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鴻邦 Marang Saway

國立聯合大學設計學院原住民學士學位學程專班助理教授

黃毓超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副教授

  

I. 前言：原住民族媒體作為公共領域

  

  回顧臺灣原住民族媒體發展，重要起點可追溯至1980年代原住民族運動初始。1983年原住民族運動者手寫油印《高山青》、臺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原權會）1984年成立時，先後出版會訊《原住民》及《山外山》、而後台邦．撒沙勒於1989年發行第一份原住民報紙《原報》，隔年瓦歷斯．諾幹創辦了《獵人文化》雜誌，兩份刊物皆以「回歸部落」為核心精神，將原運精神與議題帶入部落，傳遞資訊並促成公眾討論，使原運能在地化。

  進入1990年代後，延平教會白光勝牧師在1992年發行《布農的聲音》組織刊物、1993年布農族文化發展總社發行的《山棕月語》，不同地方組織與社區發行的地方刊物。孫大川在1993年創辦「山海文化雜誌社」，同年11月《山海文化》創刊號出版，是臺灣第一份以原住民報導為主體的雜誌，其重要性不僅在於延續與推動原權之原住民族時事議論，尤具影響力更在於形塑及豐厚原住民族文學（魏貽君 2013）。1995年，排灣族人林明德創辦《南島時報》，他也在2000年為九二一原住民災區發聲發行《原聲報》。此時原住民族刊物若非為原運組織刊物，也至少呼應原運精神及發聲意圖（黃國超 2015；謝世忠 2004；魏貽君 2013）。

  邁入1990年代，焦點逐漸轉至主流媒體中不當的原住民族再現議題，伴隨原住民族權利獲得憲法保障、原住民族權益法規接續通過後，論者進而倡議原住民族應該擁有並自主營運媒體（林福岳、陳楚治 2008；林福岳 2012）。當象徵原住民族媒體自主的原住民族電視台（原視）於2005年成立，研究開始探問原住民族傳播權的落實與與主體性的實踐（江晨瑜 2021；黃毓超、王亞維 2018），這些研究的分析面向包含：原視節目製作與表現（林津如 2022；董克景 2018；鄧宗聖 2023）、第一線實作經驗（張鴻邦 2018；許志明 2022）、族人收視行為（黃于 2016；賴志軒 2019）；以及面對數位時代挑戰下的轉型、經營定位或行銷策略等（舞賽．古拉斯 2016；姚穎等 2017；莊哲人 2023）。除了原視這項全國電視台，2017年開播的全國性廣播電台Alian96.3（與原視同由財團法人原住民族文化事業基金會經營）之節目經營策略（徐宥湘 2023）和廣播人才培育等議題（林俊偉 2023）亦可視為此趨勢研究下的呈現。

  若擴及其他傳統大眾媒體，原住民族紀錄片亦是研究關注的重要焦點。學者梳理原住民族紀錄片歷史發展之社會脈絡（徐國明 2021），關心紀錄片如何處理原住民族社會議題（林文玲 2020）。論者說明拍攝原住民族紀錄片之製作策略（于文正 2016），強調原住民族作為被拍攝者、族群歷史被再現時，紀錄片工作者應當遵守之倫理觀點（莎瓏．伊斯哈罕布德 2023）。不過，在數位媒體與社群媒體高度普及下，近年調查逐漸轉向新媒體對原住民族文化的影響與意義，分析社群媒體作為住民族文化傳播與教育的可能（方双喜 2023）、或是探討社群媒體是否影響原住民青年族群認同（林惠鑫 2022）、關於社群媒體對推動原住民族正名的影響（莊元勳、Ladholoa 2024）。林果葶（2023）以原住民族音樂人藉由社群媒體與閱聽眾的互動情境，分析當代原住民族人面對身為原住民族之身分認同、嘗試「成為原住民」的多層族群認同樣貌。臺灣原住民族媒體與傳播研究發展至今，核心探問從傳播發聲的「原民媒體」（indigenous media）轉向銜接多元的「媒體原民性」（media indigeneity），重新描繪族群的歷史社會脈絡和當代臺灣原住民族的處境與樣貌，不只討論媒體如何呈顯單一族群的文化本真之功能，更多樣地呈現出當代原民性的揉雜特色（李宜澤 2023）

