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政賢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Ⅰ. 前言

  

  臺灣，四面環海，位居歐亞大陸與西太平洋盆地島嶼鍊的交接地帶，豐富的島嶼生態不斷吸引來自島外的許多移民，也因此，臺灣歷經了許多不同族群文化的耕耘與洗禮，因而顯現出相當豐富的族群景觀與人文特色，並發展成當今多元而特殊的臺灣文化。回顧歷史，中國、日本、甚至世界各國，雖偶爾來到臺灣與原住民族接觸，但大都只是維持經濟產品的交易行為。直到荷蘭、西班牙佔據臺灣，臺灣原住民族隨之「被殖民」，從此開啟了國家與族群的互動關係與歷史命運。同時，臺灣原住民族文物散佚海外的宿命，也因此而拉開了序幕。

  自18世紀以來，歐洲殖民帝國興起，並開始在亞洲、非洲、美洲、及大洋洲等地，建立殖民地從事生產，以供應歐洲市場所需的糖、茶、皮革、咖啡、香料等。19世紀及20世紀初，由歐洲地區前來臺灣之商旅、傳教士及行政官員，不乏將臺灣原住民族文物攜回其母國，作為個人興趣收藏。日後，這些早期臺灣原住民族藏品輾轉進入歐洲各國博物館機構而成為這些館舍的永久性典藏（傅君 2017：192）。同時，部分先進國家為宣揚國威，展現國家文化實力並增進民族與國家認同，紛紛設立大型國家級博物館。因此，國家級博物館經常成為國力象徵之神聖殿堂，並在社會上擁有極崇高之地位（參吉田憲司 2011：19-20；呂理政 2002：70-74；許功明 2004：255；張譽騰 1994：219-220等）。

  以臺灣為例，臺灣原住民族文物、文獻、契書及影像資料在原住民族社會歷經與外界互動接觸過程中，往往成為文化與記憶傳承的物質跡證。而17世紀以來西方探險家、各國傳教者、殖民者的接觸、採集，使這些遺留文化及歷史相關跡證的物件隨著人群接觸、歷史事件的發生而輾轉散佚在外，分別典藏於各國之公私立博物館及大學圖書館等（原住民族委員會 2021）。此外，我們可以發現許多探討博物館與原住民族的相關研究中，原住民主體性的辯證經常是一個被探討的核心焦點。許功明（2004：253-296）針對臺灣博物館展示中原住民主體性提出綜合評論與個案研究，同時探討了臺灣博物館對原住民文化展示之再現手法、詮釋溝通及意識形態等問題。王嵩山（2005：69-73）反省了原住民的文化再現到底以誰之名的議題，其中亦涉及了原住民主體性的辯證。胡家瑜（2006：94）則指出1980年代起，隨著臺灣的經濟發展和政治鬆綁，原住民文化展示在多種不同形態的博物館或文化村內成為熱門主題；大量成立的部落文物館或文化館，更成為政經資源競爭和自我意識建構場所。

  到了 1980年代之後，政府於經濟高度發展之餘，為迎向未來文化大國、生活大國之趨勢，爰有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臺中）、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高雄）、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屏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臺東）、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基隆）等五大新博物館計畫，其展現國家博物館治理的指標性意義，不言可喻（王嵩山 2003：19-32）。時至今日，政府刻正籌設國家臺灣原住民族博物館（以下簡稱國原館）之際，針對此一館舍的相關角色、定位、功能與歸屬等事涉文化政治的多元想像，諸如國家論述／族群主體、臺北中央／原鄉地方、文物櫥窗／生活現場等二元對話與多重論述，可說是方興未艾、百家爭鳴（楊政賢 2016）。

  針對典藏於海外博物館之臺灣原住民族文物，順益博物館曾與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合作在臺展出「馬偕博士收藏臺灣原住民族文物—沉寂百年的海外遺珍」特展，並由學者許功明教授、胡家瑜教授等共同針對文物及相關社會文化脈絡進行研究發表。另胡家瑜（2008，2010，2011，2012）透過科技部數位典藏計畫「臺灣散佚海外博物館珍品數位化計畫」亦已完成英國大英博物館、牛津大學彼得瑞佛斯博物館、劍橋大學人類學博物館、美國自然史博物館及密西根大學人類學博物館所典藏臺灣原住民族文物之調查研究及數位化工作，奠定海外文物調研及數位化的重要基礎及推動模式。

