再生產，較少討論文化資本得以持續存在的行動基礎。文化資本是建立在第一線工作者長期投入的人力、時間、情感及專業知識之上。在文化照顧制度化的過程中，女性透過長期投入教學、組織、文化實踐及公共參與，逐步累積文化專業、文化權威與公共影響力，最終由文化照顧者成為文化治理的重要行動者。換言之，都市原住民族女性所展現的照顧能力，是一種以文化為基礎的公共行動能力。因此，本文試圖從文化照顧的角度重新思考女性賦權，探討女性如何透過文化照顧累積文化能力走向文化治理。

  

III. 文化的賦權

  

  Kabeer（1999）指出，女性賦權（women’s empowerment）在取得教育、就業與政治等資源（resources）之後，是否真正具備改變自身處境及做出人生重要選擇的能力。她所謂的「資源」，並不限於經濟收入，更包括教育、知識、制度支持及社會關係等各種足以提升能力與擴展選擇的條件。因此，女性賦權是透過多元資源的累積，逐步形成行動能力（agency）。

  然而，既有女性賦權研究多將教育、經濟或政治參與視為女性取得賦權的重要資源，較少探討「文化」是否亦能成為女性賦權的重要來源。在原住民族社會，文化不只是族群認同的象徵，也承載語言、歷史記憶及生活智慧，是族群延續的重要基礎。當文化逐漸透過國家政策納入教育制度及公共服務後，文化繼續傳承外，也是可轉化為一種學習、累積、認證及實踐的公共資源。

  從Bourdieu的文化資本理論來看，族語能力原本主要是在家庭、部落及日常文化實踐中，透過長期生活經驗逐步內化而形成的文化能力，並以習性（habitus）的形式展現在個人的思維方式、行動傾向及文化實踐之中（Bourdieu and Passeron 1970: 46）。然而，隨著族語能力認證制度、師資培育機制及專職族語教師制度的建立，原本存在於家庭與部落中的文化能力，已逐步轉化為經由國家認證的制度化文化資本（institutionalized cultural capital）。正如Bourdieu所指出，文憑與資格認證賦予個人能力正式的社會認可，使其成為具有專業競爭力與社會正當性的象徵（Bourdieu 1994: 42）。

  對族語教師而言，族語能力不只是族群文化熟悉的象徵，也成為取得教師資格、專業職位及公共參與的重要資本，進而影響女性的教育機會、職業發展及社會地位。換言之，文化本身在制度化與專業化的過程中，轉化為女性得以取得、累積及運用的重要資源。族語教師的發展歷程，具體展現了文化如何透過制度支持，由家庭與部落文化的實踐轉化為公共領域中的專業能力，成為女性賦權的重要基礎。

  早期族語主要透過家庭及部落生活自然傳承，知識多仰賴家人及耆老，以口述方式代代相傳。然而，歷經殖民統治、同化政策及都市化影響，原住民族語言逐漸面臨斷層危機，語言傳承已無法單純依賴家庭機制，必須透過公共制度重新建立。2017年《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公布施行，正式將原住民族語言定位為國家語言，並建立族語能力認證、教材研發、師資培育及專職族語教師制度，使原本依賴家庭與部落傳承的文化知識，轉化為具有制度保障與專業要求的教育工作（波宏明 2017；李台元 2018）。

  其中，《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第二十二條明定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培訓原住民族語老師，並協助地方政府以專職方式聘任，提供族語教師制度性的職涯發展基礎。此一制度的重要意義，不僅在於增加族語教學人力，更在於將族語能力轉化為具有專業資格、市場價值及公共認可的文化資本，使文化首次成為一項可累積、可認證、可就業的專業資源。

  族語教師的生命經驗，正反映了文化資源制度化後所帶來的能力轉變。取得高級族語能力認證是成為專職族語教師的重要門檻，不僅須具備完整的聽、說、讀、寫能力，更需持續精進教材設計、課程規劃、教學評量及數位應用等專業知能。為因應族語教師人力不足，2015年修正相關規定，取得中高級以上族語能力認證即可擔任族語支援教師。阿美族的Eli老師提到，自己花費兩年時間專心準備高級族語能力認證，正式擔任族語教師後，每天下班仍持續閱讀教材及練習族語書寫，希望不斷提升自己的語言能力。另一位Panay則表示，近年除了精進教學法，更必須學習AI及各類數位工具，才能因應不同世代學生的學習需求。

