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政賢

國立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副教授

  

I. 前言

  

  蘭嶼座落於臺灣東南方外海的西太平洋（參見圖1），南方鄰近菲律賓北方的巴丹群島，島上的雅美族（Tao／達悟族¹）長年居住在一個四面環海的環境，是一個典型的海洋生態社會。黑潮（Kuroshio）每年皆固定流經蘭嶼附近海域，帶來諸如飛魚與鬼頭刀等為數可觀的迴游性魚類等海洋資源，Tao族一整年的作息與飛魚汎期有著密切的關係，族人視飛魚為天神恩賜，每年定時自天上之海游至地上之海，來到蘭嶼的附近；因而依照自然的規律，謹守著黑潮帶來的訊息，配合飛魚的季節，發展出這一套以飛魚文化為主軸的歲時曆法，將一年分為teteka（飛魚終了期）、amian（冬）和rayun（飛魚汛期）等三個季節，共十二個月份（夏曼．藍波安 2003：33-62）。長期以來，Tao族人為了因應海洋島嶼生態，發展出獨樹一格的在地文化模式，這些與環境相互依存的地方知識與文化體系，諸如海洋夜曆、招魚祭儀、飛魚文化、水田水渠、家屋建築、造船工藝、新屋及新船落成禮、親從子名命名制度、禁忌文化、禮物交換社會等等，皆是蘭嶼相當重要的文化遺產，充分反映Tao族人特有的海洋島嶼生態智慧與文化機制。

  

圖1　太平洋上的蘭嶼

（圖片來源：楊政賢攝，2020/6/16）

  

  蘭嶼地處海洋熱帶，一年將近十個月是酷暑夏季，為了適應海洋島嶼的工作環境，衣飾的發展自然趨向簡便，傳統服飾十分簡樸。然而，Tao族男性傳統服飾中的「銀盔²」（參見圖2-4）因其材質特殊、造型奇異而經常吸引人們的特別關注。例如，與蘭嶼地緣關係密切的臺東火車站前即有「銀盔」造型的大型公共藝術（參見圖5），可見其作為蘭嶼與臺東表徵物件的地位。因此，許多外來者初見蘭嶼Tao族人「銀盔」，大都會驚艷於它的材質特殊與造型奇異。也因此，外來者經常表現出對「銀盔」客體化與知識化的研究企圖，因而留下了許多「銀盔」的觀察報告與研究紀錄（稻葉直通 1952；鳥居龍藏 2016 [1902]；鮑克蘭 1969）。

  

圖2　頭頂穿戴「銀盔volangat」等傳統服飾之Tao族男子

（圖片來源：鈴木秀夫 1935：108）

  

圖3（上）、圖4（下）　蘭嶼「銀盔」為Tao族男人參加重要祭儀時必備的禮帽

（圖片來源：楊政賢攝，2008/6/15）

  

圖5　矗立於臺東火車站前以蘭嶼「銀盔」為主題之大型公共藝術

（圖片來源：楊政賢攝，2022/9/2）

  

  回顧歷史，臺灣本島部分原住民族曾有將不同材質的外來錢（貨）幣當成飾品配件，將之縫綴於各式服裝、器物或加工製成項鍊與手飾等的發展歷史，例如阿美族的服飾、卑南族的刀與排灣族的巫師箱等（參見圖6）。蘭嶼Tao族人亦有將銀質錢（貨）幣加工製成儀式用「銀盔」禮帽的工藝。因此，當錢（貨）幣進入蘭嶼，島民面對各種不同材質的錢（貨）幣究竟要如何識別與認知，便成為當時的一種學習與考驗？其中，銀質的錢（貨）幣便是Tao族人心之所繫，念茲在茲的最愛，從「銀幣」到「銀盔」，是「錢（幣值屬性）」、還是「貨（材料屬性）」？這當中即蘊藏著蘭嶼Tao族人接觸錢（貨）幣的豐富歷史認知及其價值轉化。

  

圖6　正面鑲崁有兩枚「錢幣」之排灣族巫師箱（德國柏林民族學博物館館藏品）

（圖片來源：楊政賢攝，2022/6/15）

  

