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毅峰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僅以此文，悼念在撰寫過程中不幸於歐洲白朗峰過世的，臺灣年輕世代最優秀登山家之一，張元植（1988－2024）。

  

「要認識一座山，你必須在那裡入睡。」（Tom Longstaff所言，引自《自由的技藝》，頁35）¹

  

「世上只有三種運動：鬥牛、賽車與登山，其他僅是遊戲。」（海明威）

  

I. 喜馬拉雅：眾神崇拜及帝國征服所在之地

  

  絕大多數的時刻，我都不希望將任何事件與作為神聖化，總覺得那是一種自大、無知及對神聖的褻瀆。然而對2024年1月，我與幾位東華大學原住民學院校友與助理組成的冬攀聖母峰基地營（Everest Base Camp, EBC）旅行過程，卻因為眾妙開門的神奇經驗，讓我對這次的旅遊書寫一直感到難以下手整理。據我們在地嚮導Krishna的說法，2024冬天連對當地人而言都是難以忍受的低溫酷寒與乾燥，增加此行的艱難。我們五位隊友、一位嚮導、三位挑夫（porters）組成的迷你小隊，笑稱臺灣組隊有史以來最弱陣容，途中歷經多次與嚮導的反覆討論、隊友生病、行程變更、高度適應、下山飛機取消等意料之內與之外的情境，好不容易才成就了此次堪稱小有波折卻也順利的冬攀EBC經驗。在尼泊爾，EBC只能算是觀光客健行等級，與真正的登山有著天壤之別。我們有近乎兩星期的時間，徜徉在聖母峰周遭高山的懷裡，雖然離真正的聖母峰山頂仍有一大段難以企及的距離，但已經是凡人健行者能抵達的高門檻了，我們可算是真正進入了喜馬拉雅的懷抱。

  攀登高海拔的山通常都會有設置基地營，它就像攀登隊伍的指揮中心與物資補給、健康照護所、餐廳等，再依不同的海拔設置更高的營地。我們步行近十天抵達的EBC在登山旺季時，據說帳篷綿延直到冰河遠端。這裡是喜馬拉雅山脈的心臟地帶，周邊彙集了世界最高峰聖母峰（8848m）、洛子峰（Lhotse, 8516m）等八千公尺等級的山，是每一個愛山者最為衷心嚮往的神聖地景所在。我傾向將整個行程視為一次短暫而「巨大」（涵蓋空間山體的巨大與人地關係史的源遠流長）的田野，主因是在登山之前便已明確認知此行將與在地原住民密切互動，長期經由閱讀認識的高山雪巴族與百年登山史、地景、文化，即將在沿途不斷親身相遇，將它們從遙遠的記憶中召喚至近距離眼前，在持續的空間移動過程中彷彿翻閱一頁頁的民族誌重新閱讀及省思。長期以西方中心為觀點的喜馬拉雅登山史，在經歷了新的民族誌書寫與研究論點反省，出現了巨大翻轉，進而將登山運動連結到過往被忽視的原住民族勞動力與在地知識的提供、帝國統治與殖民經營、以及當代時空脈絡下迅速的商品化轉向。

  喜馬拉雅不用來指稱任何單一山頭，而是一條橫亙在青藏高原與印度半島之間，略呈西北─東南走向，綿延超過兩千公里、寬度可達兩百至三百公里的巨大山脈。全世界超過海拔八千公尺的十四座山峰裡，它就獨攬十座，其餘四座座落在巴基斯坦的喀喇崑崙山脈。這些山系都「發源」於中亞高山峻嶺叢集的帕米爾高原，它往四處延伸放射出好幾條巨大無比的山脈，除喜馬拉雅山、喀喇崑崙山之外，尚有興都庫什山、天山、崑崙山等。但此區域絕非許多人想像中的荒涼、苦寒及貧困之地，事實上這一大片區域孕育了亞洲眾多大河（長江、黃河、湄公河、印度河、恆河、伊洛瓦底江等），在高山深谷之間支撐了幾達五千萬人口，滋養生息了多元豐富的族群、文化與生態。

  然而喜馬拉雅作為雪之寓所、眾神領地，並非自有歷史以來即廣為人知。儘管位於「舊世界」之內，歐洲人自十六世紀之後所打造的現代帝國地圖上，卻始終對此區域留下大部分的空白，這情況就類似日本帝國也遲至統治臺灣二十年之後，才能逐漸掌握原住民及其所居的山林資源及地形。歐洲人對新世界的安地斯山脈理解程度甚至優於大喜馬拉雅地區，以致於安地斯山脈的最高峰阿空加瓜山（Aconcagua, 6961m）曾一度被認為是世界上最高的山。這一片位於歐亞大陸核心區域的崇山峻嶺之所以如此難以被歐洲帝國認知、掌握，有其自然與人文因素。自然因素很明顯，就在它明顯過於龐大、崇高、冷冽、相對封閉而難以親近。除了地形之外，喜馬拉雅山脈東方大吉嶺一帶地區，有著舉世無雙的潮濕天候，而另一端的印度拉達克（Ladakh）卻是乾燥的半沙漠氣候；人文因素有部分正是源自其自然地景，使這處高原與山脈同時具備地緣政治重要的戰略地位，以及對外人而言神秘難測的宗教信仰與文化差異。歐洲帝國無法像摧毀新大陸原住民族所建立政治組織一樣的摧枯拉朽、勢如破竹的推進此區域，反而一面受制於自然因素，另一面也有不同帝國之間（例如同時想掌握圖博的當時印度統治者大英帝國、沙皇時代對領土極具野心的俄羅斯帝國、以及一貫宣稱擁有其主權的中國）的政治角力彼此牽絆，因而甚至到十九世紀初期都還能維繫某種半獨立的自治狀態，尼泊爾從未淪為列強的正式殖民地。簡言之，青藏高原與喜馬拉雅山脈覆蓋的廣袤地區，以極高之海拔、極崎嶇之地形、孕育極複雜的文化、行極重要的地緣政治，形成地球上最慢被西方科學所探索的極大片領域。

  喜馬拉雅如何「變成」最高的山脈？Lachlan Fleetwood在Science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此本2022年出版的書告訴我們這個轉變的故事，以及科學、想像與政治的重構，是如何將喜馬拉雅塞進一個新的全球科學與環境的秩序當中。²科學測量不斷提升的精準程度、原住民的勞動與知識的搜集、以及邊疆的創製（frontier-making），提供我們一窺權傾一時的英屬東印度公司與喜馬拉雅地區各種政治勢力的糾纏。為了要讓喜馬拉雅能夠在全球知名，並且足以提供世界性的比較，殖民帝國要做的就是抹除掉對當地原住民族知識、網絡與勞動依賴的事實，以及努力克服當時科學的不確定性，尤其是方興未艾的大地測量學與新的地理知識，以塑造西方知識的優越性。《喜馬拉雅：雪之寓所、神話起點與人類的歷史》一書的說法是：山是神的居所，不是人的領地；它同時是遺世獨立、靈性的隱居之地，也是多重文化、帝國勢力在高山路徑上的交會之處，高山深處也藏有殖民主義造成的傷痕。³

