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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不是背景:臺灣原住民族與非人物種關係的書寫策略 文獻評介 63 2025/06

文/楊曉珞

楊曉珞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

  

Nicolaisen, Jeffrey

2019 Equality of Life: Thinking with Multi-Species Relationships in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Duke University.

Simon, Scott

2015 Real People, Real Dogs, and Pigs for the Ancestors: The Moral Universe of “Domestication” in Indigenous Taiwa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17(4): 693-709.

  

  多物種民族誌(multispecies ethnography)作為人類學近年的重要轉向,回應了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批判,不僅強調人與其他物種相互關聯的關係深具重要性,也關注人與非人如何共同參與文化與歷史的建構。而原住民族長期與所處環境共生,無論在狩獵、祭儀或日常生活中,都與動植物形成了深刻的相互依存關係,因此許多這類研究尤其聚焦於原住民族的環境知識、生態實踐與物種互動。這些研究可以為生態學等學科提供倫理基礎,因此Harvey(2019)便曾呼籲要向原住民社群學習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經驗和智慧,Pignocchi與Descola(2023)也談到,面對當代生態危機,以亞馬遜阿秋瓦人的視角為啟發,去超越現代西方建構的自然主義。在臺灣,近年也有不同學科的研究者開始討論原住民文化中的跨物種關係,累積不少研究成果,更得以成為相關政策討論的論述基礎,例如原住民狩獵議題。

  然而,Bessire與Bond(2014)曾撰文批判,早期開展的本體論轉向研究往往將原住民文化簡化為單一的多元自然主義,並描繪成與現代性截然不同的、永恆不變的「非現代」實體,但事實上,許多原住民社群在歷史上都經歷了殖民主義、全球化等現代性力量的影響,在現代社會中也已有多元經驗和適應策略。此外,Bessire與Bond(2014)和原住民學者Todd(2016)都指出,研究者往往過度理想化原住民文化,將其視為解決現代性危機的救贖,卻忽略原住民社群面臨的現實議題和挑戰,例如殖民主義、資本主義和環境破壞等,也將原住民文化去脈絡化和去政治化,剝奪了原住民文化的主體性和能動性。

  由是可知,欲深入探討原住民社會中人與非人物種之間的複雜關係,無法忽視不同原住民社群有著差異性的具體歷史經驗、社會現實和文化實踐,也需要納入歷史變遷、權力結構與政治經濟脈絡。本文選擇介紹Scott Simon(2015)與Jeffrey Nicolaisen(2019)兩位學者探討原住民族社會人與非人物種關係的研究,前者關注賽德克族與狗和豬的關係,後者則討論泰雅族狩獵脈絡中的多物種關係,兩篇文章均描述原住民族在現代社會中人與非人物種關係的變化,不同作者的方向與分析焦點有同有異,值得參考和討論。

  Scott Simon發表的Real People, Real Dogs, and Pigs for the Ancestors(真正的人,真正的狗,與獻給祖先的豬),以賽德克族的跨物種倫理為主題,描述人、狗與豬如何在文化、宗教與生活實踐中形構彼此的關係。他指出,賽德克族在傳統上對狗與豬的勞動劃分與性別有關,狗作為賽德克男性的狩獵夥伴至關重要,牠們使得捕捉山豬和其他動物成為可能;而豬是女性飼養也用以祭祀,是與靈界溝通的媒介,祖先的靈魂會回應定期的豬隻犧牲,給予庇佑與祝福、提供獵物給獵人。在此其中,賽德克族的Gaya,也就是祖先傳下的社會規範,是他們理解和形塑人與動物關係的基礎,這意味他們與狗和豬的互動方式並非僅是功能性的,而是植根於他們的習慣法和價值觀。

  然而當代賽德克族人往往陷入傳統信仰、現代法律與基督宗教倫理之間的張力中,例如信仰轉宗影響傳統儀式實踐、國家對狩獵的限制和動物飼養的規定,這些交錯的規範形塑了多物種關係的道德秩序,導致他們的人與動物關係發生變化。面對外部壓力,族人並非被動接受這些轉變,他們在Gaya的框架下去理解和應對,透過重新詮釋Gaya、強調傳統社群價值與動物共生倫理,展現出文化韌性與主體性。Simon並未將賽德克族的世界觀定格為靜態本體論,而是強調其文化實踐的動態性、協商性與歷史性,Gaya並不是靜態的傳統,而是在教會規範與國家禁獵法影響下,族人重新詮釋與協商的倫理體系。

  與Simon聚焦文化實踐的視角不同,Jeffrey Nicolaisen的博士論文Equality of Life: Thinking with Multi-Species Relationships in Taiwan(眾生平等:與臺灣的多物種關係共同思考)將視野擴展至更複雜的制度與宗教衝突。他以佛教團體「中華民國關懷生命協會」推動眾生平等的法案為核心,探討其與原住民狩獵實踐之間的矛盾。該法案主張動物與人皆有平等的生命價值,對原住民狩獵行為設限,Nicolaisen指出這種由佛教哲學出發的保育理念雖具人道色彩,實際上卻未理解原住民族知識與實踐中的倫理系統。泰雅族有其與土地、動物共構的宇宙觀與習慣法體系,人與動物關係深受Gaga影響,Gaga不僅是泰雅族人際互動的規範,也是他們理解包括動物在內的其他物種關係的基礎。族人說「Gaga是保護森林中所有生命的方式」,狩獵則是泰雅族人傳統生活和文化的重要部分,依循Gaga,強調所有生命的平等以及對動物犧牲的感謝。而動物例如山豬在泰雅族社會更有一定的重要性,在口傳中,創世神話的一個版本提到第一個人是從山豬的排泄物中誕生的,而根據一些泰雅獵人的說法,山豬死後可以像人頭的Utux(神靈)一樣保護獵人,這些都體現了泰雅族傳統上與森林及其動物之間有著相互依存的關係。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和與其他文化的接觸,Gaga和其所包含的人與動物關係也在不斷地被重新詮釋和實踐。