  從前述原住民族媒體發展來看，我們可以說，原住民族媒體之創立意味著原住民族的發聲運動：原住民族利用新舊傳播科技，或者是各式媒體，來增強自己的聲音以及擴展自己的集體力量，向急速擴張的全球閱聽人散播資訊（Alia 2003, 2009）。原住民族社會透過媒體達成「文化行動主義」目地，以復振與建立社群認同，尤其發表政治訴求、達成政治行動以轉換社會境況（Ginsburg 2008; Pietikäinen 2008; Schiller 2009）。原住民族積極建置起涵蓋地方、地區到全國的廣播分享網絡，形塑一種族群發聲網絡（Meadows and Molnar 2002），進而跨越國界把聲音訴說給世界的聽眾們（Alia 2003, 2009）。

  換言之，原住民族創建媒體是原住民族一項必要之權利。原住民族媒體不僅意味著原住民族參與社會發展、政治事務的管道，原住民族媒體之存在經常是挑戰主流媒體論點，提出具批判性的抵抗論述，因此，原住民族媒體可視為原住民族反對同化於主流社會的具體象徵（Riggins 1992），甚或是藉由原住民族觀點挑戰以國家為範圍之共同體認同（Smith 2011; Smith and Abel 2008）。因此，既言原住民族媒體之創立與經營意味著原住民族發聲，循著媒體環境之建置關係到公民參與之視角，其探問的其實是原住民族公共領域是否良善建構的理論關注。

  本文論述架構將從公共領域的概念開始，透過梳理文獻提出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之理論基底，爬梳原住民族媒體發展脈絡初探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之結構輪廓。接續，本文注意到「原住民族」乃是一個集合名稱，現有的16族各具有特定之政治制度、文化慣習與溝通機制，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其下應當有族群媒體公共領域之型態。就此，本文選擇蘭嶼達悟族作為論證之經驗參考，係考量到1970年代蘭嶼核廢料貯存場開始規劃、設立與啟用後，就開始引發一連串的爭議與抗爭，此明顯展現出公共領域作為公共議題參與場域之案例。以及從媒體發展的脈絡來看，蘭嶼在1990年代便創立了地方廣播電台、印刷刊物等社區媒體，可以說是服務特定族群之原住民族媒體濫觴，極具有代表性與研究價值。整體而言，本文論述嘗試從臺灣公共領域概念出發，提出全體原住民族公共領域之結構輪廓，進而以蘭嶼達悟族的媒體發展為例，提出從當前全體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轉向思考族群媒體公共領域的可能路徑。

  

II. 公共領域、多元公共領域與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

  

  公共領域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健全的公共領域促成民主政治的有效運作。Habermas（2002[1990]）藉由分析國家與經濟制度、媒體制度，人民討論公共議題等，提供理想公共領域：一種人民討論公眾議題之社會空間，當中，媒體提供了主要的公共議題與訊息，促成公眾討論、對話以至於協商公眾事務之共識，推引政府體制擬定政策。然而，現實乃是並時存在著多樣的政治群體與殊異、不平等的政治參與境況，Habermas的「資產階級」觀公共領域雖提供一理念型，卻無法充分解釋與應用於現實情況。

  於此，諸多學者試圖在哈伯馬斯之基礎上，提出或建構多元公共領域之必要。Fraser（1990）從現實社會中存在多元公眾著手，在Habermas原有公共領域概念下區分強公共領域與弱公共領域，一方面仍維護公共領域作為民主社會政治參與論述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亦是確認了多元且多層公共領域之於民主社會的必要性。對公共領域保持著多元且多層次的認識觀，便是要突破布爾喬亞公共領域那種強調公／私而忽略性別以及其它從屬群體的盲點（Fraser 1990）。Baker（2008[2002]）以複合民主論稱之具有上下層次、平行層次存在多元公共領域的政治參與現實，設想個人與群體將可以、也必須擁有合適的領域與適當的傳媒機制，個人與群體在其領域內部互動協商共同善之內涵，同時對外與其他群體共同參與政治協商整體社會之共同善。