  在不斷轉移、懷疑何方神聖才是世界最高山所在的過程當中，候選者來來去去，聖母峰的存在晚至1850年方得到確認，這座從大吉嶺附近的喜馬拉雅山頭上遙望向西方地平線即可見到的一處突出黑點，從疑似到確認為全球第一高峰的過程，就是一部精彩的大地測量發展史與殖民統治史，而對所統治土地最大程度的掌握則是現代帝國治理的基本配備。各個殖民國家在擴大市場與開採資源的驅動下，只要是任何西方自恃的文明未到之處的邊疆「處女地」，都成為新的地理大發現的目標。廣大而寒冷的青藏高原，尤其是環繞在其邊緣的諸大山脈，覆蓋上東方主義的面紗而成為西方人最晚理解的神秘所在。

  聖母峰在目前世界上逐漸通用的名稱是中國所用的圖博語說法「珠穆朗瑪」（Chomolungma）；尼泊爾當地的稱呼則是該處國家公園的名稱，叫Sagarmatha；臺灣慣稱的聖母峰正好是兩者意義上的翻譯，我個人覺得這樣的說法恰如其分，可以持續採用。歐洲人對聖母峰的「發現」與命名，又是另一則科學、官僚、在地名稱之間的角力，最後是以1856年確認此山高度時，印度測量局前任局長埃佛勒斯（Everest）的名字為此山命名。這個命名過程絕非沒有爭議，但它最後的塵埃落定與後來在西方的普遍通用，顯然也與英語在當代的霸權地位有關，以致於聖母峰基地營仍以EBC的縮寫來稱呼，但有越來越多人在單獨稱呼此山時會採用藏人（圖博人）的說法，「珠峰」也成為中國對聖母峰的簡稱。

  

II. 山的「征服」與歐洲國族榮光：聖母峰攀登史的地緣政治

  

  確認聖母峰為世界第一高峰是一回事，但後續對它的「征服」過程，又是另一段錯綜紛雜、兼具悲壯與謎團、呈現人與自然在國族榮光加持之下的拼搏過程─在高山攀登過程裡，人與自然並非我們習慣套上使用的與世無爭、和諧相處，而是類似夏曼．藍波安在2024年一次演講上，描述他與狂暴大海在捕魚時的激烈搏鬥，像是突然脫口而出卻又充滿詩意的話：「用身體跟大自然打架的時候，你就會有身體的美麗」。在人類多次與世界最高山打架交鋒的過程裡，絕非平和順遂、浪漫和諧。登山不似達悟族人與大海的拼搏是為生存或為傳承。登山，尤其是攀登、以生命對決像聖母峰這樣絕高又孤險的山峰，本身是種無用的技藝─沒有人需要用到這樣的技術以謀生，也不具備文化傳承上的意義─在地的喜馬拉雅兩側原住民不會想要爬到他們敬愛有加的大山之頂。世界最高峰從它被確認到登頂的過程，滲入眾多科學發展、地緣政治、國族榮光的競爭等理應與攀登無關的面向。二十世紀初的圖博與尼泊爾，都沒有對外開放的意願，但它們都同時感受到帝國之間擴張、競爭的壓力，也試圖在地緣政治的缺口上求取生存的縫隙：尼泊爾必須處理好相對而言龐大且強悍的西藏（或宣稱擁有其主權的中國），亟思往南擴張的俄羅斯，以及巔峰時期的大英帝國，在三者之間維持微妙的外交關係。英國則擔心俄羅斯沙皇及後來的蘇維埃透過它已經控制的中亞，伸手進入西藏甚至印度次大陸的野心。中國這邊，建立初期的民國則對西藏根本缺乏實質統治的能力，直到毛澤東在1951年將西藏納入版圖，並在1959年揮兵入侵西藏並迫使當時年方二十出頭的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歷經千辛萬苦翻越喜馬拉雅山進入印度而開始流亡生涯，西藏／圖博正式喪失任何形式的政治獨立，而達賴至今近九十高齡也無法再踏足在山另一邊的家鄉。

  搶先登上世界最高峰的殊榮會落在何處，特別在歐洲國家之間形成了類似彰顯發揚國族榮耀的偉大志業競爭，猶如日後的登月挑戰。歐洲各國的登山精英以攀登阿爾卑斯山的訓練為基礎，競相爭逐這份首登的榮耀。在挑戰登頂世界第一高山的漫長過程中，最成功的一次失敗，可說是由英國頂尖登山家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1886－1924）與其攀登夥伴安德魯．歐文（Andrew Irvin，1902－1924）的1924年歷史性攀登，這也是馬洛里的第三次嘗試攻頂。他們被公認是當時最強大的攀登組合，也是最有希望登頂成功的人選，那趟遠征對當時不管是英國國內、地理學界或甚至是整個西方世界，都是震古鑠今的大事。馬洛里以其年輕俊美的討好外型、優越的文筆與高超的攀登技巧，攫取當時英國社會大眾目光的焦點。大英帝國及是時的皇家地理學會在政治外交與資源上傾舉國之力相助，期待將世界最高山的首登榮耀留在當時世界最大的帝國。馬洛里在出發前受訪為何要去登聖母峰時，說出了那句廣為引用、名垂千古的話「因為它就在那裏。」（Because it is there.）。在歷經漫長艱苦的國際政治糾纏與極其辛苦攀登之後來到攻頂的最後階段，隊友在海拔約八千公尺左右的營地，抬頭望向聖母峰頂，見到及接近山顛處困難岩壁上兩個緩慢移動的小點，確定就是這對最強組合。一陣雲飄過來遮掩了他們，也成為世人最後一次目睹兩位先行者的身影。歷經整整四分之三個世紀，1999年一支美國登山隊因為氣候暖化冰雪融出，在海拔8,150米處意外發現了馬洛里遺體和遺物，但他的同伴歐文始終未曾被找到。到底他們因何沒有成功返回營地、究竟二人之一是否曾經登頂、可能作為登頂證物的柯達相機失落何處、遺體又是如何會落在該地點，種種疑問幾乎已永遠無解。比起成功的故事，二十一世紀的我們似乎更渴望於從失敗的故事上學習、挖掘與反思。

  1953年5月29日，紐西蘭籍登山家希拉里（Sir Edmund Hillary，1919－2008）與同行的雪巴族人丹增諾蓋（Tenzing Norgay，1914－1986），在伊麗莎白女王加冕典禮前完成了聖母峰的首登，但是以當時的通訊條件，這消息花了三天時間才傳到倫敦加冕的現場。希拉里的探險志業及日後對尼泊爾投入的關注，尤其是在尼泊爾境內努力籌設醫院與學校，讓他獲得諸多讚譽，包括英國女王的封爵。至於丹增諾蓋早年生活的說法就有相互矛盾之處，在他的自傳與受訪中，給出了不同的出生成長版本。可以確定的是他是一名原住民雪巴人，父母來自西藏，但他可能出生在尼泊爾或西藏。在首登的五十週年紀念活動裡，兩位首登者的兒子追隨父親們的腳步參與新的遠征，站上世界之巔。新的科技讓希拉里的兒子可以在聖母峰山頂上打電話給遠在紐西蘭家中的父親，告知登頂成功的消息。而我們在2024年嚴冬之際造訪EBC，在山屋中見到的海報卻已經是紀念登頂七十週年了！