  有鑒於此，原住民族委員會在諸多研究學者的貢獻基礎上，持續推動國內外博物館典藏之臺灣原住民族文物基礎調研、文物詮釋及資料庫建置工作，俾蒐羅散佚文物之完整資料，建構原住民族文物記憶資料，並作為推動後續館際合作之基礎（原住民族委員會 2021），遂於2021年底委託國立東華大學執行「臺灣原住民族文物典藏調研及資料庫建置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¹，本計畫試圖建構臺灣原住民族文物在國內蒐藏機構中的典藏系譜；另一重要任務便是盤點臺灣散佚海外原住民族文物的典藏概況，並嘗試理解臺灣原住民族文物流跨地理疆界的互動過程和歷史脈絡。

  本文擬以上述計畫實地考察調研德國萊比錫格拉西民族學博物館（GRASSI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zu Leipzig）、漢堡民族學博物館（Museum am Rothenbaum. Kulturen und Künste der Welt）、柏林民族學博物館（Ethnologisches Museum Berlin）與奧地利維也納世界博物館（Weltmuseum Wien）等四間博物館為對象，藉由入庫檢視文物、文物詮釋分析以及與館方交流座談，期能勾勒這些館舍臺灣原住民族文物的典藏系譜與文物詮釋現況（館舍所在地理位置，參見圖1）。此外，本文亦期能針對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與籌建中的「國家原住民族博物館」（以下簡稱國原館）的政策願景與工作規劃提出具體建議。

  

圖1　本次海外考察實地前往考察歐洲博物館之地理位置分布

（圖片來源：計畫團隊提供，2023/9/13）

  

Ⅱ. 臺灣散佚歐洲博物館原住民族文物的考察

  

  本計畫團隊於2022年5月18日至6月23日期間前往德國及奧地利執行海外博物館考察工作，實地走訪萊比錫格拉西民族學博物館、漢堡民族學博物館、柏林民族學博物館以及維也納世界博物館，藉由典藏工作實踐、文物檢視分析以及館方交流座談，從而勾勒臺灣原住民族文物之於各博物館的典藏面貌。

  

一、歐洲典藏臺灣原住民文物之館舍：以德、奧兩國為例

  

萊比錫格拉西民族學博物館

  萊比錫格拉西民族學博物館（GRASSI Museum für Völkerkunde zu Leipzig）創立於1869年，該館曾於二戰期間的一次轟炸中毀壞，1947年進行系統性重建，直至1954年才正式開幕。根據本計畫訪查結果及東南亞暨東亞部門策展人Dietmar Grundmann提供之典藏資料，該館現今約有20萬件典藏品，其中包含了230件的臺灣原住民族藏品，然而大部分皆價購自歐洲著名的文物經銷商JFG Umlauff，購藏數量總計199件，其藏品源出族群多屬達悟（雅美）族及泰雅族。

  

漢堡民族學博物館

  漢堡民族學博物館（Museum am Rothenbaum. Kulturen und Künste der Welt）於1879年成立，該館歷史始於1840年代漢堡市圖書館的民族誌蒐藏，至今館藏超過35萬件，其含括了158件的臺灣原住民族藏品。由研究員Dr. Jeanette Kokott所提供之藏品清冊可得知，與萊比錫格拉西民族學博物館相同，該館亦有50餘件臺灣原住民族藏品是向文物經銷商JFG Umlauff購藏而來，其中多屬達悟（雅美）族藏品。另外，亦有部分臺灣原住民族文物是由J. Konietzko及Prof. A. von Brandt提供或捐贈。

  

柏林民族學博物館

  柏林民族學博物館（Ethnologisches Museum Berlin）成立於1873年，其淵源可溯及至17世紀統治者的貴族收藏，該館至今擁有超過50萬件藏品，其包括了431件的臺灣原住民族藏品。依據南亞暨東南亞部門研究員Dr. Roland Platz提供之典藏清冊，該館館藏計有136件臺灣原住民族藏品是由Wilhelm Müller所提供，亦有部分藏品是由人類學家Wilhelm Joest所採集。值得關注的是，其中更有部分註記Pilam（推測為卑南族或排灣族）的館藏是由曾任中國海關職員的Georg Kleinwächter於臺灣南部所取得。