  後期，Habermas亦強調多元公共領域應被理解成高度複雜的網絡，可能是在地理空間區分成國際、國家、地區等多樣且重疊的領域，也依據不同的功能、議題重點、政治領域等形成特定公共領域，又或是隨著人們在此些公共領域中互動的密度、公共領域其組織的複雜度或是涉及的範圍，公共領域亦有不同層次，諸如咖啡館或是街頭互動的「插曲性」公共領域，劇場演出或政黨大會等「有部署的」公共領域，或是，全球性讀者與大眾媒體構成的抽象公共領域（Habermas 2003[1992]）。

  若從更廣大的全球性視角來看，Curran（2002）則以Habermas公共領域概念為基礎，描繪了以媒體類型為中心的多元民主媒體系統，此模型以公共服務電視為中心，社會市場部門、私人部門、市民部門、專業部門圍繞其外。其中，社會市場部門指的是由政府支持但在一般商業市場中營運的少數族群媒體，協助少數族群媒體之政策有三類型：一是增進少數族群製作者進入市場，二是藉由提供育成資金鼓勵建制媒體，三是透過扶植性補貼維持少數族群媒體之營運。換言之，我們對於公共領域概念的理解應該視其為既是多元亦是多層之社會空間。

  不過，Garnham（1992）提醒到，公共領域作為一社會空間必然會受到政治與經濟之影響，僅是認識到存在多樣的自主公共領域是不充份的，對此，我們仍需要一種廣大範圍公共領域概念之存在，同時，我們也接受此大公共領域是由一系列次要公共領域構成，每一個次要公共領域依照其政治結構、媒體系統、以及概念和利益所構成。循前述討論，吾人將合理設想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之存在，然而，當前原住民族傳播文獻尚未就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之結構進行探問。就此，我們將嘗試就原住民族媒體之發展脈絡概況，勾勒出全體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之結構樣態，進而循著前述文獻提醒之多層多元媒體公共領域之特性，試圖以達悟族媒體環境為參考以提出族群媒體公共領域之可能樣態。

  

III. 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之結構輪廓

  

  從媒體在公共領域中扮演的角色來看，由於公共領域是一個關於內容、觀點、也就是意見的交往網絡（Habermas 2003[1992]），它指涉的並不「只」是媒體，而是一個以媒體為中介、彼此連結的公共意見論辯場域（李丁讚 2004）。進而，公眾得以在此場域中進行身份建構、政治議程設定、輿論控制與批評、以及政策審議（Rauchfleisch and Kovic 2016）。因此，Habermas尤其關注媒體系統之是否得以良善建置，他提醒到大眾媒體主導的公共溝通是唯一能夠將溝通雜音凝聚成相關且有效的公共意見的領域，維持一個能夠實現公共領域包容性和公共輿論和意志形成審議性質的媒體結構，民主社會的必要條件（Habermas 2023）。

  故當多元公共領域乃是符合政治發聲與參與民主之理想時，對於主流媒體而言有兩意涵：一是主流媒體形成的大公共領域不應忽略原住民族公眾意見，應當要提供原住民族人參與發聲之管道；二是，當原住民族能夠創建媒體依自身意願與利益表達公共訴求，提出具挑戰性的抵抗論述，這將促使社會或媒體檢視習以為常之主流論述與思維，進而與原住民族人對話（Meadows 2005; Todoroca 2016）。換句話說，若是從媒體結構面探問原住民族公共領域時，我們需要檢視臺灣整體媒體環境樣態，關注各類媒體是否、如何提供原住民族發聲；以及，原住民族媒體能否得以創建並且能夠自主發聲，形成原住民族公共討論空間。