  族語教師累積的語言能力，是不斷投入時間學習，將原本存在於生活中的文化知識，轉化為具有公共專業性的文化能力。這呼應Kabeer（1999）強調的觀點，資源並非靜態地存在，能在制度支持下，使個人得以持續累積能力，進而擴展其選擇與行動空間。對族語教師而言，制度提供的不只是工作機會，更創造了一條持續累積文化專業、提升社會認可及建立公共影響力的發展路徑。

  曾慧敏指出，教育普及是女性時代崛起的首要關鍵，也能提升族語教師的教育程度與專業能力（2017：123）。專職族語教師的薪資制度與學歷及專業資格連動，使許多原本未完成大學學歷的女性，重返校園完成學位，提升自身的專業能力與職涯發展。筆者亦曾多次在文化活動中，看見多位族語老師與昔日大學進修時的教授重逢，教授談及她們在求學期間認真學習、積極投入的表現，並以其持續深造為榮。部分教師完成學士學位後，繼續攻讀研究所，深入研究族語語法、語用及教材設計等，同時積極參與各種增能課程。此外，女性族語教師之間亦自主性揪團共學，彼此分享教材與教學經驗，形成相互支持的專業社群。

  文化制度創造的不僅是就業機會，更建構了一套促使女性持續學習與專業成長的環境。教育是取得工作的先決條件，也需在制度運作下得以不斷累積的新資源。事實上，原住民族女性透過教育累積文化資本取得公共角色，不是當代才有的現象。日治時期泰雅族女性Yayut Blyeh便是重要一例。她與日本藥劑師結婚，相較於當時多數族人，她有機會接受完整的公學校教育，因而具備日語及泰雅語雙語能力，後續擔任蕃語講習所講師，以日語拼音編製泰雅語教材，教導即將進入山地執行理蕃政策的日本警察學習泰雅語，使其能與族人溝通，降低因語言隔閡所造成的誤解（李慧慧 2019：57）。雖然當時的歷史背景與今日的族語教育制度截然不同，但此案例顯示，教育始終是女性累積文化能力進入公共領域的重要媒介。今日族語老師制度的建立，則使這種原本屬於少數的教育機會，得以透過制度，持續學習、取得專業資格，並參與文化傳承與公共事務的發展途徑。

  早期族語教師多採鐘點聘用，工作缺乏穩定性，族語教學為兼職性質。近年隨著專職族語教師制度的建立，不僅工作內容日益專業化，更提供固定薪資、職涯發展及進修培力等，使族語教師逐漸成為具有專業的教育工作者。薪資固然改善了家庭經濟，但真正改變她們的，是「老師」這個身分所帶來的社會認可。泰雅族的Sanay表示：「以前只是照顧家庭，現在學生都叫我老師，我覺得自己可以為族人做一些事情。」這段經驗反映的不僅是職業角色的轉變，更顯示文化制度透過專業資格與教師身分的建立，賦予女性公共角色與社會認同。

  從Bourdieu的觀點而言，族語教師資格不只是文化資本制度化的展現，更是獲得尊重、信任與聲望的象徵資本（symbolic capital），使女性得以在教育現場、家庭及社區中取得新的社會位置。阿美族的Nakaw提到，丈夫十分支持她持續進修，家人也開始肯定她的專業能力。由此可見，文化制度所帶來的影響，藉由專業提升女性在家庭、社區及公共領域中的社會地位與自我價值。

  女性賦權的場域，不僅存在於政治、法律、教育及經濟等面向，也存在於文化之中。文化經由制度化、專業化及公共化的過程，使女性取得教育、專業、經濟及社會認可等多元資源，並成為女性形成能動性的基礎。換言之，文化是促成各類賦權資源生成的重要來源。這也回應Kabeer（1999）所提出的觀點，女性賦權透過制度持續累積資源，進而擴展其選擇能力與行動空間。文化納入女性賦權「資源」（resources）的分析面向，有助於補充既有女性賦權研究較少關注的文化面向。對女性族語教師而言，她們透過文化政策與族語教育制度所獲得的能力或一份工作，在文化制度支持下，累積教育資源、文化資本、經濟資源及象徵資本，展現女性的能動性與奠定公共參與重要基礎。

  

IV. 女性的動能

  

  Kabeer（1999）指出，女性賦權的重要關鍵，在於女性是否具有能動性，將資源轉化為實際行動與自主選擇的能力。能動性並非單純的行動能力，是在既有社會結構中，女性能否依循自身價值與信念採取行動，對其生活及周遭環境產生影響。因此，賦權並除了資源的取得，另在環境限制下，女性開始運用資源、改變關係及影響制度，方能展現其動能。