  Alfred Gell（1998）曾引藝術與人類學理論的論辯為例，主張文化既非「理性」，亦非「無理性」；文化應視為「非理性」（non-rational）。關於「文化」真正的問題不在理性與否？而是人落身的處境（situation），即「框架」才是問題所在。人存在的所有要件都落身在框架中、在處境下。而落身牽涉到一個重要概念：在地性（locality），也就是把自己的位置嵌進某種處境。人在文化的現場，是全然無關乎理性的；我們應放棄前進發展式（progressive development）的觀點，而改以視框的轉變（frame-switching）來看待人的行為現象與藝術表現。也就是說，人之理解事物並非進步式的理解，而是方式上的改變。所以，我們不用再汲汲營營於幫所有藝術品找出西方美學價值的表現主題（theme）；反之，我們不僅僅要關注「物」的美感經驗感受，更要能掌握該「物」背後所隱含之文化母題（motif）。因為，文化是在社會之中落身實踐，再透過實踐的反身而朝向新的可能性。有鑒於此，本文具體以蘭嶼「銀盔」為研究分析對象，探究Tao族人發現錢（貨）幣的自我口述，他者書寫錢（貨）幣傳入蘭嶼的接觸歷史，以及Tao族人如何將錢（貨）幣物化與異化，讓「銀幣」變「銀盔」，進而從科學認定與文化認知、價格識盲與價值學習的二元角度來理解蘭嶼「銀盔」的前世與今生。

  

II. 蘭嶼Tao族人獲得「銀」的可能來源

  

  有關器物（工藝）主題起源神話的研究分析，主要是探討該民族原初文化的形成與文明發展的開啟，這些器物（工藝）主題往往透露出人類如何利用物質文化來經世濟民的歷史背景，與人類如何開啟文明發展的種種神話認知。綜觀臺灣原住民族起源神話提及的器物（工藝）大都是一些非常核心的生產工具，諸如鐵器、農具、金、銀、漁具、造船、陶器、紡織機等等。

  蘭嶼並不產金、銀、鐵礦，但此三種金屬與Tao族人生活卻有密切關係。從傳說中來看，它們應該是從外地傳入的，而且時間較為晚近（余光弘、董森永 1998：10）。根據漁人部落耆老董森永牧師的田野調查，蘭嶼的「銀幣」與「銀盔」的起源是來自一位紅頭部落名叫Si-Manoyo的人。這則「網撈銀子」的口述歷史，文本情節大致如下：

  

  以前紅頭部落有一個名叫Simanoyo的人，有一天晚上他帶著漁網到海邊撒網……當他到達Jimakangin處海邊突出的礁石上時，他又把網撒向海面，忽然這次網裡有個笨重的東西被網到了……Simanoyo一看原來不是一條大魚，而是一個四方的箱子……就把這個箱子原封不動地扛回家裡。

  回到家時，Simanoyo夫婦就把箱子拆開來，竟然發現裡面裝滿著銀幣，而且包裝得很好。後來，別人漸漸知道Simanoyo夫婦有很多銀幣，就紛紛向他們交換、買賣銀幣。也因此蘭嶼的達悟開始把銀幣加工製作成「銀盔」，達悟族人才開始有「銀帽」的。（同上：11）

  

從上述文本可知，族人提及「銀幣」是在海邊撒網所獲，是海外被漂流至蘭嶼的島外物資。甚至，認為族人因為「銀幣」數量可觀，進而促成了蘭嶼開始發展並流行「銀帽」的工藝文化。換言之，這個口述文本指出「銀幣」來自蘭嶼海外，但「銀帽」工藝則是蘭嶼在地自我衍生的文化創建。