  對十九世紀的歐洲帝國而言，山的征服不僅聯繫到國族榮光，也展示殖民統治的成果，以及西方科技、甚至是人種的優越。從歐洲本身的阿爾卑斯，到南美洲綿延數千公里的安地斯山脈，最後到全世界最高聳的喜馬拉雅山脈，每一座高山的登頂有如對一片土地及其人民的降伏，但同時也矛盾地必須仰賴當地人民的在地知識、技能與勞動力。不出所料，如同Lachlan Fleetwood在上述書中所指出的，當地嚮導對於地形、天氣狀況判斷、安全路線的選擇等在地知識，對成功的攀登至關重要，但是歐洲早期登山者的敘述往往將這些貢獻視為理所當然，而著重於描述歐洲人的發現與征服。

  

III. 雪巴原住民與喜馬拉雅登山的命運交織

  

  Sherry B. Ortner在她著名的經典之作Life and Death on Mt. Everest: Sherpas and Himalayan Mountaineering中，希望從雪巴人的角度講述喜馬拉雅登山運動的歷史，描述他們與主要來自西方登山家在探險的命運搏鬥過程中的交互影響，旁及雪巴身份的演變。⁴高海拔攀登即便在此刻，都是極度高風險、高死亡率的運動，Ortner根據初步的統計與訪談指出，幾乎沒有一位從事高海拔攀登的雪巴人，不曾遇過自己的親戚或熟識朋友在攀登意外中失去生命；也沒有從未曾參與過致命事故的探險團隊的雪巴族人。在田野經歷與親眼目睹這些她所謂令人難以承受的「如此徒勞且毫無意義」的年輕人「突然、近距離且無情的死亡」，導致Ortner一度非常敵視以西方人為主的登山運動。雖然在書中她亦理解到登山運動的多重面向，在一定程度上，登山更與主流文化維持某種批判的距離，但是Ortner依舊有著對這種「毫無意義的生命冒險」的批判意識。

  綜合Sherry B. Ortner與陳德政《神在的地方》⁵一書的說法，雪巴先是一個原住民族群，在登山活動中也衍伸成一個身份角色類別。雪巴人原先居住在青藏高原東側，16世紀開始因為戰亂、飢荒等因素，翻越喜馬拉雅山脈陸續遷徙到大吉嶺地區及聖母峰南側的坤布地區，後者即今日從尼泊爾走向EBC所必經的區域。當聖母峰作為世界第一高峰被確認之後，歐洲結合了國族競爭意識所興起的登山狂熱，一舉改變雪巴原住民族的命運，也扭轉他們的自我認同與維生方式。雪巴原住民並非天生就特別會登山，而是這股風潮造就的命運，讓雪巴族人必須成為每支白人組成的探險隊所需要的吃苦耐勞、熟悉地勢挑夫與苦力。在地雪巴族人一方面要精進熟悉當代的登山設備與技能，他們且從旁鼓舞、強化著歐洲白人的雄心壯志，並謙卑的努力以盡量貼合西方雇主對他們的想像與期望─「善良、強壯、無所畏懼，而且忠心耿耿」。陳德政甚至還描述，早期探險家驚訝地發現到，在雪巴語言中並不存在「攻頂」這個詞彙！對這支虔誠的藏傳佛教民族來說，環繞家園四周的雪峰都是神明，「人，是不會想到神明頭上動土」，當然也沒有任何生活上的必要去「攻頂」。《神在的地方》還提及，早期雪巴人是不被允許隨隊攻頂，因為「在崇高山巔插下國旗的榮耀，必須完全歸屬於征服者的母國」。希拉里協同丹增諾蓋的首登，顯示到了1950年代，雪巴已經獲得較為平等的對待，也獲得高山攀登技術上的認可，但是後來依舊引發究竟是誰先踏上峰頂的辯論。這個問題會存在於大眾媒體與一般不具登山經驗者的想像之中，雖然可以理解，但也顯得「世俗」。兩人的說法都是他們是幾乎同時到達山頂。而事實上沒有兩人的相互合作，攻頂不可能成功，我預期首登者的感覺會是，在精疲力竭的身體且偶有缺氧造成的幻象侵擾大腦中，當突然間所有的稜線都不再往上綿延，而轉成向下延伸、所有需要抬頭仰望的山峰都轉到你的眼下，首登者可能才會真正意識到已經站上世界之巔，所以誰先站上峰頂，至少對我個人而言，是個無用的發問。如今的聖母峰登頂路上，不但可見歷來罹難者永不腐化的身體，山頂更早已堆置了各式登頂的紀念品而變得容易辨識了。

  當舉世所有的八千公尺級巨峰，以及所有難以想像可以攀登的挑戰路線，都陸續在登山家的前仆後繼下一一克服，國族榮光也不再需要依靠山峰的首登被點亮，高海拔攀登就此進入另一階段的發展分歧。第一種是強調不依賴外援、不會有雪巴挑夫協助負重、架繩，重視自由的探索非傳統路線、身體試煉與心靈體驗，挑戰自己對抗艱苦條件和惡劣天氣的技術和能耐，俗稱「阿爾卑斯式」的登山。另一個發展方向則是讓高海拔攀登快速走向商業化與世俗化的階段，此後挑戰世界最高峰，或是其他八千公尺等級的巨峰，不再是專屬於頂尖攀登者的專利。「世俗」之人只要付得起所需費用，加上適當的訓練與數回合的高山經驗，突然間好像都有資格一試岳界終極的挑戰。我們開始會偶爾在新聞中讀到，聖母峰登頂路徑上的「塞車」狀況，或是登山人數過多，帶來喜馬拉雅山區各式污染與廢棄物的報導。尼泊爾軍方甚至必須派出軍隊，從聖母峰地區運下人類所遺留下數以噸計的垃圾及登山者的屍體，甚至規定從2024年登山季節開始（也就是我們下山後不久），在高山上難以自然分解的糞便，必須自行帶下山，以避免海拔將近八千公尺四號營地所在的南坳（South Col）成為遍地黃金的露天永久保存廁所。

  Sherry B. Ortner與陳德政皆提及，原住民雪巴人的角色在這百年漫長的登山過程中，協助西方登山者完成殖民統治與國族榮耀的彰顯，他們的角色、地位甚至工作內容，也在此過程中不斷轉變，從十九到二十世紀初期的不被允許成為攀登「攻頂」隊員，到後來逐漸得到認可。Ortner研究中更深刻描繪雪巴如何成為一個「地位術語」：他們與（多數來自低海拔的少數民族）當地搬運工不同，具備有攀登專業知識，某些地位更高（同時可能薪資也更高）的雪巴有著傲視全球的喜馬拉雅登山紀錄，例如最多次登上聖母峰、最短時間內完成登頂、最快速度完攀十四座八千公尺山峰等，後來甚至可以自行成立公司帶領商業化登山團體；雪巴原住民在西方登山者的眼裡所體現的特質，其中當然不乏部分刻板印象，可以總結為體力、開朗、無私與忠誠。Ortner極其深刻的分析這些「雪巴特質」的成因：他們在登山運動的成功，不一定是因為在生理上易適應高海拔的基因，而更可能是在其改善經濟、提升社會地位的動力；開朗除了可能受到文化上的鼓勵與重視的影響外，也可能來自積極的建構，密切關聯於擺脫貧困與社會束縛而「製造開朗」；早期的雪巴原住民甚至靠不同的抵抗方式，包含身體不適、對工資與食物及裝備的不滿、甚至動用到罷工，以爭取對高風險工作更合理的待遇；雪巴原住民最難能可貴之處，還在於不斷爭取自身合理待遇的同時，也成功保持西方登山者對他們的依賴、喜愛與欽佩。登山運動與殖民情境，促成二十世紀雪巴人認同的生產與自我再生產，也逐漸讓「雪巴」一詞，成為Ortner所稱的「工作角色和族裔身份的統一體」。

