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漢威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研究生

  

  

  西方自近代以來，人類／自然的二元對立，源於笛卡爾的「主客二元論」，自然成為被動、靜態、可控制的物件（林益仁 2004：27）。Büscher與Fletcher指出，此種二元對立構成資本主義本體論前提，使自然得以被商品化並納入資本積累。當自然被視為可占用的客體，它的使用與存續更容易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單向決定，成為資本積累的物質條件，也持續形塑當代諸多社會／環境危機（Büscher and Fletcher 2020: Ch. 2）。因此西方也出現對此二元對立的反思，如Büscher and Fletcher提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也具有改變自然的潛力。進而主張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承認人與非人的共生關係（同上）。而本文就在人類／自然對立的西方近代認識論脈絡下，透過Silberzahn提出的多物種照護與Meyer夏威夷認識論觀點，企圖探索照護若從人類中心的關懷核心挪移至多物種（非人），此認識論挪移過程，是否仍可能落入治理與對象化的陷阱？

  Silberzahn提出資本主義對女性／有色人種勞動／自然的無償佔有，更指出資本主義如水銀式的收編。資本主義能將不同形式的關係，無論是經濟需求、情感連結或技術想像，轉化為新的積累形式。故Silberzahn指出，互依性不是契約關係，而是人與非人（生物）各自具有生存上的脆弱性，為了生存才開展出來互相依存的關係性網絡。

  Silberzahn指出需要將既有的婦女／有色人種／非人的照護去自然化，除了呼籲把女性與種族在資本主義殖民下的無償勞動有價化外，也重視非人因維持生存產生的各種與生物或環境的互動關係，如螞蟻在土中築巢，可以增加孔隙，加速有機質分解等。而人類作為萬物的一份子，相形之下是倚賴著生命的再生之力而存在，如花草或寵物帶人給撫慰。這種情感連結不是資本主義中的付錢–服務的契約關係，更是一種政治同盟，一種關乎共同生活的政治運動，經濟上看到共同受壓迫的處境；情感上看到連結的動力；文化上看到共生願景。

  生態政治上，Silberzahn提出了回饋迴路（circuits of restitution）與生存生產。回饋迴路把回饋定位成象徵性回復，在人、非人相互遭逢的互動過程，創造、增值彼此的互惠關係或生命條件。把多於人的照顧（more-than-human care）與生態–社會再生產（eco-social reproduction）放在政治思考中心，承認自然的混合性勞動（hybrid labor）。筆者以人熊衝突為例試想，人熊衝突的邊界，是否能透過長期監測調查與滾動式的政策檢討，根據黑熊食性或移動、繁殖慣習，打造黑熊食物森林緩衝帶，藉由保育保護傘物種，復育森林生態系。

  Silberzahn強調保育與再生生命的重要性，而非維持已開發社會生活水準。她強調生命生產（life production），涵蓋創造與維持即刻生命過程所需進行的勞動，其前提是無別的目的，相關的權益關係者能否在機制中再生產，成為各種政策決策的判準之一。

  然而，當我們強調「理解」或「照護」非人時，是否仍在無意間將其視為一個需要被人類認知與處理的對象？換言之，先承認人自二元對立，經批判後提出整合觀點，成為第三種辯證整合觀，此觀點仍是被認識與外在於人的客體。迂迴曲折後，又回到可被丈量精算，可被治理的西方認識論框架。也就是先認知理解對象，再進行照護實踐的感知地圖建構模式。

  Meyer則提出夏威夷認識論，核心在於感知是文化性的，以身體感官為中心，受一方水土的薰習與調節，建構出人與世界的共生關係。如觸覺touch一詞，族語pā表達了用手觸摸、風吹的觸感、光照的觸感；apo表達手抓的觸感、’a’apo表達用心抓取的觸感（理解）、’a’apo kēlā kkeiki指涉反應敏捷之意。

  觸覺的多義性反映了夏威夷族人在海洋環境中，人與風、光照互動而萌生豐厚而特殊的體感。感知在人與人／非人／環境的互動中持續校準。不存在要被整合而先存在的人或自然（對象或客體），因為人就是在關係中生成的。

  人們透過感知持續感受、探索、試錯；人在（群體）歷史裡，在與人與土地、物的關係裡逐漸定位自我與行為的共生尺度。但摸索是不穩定的，知識在歷史–文化–關係中摩擦生成，是透過身體不斷培養與磨練出來的能力。