  回顧原住民族媒體之發展歷史與轉變，1990年代無疑是以印刷刊物為核心，各類地方報或雜誌、部落組織刊物抑或是文學雜誌，建立起原住民族社會地理範圍尺度多層、類型多樣、議題多元的媒體公共領域型態，擴展原住民族參與公共議題管道之機會。然而邁入千禧年後，前述印刷媒體幾乎皆已停刊，當前原住民族平面刊物多是行政部門發行，或是委辦之教育或文獻刊物，例如《原住民族月刊》、《臺灣原YOUNG：原住民青少年雜誌》、《原教界：原住民族教育情報誌》等。整體來說，原住民族自辦的平面刊物起自1980年代、在1990年代進入興盛期，而在千禧年後邁入地方刊物零星發行而以政府部門主導刊物為主時期，議題偏向教育、文化資訊之公告傳達，而鮮見由族人由下而上、由內對外之政治發聲特性。

  原住民族媒體在千禧年後，轉向以2005年開播的原視，到2017年Alian96.3廣播電台之全國性廣電媒體為主要關注。全國性原住民族廣電媒體之範圍特性，呈現出能夠與主流社會／媒體對話的態勢，提供原住民族社會「另類公共空間」（Hanusch 2014）。其中原視在政治需求、經濟考量與社會文化不同因素互動影響下，逐步形成以新聞節目為主要類型，這既顯示出原住民族缺乏多樣且有效參與公共議題之現實，同時也意味著原視透過大量製作為政策論辯管道之新聞節目，以充分表達原住民族聲音，實踐原住民族傳播權（張鴻邦、黃毓超 2019）。其中為了擴展原住民族參與公共事務形成原漢對話，原視無論是制度設計、人事安排、新聞表現、產製過程，無不盡力試圖滿足不同族群、多樣地方與部落之需求與發聲（張鴻邦 2018）。特別是放眼到全臺原住民族媒體現況、臺灣電視媒體生態等宏觀環境時，原視之存在與製播，不只彰顯了原住民族自治發聲的象徵意涵，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臺灣社會各界對原住民族事務的理解，可說是全體原住民族公共領域具體展現之一。但須注意的是，作為政府經費捐助的媒體，同時受到政府監督與滿足多種族群需求，全國性媒體組織特性與產製模式有可能限制了其作為另類批判媒體的可能（Fuchs 2010）。論者亦指出原視自開播以來，始終面臨政治力量介入新聞獨立運作之爭議（張鴻邦 2018），降低了原視作為原住民族社會參與公共論辯利器之力道。

  再者，媒體地景的改變也轉換了公共領域在傳統媒體概念下的型態，尤其是近年社群媒體的日常化，更影響傳統媒體的運作模式，形成公共領域的數位轉型（Rauchfleisch and Kovic 2016；Fischer and Jarren 2024）。抑或保守點的說法，社群媒體與平台模糊了個人、群體和大眾傳播此些不同層級公共領域之間的界限，形成一種介於私人領域和個人問題之間的半公共領域（Seeliger and Sevignani 2022）。然而研究也發現，黨派敵對媒體在社交媒體環境中找到了新的自我放大空間，還可以通過繞過大眾媒體的共識創造，更直接地影響輿論和塑造特定意識形態的公共領域（Sevignani 2022），甚而淪為無法交流意見的情緒公眾（劉慧雯、楊竹惠 2023）。

  Habermas承認網路開闢了虛擬空間，使用者可以透過新的方式賦予自己作者權力。社群媒體創造了自由可進入的公共空間。此種社群媒體形成的溝通環境，既不能被理解為公共的，也不能被理解為私人的，而最容易被理解為一種以前保留給私人通信的溝通領域，但現在已經膨脹成一種新的、親密的公共領域（Habermas 2023）。且社群媒體公司在公共領域規範溝通的能力，展現了一種新型的支配形式。其核心思想是，由於社群媒體公司可以部分決定公民在公共領域的政治參與條件（Aytac 2024; Staab and Thiel 2022）。當前社群媒體平台特性、演算法推薦等運作模式，促成了數位公眾（Beyes 2024）抑或對抗性公眾（林宇玲 2014）之出現或轉型。網際網路的普及到社群媒體日常化，其低成本、開放參與、高互動性等特性，相較於過往的傳統媒體，的確提升了弱勢群眾參與公眾議題討論的潛在性（黃啟龍 2002；袁光鋒 2020）。論者亦指出，當族群為了推動我群正名運動，族人們能夠使用社群工具彼此交流、分享、認識與傳承語言與文化，建立「我群」的凝聚與認同及呈現文化識別，並召喚族人重返實體部落參與文化活動（莊元勳、Ladholoa 2024）。我們似乎可認為網路或是社群媒體一定程度上亦促成了全體原住民族公共領域之形成。