  我們2024年1月組隊的冬攀EBC，自然是商業化登山下才具備的可能性。隊友間除了我與另一位曾在高海拔地區做田野調查的成員之外，沒有夠多的登山經驗，即便是我自己也離臺灣標準的登山好手甚遠。然而在尼泊爾發展成熟的登山產業照護之下，我們很幸運遇上非常優秀的嚮導及挑夫，帶領及鼓勵我們在隆冬時節，朝向海拔5362公尺的聖母峰基地營邁進，才能成就這一趟旅程以及這一篇文章。嚮導本身是信奉印度教的婆羅門階級，他的挑夫隊員都是來自較低海拔的山區塔芒（Tamang）族人與其他少數族群，而非雇用道地的雪巴人。一路上所過的村莊，許多都是雪巴人的聚落，住宿地點的命名有幾個常見的關鍵字組合：Sherpa、Himalayas、Everest，另外就是雪巴人所信奉藏傳佛教的聖山Mt. Kailāsh（岡仁波齊峰)。

  

IV. 走在與神相逢的路上：臺灣尺度可理解的低海拔行走

  

  尼泊爾在登山界看起來是名符其實「眾神的國度」，不但因為其喜馬拉雅山區的藏傳佛教信仰，低地及首都區域加德滿都的印度教信仰，俱充滿了豐富精彩的眾神傳說與故事，還有舉世無雙眾神寓居、冰雪故鄉所在的世界最高大山脈。在高海拔登山迅速商業化的時代，持續吸引眾多山岳朝聖者到訪。登山產業逐步發展出現行的模式：通往EBC屬「健行」觀光客行程，不是山岳攀登（mountaineering）；要實際挑戰某一座設有基地營的大山，才會被視為是登山行程。許多商業登山隊伍都會雇用人數眾多的雪巴專業團隊協助負重、開路、架繩等粗重又危險與技術必須兼具的先鋒及後勤補給工作。發放眾多設有限制的探險山岳（Expedition Peaks）攀登許可證，早就是尼泊爾政府的重要財源，以聖母峰為例，登山許可證每人高達11,000美元。

  我們五人「觀光團」幸運地有認真、善良、溝通及應變能力佳的靈魂人物，Krishna Dahal嚮導，他自己是健行公司的老闆，協助我們組成實力與完善服務兼備的挑夫群，而且在食宿全包的行程中慷慨大方不計小節，總是以我們隊員的需要與體力調整為優先考量。他手下精選的挑夫群，Samir B. K.幾乎像第二個嚮導般的無役不與，全程陪同我們行走，是挑夫團隊的領頭，從照顧團員健康、細心觀察每個人的腳步與速度、調整配速、熱飲服務、添加火爐取熱的燃料（就是氂牛曬乾的糞便）、提醒路上狀況，甚至親自下廚料理餐點、協助嚮導找尋隆冬登山淡季最合適的住宿。Samir唯一未參與的是我們與嚮導Krishna的行程變更討論，他像雪巴一樣忠實執行老闆Krishna交付的任務，並且在高海拔處還要想辦法在路程中、在住宿處搞笑，娛樂也鼓勵我們疲累的身心。另外兩位挑夫Lhakpa Tamang與Bhanu Bhakta Basnet通常走在我們前方，搶先我們抵達每晚居住的山屋─通常稱為Tea House，這是類似臺灣有人管理並提供住宿與熱食的山莊（例如現在的玉山排雲山莊）。兩位先行的挑夫一人背負兩位團員的重裝配備，真的印證了團員之所以能某種程度的「雲淡風輕」，是因為有人幫我們負重而行的說法。他們搶先到達晚上住宿處後，挑夫領頭Samir會協助將每位團員的裝備準確放在個別住宿的房間，印象中兩星期的路程只有一次出錯。完成一天任務之後，兩位挑夫通常就會神秘的消失，去住到更便宜的地方，也未跟我們一同進食；唯有到了基地營之前一、兩晚極高海拔的Tea House，也許因為選擇不多，才會看見兩位挑夫與我們在同一住宿處用餐、過夜。

  我們多變的行程，部分源於健行初始隊友們可能在加德滿都吃壞肚子，才上山第二天尚未到高山症狀會出現的高度，就開始嘔吐、拉肚子。幸好機場所在的盧卡拉（Lukla, 2840m，比武陵農場略高）開始起走的健行路線，沿途有眾多村落提供各式服務，第一晚（2024/1/18）住宿處Phakding（2610m）附近甚至有德國人捐助興建，設備算是相當現代化的新醫院與親切有趣的年輕醫師，他經由層層翻譯耐心看完診之後，還主動要求與我們所有成員合照。非常幸運的是隊友們症狀改善甚快，但是行走速度明顯不如預期。從Phakding到Namche Bazaar（後來我們都簡稱Namche，海拔約3400m，EBC沿途最大聚落）原本的一日路程，嚮導臨機應變走成兩日，舒緩生病隊友的壓力。儘管如此，這一路上有非常大的高低起伏，以及接近住宿地之前的劇烈爬升，來自臺灣「低海拔地區」的原住民隊友在生病後體力不濟，嚮導還聯絡挑夫頭兒Samir從他已經抵達的Namche住宿處一路飛奔而下，協助隊友背負行李並幫忙全程照顧。進入Namche之前最後通過的懸吊橋，是嚮導Krishma口中的“iconic bridge”，幾乎所有拍攝與聖母峰有關的電影，都會特別拍到這條正式名稱為Hillary Suspension Bridge的懸吊橋經典地標，橋上護欄綁滿了藏傳佛教祈福的經文。

  Namche原本就是排定要連住兩晚的高度適應處，但我們因為推進速度受到疾病干擾，行程已經落後一日。隊友病情普遍改善，惟來自小島的原住民隊友仍然感到虛弱，我們決定在Namche多留一晚觀察狀況，甚至還帶著她再度就醫並在病床上吸了兩小時的氧氣治療。這間醫院是一位韓國完攀十四座八千公尺級山峰的女性登山家成立的基金會所設置，醫師當時不在，只有留守的護士，遠距視訊看診派上用場。評估生病隊友狀況，幾經腦力激盪的討論，大家以共識決的方式讓她留守在Namche，等待我們回程時再來接她。這意味她必須單獨一人留在三千四百公尺高度的Namche住宿處約十天，當然Tea House的主人會幫我們好好照顧她的吃住，並提供現代人不可或缺的網路，同時Namche還有許多店家提供給世界各地登山客令人驚訝的服務項目。在攀登旺季時，根據嚮導Krishna的說法，人口會多達一萬人，可見市鎮規模之大，眾多不曾想過會存在如此海拔高度的服務業，例如按摩、剪髮與洗頭、咖啡店、餐廳、零食雜貨、甚至規模不小的登山用品店、直升機場等，令人嘖嘖稱奇。翻閱商業化登山尚未開展時代的老照片，Namche Bazaar就如同其他山間小村落一般的簡單樸素。現在的村子範圍很大，從入口處設有多個水動轉經輪的平整但陡升的大道，走到村落最上方的丹增諾蓋雪巴文化遺產中心（Tenzing Norgay Sherpa Heritage Center），是一段不短的爬坡路程。就在丹增諾蓋著名登頂姿勢的雕像旁，海報不斷提醒聖母峰首登70週年紀念處，有可清楚遠眺聖母峰、洛子峰（Lhotse, 8516m，世界第四高峰）及四周圍積雪高山的觀景平台。Namche待了兩晚之後，隔日天光初亮不久，在留守隊友殷殷期盼與祝福聲中，我們扛起她的隨身小背包，要將她的信物帶到聖母峰腳下。用完早餐離開熱鬧的Namche Bazaar時，前一晚的雨雪交雜在路徑灑上一層薄薄像糖霜的白雪。我們就循著前方嚮導Krishna寬大的腳步，一路走到天光大亮，碧空如洗，寒冬的艷陽令人神清氣爽，士氣大振。我心中默禱，希望之後一路都是這種好天氣。環繞在Namche四周積雪的高山與冰河，天晴時看來更顯清晰高大而遙不可及，聖母峰更是遠在天邊。我看了資料，很意外發現Namche周圍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規模與氣勢的雪峰與冰河，海拔竟然只有六千多公尺，讓我更加期盼幾天過後貼近八千公尺的山峰，會是什麼樣的感覺了。