  「畫地圖」與「走路」並非西方與原住民族兩個固定陣營，而呈現兩種不同的知識實踐傾向：「畫地圖」傾向將世界與關係抽象化、標準化，轉譯為可比較與治理的知識；「走路」則強調知識生產者置身於關係之中，透過身體、地方與遭逢，持續校準自身與環境的關係。承認不同知識皆有其歷史與地方的生成條件，並非主張所有知識皆不可比較的文化相對主義；反而使我們進一步追問，知識如何在實踐中被調動、修正與校準，又如何在特定的歷史與權力條件下取得普遍真理的位置。

  兩篇比較的基礎在共同挑戰西方以人類為中心的認識論。Silberzahn批判資本主義將人與非人的關係自然化、無償化、性別化或種族化。Meyer則表達知識從感官、地方實踐而來。兩篇文章的差異在於認識論上關懷聚焦處的不同。Silberzahn側重於資本主義體系下收編如何發生，Meyer更著重的是收編為何可能發生。

  Silberzahn著重於過去西方社會中，人與非人的勞動如何被資本主義收編。她將照護的關懷從人類中心拉向非人，如回饋照護或成為好奇的主體（持續向非人更多的認識與理解），相較西方以人類為中心的認識論相對進步，得以照見資本主義如何運作，如何將人與非人捲入資本積累的過程。但作者提出諸如回饋照顧或尊重萬物賴以為生的相互支持體系，其中的危險也在於，容易再被資本主義收編成可量化或丈量的交換價值，如生態系統服務、ESG、KPI等。她企圖建立新的認識論認知地圖（畫地圖），但也有可能被資本主義重新翻譯並納入新的積累形式。

  Meyer談夏威夷認識論像在走路，因為感官與各種關係是在試錯，讓各種生物、非生物、萬物得以共生，人與各種遭逢相互反應，讓各自能持續再生產的彼此對待關係。然而，當人與土地既有的豐厚關係被抽離、簡化並轉譯為可交換的資源後，資本主義的收編才得以推進。在土地被化約為地號、分區或交換價值時，它作為生活世界、歷史記憶與共生關係的面向便容易從決策視野中消失。地方性的關係實踐無法保證抵抗成功，卻揭露了資本主義與現代治理所刻意忽略的部分，它使那些被抽象化過程遮蔽的現實重新變得可見，指出了哪些關係可能在發展過程被犧牲，成為無聲的陰影。

  最後，David Harvey（2008[2003]）對資本主義持續透過時空再生產的分析極具提醒效果。資本主義持續遭遇週期性資本過度積累，造成利潤率下降的危機，須在新的空間尋找新資源、勞動力，以求內部矛盾的轉移或續命。Harvey提醒土地仍不斷成為被買賣、丈量或掠奪的對象（新帝國主義，第三章）。當我們把照顧從人類中心主義的核心本位鬆動，當代文明與土地的關係仍不斷遭受資本商品化、對象化，作為再生產資本目標而持續被量化成交換價值。面對Harvey提醒的資本主義掠奪性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單靠Silberzahn所提供的宏觀地圖容易流於體制治理，而單靠Meyer的「走路」微觀尺度則可能面臨被孤立、蠶食的治理風險。

  因此，真正的抵抗力量不是來自一個純潔、不受治理影響的關係性實踐。而是嘗試將Meyer的「關係性感知實踐」，與非資本主義式的生產關係、以及更廣泛的「社會連帶結盟」結合。這種結盟，一方面藉由身體與土地的具體連結，拒絕生命被抽象化商品化；另一方面，透過與跨地方、跨物種的社會連帶結盟，築起反抗掠奪性積累的政治陣線。使『走路』不只是個體的感官體驗，而是一種具有集體防禦與開創性的政治實踐。

  

引用書目

林益仁

2006　〈「自然」的文化建構──爭議馬告國家公園預定地的「森林」〉。《應用倫理研究通訊》37：7-23。

Büscher, Bram, and Robert Fletcher

2020　The Conservation Revolution: Radical Ideas for Saving Nature beyond the Anthropocene. London: Verso.

Harvey, David

2008[2003] 《新帝國主義》（The New Imperialism）。王志弘、王玥民、徐苔玲譯。臺北：群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