  當公共媒體研究取徑與策略偏向探問傳統媒體結構與數位媒體特性，並正視社群媒體具有形成公共領域的潛在影響力時，論者提醒到社群媒體與傳統媒體之間並非獨立存在之領域，兩者可能是互助互利、競奪話語主導權、甚而是持續影響對方的互動關係，網際網路不論是作為公共論壇，或者作為社會運動力量集結的核心，都需要與線下世界包括傳統大眾媒體聯繫起來（Fischer and Jarren 2024; Sevignani 2022; 劉慧雯 2008；劉慧雯、楊竹惠 2023）。面對離線的真實社會，當認識到Habermas公共領域研究取徑乃是帶有歐洲歷史脈絡、以中產階級為對象的概念時，此種具有特定社會環境與文化特性的視角，提醒我們要認識原住民族公共領域，應當從原住民族政治模式或文化蘊底進行探問。

  如Levo-Henriksson（2007）指出，北美的Hopi族群的對話文化中，經常運用沉默作為某種表達，且族人不直視說話者，該表達方式是相當不同於也不適合於當今的大眾媒體運作模式。例如一些Inuit長輩曾批評那些有些非Inuit電視節目所呈現出的畫面中，Inuit受訪者多在談話，這使得Inuit人在節目中呈現出來的形象看起來只會說話而從來不做事。長輩們的觀點影響到一名Inuit導演，在影片中使用大量的遠景畫面，來強調影片人的行動而非談話，呈現出更多真實的、具有微妙差異的Inuit生活再現（Hopkins 2008），而展現出獨具一格的原住民族影片思維。在澳洲與加拿大原住民族社會中，其公共領域概念傾向集中於小型、親屬為主的團體（Meadows 2005），在紐西蘭毛利族中，則應從認識作為毛利族公眾討論具體空間、公共事務討論模式、同時亦為規範概念的marae作為開始（Stuart 2002），理解毛利文化與政治慣習乃深刻影響毛利新聞工作者之新聞產製與價值觀（Hanusch 2014, 2015; Stuart 2002）。

  實則上述情境也部分呼應了哈伯瑪斯所言，公共領域根據交往密度、組織複雜性和所涉及範圍，存在許多由日常語言構成的子類公共領域，發生在咖啡館、啤酒屋到劇場演出、家長晚會、搖滾音樂會等具體場所（Habermas 2003[1992]）。公共領域形成過程是一個私人會合公眾的過程（李丁讚 2004），在這過程的初始情況，是人們在言辭論辯交換以及身體展演的現實生活中，透過彼此互動形成的情感促成社會信任，透過持續對話形成公共說理（吳介民、李丁讚 2005）。人們持續對話的模式，不一定僅能是依據理性邏輯進行論辯，具親和力的言詞與互動（吳介民、李丁讚 2005）、甚而是運用說故事表達情感也能夠促成公共議題之對話（范雲 2010）。由此來看原住民族的公共領域，我們不僅只關注前述所提的各類傳統媒體或是社群媒體之結構與運作方式，亦同時需要從族群日常生活與慣習來理解其公共溝通模式。

  

IV. 全體原住民族公共領域到族群媒體公共領域

  

  全國性的公共領域下面，包括很多不同面向、不同層次的地方公共領域，隨著面向和議題的不同，每個公共領域都會有不同層次的參與者（李丁讚 2004）。原住民族公共領域亦存在於多層地理尺度，如地方政府、區域、都市、國家以至於國際；抑或是多種樣態，如政治會議般的討論活動場所、新聞產製、公共意見的過程等（Meadows 2000）。保持多元與多層之認識視角理解原住民族公共領域顯得重要，這是因為臺灣原住民族乃是蘊含不同文化慣習與政治制度之16族的集合群體，要求了兼顧全體原住民族與各別族群的原住民族公共領域概念。