  離開Namche後的我們在好天氣與崇山峻嶺的環視下加緊趕路，大概也從此刻起，山型突出耀眼一望即可辨識的Ama Dablam（6812m）就會一路與我們相伴，隨著距離與方位不斷變化角度，轉換不同面貌持續陪伴我們好多天的旅程；她就像安納普納（Annapurna）基地營健行時的魚尾峰（Machapuchare, 6993m）一樣常伴健行者左右，兩者連高度也相近，海拔都接近七千公尺。

  抵達Tengboche（3820m，約臺灣第二高雪山主峰的高度）休息用餐後，參觀附近山區最著名的藏傳佛寺，嚮導提及每年在慶典時節總有虔誠佛教徒，徒步數天的時間來此參拜，熱鬧非凡。這情景在隆冬時節，整座寺廟在藍天映照下顯得清澈、透明、高冷、孤寂的氣氛，實在難以想像。付了錢就會有喇嘛帶領可入內參觀。每一回進出藏傳佛教寺廟，穿脫笨重的登山鞋總是難以避免的麻煩，而一旦入了廟宇的神聖空間往外望去，見到連綿不絕的高峻山脈，這情景只要是我去過的藏傳佛寺皆為如此，無論是在不丹、拉達克、或此時的尼泊爾，以致我經常不自覺認定，在這些藏傳佛寺的神聖空間裡一定會有很高的山；而這些山中，必有長駐山頂的諸神眾佛俯視祂們的子民。

  寺廟外廣場遙望高聳在藍天之外遙遠的聖母峰與洛子峰，像極了某種電腦科技被複製貼上的桌布或是虛幻的舞台佈景，晴天太藍，讓我失去了正常空間的感知，若非偶爾的白雲輕輕掠過，我幾乎不敢想像可以親眼目睹如此真實而壯麗的風景。被四周難以言喻的巨大高山環抱，我興奮於大好的天氣與清晰的視野，忍不住打視訊電話給家人，也不管他們是否能看見這壯觀的群山，就跟他們逐一介紹起每一座在臺灣難以想像高度的山頭。當晚夜宿的Pangboche（3930m）高度已經接近玉山頂，再往上攀登一天，就會超過我以臺灣尺度所能認知、比喻的高度。

  

V. 進入眾神的領域：高海拔的人與土地

  

  隔天計劃由Pangboche抵達在臺灣所不可能出現的高度與聚落Dingboche，標高 4410公尺，儘管路途不算長，但我們正式進入高海拔區域。景觀變化非常明顯，不知不覺間針葉樹從眼界消失；巨大的山峰積滿了冰雪，從眼前地表乍然拔高升起。這一帶的村落地名都以一樣的音節做收尾，嚮導解釋“boche”用來指涉在高處有人居住的地方。秉持“trek high, sleep low”的不變哲學，即便早早到達住宿山屋，我們也不能閒著，必須在Krishna與Samir兩人的陪伴下，再往後面的山頭向上爬升約四百公尺，並且待上差不多一小時，再下坡走回住宿處等待用餐。那一小時我們都戴上最厚重裝備，雖然可以飽覽四周超過七千公尺的巨峰，但天氣也慢慢轉陰，強風吹襲讓體感溫度驟降。為了取暖，我們大跳臺灣原住民拉手圍成圈的團舞，這時候已無法管到底是哪一族的舞步，只要能動取暖就是好事。苦中作樂換來嚮導Krishna豎起大拇指，稱讚說：「在這種高度還能這樣唱歌、跳舞的人，都是非常強壯的人，我們到達EBC絕對沒問題！」。我們也樂於自我陶醉地認為，這是出現在最高海拔的臺灣原住民族歌舞。

  從Dingboche那晚開始，對沿路住宿過的Tea House大致的型態與作息都有了然，或者該說無論是環境、文化或海拔高度、衛生條件的適應、身體強度的打造，都已經漸入佳境，加上與嚮導與挑夫們的互動更加熟悉、親切，我的身體不再太過「公主模式」的怕髒怕亂。離開Namche之後的住宿都只有公共廁所，使用後從放在旁邊的水桶舀水沖走。隨著海拔升高，廁所中的水在嚴冬時節結得冰越來越厚，用勺子敲打結冰的水桶也必須越來越用力，直到某一天起，晚上的水桶整個都凍成了冰塊，就沒有液態水可用了，連洗手都是奢求─一來太冷不敢洗，二來凍結成冰也無法洗，我估計應該有整個星期的時間連手都沒得洗，指甲縫間還卡上黑黑的污垢，越來越像爬大山、魔戒遠征隊的人了。

  在晴朗無雲中，途經冰河所遺留下的巨大冰磧石谷地，抵達Thukla Pass（4830m）。此地對我而言，是旅途中最具神聖與緬懷意義的地點，這裡滿山遍谷都是大大小小衣冠塚，紀念歷年來攀登聖母峰罹難的山友，裡面有不少大名鼎鼎的登山家。有人重複登上峰頂數次，卻死於拍照時不小心的墜落；有人親自將各式或精美、或簡單的紀念牌不遠千里跋山涉水而來，為的是讓葬身於群山中的家人也能在群山環抱中永遠安息。2015年出品的電影《聖母峰》描述發生在1996年聖母峰最慘烈的山難事故，世界頓時失去兩位最傑出的登山家，也是電影中的兩位男主角─Robert Hall 與Scott Fischer，他們的衣冠塚最為顯眼。我嘗試要搜尋心目中幾位在聖母峰過世的臺灣人，花了一個多小時四處探尋，依舊無緣發現任何一位。

  變天在瞬間，強風斗起，風起而雲湧，原本隔著山谷可以清楚望見的地標Mt. Ama Dablam，瞬間被捲入風雲之中，不得已必須要急急趕路。此刻我們已經走到河流的源頭，河水也不知已經結凍多久而動彈不得，四周山勢在百萬年冰河切割下出現典型的尖銳角峰，巨大山壁上被冰河流過刻畫的痕跡彷彿兒童隨筆的塗鴉。晚上住宿的Lobuche標高就介於五千公尺上下範圍，投宿的Tea House 叫做Oxygen，真是呼應此刻多數人的心聲。