  面對國家與佛教團體的雙重壓力下,泰雅族人並非僅以「文化例外」為由自我辯護,而是策略性地訴諸國際原住民族權利語言與人權框架,結合基督教會、國際NGO與《聯合國原住民族權利宣言》的話語,將遵循Gaga的狩獵制度納入人權論述之中。泰雅族人甚至採用了策略性調和,以可控的模擬兩可(controlled equivocation)1論述應對,例如,主張Gaga中同樣存在保育與生命倫理的觀念,只是實踐方式並非禁止殺生,而是透過狩獵來實踐對自然的尊重;或是將原住民描述為森林保育的專家和森林中多物種生命的保護者,以進一步在國家環境保護框架中爭取自身管理傳統領域的權力。這種結合傳統規範、現代法律語言和環保論述的實踐,展現了原住民族在當代政治場域中的高度調和能力。

  從上述兩篇研究可以看出,Simon與Nicolaisen所描繪的不是靜態的原住民「傳統文化」,而是面對現代脈絡的實踐策略,兩者均指出原住民族並非被動接受改變,而是在面對文化變遷和外部壓力下,透過堅持實踐、主張自身文化去捍衛權利、權力與主權。在原住民族面對現代國家、宗教與法律制度壓力下,Simon將焦點放在文化與倫理的實踐,描繪族人如何透過Gaya的延續來維繫跨物種的道德秩序。而Nicolaisen則將焦點放在制度層次,指出佛教、自由主義與國家法制在知識上排除原住民族的本體論與實踐,族人的應對是立基於對Gaga的強調,在這些制度中穿梭、翻譯與協商,這些多元論述之間的轉譯與協商並非矛盾,而是族人在面對多重制度壓力時所展現的複雜回應。儘管研究策略與分析路徑不同,兩位作者都描述原住民族如何在跨物種關係實踐中,展現其文化主體性、倫理關懷與政治訴求。不過,由於二文聚焦的主題是以人類文化為敘事中心,尤其Nicolaisen論文主軸為當代法制的論述攻防,未將非人物種的能動性納入分析之中,Simon在後續研究(2020a, 2020b)才以人鳥關係開啟更加深入的討論。此外,雖然二文皆談原住民社會中跨物種關係的變化,Simon立基於其長期田野的民族誌資料,而Nicolaisen論文中討論泰雅族人與動物關係的觀點,許多是採自幼教影片《彩虹橋的審判》裡面的對話,難以全然視之為傳統泰雅族人跨物種關係的呈現。

  多物種關係研究所強調的「關係性」與「共生倫理」,為我們提供了理解人與非人互動的新方式。然而正如Bessire與Bond(2014)所警示,若僅停留在本體論的差異讚頌,過於強調差異與本體論多元,忽視原住民族面對的實質處境與歷史壓迫,可能導致批判的延宕。Simon與Nicolaisen的研究正是此提醒的回應,兩位作者分別從文化實踐與制度協商出發,呈現出當代臺灣原住民族在多物種世界中如何主動行動,以及他們在面對外部力量時展現的能動性和其中的複雜性,儘管二文關注的族群、議題和分析角度有所不同,但都強調了文化在形塑其應對策略中的核心作用。原住民族面對多物種關係變化時,不是簡單地再現本體論差異或「傳統」知識,而是透過法律語言、宗教實踐與文化敘述進行策略性操作,這些實踐既有文化根基,也具政治意圖,顯示出原住民族主體性不僅存在於文化延續上,也體現在面對現代制度時所做的調動與回應。因此,討論原住民族世界觀中的多物種關係,並不是為了還原一個全然非現代的世界,而是須同時直面原住民族的族群差異、社群內部差異、現代困境與權力實作,在書寫中處理文化內部的動態性與制度外部的張力。

  

附註

[1]Nicolaisen引用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2004)的controlled equivocation概念,用來形容在不同文化或本體論之間對話時,避免直接翻譯或強制對齊語義,而是有意識地保留差異與模糊,以尊重彼此的知識系統。

  

引用書目

Bessire, L., and Bond, D.

2014 Ontolog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 Deferral of Critique. American Ethnologist 41: 440-456.

de Castro, Eduardo Viveiros

2004 Perspectival Anthropology and the Method of Controlled Equivocation. Tipití: Journal of the Society for the Anthropology of Lowland South America 2(1): 3-22.

Harvey, G.

2019 Animism and Ecology: Participating in the World Community. The Ecological Citizen 3: 79-84.

Pignocchi, Alessandro, and Philippe Descola

2023 《將來世界民族誌》(Ethnographies des mondes à venir)。宋剛譯。臺北:無境文化。

Simon, Scott

2020a A Little Bird Told Me: Changing Human-Bird Relations on a Formosan Indigenous Territory. Anthropologica 62(1): 70-84.

2020b Flying the Pacific, Culturing Oceania: Human-Bird Entanglements and Austronesian Worlds. Senri Ethnological Studies 103: 65-88.

Todd, Z.

2016 An Indigenous Feminist's Take on the Ontological Turn: ‘Ontology’ is Just Another Word for Colonialism.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29: 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