  

維也納世界博物館

  維也納世界博物館（Weltmuseum Wien）前身為維也納民族學博物館，其根源最早可追溯至西元1806年，館方目前藏品總數超過25萬件，其中包含了365件來自各族群的臺灣原住民族藏品。根據中國暨東北亞部門研究員Dr. Bettina Zorn提供之藏品資料，該館臺灣藏品主要為德國漢學家Friedrich Hirth於19世紀所採集，經檢視相關清冊內容，其採集之臺灣原住民族文物多達75件，多為泰雅族藏品。此外，亦有部分臺灣原住民族文物是來自採集者Walter Warthol及Stefan Tisljar；而臺灣原住民族典藏影像則多由Raimund Maggian提供。

  

二、前進博物館典藏庫與調查分析

  本計畫首先初步蒐集歐洲已知典藏有臺灣原住民族文物之博物館舍資料，以評估後續訪調考察機構。因此，考察方式為事先徵詢專家學者及本計畫海外顧問之意見，蒐羅歐洲德語區國家中可能典藏臺灣原住民族文物之典藏單位，據此再行評估時程安排與考察可行性，並進行接洽連繫事宜，徵求典藏單位受訪暨提供典藏相關資料之意願。由於本計畫考察目的在於盤點歐洲德語區國家中臺灣原住民族文物之典藏分布情形，並取得臺灣原住民族文物之典藏基本資料，期能進行藏品資料蒐集、翻譯及建檔工作，彙整製作典藏清冊。同時，諮詢各館舍未來與臺灣（政府／典藏機構／原住民族社群）進行雙方典藏研究、圖像授權、展示、出版等可能的合作關係（本計畫考察歐洲德國奧地利相關博物館調研工作影像紀錄與說明，詳參圖2-15）。

  

圖2　本團隊於萊比錫格拉西民族學博物館展廳工作情形

（圖片來源：計畫團隊攝，2022/5/30）

  

圖3　萊比錫格拉西民族學博物館典藏庫房工作情形

（圖片來源：計畫團隊攝，2022/5/30）

  

圖4　本團隊與維也納世界博物館官方人員於典藏庫房合影

（圖片來源：計畫團隊攝，2022/6/7）

  

圖5　本團隊於維也納世界博物館庫房工作情形

（圖片來源：計畫團隊攝，2022/6/7）

  

圖6　本團隊於維也納世界博物館庫房工作情形

（圖片來源：計畫團隊攝，2022/6/7）

  

圖7　維也納世界博物館典藏文物：男子山豬牙臂環

（圖片來源：計畫團隊攝，2022/6/7）

  

圖8　維也納世界博物館典藏文物：藤編火繩圈盒

（圖片來源：計畫團隊攝，2022/6/8）

  

圖9　維也納世界博物館典藏文物：平埔族攜物袋

（圖片來源：計畫團隊攝，2022/6/8）

  

圖10　維也納世界博物館典藏文物：泰雅族貝珠頭飾

（圖片來源：計畫團隊攝，2022/6/8）

  

圖11　本團隊與漢堡民族學博物館館長等人合影

（圖片來源：計畫團隊攝，2022/6/15）

  

圖12　懸掛於漢堡民族學博物館大廳的蘭嶼拼板舟

（圖片來源：計畫團隊攝，2022/6/15）

  

圖13　柏林民族學博物館典藏庫房工作情形

（圖片來源：計畫團隊攝，2022/6/16）

  

圖14　柏林民族學博物館典藏文物：蘭嶼拼板舟傳統船帆

（圖片來源：計畫團隊攝，2022/6/16）

  

圖15　柏林民族學博物館典藏文物：泰雅族獵首袋

（圖片來源：計畫團隊攝，2022/6/16）

  

  本計畫針對上述親訪考察博物館設之原住民族藏品進行內容分析，並將收藏重點與基礎資料整理出一覽表（詳參附錄）。另，針對本計畫調查之典藏數量統計、典藏概況說明、典藏概況說明與後續可研究之議題等，羅列說明如下：

  