  

圖1　泰雅族族語老師在田心國小將族語應用於傳統木琴教學

（圖片來源：蘇秋梅提供）

  

圖2　泰雅族族語老師在慈文國小將族語應用於編織文化教學

（圖片來源：宗菊妹提供）

  

  都市中的原住民族女性，透過文化照顧展現的動能，除著重於文化傳承，也在持續的文化實踐中，參與文化知識的詮釋與再生產。高級族語能力認證是成為族語教師的重要門檻，許多女性首次應試未通過，仍持續應試，直到取得資格。相較之下，不少男性首次未通過後即放棄再考。一位男性受訪者指出，目前女性教師比例遠高於男性，不是制度有利女性，主要是女性較願意持續投入認證、進修及教學工作。多位女性教師亦坦言，自己最初的族語並不流利，在與祖父母共同生活、照顧家庭長輩及日常互動中，經由認證制度、教師培訓及教學實踐，不斷提升語言能力。換言之，文化能力是在家庭經驗、教育制度及文化實踐交互作用下形成。

  一位男性族語教師認為，由於族語教學的對象多為國小學童，相較於男性教師，女性較易與孩童建立信任關係，也擅長透過日常生活中的陪伴與鼓勵，引導學生學習族語。學生對女性教師的依賴，當與社會長期賦予女性具母職照顧者的角色期待有關。女性透過照顧關係建立起文化學習的信任基礎，使語言、文化與價值觀得以在教育互動中持續傳承。按規定都會區國中、小學原住民學生人數達100人以上或該校人數三分之一是原民學生，得列為原住民族重點學校，確保民族教育得以落實。目前桃園市都會區共有26所原住民重點學校。筆者實地走訪平鎮區東安國小、八德區瑞豐國小，分別以泰雅族及賽德克族文化課程推動全民原教，族語老師皆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除了教授族語，也透過陪伴、關懷與文化實踐，引導學生形塑族群認同，成為文化學習的重要支持力量。

  

圖3　桃園市瑞豐國小發展賽德克族文化，由族語老師負責課程及場布。

（圖片來源：李慧慧攝，2026/3/30）

  

圖4　桃園市東安國小發展泰雅族文化，由族語老師負責教案。

（圖片來源：李慧慧攝，2026/3/30）

  

  女性之所以能長期投入族語教學，因其具備語言教學的專業能力，也因文化照顧已由家庭私領域延伸至公共領域。她們所提供課堂上的語言傳承，也屬結合陪伴、照顧與文化實踐的文化工作，使文化得以在日常互動中持續內化與傳承。換言之，文化照顧已不再是家庭照顧角色的延續，並成為形塑下一代文化認同的重要實踐。女性在此過程中，由文化知識的傳遞者，成為文化價值的建構者與文化傳承的重要引領者。

  女性並未停留於既有文化工作的範疇，也重新建構文化知識的生產方式。為因應桃園市阿美族人口眾多及都市族語傳承困境，多位族語老師共同發起成立「桃園市阿美族三一教育文化協會」，初期以建構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為共同目標，接受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委託，持續辦理族語學習班及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教材編撰。其中，阿美族Miko Ito認為，文化傳承與語言永續密切相關，體認教材是學習族語的工具書；Ilis Tingtingan則說，族語是族群文化與自我認同的重要脈絡，參與編撰是保存祖先傳承的生命智慧，提升自我價值；Naomi Otay視族語教材為一個寶典，讓族語充滿傳承的活力。上述三位阿美族族語老師，不僅參與2023年族語教材的編撰，也代表桃園市參與2023年全國原住民族語戲劇競賽，帶領孩子參演，擔任要角。Miko Ito及Naomi Otay分別撰寫家庭組及社會組的族語劇本，榮獲全國第一名及第二名亮眼成績（李慧慧 2024：68）。她們體悟到，族語教學不再只是口耳相傳，更需透過書寫保存，因而參與教材編撰及導入戲劇增加學習動力，這些保存方式需經田野調查，投入心力與時間採集語料及蒐集故事題材，也集結了教學經驗，期望讓族語學習者易於理解，成為學習範本。她們相信，這一小步的努力在網路數位時代將以更具創意的方式展現與推廣。

  

圖5　阿美族語馬老師編寫族語戲劇競賽劇本

（圖片來源：李慧慧攝，2025/11/30）

  