  此外，東清部落的口述歷史曾提及在山上撿柴途中邂逅：「穿著漂亮的禮服和丁字帶，手上帶銀手環，理著達悟的鍋蓋頭」的「地底人」。隨後，在「地底人」熱情邀約下進入了「地底世界」參訪其文明生活。「地底人」還贈送Tao祖先「禮服、丁字帶和銀手環」等美麗的服飾與配件，這對當時仍「下身僅用舟子草遮蔽」的Tao祖先而言，可說是一次非常震撼的文明體驗（余光弘、董森永 1998：25-26）。甚至，「地底人」向Tao祖先大方地說明地底世界的一切文明與文化。其中，有提及擁有「金飾銀帽」者，是「地底人」的精神領袖：「我們地底人中，田地很多、飼養的豬和羊很多、擁有很大的金飾銀帽者，就是我們精神領袖，我們會服從其號令。我們也聽從老人的話，尊敬他們。高大強壯的人我們視之為戰爭領袖」（同上：31）。從上述口述歷史可知，Tao祖先獲贈「銀手環」，以及「銀帽」作為部落精神領袖象徵服飾的理解，皆來自具有高度文明「地底人」的歷史接觸。

  至於「地底人」究竟是誰？浦忠成（2007：198）提及Tao祖先向大山洞裡的「魔鬼」借火的神話文本，他進一步分析文本裡的「魔鬼」：「不似會害人的惡靈，其長相像人一般，所以當『魔鬼』見到人類時，說『跟我們沒啥兩樣』」，還以熱忱的態度接待取火的兩兄弟」。依此推論，大山洞裡的「魔鬼」並非真的鬼靈，而是更早就居住在島上的異邦。關華山（2008：258-259）則引用Arundel Del Re的說法，認為：「雅美族長久與外地隔絕，使他們把『外地人』轉變成『地下人』，由於『地下人』在除前故事裡教導雅美族人各種技藝，似乎代表了文化源頭巴丹島的祖先們」。從上可知，Tao族人雖自認為是遠古時期石生始祖和竹生始祖所創的後代，但包含各種工藝在內的許多文化元素卻是向當時早已居住島上的「他者」（五孔洞鬼靈／地底人）採借學習而來。這個所謂的「他者」很可能係比Tao族更早就寓居在島上，另一個早已嫻熟各種工藝的族群之隱喻。

  相對於上述Tao族人針對「銀幣」與「銀帽」起源的自我論述，鮑克蘭（1969：128）則指出蘭嶼Tao族人是臺灣唯一具有金銀工藝的原住民族群，相傳他們從其南方菲律賓的巴丹島，獲得些許金銀以及製造技術。此外，她亦具體歸納了蘭嶼白銀的可能來源，羅列說明如下：

  

  在和輸入黃金的同一時期內，大約在十六世紀到十七世紀之間，白銀也傳入了。白銀的來源大體有三：

一、在墨西哥鑄造的西班牙銀元。由商船從馬尼拉載往中國沿海，這些船隻常由于颱風或其他原因而觸礁沉沒於蘭嶼及其附近，這是他們早期獲取銀子來源之一。我們也可以在他們的傳說中獲得佐證。

二、中國商人使用銀元向雅美人購買其所飼之豬隻，這是雅美人銀元來源的第二種方式。

三、到了日據時期，流入了較多的日本銀元。這些銀元的傳入，促使他們製作各種款式的裝飾品和銀盔，而其製作銀盔數目隨銀元流入數量增加而增多。

  

從上可知，蘭嶼「銀盔」的材料白銀來源有西班牙商船、中國與日本。隨著這些白銀的大量傳入，Tao族人製作「銀盔」的數目也隨之增多，各種款式的裝飾品和「銀盔」的工藝文化便成為當時的一種流行風潮與文化慣習。

  另一方面，我們若從語言學角度來看，Tao族人稱錢（貨）幣為nizpi，原本的語意是族人用來指稱一些「古老而有價值的東西」，後來錢（貨）幣傳進蘭嶼之後也漸漸被族人認定為有價值的東西，所以，nizpi就被延伸引用來指稱現代的錢（貨）幣，因為就當代的Tao族人而言，錢（貨）幣已儼然是現代而有價值的東西了。此外，Tao族人稱「商店」為pananazangan，原本的語意則是泛指「一處可以交換、買賣東西的地方」之意。因此，從上述語言延伸引用的例子中，我們即可約略看出錢（貨）幣傳入蘭嶼之後被族人接納、認知、轉化與賦權的社會文化變遷跡象。