典藏數量統計

  經初步檢視本次訪調國外各博物館提供之原始藏品清冊，各館藏品清冊涵納為數不少的非臺灣原住民族藏品，如東北亞國家之藏品如中國、韓國，甚至亦有來自臺灣地區之閩南、客家文化的藏品。各館清冊原始藏品總數依序為：柏林民族學博物館（433件）；維也納世界博物館（426件）；萊比錫格拉西民族學博物館（230件）；漢堡民族學博物館（183件）。

  經彙整各館之臺灣原住民族典藏基礎資訊，本次調研博物館總計5間，統計臺灣原住民族藏品總數計1,184件，件數多寡依序為：柏林民族學博物館（431件）；維也納世界博物館（365件）；萊比錫格拉西民族學博物館（230件）；漢堡民族學博物館（158件）。

  

典藏概況說明

  本計畫調研國外博物館中，臺灣原住民族藏品之入藏年代最早可追溯至19世紀中期至19世紀末期，最晚則分布於20世紀末至21世紀。就典藏來源構成而言，多為採集、購藏或捐贈，大致可分為：1. 人類學家的海外採集；2. 私人收藏家的捐贈；3. 館方向特定古董商購藏；4. 其他。依據各館所提供清冊資料，僅能羅列幾位特定採集者／提供人，對於藏品取得之過程，各館仍存在著藏品原始資料紀錄不完整，以及來源脈絡仍須考究判別等問題。

  綜覽本次調研博物館所典藏臺灣原住民族藏品之類型，各館多以器物收藏為主，各館藏品皆涵蓋宗教禮俗、建築工具、飲食用具、生活衣飾與用品、交通運輸、娛樂及武器防禦等類別之器物，亦有不少船模型藏品。然而，圖書文獻收藏及影音收藏比例偏高者僅有維也納世界博物館，該館典藏了為數不少的臺灣原住民族相關之明信片及負片影像。

  根據族群分布情形，各館臺灣原住民族藏品並未全數註明族群類別，相關資料紀錄不足而難以統計各族藏品分布數量，因此計畫團隊僅能根據既有清冊內容以及入庫檢視情形，列出已知族群別。

  

典藏概況分析

  經現地考察及檢索各館典藏資料，得知各館藏品不僅數量豐碩且質量驚人。即便如此，各館對於臺灣原住民族藏品的認定和判讀仍存在許多有待研究之處，其原因可能為館方典藏原始資料的不足，以及對於臺灣原住民族文化的認知不深，後續亦連帶反映在藏品資訊或藏品影像的闕漏及誤判，由此可知，謄寫典藏資訊的人員對於藏品的理解程度仍然有限。

  首先，檢索各館典藏清冊，發現其中不乏來自閩南、客家文化的藏品如布袋戲偶、燈籠、線香、金紙、廟門、草鞋、扇子等，由此觀察各館的分類方式，可得知大多館所是將Formosa（臺灣）的藏品彙整為同一份清冊，是以藏品「源出地域」作為彙整方式，而非以藏品「所屬文化」作為歸類方式。

  再者，各館典藏清冊多以德語謄寫或建檔，若將原文德語翻譯成漢語兩相對照之後，不難發現館方對於藏品的原始脈絡常有誤讀或錯誤詮釋的情形。舉例而言，陶製且方形的冶銀皿對於雅美（達悟）族而言是重要的冶煉工具，其在各館清冊中的藏品名稱卻是Lampe（翻譯後為燈具之意），此外，藏品圖像的呈現也無法輔助館方進行正確判讀。

  最後，本次入庫調研亦檢視了不少記述日文片假名以及羅馬拼音（古地名／社名）的藏品，其顯示了臺灣原住民族社群曾被日本或外來政權殖民的歷史經驗，相關資訊的闕失，更使得館方無法深入探討藏品本身的文化脈絡。

  

後續可研究之議題

  根據本次考察結果，本計畫親訪調查之萊比錫格拉西民族學博物館、漢堡民族學博物館以及柏林民族學博物館皆有向文物經銷商JFG Umlauff購藏文物的紀錄（參見圖16-17）。本次彙整各館典藏臺灣原住民族文物數量總計1,324件，其中購藏自JFG Umlauff之藏品數量多達251件（占比18.9%），依各館提供之臺灣原住民族藏品清冊資料所示，典藏來源為購藏自JFG Umlauff者，件數多寡依序為：萊比錫格拉西民族學博物館（199件）、漢堡民族學博物館（51件）、柏林民族學博物館（1件）以及維也納世界博物館（0件）。