圖6　族語老師參與部落大學教材編撰會議

（圖片來源：李慧慧攝，2026/5/24）

  

  她們除了回應文化政策，主動重新思考文化傳承的方式，產出新的知識生產模式與數位科技工具，不斷拓展文化傳承的可能性。例如「桃園市阿美族三一教育文化協會」整合多年累積的教材、辭典及教學成果，在Facebook上成立「E起學阿美語：AI翻譯神隊友」社群，發展出「阿美族語AI翻譯智能體」。不同於傳統教材的知識傳遞，該系統透過大量語料比對、詞彙整理、語法歸納及情境句型建構，建立阿美族語的數位知識體系，使族語傳承突破時間與空間限制。

  在AI翻譯智能體建構過程中，女性族語老師是核心的知識建構者。她們歷時五年以上，共同比對不同版本辭典，反覆討論詞義、語法及語言使用情境，將原本仰賴口傳的族語知識，轉化為系統化、可分析及運算的知識體系。該協會總幹事指出，AI大量分析的過程，也促使教師重新理解族語內在的語言規律與知識結構。換言之，女性是將既有文化知識輸入AI，在與人工智慧協作的過程中，不斷整理、驗證、詮釋與重構族語知識，從文化知識的傳遞者，進一步成為知識生產者與文化創新者，展現文化治理的能動性。

  此一文化創新歷程，重新定義了女性在文化傳承中的角色。一位阿美族男性受訪時表示：「族語AI翻譯智能體都是靠這些女性，如果沒有這群女性族語老師是無法完成。」雖然此語帶有性別刻板印象，但也反映地方社群對女性文化貢獻的高度肯定。值得一提的是，AI翻譯智能體所累積的大量語料，主要來自參與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出版品及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族語學習班教材編撰等成果，展現女性族語老師長期投入文化知識整理與教材建構的累積。因此，桃園市政府於2026年8 月辦理之桃園市原住民族ho hai yan文化節中，特別表揚參與AI翻譯智能體建置及教材編撰的族語老師，肯定其對族語保存、數位創新及文化傳承的重要貢獻。

  筆者認為，都市中原住民族女性展現的動能，不僅反映女性對文化傳承的使命感，也促使她們持續投入文化工作。在文化照顧制度化與專業化之後，女性開始運用其文化專業重新定義文化傳承的方法，透過組織協作、知識建構及數位科技，主動回應文化流失所帶來的挑戰。她們不只是文化的保存者，也逐步成為文化知識的生產者、文化創新的推動者，以及文化未來發展方向的重要推手。文化照顧已由傳統照顧勞動，轉化為女性參與文化治理的重要實踐，以此動能具體展現在她們持續改變文化傳承方式、擴展文化發展可能的行動。也就是說，原住民族女性透過文化照顧所累積的文化資本，是能夠影響文化傳承、公共決策的一股重要力量。

  

圖7　阿美族語老師編製教材討論

（圖片來源：陳愷銘提供）

  

圖8　2026年文化節表揚「阿美族AI智能體」有功族語老師

（圖片來源：李慧慧攝，2026/8/2）

  

V. 擴展公共參與

  

  Nancy Fraser在回應第二波女性主義及左派經濟決定論的辯論時指出，1990年代以後，隨著身分政治興起，若僅強調文化承認（recognition），而忽略經濟與制度資源的重分配（redistribution），文化承認終將流於表面（Fraser and Naples 2004: 1122）。換言之，女性賦權不僅需要制度提供教育、就業及文化參與等資源，也需創造女性參與公共事務、影響決策及形塑文化發展的機會。

  然而，當族語教師已透過制度取得文化資源，究竟是什麼樣的內在驅動力，使她們持續投入族語教育，甚至逐步走向公共參與？女性族語老師甚少提及薪資待遇或職涯發展，是堅定對族語傳承所懷抱的文化使命。她們親身經歷族語快速的流失，也見證耆老逐漸凋零，深刻感受到語言傳承的迫切性。對她們而言，保存族語是為回應歷史斷裂、延續族群文化的重要責任。許多女性更將原本家庭中的母職照顧，轉化為守護母語的文化使命，將對子女的關懷，擴展為對整個族群文化未來的承擔。

  「母語」對她們而言，不僅因為它是母親所使用的語言，更象徵生命、文化與族群認同的起點。如同生命由母體孕育，語言亦承載著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價值觀與世界觀。一位阿美族族語老師回憶，九歲離開花蓮部落遷居都市後，由於校園環境禁止使用族語，即與母語產生斷裂。成年後投入族語教育，希望下一代不再重蹈自己失去語言的經驗，讓孩子能夠自然地以族語理解自身文化，建立族群認同。