  

III. 錢（貨）幣傳入蘭嶼的接觸歷史

  

  徵諸歷史，蘭嶼不產銀礦，亦無錢（貨）幣的經濟制度。鮑克蘭（1959：209）曾提及：

  

  蘭嶼這個原始的社會，有其特殊的經濟制度，與我們現行的經濟制度迥不相同。其最大的特色為沒有貨幣，不以貨幣為交易的媒介和價值衡量的標準。若干民族學者曾對原始的經濟制度詳加研究，發現原始民族的經濟行為表面上是經濟的，實則尚含有社會的、宗教的和審美的意義。

  直到最近為止，蘭嶼的雅美人尚不知道使用貨幣。他們獲得一些銀幣，即用來做飾物，或融化之而打做成銀盔。

  

馬凱（1998：158）亦表示蘭嶼Tao族人：「由於主要的經濟活動以共同行動或成果共享的方式進行，因此貨幣體系完全沒有發展的基礎，甚至交易的需求也十分淡薄，既有存在，也採取原始的以物易物方式進行。」從上可知，Tao族人傳統上並沒有所謂錢（貨）幣的創造發明與使用情事。

  回顧「貨幣」系統性傳入蘭嶼的歷史，大致可以追溯至日治時期。舉例來說，日本政府於1918年在蘭嶼設立「交易所」，隸屬臺東縣警察協會，歸駐地警察管理。稻葉直通（1952）曾記載有關蘭嶼「銀」、「貿易所」及「貿易所之影響」的相關報告，摘錄如下：

  

銀：

  彼等與銀之關係，發生在何時？何代？並基於如何之動機？雖不得知，然其愛好之心則極強，因此島不產此類金屬，而彼等又無離此島他渡之能力，故推測彼等獲銀之方法，除得自外來人手外，實別無他途。

  因彼等愛好銀，故等我來此旅行者予以莫大之幫助，對不知貨幣價值之耶美族，如與銀貨，彼等甚為愉快。此不僅銀幣，即貨幣或其他物，亦能與銀發生效力。故能特別役使山胞，倘索取山胞之蕃品，必須多備銀幣，但，祇有銀貨，亦非盡如想像，萬事皆通。因彼等對數及量之觀念，與文明人全不同，譬如以十錢之銀幣，欲購買相同之物品，若給十錢銀幣二枚，雖不反對，但對廿錢銀幣能購買更多之物品，則全不知曉。又如現在所通行之五十錢小型銀幣，或十錢銀幣五枚，均不能公平合理利用。

  但，金比銀之價值高昴，彼等則甚了解。因於此島不易獲得，故極珍視，全島只有一家保有稍長而薄之小片，彼等所能見者惟此，其他則極為罕見。日本銀幣與白銅幣，依其周邊之彫刻而鑑定，如以純銀而製成如白銅之型時，則彼等不甚喜歡，因等對銀，白銅，或其他之金屬判斷，不甚明晰。

  

貿易所：

  與臺灣本島貿易所同，以軟化山胞之野性，保護其安定生活，並使社會之生活向上，獎勵其生產等為目的而生產之機關。隸轄於臺灣廳警察協會，所轄一切事務，駐在官均首當其衝。所交換者，多為蕃產品，與山胞必需品，雖稍了解貨幣之價值，但仍未脫離物物交換之範疇。夜光貝殼，海人草，及其他山胞製作品，為主要之蕃產品。此外，如鐵槓，木綿布，鹽，火柴，鈕釦等，亦為供給品中之極重要者。

  昭和四年度全貿易所向島外輸出之蕃產品，計算其價格，約達四佰八十元以上，如與大正七年開設當時比較，其進步發達之速，實觸目驚人。

  