  

圖16　成立於1868年的Johann Friedrich Gustav Umlauf公司，後來亦成為當時世界各地異文化物件和動物標本買賣的重要中間商。

（圖片來源：https://www.oceanicart.com/PROVENANCE/Umlauff-Family/1, accessed Aug 1, 2023）

  

圖17　萊比錫格拉西民族學博物館一張1904年臺灣原住民族文物圖卡上，即註明來源為JFG Umlauff這家公司（右下角）。

（圖片來源：楊政賢翻攝，2022/5/30）

  

  據萊比錫格拉西民族學博物館人員所述，JFG Umlauff為德國著名的文物經銷商，該公司由Johann Friedrich Gustav Umlauf於1868年成立，其與歐美地區博物館之間的商業活動一直持續到1974年。19世紀中，Johann Friedrich Gustav Umlauf起初是一名海員，他後來將少數自己旅行採集的文物，以及大部分從船舶人員或收藏家手中取得的異文化物件和動物標本，轉而兜售至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回顧JFG Umlauff成立之時，當時德國在非洲、大洋洲及亞洲地區的海外殖民擴張政策大力助長了JFG Umlauff的文物收購行為。

  然而，經與上述館方人員討論，這批臺灣原住民族藏品可能非為Johann Friedrich Gustav Umlauf的個人採集或JFG Umlauff公司自身所有，推測應為船舶人員或收藏家輾轉從亞洲取得，而文物脫離原有脈絡，自源出社群流轉至JFG Umlauff的原因館方已不得而知。JFG Umlauff成為了本次海外考察難得的重要線索，它見證了過往臺灣原住民族文物的流動，亦呈顯了世界體系之於臺灣／原住民族社群的殖民圖像，相關議題值得持續研究。

  

Ⅲ. 文物流轉：散佚海外原住民族文物的重新鏈結

  

  本文透過實地考察調研德國萊比錫格拉西民族學博物館、漢堡民族學博物館、柏林民族學博物館與奧地利維也納世界博物館等四間博物館，藉由入庫檢視文物、文物詮釋分析以及與館方交流座談，期能勾勒這些館舍臺灣原住民族文物的典藏系譜與文物詮釋現況。此外，本文針對散佚歐洲的原住民族文物該如何與當代臺灣原住民族社群建立關係，這批典藏文物又該如何跨越國界、連結社群，並返還原住民族知識體系與文化圖像等議題，亦期能提出相關具體可行之政策方案與執行策略。

  本次國外調查研究工作除尋訪海外典藏臺灣原住民族文物之外，其主要目的亦是希望建立未來國外博物館與臺灣政府部門、國家博物館與原住民族社群之間的國際交流事務與合作夥伴關係。於此，本計畫於考察各博物館暨訪談各館館長／策展人（研究員）之過程中，就「典藏技術交流」、「合作策展」、「數位圖像授權」、「數位資料庫共享」、「科技教育推廣」、「研究出版」及「培力原住民研究者」等合作交流項目詢問各館簽訂合作意向之意願。此外，經考察各博物館後，發現各館皆有「藏品資料庫建置不全」及「數位化作業進度緩慢」等情形，另相關圖像使用授權辦法亦未公開上網，各館藏品圖像使用皆須向館方進行申請。有關本計畫未來資料庫建置暨藏品數位圖像授權事宜，除了參考歐洲國家數位資源保存及共享機制，借重歐洲數位圖書館計畫（Europeana）與博物館圖像聯合授權機制（BPK, Bildagentur für Kunst, Kultur und Geschichte）作法之外，計畫團隊亦建議各博物館可思考藉由「典藏拍攝技術交流」的方式，促成未來臺歐雙方在數位圖像授權及專業藏品影像拍攝等面向上能有進一步的合作。