  是故原視雖然被視為全體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之具體展現，然而偏重中央化、集中化、無差別化的全國性廣電媒體，缺乏在地考量與草根基礎，將會忽略了每個族群或部落尚有複雜的、或新興或傳統的文化脈絡，傳播科技非單純的資訊建設，應將其放置在原住民日常生活情境脈絡予以理解其應用與價值（孫曼蘋 2015；張玉珮 2015；魏玓 2015）。就此，我們認為蘭嶼達悟族經驗可以作為從全體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轉向思考族群媒體公共領域之參考。

  檢視達悟族的媒體環境，蘭嶼早期有著社區報刊型式的《蘭嶼雙週刊》¹，由在地族人採訪編輯，長期來是島上核心的出版刊物，扮演凝聚在地共識以及對外傳播的重要傳播角色（李美華 2015；郭良文 2010）。其他蘭嶼圖書出版品上，達悟族人傾向出版故事、散文與語言學習等內容，凸顯當地族人和組織對傳播在地知識的重要影響力（林素甘、高子洵 2014）。近年可見在地青年試圖在蘭嶼議題上發聲，如：《952 VAZAY TAMO》，不過在持續性上仍待克服（僅出版四期）。蘭恩基金會於1996年成立蘭嶼電台，為全臺灣最早的原住民族廣播電台，積極促進族群認同、實踐公民近用以及傳承族群語言與文化（孫曼蘋 2015）。不過藍恩基金會長期面臨資源取得艱困，廣播電台捐贈基金短缺可能面臨撤照。就「傳統媒體」面向來看，族人既可在族群內部溝通公共議題，提出具有族群觀點之論述對外發聲，達悟族曾一度建立起獨特的公共領域樣態。然而此傳統媒體公共領域樣態，近年因著蘭嶼社會發展、經濟條件等因素，顯現不若十幾年前之強健。

  轉向社群媒體面來看，達悟族來自1980年代開始的蘭嶼反核廢運動，當前的運動青年世代更著重從動員目標群眾的生活經驗出發，關注蘭嶼因生態觀光帶來新的經濟機會，脫離早期過於高度理論而偏向精英論述的特性（黃淑鈴 2015）。早期反核廢運動的行動策略是透過教會牧師與部落耆老等在地社群的人際網絡，因著傳統文化與宗教影響而具有較高的行動規範，卻也因此阻礙了青年世代參與溝通行動當中。於是，網路空間成為了達悟族群強調長幼有序的部落文化之外，年輕人得以討論運動議題、形塑共識的平台（劉嘉偉、張玉珮 2015）。近年社群媒體不僅是原住民族人建構自身認同的之中介工具，更應用於族群的文化展演。研究指出，達悟年輕世代積極使用社群媒體作為部落文化活動的紀錄，並透過人際連結向同世代（尤其是離散在臺灣本島族人）傳遞相關文化紀錄，也有企圖透過社群媒體向遊客傳播達悟文化慣習（黃毓超、張鴻邦 2022）。換言之，社群媒體似乎補充了傳統媒體逐漸衰退的不足，逐漸形成某種數位公共領域的潛在性。