  正是這些生命經驗，使女性將族語傳承視為教育工作的職責，也將個人的生命故事轉化為文化行動。她們深信，語言是延續族群的重要根基，亦是文化活力的來源，教學不只是工作，更是一種責任與使命。因此，她們願意持續進修、研發教材、精進教學方法、參與文化活動，並活躍於不同教育與活動場域，推動族語復振與文化傳承。文化實踐遂成為女性實現文化理念的重要途徑，而其影響也由課堂延伸至社區、制度及公共領域，奠定後續參與文化治理之基礎。換言之，女性持續投入族語教學的動力，源於她們對族群文化存續的自主選擇與價值認同。文化使命成為驅動能動性的內在力量，使女性不僅運用既有文化資源，更主動投入文化的再生產。

  女性所累積的文化能力，已由教學工作延伸至文化知識的生產與創新。除了課堂教學之外，多位族語教師投入原住民族部落大學教材編撰工作，成為文化知識的共同建構者。例如，泰雅族Sugiy Tosi老師參與2023年族語教材編寫時，透過詞根、詞彙及構詞系統重新理解泰雅族文化，不僅深刻感受到祖先語言所蘊含的生活智慧，也在整理與書寫過程中重新建立自身的族群認同。另一位Mongna Payas老師亦指出，泰雅族語蘊含祖先深厚的生活智慧，每一個詞彙所延伸出的語句皆具有豐富的文化意涵，持續參與教材編寫與族語研究，讓她重新找回自信。

  這些經驗顯示，教材編寫除了是單純教學工作的延伸，也是一個重新理解文化、建構文化主體性與累積文化自信的歷程。更重要的是，透過知識生產，女性開始由文化的學習者與傳遞者，轉變為文化內容的詮釋者及生產者。她們依循既有教材進行教學，也重新整理族語詞彙、建構語言系統、保存文化記憶，將原本散見於部落生活、口述傳統與耆老經驗中的知識，轉化為可供學校教育、公共推廣及跨世代傳承的文化資源。換言之，女性所生產的除了教材，也是族群知識。

  桃園市原住民族女性族語教師已由文化教育工作者，轉變為文化知識的生產者、公共文化的倡議者及文化發展的重要行動者。她們在教導族語過程中，也透過知識生產與文化實踐，重新定義文化內容，決定哪些文化知識應保存、如何書寫、教授與傳遞，將文化能力轉化為公共領域中的文化治理能力。

  謝世忠亦指出，原住民族語言原本被認為終將走向瓦解的悲劇，卻在21世紀的今日出現轉機，看到中央主導或支持之網路版的各類教學資料，以及地方政府和民間團體出版的相關書冊、文獻與教材，其中桃園市就已有接近百本的紀錄（謝世忠 2025：14）。然而，這些成果並非制度自然產生，而是建立在第一線族語教師長期投入教材編寫、詞彙整理、語料蒐集、文化考證及教學實踐的基礎之上。她們一方面將耆老口述的文化知識轉化為文字，另一方面也持續修訂教材、發展新的教學方法，使族語得以在學校教育、家庭閱讀及公共文化場域中持續流動。

  女性族語老師的貢獻，已遠遠超越「教族語」本身。她們不只是語言教育者，也是族群文化復振的重要實踐者。透過長期且持續的知識累積與公共實踐，她們建立起原住民族文化的公共知識基礎，使原本侷限於部落與家庭的文化智慧，得以進入教育體系、公共政策與社會大眾的視野，展現女性由文化照顧走向文化治理的重要歷程。

  女性的文化影響力除了教材編寫，也進一步延伸至公共推廣與跨文化傳播。以Sugiy Tosi老師為例，除了長年協助部落大學出版族語教材外，近年亦積極參與政府出版品翻譯及族語有聲書製作。2025年桃園市政府政風處與教育局共同製作《熊好的桃花源Ⅱ──狸狸誠信三大考驗》泰雅族語有聲書，藉由母語轉譯將廉潔教育推廣至不同族群，展現族語不再只是族群內部的溝通工具，而逐漸成為公共教育的重要媒介（陳儒賢 2025）。此外，她所創作的《小米的一生》與《奶奶的農作物》雙語繪本，以泰雅族語及英語出版，分送至美國多所大學與圖書館，以及英國、愛爾蘭等英語系國家，並於美國Amazon平臺上架，使泰雅文化突破地域與語言限制，走向國際（黃駿麒 2025）。這些作品不僅獲得教育界及閱讀推廣單位的採用，也受到媒體報導與關注，看見了族語教師長期累積的文化專業，成為文化知識的創作者、翻譯者及公共傳播者，持續擴大原住民族文化在社會中的能見度與影響力。