  有關海外博物館原住民族文物典藏調查研究工作的價值為何？又將如何回饋原住民族內部的文化復振運動呢？以本次歐洲博物館考察為例，我們發現各館舍典藏品被歸類在臺灣的部分文物並不屬臺灣，其中也有漢族、中國或海南島的文物混雜其中，詮釋資料也不完全正確，這是本次調研常見的現象之一。因此，未來希望臺灣和歐洲這些博物館的研究人員能一起合作，除了完善海外博物館的原住民族文物詮釋資料之外，也期望能以歐洲這些博物館中豐富的典藏文物為研究基底，促成未來臺灣原住民族社群與海外博物館的長期合作。此外，海外博物館的研究人員對於臺灣文物的知識可能比我們更不熟悉，他們雖負責管理臺灣文物，但不具備相關族群文化與文物詮釋知識。從相關的訪談中可以得知他們很希望我們團隊可以透過這些文物調研，告訴他們哪些文物對於臺灣原住民或臺灣政府而言是重要或特別珍貴的。以萊比錫格拉西民族學博物館為例，該館經常與世界各地原住民族社群合作，邀請原住民籍研究者負責文物整飭的專業工作，也會提供文物修復的建議，館方非常尊敬該文物源出原住民族社群的想法和觀點，甚至有許多相關的具體合作計畫，這是未來我們臺灣可以思考採借的具體跨國合作方式之一。

  此外，本文有關散佚歐洲原住民族文物的調研要如何促進原住民族歷史與轉型正義的實踐議題，我們觀察到歐洲博物館時常會碰到「文物返還」的議題，比如柏林民族博物館就有碰到將文物返還給美洲原住民或非洲國家的案例，甚至也有東南亞文物返還的相關案例，例如菲律賓政府就曾希望能返還一件代表菲律賓國家英雄形象的重要文物等等。柏林民族學博物館研究員Dr. Roland Platz就曾表示，就「文物返還」行動而言，相關個案的請願發生並不是博物館能自主決定，如果原住民社群想取回文物，原住民族人應該和博物館以及國家政府三方一起商量。歸還不是問題，要還給誰才是問題。但對於館方、國家政府和文物源出社群而言，他們對所謂的「文物返還」是否為最好的處置與歸屬？迄今仍然沒有一個的主張與定論。換言之，國際原住民族針對流落海外博物館之祖先遺產興起「文物返還」行動，是一種全球正在熱議與形塑的當代運動，臺灣政府與原住民族兩造又該如何理解與論述呢？以臺灣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刻正推動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為例，全球「文物返還」倡議潮流勢必帶給臺灣社會某種程度的牽動與影響，對此一議題的論述與發展仍有待我們持續觀察。

  

Ⅳ. 記憶接軌：臺灣國原館未來跨國合作的建議

  

  臺灣即將於2027年成立國家臺灣原住民族博物館，然而當臺灣政府此時意識到原住民族文物的重要性時，文物早已隨歷史洪流散佚國內外各地，因此未來若國原館成立，恐面臨結構性缺乏文物的開館窘境。除此之外，楊政賢（2016）曾以臺灣刻正籌設中的國原館為研究對象，探討其過程中的諸多文化政治現象，以及臺灣不同族群間如何藉此創造彼此對話與文化識別的溝通平台，期能進一步理解國原館所可能顯現的當代建構與潛在動能。其中，與文物典藏以及轉型正義相關者有國原館未來是否會執行全國各大博物館「原住民族文物歸還」的重大政策？國原館仍在國家治理的架構下如何保有原住民族的主體性？國原館的設置就能修復殖民傷痕並落實轉型正義嗎？以及國原館如何具體將原住民族的元素加入並保有文化主體性？凡此種種，無非都是社會大眾所關心國原館的諸多文化政治協商話語與本位體現（同上：137）。

  潘貞蕙（2022）則認為典藏文物不應只是歷史陳舊的產物，而未來國原館應該擁有什麼樣的典藏？本次考察工作除了蒐羅海外典藏資料之外，亦偕同各館延伸討論了許多觸及海外典藏的合作形式，如典藏技術交流、數位資料庫共享、科技教育推廣、研究出版以及培力原住民研究者，不論藏品位於何處，期待未來能藉由繁複的實際行動，打破國界的壁壘，為古老文物賦予當代意義，使其擁有持續敘事的動能（同上：85）。換言之，未來的國原館應該比較像是一個統籌平台，能夠整合臺灣境內所有博物館的資源，並充分運用文物借展的形式，而國外的部分則需透過跨國合作的方式，例如數位化及資料庫建置可能是一個可行的方式。臺灣目前已建置有文化部文物典藏管理系統，建議未來國原館這邊亦可以建置一個專門連結國內外各博物館所典藏臺灣原住民族文物的資料庫。另一方面，國內外博物館原住民族文物典藏的調查研究，如何挹注即將成立的國原館的典藏能量？典藏對於博物館的意義、對於當代社會的影響？以及如何讓典藏活化再生，成為強化博物館進行社會對話及永續發展之動力等等議題，恐都是未來的重要挑戰。