  此處開始的兩個整天，活動高度幾乎都在五千公尺以上，奇妙的是我的身體不但逐漸適應了共用的廁所、沒有水可以清潔身體和洗手、有時無法刷牙等公主病最擔憂的典型症狀，甚至在丹木斯藥物的協助下，我的高度適應也沒有問題，反而是吃的好、睡得佳。通常晚飯後的時光最是放鬆，大家圍坐在鍋爐繞成一圈，漫無邊際與身旁多次相遇的冬季訪客攀談，因為嚴冬時節住宿開放有限，同一時期上山的人經常會入住在相同Tea House，也藉機觀察各國旅客的差異。我們經常是聊到老闆不再添加新的柴薪（其實就是犛牛糞便）入鍋爐，才慢吞吞收起在烤熱的鞋襪、加溫的水壺等，一面是捨不得離開唯一的熱源，另一面也是難以面對臥房中沒有任何取暖設備的酷寒─有幾個在超過四千公尺，或者到達五千公尺高度的臥室，夜晚入睡前的溫度是零下15度。我換上自認乾淨的睡衣褲，常常花半小時的時間邊發抖邊躲進放入暖暖包的睡袋內，讓自己慢慢入眠。隔天早上的天花板，可見到前一天夜裡呼出來的氣息所結成的小小冰柱垂掛下來。流了口水的隊友，早上被自己冷凍的口水驚醒，引來大家的爆笑。

  全程最高住宿點有個不太好念的名字與美麗的中譯，Gorakshep（5140m，高樂雪），從Lobuche開始直到此處，我們都是沿著由聖母峰與洛子峰鞍部所發源的世界海拔最高冰河，也是尼泊爾這一帶的行政地名，坤布冰河（Khumbu Glacier）右岸前行。冰河是地表最強大的侵蝕力量，表面經常為侵蝕崩落下來的砂石所覆蓋，趕路時偶爾發現小徑旁露出的巨大冰塊，才讓我們確知自己的確走在冰河上。這些冰塊從最上游的發源處，經過千百年才緩慢移動至此。在下午豔陽高照的天氣終於抵達聖母峰基地營EBC（5364m），這幾個大字就用噴漆潦草寫在一塊被冰河搬運下來的大岩石上。

  EBC對我們是已經抵達目標、完成任務的終點；但是對要攀登聖母峰的登山家而言，這裡才是宣誓入山的起點，據說堅守傳統文化與尊嚴的雪巴原住民，就像臺灣原住民一樣，都會在基地營進行入山儀式並祈求神靈保佑，這樣的堅持也逐漸換來西方登山家的認同與尊敬，提升雪巴人的形象和地位。隊友拿出過世父親的泰雅族衣服特別披上，我們也將留在Namche守候隊友的背包特別擺在明顯位置，換上團隊制服並與所有協助我們走到此處的嚮導、三位挑夫，一起拍照。

  Gorakshep的住宿點天花板，佈滿來自世界各地的登山團體名牌、旗幟、甚至個人相片，隊友選擇將他自己的照片貼在柱子上最美麗女性大頭照的旁邊。Tea House甚至賣韓國的「辛」泡麵、樂事洋芋片、可口可樂等，這些物資不是人力，就是沿途所遇不計其數的氂牛隊伍所搬運補給上來。嚮導提到超過四千高度之後，馬匹不再適合搬運重物，因此高海拔都是氂牛的天下，連他們的糞便乾燥後都是珍貴的燃料，我們所吃所喝的熱水，都來自與這些糞便的熱量交換。

  完成EBC這最主要任務的喜悅後，接下來要面對的又是最高海拔住宿的考驗。我目睹Tea House員工在結冰河流上挖洞取液態水，直送廚房以減低瓦斯及燃料的消耗。用餐時當然是熱騰騰，用完餐後，老闆也大方不斷添加氂牛排遺供我們幾位客人取暖，讓餐廳中的鍋爐維持一定熱度。儘管每人都知道，夜晚天氣晴朗，在這種高度肯定是滿天星斗耀眼，平地上黯淡幽微的銀河，此時也必定光彩奪目、清晰異常；又有誰人不知，夜空星辰閃耀，今夜又是星光燦爛，天地無限靜好。然而沒有人願意離開溫暖的鍋爐，到幾乎零下30度的室外去看星星，我們甚至連鍋爐最後一絲熱都捨不得放棄了，根本沒有勇氣走到戶外。然而，終有火熄人散的一刻，每個人還是要回到零下15度的房間，奮力一搏準備睡覺。

  隔天一早是我們唯一頂著月光、戴著頭燈、未吃早餐就出門的一天，目標是附近一處叫Kala Patthar（5545m）的岩石山峰。由於基地營就在聖母峰附近山腳下，附近被一群超過七千公尺的高峰－像最有名的努子峰（Nuptse, 7861m）所環繞，因為距離太近反而無法看見聖母峰；若要看到典型的聖母峰南側黑色金字塔般的山體英姿，就得登上附近較高的點，Kala Patthar就是這樣的朝聖地點，由此角度可以拍出最完整、最多人識得的聖母峰巨大山壁，走得快的話甚至有機會目睹太陽從世界第一與第四高峰之間升起的景象。可是要在日出前趕到又談何容易，山徑一路以「之」字型陡升，於海拔超過五千公尺處在短時間內需要爬升四百公尺，我第一次感到氧氣不夠用，內力不足之際，同行隊友更紛紛打退堂鼓，剩下我和Samir，他在嚮導交代下一路照顧我到達Kala Patthar，太陽已經略為趕過我們，在逆光環境下，我終於親眼看到最近最大也擺出最標準姿勢迎接我的世界第一高峰。

  

VI. 風雪中的期待與相遇：雪巴村落、隊伍團圓與機場守候

  

  目睹初升照耀大喜馬拉雅的陽光之後，我們還有回程的迢迢長路要走。這是登山運動的特殊性，抵達最終目的的人其實只完成全程的一半，還要能順利平安的回到起點，才算真正的大功告成。就像傳記中Voytek Kurtyka於《自由的技藝：登山的受苦、涉險與自我塑造》所言：「回程時我們帶著一種自豪，我掙脫羈絆後嚐到自由的滋味……我感覺自己和山的關係更親近。下山後，我默默希望山也喜歡我」（頁64）。然而，考驗果真很快就來了，天氣轉陰，厚厚雲層擋住溫暖太陽，斷絕我們唯一的熱源，氣溫下降很快，刮起小風讓體感溫度更低，雪緩緩飄下，我們全身包緊，但是顯露在外的睫毛很快結冰，帶起兩層厚重手套，要脫掉它們拍攝記錄零下11度小風雪中的行走，是一件沒人想做的苦差事，幸運的我們後續並未遭遇攝人心魄的大風雪。回首來時路，印象中幾天前還是天朗氣清的平緩步道，在風雪中也變得有點面目猙獰。聚落內我看到居民一早曬的衣服，來不及或忘記收入屋內，在風雪中凍成奇形怪狀、又有點嚇人的一片片薄冰。