  泰雅族語言推動組織於115年將族語教師多年創作的族語繪本，贈送至桃園市復興區及新竹縣尖石鄉多所國民小學，以繪本導讀、閱讀推廣及贈書活動，將母語故事帶入校園與社區，深化族語閱讀教育，串連家庭、學校與部落共同承擔族語傳承工作。復興區蘇佐璽區長表示，未來將持續推動閱讀推廣、師資培力及社區合作等多元方案，使族語繪本成為孩子成長的重要文化媒介（劉蘇梅 2026）。這些行動顯示，女性所創造的教材出版，透過教育推廣及公共閱讀活動，不斷擴散至更多學校、家庭與社區，形成跨校、跨社區、跨縣市，乃至跨國的文化傳播網絡。其文化影響力亦由原本的教室，延伸至公共教育、文化政策及國際交流，使原住民族文化得以為更多人理解、閱讀與使用，藉以提升原住民族文化的社會能見度與公共價值。

  

圖9　贈送族語老師編製的書冊

（圖片來源：泰雅族語言推動組織提供）

  

圖10　阿美族林老師經常受邀擔任活動的族語主持人

（圖片來源：李慧慧攝，2026/7/18）

  

  女性不再侷限於課堂教學，也進入文化知識的生產、公共論述的建構及文化資源的分配過程。她們透過教材編寫、出版翻譯、閱讀推廣、跨國交流及公共合作，不僅影響學習者，也影響政府、教育機構及社會大眾對原住民族文化的理解方式。換言之，女性已由文化的傳承者，成為文化知識的生產者及文化發展方向的重要參與者，其文化影響力展現出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的特徵。

  再者，女性的文化能力跨出教育現場，發展為文化創新與公共展演的能力。部分族語教師帶領學生參與族語戲劇競賽，從零開始學習劇本創作、導演技巧及舞臺展演，自行撰寫劇本擔任導演，引導學生透過戲劇重新詮釋族群文化。在此過程中，她們也成為文化的創作者（cultural creators）與文化詮釋者（cultural interpreters），開始決定哪些文化記憶值得保存與再現，以及如何透過新的媒介與新世代對話。換言之，她們所影響的不僅在學生的語言學習，也展現在族群的公共敘事與文化再現。此一轉變也正體現Kabeer所謂由資源累積轉化為能動性，再進一步形成公共影響力的賦權歷程。她們開始參與文化議題的公共決策，影響文化知識的生產、文化資源的配置以及文化再現。

  女性所累積的文化專業受到行政機關的肯定，進一步被邀請進入公共事務場域。近年桃園市政府成立「原住民族發展委員會」及「族語發展委員會」，她們參與族語政策、文化發展及相關制度的討論，為族群發聲並提供政策建議，例如，因族語課程資訊受到行政區界線切割，她們建議各區協進會辦理族語課程時，建立官方LINE資訊共享平台及活動月曆，以整合跨區資訊。除此之外，部分女性族語教師亦因族語流利、文化素養深厚及公共表達能力成熟，經過長時間自我培力後，經常受邀擔任公部門活動的族語主持人。都會區辦理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時，她們亦成為活動策劃、統籌及執行的靈魂人物，例如卑南族林純女老師長期負責歲時祭儀的規劃與執行，是眾所公認的族群公共文化的重要推動者。這些角色超越傳統教學工作，反映女性文化能力轉化為公共領導能力。

  此外，筆者也觀察到女性由個人能動性逐步發展為集體能動性（collective agency）的歷程。近兩年來，桃園市族語教師開始透過專業網絡集結力量，共同關注語言政策及教學權益，由議員向地方政府反映整體族語教育環境的問題，促使市府建立每學期與族語教師定期召開座談的制度，讓第一線教師直接提出政策建議及制度改善方向。此一發展顯示，女性已不僅是文化工作的教育者，也組織協會、擔任委員會委員及定期召開會議等共同影響公共政策，展現Kabeer所稱具有改變制度力量的轉化型能動性（transformative agency）。