  當前臺灣政府正在推動原住民族轉型正義，我們應該如何藉由散佚海外的文物來反思殖民與解殖的辯證？筆者認為籌建中的國原館應該要積極與典藏臺灣原住民文物的海外館舍建立長期且多元的合作關係，除了需積極進行系統性盤點調查之外，亦應建立物件徵集與回捐臺灣之跨國遊說機制，讓散佚海外的文物可以跨越時空返回臺灣。舉例而言，早年馬偕博士收藏的文物目前於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典藏，建議未來的國原館可針對馬偕博士此批文物進行全面性研究，並強調馬偕博士與臺灣歷史集體記憶的連結，並進行系統性調查與物件徵集，突顯深度與在地性。不只馬偕博士此批文物有其象徵性與意義，馬偕博士本人在臺灣的史蹟亦是重要的文化資產，可作為後續典藏敘事或策展依據，特別是有些內容甚至與平埔族群有關，彌足珍貴。此外，未來的國原館若無足夠的具體標本物件，也可從概念策展、數位展示或其他方式出發，成為一個概念館、生態博物館或一個無圍牆的博物館，作為轉化資訊的據點，帶著觀眾進入部落的文化現場。

  總之，國原館不能只是收藏過去的原住民族文物，最重要的是要肯認臺灣原住民族的主體性，面對殖民歷史的不正義，思考館藏的適當性，以及引導族人面對當代挑戰和開創未來。時值國原館刻正規劃興建之際，如何「國家」、怎樣「原住民族」的議題必將持續延燒。文化與政治，亦將是當代籌設國原館的角力兩端，如何拿捏取捨、擺盪平衡，早已成為臺灣族群關係與文化政治的自我繁殖體。然而，如果未來的國原館可以不只是法規的制式產品或文化政治的必然產物的話，期待它可以是成為溝通「國家」與「原住民族」的一個對話平臺，甚至是全體國人集體參與、共同演繹的一種國族文化運動（楊政賢 2016：138）。同時，刻正籌設中的國原館也不應該只是一座空間的孤島，反而更應該積極回應散佚海外原住民族文物的現況，以及博物館牆外活生生原住民族群的生活現場及其文化脈絡。

  

Ⅴ. 結語

  

  黃郁倫（2019：89）認為博物館是一個實踐的場域：「它的發展與變動總是回應或反映著時代思潮。透過爬梳博物館發展史我們可以看見，最起初19世紀博物館反映了帝國主義與征服，20世紀上半葉博物館回應國家主義、殖民主義與治理，20世紀下半葉博物館的去中心化，並從物件導向轉為觀眾導向，回應的則是解殖、民權運動以及各式對權力的反省」。上文點出博物館作為實踐的場域，它的發展與變動總是回應或反映著臺灣當代的思潮。潘貞蕙（2022）亦指出在歷史的洪流裡，臺灣原住民族文物的離散或流轉，同時也帶來了種種思考的可能，過往在國家政治、殖民勢力以及族群意識的交鋒下，在在反映著臺灣原住民族歷史的破碎和裂解（同上：85）。換言之，文物很重要，它是知識和文化的載體，只要文物還在，所有的技術和文化知識都有可能被重新找回來。對於未來的國原館而言，它需要擁有自己的觀點和論述，並著重在原住民社群和文物之間的關係和連結，即使未來沒有重要館藏，也應開創新觀點，重視當代的論述和對話。