貿易所之影響：

了解貨幣價值之同時，逐漸承認其價值。

能自由獲得鐵之結果，為刀，農具等創一新紀元。

由於獲得火柴之結果，以前笨式之發火法漸次根絕。

因獲取木綿布，男女均製作新型之服裝，並漸次普遍運用。

因由交換所換來之洋服及舊浴衣，遂有少數人開始著用。

由於獲得歐美種雞，而逐漸驅逐在來種，此島一向不被人重視之夜光貝殼，海人草，頓時提高其價值。島內山胞器物中，凡帶有骨董性，及有學術價值者，多輸出島外，而代此等之泊來品，又大見盛行。

  

上述是日治時期日本學者在當時的所見所聞。此外，鳥居龍藏（2016 [1902]：93） 亦曾生動地描述Tao族人對「銀」的癡愛程度：

  

  他們得到銀就如上述想用來做裝飾品。但他們沒有很容易得到銀的途徑，所以一旦接觸到外國人，馬上就為了得到銀的原料而叫喊perak！perak！然而他們雖然幻想著銀的頭帶、銀的手鐲、銀的耳飾、銀的頭盔等，一生中卻得不到足夠的銀的原料。他們只不過在幻想中存有用銀來做以上諸物的慾望而已。

  他們實在是愛銀之人，他們總是唱如下的歌。

  perak ³！perak！babakush ⁴.

  olong ⁵！olong！magakai ⁶.

  

  相對於上述日本學者的民族誌報告，Tao族人亦有初次接觸「貨幣」、「供銷會」經驗的內部觀點與自我論述。以下是一段由Tao族人描述當時日本政府在蘭嶼設置「供銷會」的日常景況：

  

  日本人統治蘭嶼時，外界的機械製品及新奇事物也跟著引進到蘭嶼。族人前所未見之物供銷會卻可以買到。最初日本人建造的警察派出所內，即包含供銷會的商店：店內展售的貨物有各種漁具、農具、食品、日常用品、布料、五金等等。供銷會的貨品可謂物美價廉，所以達悟人很努力的尋找日本人需要之物，以便出售賺取日本錢幣，再往供銷會購物。

  達悟人可以生產並售予日本人的是木耳、葯草、藤、百合花子等採集物，鰻魚、淡水蝦、鱆魚、夜光貝、海藻、雞蛋等農漁產品及手工藝品也很受歡迎。達悟人較常購買的是火柴、布料、鋤頭、鐮刀、斧頭、鐵片、魚線、魚釣、橡皮、鈕扣等等。供銷會只有一間店面，每逢進化日全島的達悟人都會來排隊購物。銷售人員非常誠實，不賺不義之財，不二價，照定價售物。

  因為有供銷會貨品的刺激，族人很努力地賺錢；他們若是賺到日本銀幣，會將銀圓加工製成銀帽Volangat。日本供銷會使族人有獲得文明產物的管道，大幅提高生活水準。有更好的農具以便開墾土地，農作物才能豐收；獲得更好的漁具，魚獲也會增加；有了斧頭，可以用來伐木以建屋、造船。（余光弘、董森永 1998：128）

  

從上可知，日治時期系統性導入「貨幣」、「供銷會」確實帶給Tao族人莫大的新文化體驗，亦是其對貨幣價值與市場經濟的重要學習歷程。從中，我們可以看出Tao族人開始懂得區分「銅幣」或「銀幣」等不同材質屬性的「貨幣」種類。Tao族人已學會如何在「供銷會」內使用「銅幣（銅質貨幣）」來買賣所需商品物質，這是一種對不同幣值「貨幣」的經濟價格理解。另一方面，當Tao族人賺到了所謂「銀幣（銀質貨幣）」時則特別高興，因為可以進一步將之加工製作「銀盔」，這則是一種對不同材質屬性「貨幣」的文化價值認定。然而，從上述Tao族人「他們若是賺到日本銀幣，會將銀圓加工製成銀帽Volangat」的描述來判斷，Tao族人在日本引入「供銷會」之前，早已具有區辨不同材質「貨幣」種類的能力。換言之，Tao族人在日治之前即已有接觸「銀幣」，並將之打製成「銀盔」的慣習文化。後來，日治時期的「銀幣」，可以藉由「供銷會」的商品買賣得以更加便利地交易與流通，材料供應相對無虞之後，當時的「銀盔」工藝文化亦隨之持續發展與穩定傳承。