  回程嚮導帶我們走一條較不傳統，略微偏離主要步道的山徑，目標是應我的要求，去看Sir Edmund Hillary所創辦的一所小學。學校所在位於桃花源似的純雪巴原住民村落Khumjung（3780m），這裡又回到可以用臺灣百岳衡量的尺度，大約是南湖大山的等級。在隆冬時節，學校自然空無一人，但在這遙遠與高冷的雪巴人村落中，我相信這所小學必定對在地人帶來深刻的影響。Edmund Hillary在多次登山過程中結識了忠誠、善良、純樸、克盡職責的雪巴原住民，也因為雪巴原住民的協助而登上世界最高山，尼泊爾與在地原住民成為他人格養成的重要元素。他與Tenzing Norgay的終生情誼，擴展到兩個人的家族，也帶來不同程度的影響。Edmund Hillary的第一任妻子與女兒，在一次據傳是要前往他所設立的山區醫院與學校視察時，從加德滿都出發時就發生空難而喪生，這是他與家人為尼泊爾最大而慘烈的付出，也讓他偉大的探險精神同時具備對第三世界原住民與弱勢者的關懷，登山冒險之外更有濃厚的人文主義色彩。

  我們沿著山坡與居民農地間用石頭區隔出來的圍籬旁小徑拾級而上，站到村子最高點俯視，其餘村落的家屋也顯得不俗，嚮導告知，這村子的雪巴人幾乎皆仰賴登山產業賺錢，雖然有極高的職業風險，但也以性命相搏賺到足以改善家計，甚至冬天還可在加德滿都所購置的第二個家渡過，等登山季節到來，男人們才會再度回到山上，賺取危險而豐厚的金錢報酬。難怪這個美麗的村落在如此大好天氣之下仍然少見人影，只剩留守家園的老人家，忙著將原本躲在一樓飼養區的氂牛趕出來，滿足我們的好奇。Khumjung也是Sherry B. Ortner在其書中所描述，出產最多著名高山雪巴的原鄉，難怪Edmund Hillary會選在此處興建學校，回饋與他一起出生入死的眾多雪巴原住民。EBC沿線最顯眼的地標Mt. Ama Dablam隔著巨大的山谷再度出現在正對面，從這個角度看，它的皚皚積雪有如鑽石鑲嵌在藍天上的璀璨奪目。許多上山途經的聚落，現在都坐落在隔著溪谷的對面山坡，參訪過的Tengboche佛寺，覆蓋一層薄霧般的積雪，遠觀彷彿仙境。

  當我們兼程趕路，並比原先預告的日期提前一天看到建築物密集的Namche Bazaar時，全隊都歡呼起來。回到原先住宿地時，打算給留守該處快兩個星期的隊友一個大大的驚喜擁抱。蘭嶼達悟族隊友的反應完全在我們意料之內，驚嚇欣喜又熱淚盈眶心甘情願地被我們小小捉弄一番，她告知，自從我們離開往更高海拔而去之後，Namche一直下著大大小小的雪，幾乎未曾放晴。山屋主人很盡責照顧她的三餐，提供Wi-Fi連線，但是淡季中有好幾天都只剩她一人留宿，天氣陰沈且氣溫奇低，她經常足不出戶，靠追劇和看我們不同人寫的斷斷續續臉書貼文，一邊算著我們歸來接她的日子度日。這一住，「十年內都不用再找我去看雪了！」

  原本一廂情願地認為，回到機場所在的Lukala，就可以好好享受熱水澡與街上的各式商店，小小血拼貢獻予在地經濟。所以在進駐Tea House前，我們信心滿滿留下兩星期未洗澡洗臉洗髮刮鬍子的邋遢照片，想說另拍梳洗過後的對照組。沒料到的是，這個冬天天氣太冷，水管長期結凍，不但沒熱水，連液態水都沒有，儘管再度擁有個人浴廁，功能卻大打折扣。就算如此，當晚還是高興辦了告別餐會，邀請辛苦的挑夫們共同用餐，感謝他們一路低調但貼心的照顧，奉上略有加碼的小費。我特別給Samir自己的太陽眼鏡，叮囑他以後上山要試著好好保護眼睛，因為從事高山工作的在地原住民，白內障、青光眼、黃斑部病變，比例都出奇的高。那一晚之後，扛著行李為我們負重而行的挑夫們，就要解散回家或再接下一份工作了；回家的要走兩到三天的路程，繼續工作的則需要再撐兩個禮拜。此後不知是否還能相見，所以我們一一擁抱告別。只有Krishna會持續陪伴我們直到上了回臺灣的飛機。趁著這股離情，我們聊到比較晚，我們仗勢有充分的電源與網路連線，一路聊天唱歌到近乎半夜，山屋老闆可能也因為各式燃料相對充足便宜，大方持續提供我們熱源。只是誰也不會料到，我們幾乎又待了兩個整天苦等從加德滿都來的飛機。然而雲霧持續繚繞在山谷入口，望向千重山之外時時祈禱著雲開霧散，一度還謠傳乘客已在加德滿都上了飛機即將來到Lukala。最後在持續整天霧鎖群山後，飛機終究還是放棄起飛。Krishna得知此一消息，深知我們士氣頗受打擊，山上氣溫又持續探底，都在零下六度左右徘徊，特別帶我們走訪機場旁小小市集，看看當地人的日常生活，買了些零嘴、花生安慰大家。Lukala差點被我們逛爛，我們摸熟街上每一家看來不錯的商店，喝咖啡、買冬衣，儘管店面看來摩登精美，但也都一律沒有暖氣供應，喝杯熱咖啡後還是一樣凍得快失去尊嚴。

  第二天中午過後，我耐不住苦候的失落與苦寒的折磨，乾脆溜回房間想辦法蒙頭大睡，直到隊友叫我一句：「老師，餐廳起火了！」，我就立刻跳起來，晚餐的火一旦生起來，代表我們終於可以在火爐旁取暖，同時也意味著我們又過了一個無法搭機下山的一天。第三天下午，儘管周遭六千公尺的高山與冰河都清晰可見，無奈雲霧持續在低海拔盤旋，我們經由Krishna與漫天開價的直升機公司周旋，終於還是必須花一筆不小的錢搭乘直昇機回到加德滿都。

  直升機原來飛得這麼慢、可以這樣靠近山，每每感覺上幾乎快要卡到高高的樹了，駕駛才拉起機頭，飛越兩山中間的鞍部。我好奇東張西望，訝異於滿山遍谷的人類開墾痕跡與梯田聚落分佈，想像此處的原始森林或許在百年前就已經砍伐殆盡。某些梯田從山麓一路向上延伸到山頂，這裡呈現與一些東南亞丘陵山區類似的土地利用景觀，只是海拔與坡度登更加高聳，而人類與自然的相遇，非得帶來某些地景的改變，否則無以維生，也因此生態環境議題，就是生計問題，亦是政治問題。我的探索與好奇，讓我真的忘記直升機貼山飛行的擔憂害怕，下了飛機後，很訝異隊友告訴我，離山太近的飛行讓她們都閉上眼，強迫自己入睡，不敢盯著外面看。回到首都，進入飯店，最大的挑戰就是清潔兩個禮拜沒洗過澡的身體、滿臉鬍渣與油膩膩的頭髮。

  

VII. 由神聖回歸之後

  

登山與其說是一項運動，不如說是一門藝術，唯有在藝術之中，缺失的一環才會為作品增添意義。（Voytek Kurtyka《自由的技藝》，頁237）

  