  陳伯軒（2021：10）從原住民作為一個「抵抗的符號」的角度，試圖理解原漢之間的族群關係結構，他指出：「原住民似乎有一種宿命，不斷地要去告訴別人自己是誰，『我是誰』是一個簡單又複雜的哲學問題，這關乎如何認識自我、看待自我的問題。同樣重要的，別人怎麼看待原住民或是原住民如何被認識，明確地影響了原住民的處境」。因此，我們若以博物館為例，博物館做為一種機構的具體形式並非自然而生，亦非每個時期皆以同樣的方式存在，而是「博物館性」在不同的人類社會、不同的時期的不同的表達方式。因此，未來的國原館不應只是一個國家試圖收藏原住民即將從當代退場之最後身影的空間，國原館反而應該積極作為我們當代原住民開創下一波生存空間的可能平台。時至今日，隨著越來越多散佚海外原住民族文物的不斷發掘，我們究竟要如何將之導入並落實轉型正義呢？我想，藉由國原館的功能定位與時代使命，思考如何讓更多散佚海外的原住民族文物得以用任何形式「回家」，讓文物不再流浪，這是我們這一代應該為下一代繼續努力的！

  

附註

[1]本計畫執行單位為國立東華大學原住民族發展中心。計畫主持人：楊政賢副教授；專任助理：潘貞蕙（Yaway Suyang\泰雅族）；兼任助理：洪婉瑄（Lregan Pakawyan\卑南族）。臺灣諮詢顧問：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前副館長林志興博士；德國諮詢顧問：人類學家Leberecht Funk博士；奧地利諮詢顧問：奧地利維也納音樂暨表演藝術大學林維亞博士。本計畫工作繁雜，團隊成員彼此分工合作，各司其職，竭盡心力，謹此表達萬分敬意與謝忱。

  

引用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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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想像與知識的道路：博物館、族群與文化資產的人類學書寫》。臺北：稻鄉。

吉田憲司

2011　〈博物館與蒐藏的歷史〉。刊於《民俗／民族文化的蒐藏與博物館》。王嵩山主編，頁6-30。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呂理政

2002　《博物館展示的傳統與展望》。臺北：南天。

胡家瑜

2006　〈博物館人類學與臺灣原住民展示—歷史過程中文化再現場域的轉形變化〉。《考古人類學刊》66：94-124。

2008　〈數位典藏與學習之海外推展暨國際合作計畫—子計畫四：國際數位典藏內容整合與合作計畫—臺灣民族學藏品資料跨國研究與交流計畫—大英博物館民族學部門臺灣收藏計畫（II）〉。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報告，未出版。

2010　〈數位典藏與學習之海外推展暨國際合作計畫—子計畫三：台灣散佚海外博物珍品數位化計畫—臺灣民族學藏品資料跨國研究與交流計畫—牛津大學與劍橋大學博物館臺灣收藏〉。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報告，未出版。

2011　〈數位典藏與學習之海外推展暨國際合作計畫—子計畫三：臺灣散佚海外博物珍品數位化計畫—臺灣民族學藏品資料跨國研究與交流計畫—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館臺灣收藏〉。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報告，未出版。

2012　〈數位典藏與學習之海外推展暨國際合作計畫—子計畫三：臺灣散佚海外博物珍品數位化計畫–臺灣民族學藏品資料跨國研究與交流計畫—美國自然史博物館與密西根大學人類學博物館臺灣收藏〉。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報告，未出版。

原住民族委員會

2021　《臺灣原住民族文物典藏調研及資料庫建置勞務採購案需求說明書》。新北：原住民族委員會，未出版。

許功明

2004　《原住民藝術與博物館展示》。臺北：南天。

陳伯軒

2021　《知識、技藝與身體美學：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析論》。臺北：元華文創。

黃郁倫

2019　〈透過原住民博物館爭取困難遺產的公眾記憶〉。《博物館與文化》17：71-92。

傅君

2017　〈歐洲地區台灣原住民文物典藏狀況調查〉。《南島研究學報》6(2)：191-244。

楊政賢

2016　〈臺灣「國家原住民族博物館」的籌設歷程與當代建構〉。《台灣原住民研究論叢》20：117-144。

張譽騰

1994　《走在博物館的時空裡》。臺北：稻鄉。

潘貞蕙

2022　〈藏在歷史暗處裡的微光—臺灣原住民族文物海外博物館考察側記〉，《原住民族文獻》52：82-85。

  

附錄：歐洲典藏臺灣原住民族文物相關博物館收藏重點與基礎資料分析表

（資料來源：計畫團隊整理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