  女性公共參與能力的形成，亦伴隨著個人持續學習與專業精進。多位受訪教師主動參與人工智慧工具、數位教材設計、新興教學方法及AI時代族語老師角色等課程，不斷提升自身教學能力，因應教育環境快速變遷。持續累積專業能力亦成為女性擴展公共影響力的重要基礎。許多男性受訪者認為，今日家庭中的家務分工不再是女性的專屬責任，大家共同承擔。看見女性在公共領域展現專業與自信，不僅突破傳統角色，是一件值得驕傲與支持的事情。多位女性族語教師也表示，家人的理解與支持，使她們得以兼顧家庭與工作，並勇於追求自己的專業發展與人生夢想。這一結果顯示，女性公共參與是在家庭支持與性別合作之下，拓展其公共領域，性別關係轉變是關鍵要項。

  許多族語教師及男性族人皆表示，隨著社會變遷及性別平權觀念逐漸普及，女性投入公共事務不再被視為對傳統家庭角色的挑戰。多位男性受訪者認為，女性在族語教育、文化推廣及公共事務上的表現，不僅展現其專業能力，也讓族群文化獲得更好的延續。因此，對於女性能夠在公共領域展現自我、發揮長才感到驕傲，鼓勵女性勇於追求人生夢想、活出自我。

  傳統上，公共事務多被視為男性的領域，反映出社會長期推崇公共領域中的男性氣質，並相對貶抑女性氣質，呈現出對女性的無意識貶抑，以及對父母長輩的習慣性服從（石之瑜 1993：67；陸品妃 2013：238）。然而，原住民族女性展現的力量，則開創出一條不同於主流女性賦權論述的發展路徑。她們不是政治代表、經濟自主或勞動市場率先取得公共影響力，係透過族語教育、文化照顧及文化知識的累積，逐步掌握文化資源，展現個人與集體的能動性，將此能力展現至教材編寫、文化展演、公共主持、政策諮詢、制度倡議及文化治理等公共領域。換言之，她們的公共能力係以文化作為進入公共領域的重要媒介與力量來源。

  族語教師之例，有助於後殖民女性主義對西方女性主義的反思。長期以來，第一世界女性主義往往以西方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的生命經驗作為普遍標準，將女性賦權主要理解為政治參與、經濟自主或個人解放。然而，正如玻利維亞婦運人士Domitila所指出：「中產階級的權益並非我們感興趣的關懷重點」（引自邱貴芬 1996：127-130）。原住民族女性族語教師，提供了另一種理解女性賦權的重要視角。她們的賦權是在家庭支持與文化責任中拓展到公共空間，以及透過文化知識、文化教育及文化實踐，形成公共影響力與文化治理能力。換言之，原住民族女性的公共參與，是一條由文化走向公共的賦權歷程。原住民族女性並不以取得政治職位或經濟自主作為公共參與的起點，而以族語教育與文化專業作為進入公共領域的重要媒介。然而，當文化能力透過族語政策被制度化後，文化資本亦進一步轉化為經濟資源、象徵權威及公共決策的參與能力。

  原住民族權利與文化復振的歷史脈絡中，已超越傳統範疇時，已轉化為具有資源分配、文化詮釋與公共決策等政治動態性的媒介。既有女性賦權理論主要關注女性如何進入政治、法律、教育及勞動市場等公共領域，原住民族女性的經驗則提醒我們，文化本身亦是一項重要的權力資源（power resource）。女性透過文化照顧所累積的文化資本，也是一種能夠影響文化傳承、公共決策及制度建構的文化權力（cultural power），更是女性拓展公共參與、建構文化治理及重新定義「女力」的重要途徑。她們透過族語教學及文化照顧掌握文化資源，累積文化專業與文化自信，並跨入文化創作、公共展演、政策參與等不同公共領域，最終形成具有公共影響力的文化治理能力。本文補充了既有女性賦權理論偏重政治、經濟與教育面向的討論。

  

VI. 結語

  

  桃園市都市原住民族女性族語教師之例，提出「文化照顧」（cultural care）作為理解都市原住民族女性賦權歷程的分析概念。「文化照顧」，並非一種新的工作分類，亦非一般社會福利所稱的照顧服務。其照顧的對象不僅是個人，更是整個族群文化的存續與發展。筆者認為若僅將女性投入族語教學、文化教學理解為傳統家庭照顧勞動的延伸，將無法充分解釋都市原住民族女性在文化復振過程中所展現的專業能力、公共影響力及文化治理角色。相反地，「文化照顧」提供了一個新的理解視角，使女性的文化工作不再只是照顧勞動，而是文化延續、文化再生產及公共參與的重要實踐。