  不過，若要觀察達悟族的公共領域，除了關注蘭嶼在地的報刊、影像紀錄與廣播電台等傳播媒體，我們也需從達悟族的日常生活與慣習來理解其公共溝通模式。從傳統慣習來看，達悟族並未有一種整體族群的明確識別，其族群範圍只是文化、地域的一種認同，從一個村落的尺度來看，全村之活動只出現在港口海岸，舉行飛魚祭的儀式活動時，村落內並沒有屬於全村的活動場所及紀念性的建築物，反映出一種沒有屬於全社統一權威的社會特性（黃旭 1995；余光弘 2004）。當部落發生涉外事件或部落內糾紛發生時，會由各部落的家族長老聚會商討，此種決議即便缺乏明確之約束力、亦無制裁系統，不過族人仍會尊重長老之決議而行（黃旭 1995；余光弘 2004）。而就公共議題之溝通模式，如落成禮時，各家家長在典禮前會有數度群聚的機會，在典禮日當天外村客人抵達前，長老先行聚集就涉及全部落的事提出討論，有時利用此種機會訓誡年輕人，一個問題往往經過數次的討論，反覆討論下部落意見會漸趨一致（余光弘 2004）。此種群聚討論公共事務的模式，經常在典禮舉辦之家庭前廣場前進行，因此，即使達悟族沒有一個屬於全村的固定活動場所，但其活動的中心和焦點，其實是隨處浮游在各家族住屋與前庭，此空間隨時將成為全村活動的重心，負擔了全村溝通的任務（黃旭 1995）。

  研究顯示，達悟族公共溝通模式以尊重長輩意見為優先，青年世代較無發表意見的機會，進而轉入網路或社群媒體群聚溝通（劉嘉偉、張玉珮 2015；魏玓 2015）。然而，文化慣習並非隨著時間流轉與世代出現並決然斷裂，而是持續傳承同時適應當前脈絡促成轉型。當前達悟族的生活模式，住屋前庭雖然不再是族人聚集討論公共事務的主要空間，然而人際、團體之間拜會、聚會溝通的模式仍然重要。例如，2023年發生旅遊平台假借蘭嶼當地團隊，規劃了許多蘭嶼旅遊行程，並在網路上招募遊客，但實質並未取得部落同意之爭議事件。原視製作幾則相關報導，部落年輕人亦透過社群媒體對外發出聲明、串聯討論，形成傳統媒體與數位媒體的公共討論空間。但在可見的媒體報導之外，發起運動的年輕世代，彼此之間透過部落青年組織實體討論，經由家族關係拜訪涉及事件的長輩進行說明。「跟長輩坐下來坐，然後跟他們聊一下說，這件事情要怎麼看，不合理的地方是什麼，然後為什麼我們年輕人很生氣（受訪者B，2024/04/26）。」當青年世代想要轉化部落文化內涵形成觀光活動規範，抑或是學校單位要與部落團體或族人溝通教學合作時，直接的人際拜訪與聚會仍然是有效率、且符合部落慣習的模式（訪談者資料請見附錄）。

  

V. 暫結語

  

  過往至今，國內原住民族傳播文獻肯定原住民族媒體之創立與經營體現原住民族發聲、落實原住民族傳播權，更健全原住民族參與公共議題論辯之機制。由於媒體健全發展與公共參與，正是公共領域理論探討的核心主題，但是國內既有原住民族研究尚少從公共領域理論進行探討，這形成了本篇文章之問題意識。就此，我們梳理Habermas提出之公共領域概念，以及由關注者擴展其理論內涵提出多元公共領域之概念，嘗試說明原住民族公共領域應當存在之理論支持。須提醒的是，臺灣近年已有論者分析更為廣範的中介（mediation）類型，諸如策展、博物館、藝術活動、文化資產等，提出並建構「文化公共領域」概念與內涵（王俐容 2022；吳介祥 2022）。地理學或政治學則有從公共空間為取徑對話公共領域理論內涵（夏鑄九 1994；魏明德 2004）。但在本篇文章中，我們仍循著Habermas強調關注負責訊息傳遞的大眾媒體系統結構轉型如何影響公眾之溝通模式，即是公共領域結構轉型具體展現之思考路徑（Habermas 2023），透過爬梳原住民族媒體發展脈絡以勾勒出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之結構輪廓。

