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撒克那墨禾 Fasa’ Namoh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在日益嚴峻的國際關係與政治角力下，跨國遷移的發展與情況在21世紀只會加快速度。尤其在當代移民研究中，跨國移動在主流語言和族群的強勢主導下，原住民的視角經常被忽略，無論在政策、國家治理或學術對話中，原住民遷徙皆處於語言與制度之間的邊緣地帶，如同在主流結構之間的夾縫中掙扎生存，難以被看見與承認。本文以三篇關於原住民國際移動的研究來進行評介，分別關注拉丁美洲地區原住民、臺灣原住民遷徙的歷史文化行動與制度困境。首先是Marcelo Torelly（2023）主要從法律人類學和人權的背景出發，分析委內瑞拉原住民遷入巴西所面對的政策限制；其次是Oyarce、del Popolo、Martínez Pizarro（2009）從人口學與移民政策的視角，探討拉美地區原住民的移民制度缺失，主要關注該地區將近有671個原住民族群，他們的共同點都曾遭受結構性的歧視，同時被邊緣化、被排斥、貧窮的現象（in the form of marginalization, exclusion and poverty）。對於拉丁美洲的原住民生存環境，作者批判國家主義對原住民移動理解的狹隘。最後，本文也將從臺灣原住民視角出發，施雄偉（2020）以排灣人家族企業跨境實踐，揭示遷徙中蘊藏的文化與信仰行動力。三篇文獻共同指出，原住民族在全球範圍內的移動地圖中，遭遇主體邊緣化，也呈現了原住民再領域化（reterritorialized）與社群網絡的多重能動性。

  在Torelly（2023）的文章指出，雖然當今國際人權體系逐步將原住民族納入保護對象，但在巴西政府面對來自委內瑞拉原住民大規模遷移的議題政策中，原住民族集體的文化主權伸張與土地知識仍未獲得對等的理解。例如在邊境庇護制度上，目前僅以「難民」或「非法移民」來分類，全然忽視原住民族特有的文化內涵，尤其是文章中特別以表格呈現七個不同族別的原住民族群，又以Warao印地安原住民為遷移人口的最大宗來源，但巴西政府在管理這些遷移人口，並沒有依照國際勞工組織第10號公約《原住民和部落人民公約》（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Convention, 1989(No. 169)），表示政府應確保遷徙的原住民對影響他們的所有公共政策享有協商權和知情同意權，顯現出國家與制度上可能各種對原住民遷徙認知與法律上的殖民延續。另一方面，Oyarce、del Popolo與Martínez Pizarro（2009）指出，拉丁美洲多數國家的移民政策普遍缺乏針對原住民跨國遷移的制度性回應，相關治理模式仍侷限於單一族群與國界框架，難以回應原住民族跨境移動的複雜性與特殊需求。作者認為，原住民的遷移需要以區域整合與跨國協商為基礎，因為移動的行動，往往根植於遷移者的歷史記憶、語言傳承與跨界親屬關係。這種觀點對亞太區域的原住民跨國移動議題，如臺灣與太平洋間的移動模式，也提供給我們重要的對照與反思。

  相較於前兩篇外國學者文章討論原住民族面對的結構與制度面的議題，施雄偉（2020）則是以民族誌的筆法，描寫自身為臺灣排灣族家族一員，如何在1991年從故鄉臺東跨國遷移至南太平洋的斐濟島國。並以他們排灣家族企業為核心，在當地發展美髮沙龍事業，並進一步把商業版圖推進到澳大利亞，晚近又拓展業務到紐西蘭地區。這超過30多年的跨界商業，作為排灣族的他開展出屬於他們自己的創業實踐與文化網絡。遷移過程不僅限於經濟發展，也展現排灣族在遷徙中如何透過文化知識與親屬連結延續傳統精神的實踐。以家族作為行動單位，在排灣族跨境經驗中同時是經濟組織、社會支持系統與文化記憶的能動者。施雄偉的民族誌文章，向我們揭示了在國族語言無法描述原住民遷徙實踐時，地方的歷史敘事、族群使命與族群關係反而成為行動的座標。這樣的生命史書寫與參與觀察，有助於我們之後理解原住民族如何在「非國家中心」的語境中，建構遷徙的主體性，也具有深刻的學術理論意涵。

  綜述以上三篇文獻討論，不僅提出不同地區的原住民遷移地景，也向我們提示了從比較視角重新檢視方法論上的可能性。Torelly（2023）與Oyarce、del Popolo、Martínez Pizarro（2009）的移民政策分析，揭露（disclose）國家的制度侷限與原住民在議題討論缺席的現實，而施雄偉（2020）的文章則透過深描自我實踐與家族敘事，補足了當代原住民在宏觀政策結構下，經常被遺落的微觀重要行動。

  在方法論的討論上，原住民遷徙研究同時回應殖民歷史脈絡與當代政治操作，避免過度簡化為經濟移動或文化傳統的二元對立。上述文獻所展現出的跨國比較、政策批判與在地民族誌視角，為原住民族研究提供了一種更具多聲與多尺度的分析框架，也藉此呼應當代原住民學術書寫中「去國族化」、「去中心化」的發聲。

  原住民的國際遷移並不僅僅是少數族群的流離，也不只是制度下的統計對象。透過本文的討論，可見原住民在邊界移動中的能動性與實踐，行動者如何穿越制度邊緣與異國語言。面對接下來全球原住民的遷移研究發展，如何帶領研究者進一步結合比較視角、田野實踐與去殖民思維，讓原住民經驗成為重新書寫全球移動秩序的重要入口，相信這在當今國際關係中，凝視原住民的主體性發聲，如何從邊緣性走入主流核心的對話仍是重要的推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