  Voytek Kurtyka在《自由的技藝》中這樣回憶當時在極權統治下東歐國家的登山家說：「登山是在探索自由，在自我表達有限的世界裡，這個體驗變得更加強烈……在山裡，他們可以信奉歷史比極權主義國家更幽遠的原則。」（頁38）因此或許不意外的，有太多早期喜馬拉雅拉山路線開拓的探險家，都是來自冷戰時期的極權國家。能夠以登山及國族榮耀的追尋而外放到國外，對這些自由的靈魂而言是巨大的禮物，或許他們跟我一樣，都不信國族榮耀這一套從帝國主義延續下來的愛國者修辭，足以穿透國族主義煙幕彈的遮蔽，直接逼視大自然中的山與人。

  在《自由的技藝》中還有這樣的故事，引用了年輕日本登山家谷口桂的文字，在不幸遇難早逝之前，她寫道：「我不喜歡匆忙趕到目的地，用最短時間抵達某座山峰的底部，然後立刻開始攀登。對我而言，那種方式就像是穿著髒鞋進入別人家中。相反地，我比較喜歡先敲敲山的門，打聲招呼，和山說說話，直到我們彼此稍微熟絡一點，唯有如此才能更深入山的心靈。」（頁200）這種態度非常貼近幾年來我與臺灣原住民登山的體驗。臺灣過往登山的百岳征服、蒐集山頂，往往只能粗淺的認識環境與山林，對周遭的人文地景更無心瀏覽探詢，這更像是一種觀光的情感消費，某種程度象徵了登山者為慾望所掩埋的徵兆。社群媒體的興起，一方面強化並且商業化這樣的傾向，另一方面卻也開啟對此現象更深刻的反省。

  突破臺灣海拔高度的健行，每一步等於挑戰自己的弱點，這種高海拔的創造力「在於克服你的痛苦。而克服痛苦會帶來令人振奮的解放感……在極高海拔的縱走中達到了某種平靜，過程中，他們願意接受自然天候和崇山峻嶺對他們的要求」（頁147、212），我們虛心接受了喜馬拉雅的挑戰，對山的高大無解與自己的渺小卑微，有了全新的體感。或許也因為它的無用，讓登山成為一種奢侈的寂寞過程，不管隊伍多大，嚮導、挑夫有多貼心、風景有多壯麗－走路，始終是一個人的事情，在登山路上，是人與非人、人與多物種的互動過程。在高海拔山裡沒有人能幫你走路，而且到達目的地只成功了一半，還要平安回程才算數；歷來不知有多少名震天下的高手，都殉難於登頂成功後的下降途中，成為重要的缺失，造就了以生命換取的美學與意義，留予後人各自解讀、領受。每種艱困的感受也同時開啟了正面回應的喜悅：自信、平靜的壯闊及莫名的成就。這些具為內心戲碼，沒有人的感受是相同的，即便親如朝夕相處、分享所有生活細節、食物、走過相同路徑、切過同樣冰河踏腳處的隊友，在不同情境也體認到不同感受。所以登山才成為一個奢侈的寂寞過程。任何能從極高海拔平安歸來者，其實都成就了一項藝術，無論有多大的缺失－切掉的手指、腳趾、鼻頭。

  陳德政在伴隨、紀錄臺灣兩位出名年輕登山家，阿果與張元植攀登世界第二高峰Ｋ2後所寫的《神在的地方》引用一段尼采的說法：「山對流氓與聖人一視同仁，幾小時的攀登，可以把他們變成同一種生物。疲倦是通向平等和博愛的捷徑，而自由得靠睡眠來完成。」（頁188）我不知道尼采是否有任何攀登的紀錄，但經由深刻的身心疲憊，他仍然能悟出這一番體會。

  高山本身同時夾雜龐大且近乎無垠的時間深度與空間廣度，喜怒難測、神秘難解。原住民對山的尊崇，或許來自這一份無論如何自許悠久的人類文化傳承，與山相較皆僅如恆河中的一粒細沙，所以幾乎每個在地原住民族都不會去登頂神話中的聖山，一直到商業化登山浪潮衝擊到深山中原本寧靜的部落。所有必須從大自然中求索生存物資的民族，無論是像之前提及的蘭嶼夏曼．藍波安，或是幫助眾多西方登山客衝鋒陷陣的喜馬拉雅雪巴族人，他們生活中與周遭環境的互動不僅是傳說中的與大自然和諧相處，許多時候是要與狂暴無情的自然力量性命相搏的，和諧相處必定只是存在於特定面向與特殊想像之中。要向自然索取人生的智慧、啟蒙與答案，無異是人類自身狂妄自大的想像。從聖母峰基地營山旅歸來，我們對世界各地的山，或高或低，或接近或遙不可及，尤其是臺灣島上的崇山峻嶺，以及深鎖其中的神話、傳說、居民與文化，只有更增敬畏與尊重。

  

致謝

  

  作者感謝各位審查者給予的寶貴建議，包含推薦強大的閱讀書籍及精準的修改看法，以及讓作者欣然接受的新的副標題。作者從審查的多次來回溝通過程，實感獲益良多，深刻致謝。

  

附註

[1]McDonald, Bernadette。2022。《自由的技藝：登山的受苦、涉險與自我塑造》。葉品岑譯。新北：大家出版。

[2]Fleetwood, Lachlan. 2022. Science on the Roof of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3]Douglas, Ed。2022。《喜馬拉雅：雪之寓所、神話起點與人類的歷史》。呂奕欣譯。臺北：麥田。

[4]Ortner, Sherry B.. 1999. Life and Death on Mt. Everest: Sherpas and Himalayan Mountaineering.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陳德政。2021。《神在的地方：一個與雪同行的夏天》。臺北：新經典文化。

  

圖1　低海拔隨處可見，背負重物的村民。他們不一定是雪巴，卻幾乎必定是在地的少數民族與虔誠的藏傳佛教信仰者。

（圖片來源：陳毅峰攝，2024/ 1/19）

  

圖2　大好天氣下的Namche Bazaar

（圖片來源：陳毅峰攝，2024/1/21）

  

圖3　運輸物資的馬隊，橙色的桶子是瓦斯罐。

（圖片來源：陳毅峰攝，2024/1/19）

  

圖4　負重氂牛，走在吊橋上，擁有絕對優先的路權。

（圖片來源：陳毅峰攝，2024/1/19）

  

圖5　在喜馬拉雅的天空下，指標性地標山峰Mt. Ama Dablam、佛塔、月亮與隊友。

（圖片來源：陳毅峰攝，2024/1/22）

  

圖6　Dingboche出發後的小高原上，隊友、嚮導與挑夫的背影。

（圖片來源：陳毅峰攝，2025/1/24）

  

圖7　Thukla Pass處，1996年罹難的Scott Fischer衣冠塚。

（圖片來源：陳毅峰攝，2024/1/24）

  

圖8　Gorakshep住宿山屋內，來自世界各地的旗幟。

（圖片來源：陳毅峰攝，2024/1/25）

  

圖9　超過五千公尺的Gorakshep，氂牛糞便就是最好的燃料，也是珍貴的熱量來源。

（圖片來源：陳毅峰攝，2024/1/25）

  

圖10　幾天前Tengboche參觀過的佛寺，回程時卻出現在對岸，意味著嚮導帶我們走不同的路徑回來。在積雪山林間，佛寺如夢似幻。

（圖片來源：陳毅峰攝，202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