  檢視原住民族媒體之發展歷史與轉變，1990年代以具有政治發聲為企圖、類型多樣且議題多元之地方印刷媒體為主要媒體，此些原住民族刊物即使非原運組織刊物，也呼應原運精神發聲意圖。然而千禧年後邁入地方刊物逐漸零星發行成為以政府部門主導刊物的時期，印刷刊物之政治發聲樣態明顯減弱。同時，國家原住民族傳播政策轉向創建全國性廣電媒體，促使原視與原廣先後成立，形成原住民族社會從地方媒體多元發聲轉向少數媒體集中式發聲之樣態。全國性原住民族廣電媒體具有向主流社會群眾、商業媒體對話之社會影響力量，被視為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之具體展現。即使如此，論者亦提醒原視或原廣因為成為原住民族核心甚或是最具力量之媒體，成為政治力量覬覦之對象而頻繁干涉（張鴻邦 2018），以及，兩個全國性廣電媒體幾乎等同於國家提供之原住民族傳播資源與經費，影響了原住民族地方或是部落媒體之資源分配（孫曼蘋 2015；魏玓 2015），形成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結構過於集中之樣態。對此，隨著網際網路之普及、社群媒體使用之日常化，原住民族群、組織或個人日益依賴社群媒體進行政治發聲、彼此串聯呼應、議題交流論辯，似乎一定程度上補充了全體原住民族公共領域之結構。

  本文藉由爬梳原住民族媒體發展樣態嘗試勾勒出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之結構轉型，但不停留於整體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之概念。我們持續延續多元公共領域之理論提醒，認為全體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下或許存在著族群媒體公共領域之潛在，並以達悟族媒體經驗作為探討對象。達悟族媒體生態之轉變類同於全體原住民族媒體發展脈絡，1990年代是地方刊物與廣播電台作為媒體公共領域之核心系統，然而蘭嶼電台近年始終面臨資金限制而難以展現創立初期之影響力；雖有族人自主發行地方刊物但多是短期與零星發刊，其影響力無法充分發揮與累積。社群媒體提供了達悟族年輕世代參與公共議題討論與發生的空間，在社會運動或是地方議題上發揮了一定的影響力。不過，我們也發現達悟族傳統之公共溝通模式仍然延續其機制，實體論壇空間與人際溝通模式依然是地方重要的媒體行為。藉由達悟族媒體生態之扼要梳理，本文試圖展現各別原住民族群具有不同文化慣習、政治制度、語言知識時，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研究需要一種從全體原住民族公共領域之視野，轉向到具族群社會文化特性之族群公共領域之研究路徑。

  本文梳理公共領域文獻提出原住民族公共領域之理論基礎，藉由討論既有原住民族傳播文獻與特定族群媒體經驗，擘劃出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研究之結構輪廓。然而，我們仍未能就原住民族媒體結構轉型如何影響原住民族內部原／原對話、原／漢論辯的溝通模式，提供完整分析；以及，我們也未能處理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如何與臺灣媒體公共領域、抑或其他群體媒體公共領域形成互動對話之議題。本文選擇達悟族媒體發展經驗作為參考，企圖在全體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概念下，提出存在單一族群媒體公共領域之可能。然而，即使就達悟族經驗來說，我們仍忽略了媒體以外存在的示威抗爭活動、傳統歌謠、文學詩詞與藝術品創作等，亦是達悟族人參與公共空間之工具（郭良文 2010）。甚而，本文亦須承認選擇達悟族媒體經驗乃在於其媒體發展脈絡，相較於其他原住民族群而言，更具有明顯特性與歷史變革而有助於本文之論證。若有論者想要嘗試探問其他族群媒體公共領域之特性，本文之初探論證僅能作為前導式研究資料。若從後續研究之觀點來看，前述之諸多限制似乎可以展現出原住民族（媒體）公共領域仍具有許多待開拓之研究議題。就階段成果而言，我們仍希冀能藉此短文拋磚引玉，引發更多對原住民族公共領域的論述，並促進當代原住民族公共領域的持續開展。

  

附表　訪談者資料表

  

附註

* 本文為兩位作者執行國科會計畫「建置人之島永續發展環境治理網絡─推動人之島永續發展目標：行動者網絡理論取徑（112-2621-M-259-010）」之部分成果。

[1]《蘭嶼雙週刊》於1985年創刊，後於2018年轉型為《蘭嶼雙月刊》，目前已停刊。該刊物詳細發展歷程請參閱蘭恩文教基金會網站說明：https://www.lanan.org.tw/biweekly，2024年9月20日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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