  「文化照顧」呼應Tronto（1993）的照顧倫理（ethic of care）觀點，照顧具有公共性與政治性的社會實踐，是維繫社會的重要基礎。本文將此概念置放在原住民族文化復振脈絡，指出原住民族女性所照顧的不只是生活的需求，包括族語、文化知識、歷史記憶、價值觀及族群認同。文化不是等待保存的客體，是透過日常照顧持續實踐、再生產與創新的生命歷程。女性也正是在文化照顧的過程中，累積專業能力，形成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基礎。

  女性族語教師透過族語教師資格、教材研發、教學經驗、文化知識及制度培力，累積文化資本，轉化為教育專業、社會信任及公共影響力，最終形成影響文化發展方向的能動性。因此，文化是女性賦權的重要資源，「文化照顧」描述原住民族女性文化工作的概念，也做為理解女性賦權歷程的分析框架。在原住民族社會中，文化本身即是一種重要的權力資源。女性透過持續投入文化照顧，累積文化知識、教育專業、社會信任及文化資本，進而展現能動性，並轉化為公共參與及文化治理的能力。換言之，文化照顧是女性賦權得以發生的重要機制（mechanism）。如同Lana Baydas認為，女性是永續發展的驅動者（driver），女性不是被幫助的人，而是幫助社會發展的人（Baydas 2014: 2）。

  族語老師走出家庭，透過族語教學進入學校及社區，並在長期教學與文化實踐中，不斷累積專業知識與公共能力。她們主動組團編寫教材、運用戲劇、歌謠、樂舞、體育及生活經驗，重新詮釋族語教育。她們亦投入族語辭典建置、AI族語翻譯、部落大學教材編撰及協會運作，並受邀參與桃園市政府組成的原住民族發展委員會及族語發展委員會。累積出的教學能力，形成在文化教育、制度運作及公共政策等領域產生影響力的能力，並由文化知識的傳遞者，轉變為文化治理的重要參與者。

  原住民族女性在都市中參與公共事務是在家庭支持、制度建構及社會氛圍逐漸轉變的作用下形成。許多受訪者皆表示，伴侶及家人的支持，以及愈來愈多男性族人對女性文化專業的肯定，使她們得以兼顧家庭與公共事務，也反映原住民族社會對性別角色的重新理解與調整。女性因此得以在家庭與公共領域之間建立新的平衡，而其公共參與是在家庭支持的基礎上，將照顧擴展至整個族群與社會，提供對西方女性主義的重要補充。

  長期以來，女性賦權研究多以教育、經濟自主、政治參與及公共權力取得作為分析起點，照顧工作則常被視為女性受壓迫的重要來源。然而，都市原住民族女性的經驗顯示，照顧未必是性別化勞動的延續，也不以取得政治職位或經濟自主作為賦權的起點。當文化能力透過族語政策制度化之後，文化資本亦可能進一步轉化為經濟資源、象徵權威與公共決策的參與資格，並形成文化治理的重要力量。因此，原住民族女性的賦權不以透過拒絕照顧角色或對抗性別分工來實現，反而在重新賦予照顧公共價值的過程中，使照顧成為一種文化實踐、公共行動及社會參與。

  筆者觀察到，女性族語老師未自稱是女性主義者，也未以追求性別平等作為行動口號。支持她們持續投入族語教育與文化工作，往往只是最堅定的信念：「不能讓文化斷在我們這一代。」正是這份信念，使文化照顧從家庭延伸至學校、社區與公共制度，也讓女性在日復一日、看似平凡的文化實踐中，逐步建立專業、獲得社會認可，並成為原住民族文化延續與文化治理的重要力量。女性族語教師的經驗，不僅重新詮釋女性賦權的另一種可能，也指出文化不只是傳承的對象，更是女性改變自己、影響社會及重塑族群未來的重要力量。她們走的是一條文化的路，這條路也塑造了她們的人生。

  

附註

[1]桃園市原住民族部落大學講師110年前共184人，其中男性50人，占27%；111年以後男性比例逐漸下降，女性比例持續提高。此外，截至115年8月，族語學習班女性講師超過九成；課後照顧班教師全數為女性；文化健康站照顧服務員88人中，女性81人、男性7人；族語保母32人中，女性31人、男性僅1人。

[2]資料提供：桃園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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