  

IV. 從「銀幣」到「銀盔」：Tao族人錢（貨）幣價值的學習與轉化

  

  蘭嶼Tao族人早期的經濟型態是一種自主性的生計經濟，他們依山種植地瓜、芋頭，靠海撈捕魚類、貝類，並豢養一些豬羊雞禽等，這些都只是為了自給自足的實際生活所需，Tao族人一身兼具著生產者與消費者的角色。時至今日，島上禮物交換體系仍相當程度依存於日常的儀式生活之中，這些均是基於「互惠」的人際關係網絡，而不是為了「牟利」的經濟動機，此即蘭嶼傳統島嶼生態本質的一個根本處境。換言之，蘭嶼Tao族人從一個完全沒有錢（貨）幣的生計經濟階段，幾經遞變，逐漸接觸錢（貨）幣此一新興事物與認知體系，這其中的種種轉折與過程一定緊緊扣連著Tao族人對於「價值」的學習與取捨，而圍繞在「貨幣」四周的文化象徵意義也往往會彰顯出文化母體的深層結構。Bloch and Parry（1989: 1）指出：「偌大的文化差異多樣性往往促使貨幣成為一種象徵媒介及其象徵體系，進而在生產、消費、流通與交換上表現出文化形塑的種種意圖」。假如我們開始要去了解錢（貨）幣的文化象徵意義，我們就必須先謹記：「不同的文化之間都會面臨著人類生存上相同的根本問題，因而歷史上的影響，也每每制約著文化並改變了一個當代生存的文化模式」（同上：30）。以蘭嶼為例，Tao族人在隨機海撈拾獲、與西方或中國商船交易，以及日本殖民刻意導入錢（貨）幣之前，蘭嶼一直都是沒有錢（貨）幣，奉行「以物易物」的禮物交換社會模式。後來，族人發展出將「銀幣（銀質貨幣）」打製成「銀盔」的工藝文化，以及認知學習錢（貨）幣價值的交易體系，於是就漸漸習慣使用，甚至依賴錢（貨）幣這個東西了。然而，錢（貨）幣所帶給Tao族人最大的衝擊就在於錢（貨）幣化約了所有的衡量標準，切割了所有的價值這個殘酷事實。一如Bloch and Parry（1989: 13-14）所指出：「對所謂一般目的性的貨幣本質而言，它標準化了可交換性的價值，使得每一項目的交換都有了一個共同的衡量尺度」。凡此種種，我們都可以探見Tao族人面對錢（貨）幣的物化或異化，所進行價格識盲或價值認知的社會適應與文化變遷。

  事實上，錢（貨）幣價值的學習對一個原本就沒有錢（貨）幣實體與概念價值的族群文化母體而言，學習的過程往往充滿著文化掙扎、價值混淆、象徵錯亂甚至造成一些社會的衝突。之後，可能會經由對錢（貨）幣不同「屬性」的逐漸接觸來調適接納錢（貨）幣，這是接觸錢（貨）幣不同經驗所造成的不同認知與運用。甚至，一個原本沒有錢（貨）幣實體與價值概念的族群也可能會積極主動地參與錢（貨）幣價值的學習，追求錢（貨）幣的無限擁有，甚至自我強化了「人與貨幣之間的依賴鎖鍊」（楊政賢 1998：164-165）。

  由於蘭嶼不產銀礦，「銀幣」自島外傳入，且當時蘭嶼並沒有發展出用貨幣進行商品交易的市場機制，族人之間亦無流通貨幣的管道與社會制度等因素。錢（貨）幣是「錢（幣值屬性）」、還是「貨（材料屬性）」？成了Tao族人初次接觸時認知考驗。前述稻葉直通（1952）所記載之「彼等愛好銀，故等我來此旅行者予以莫大之幫助，對不知貨幣價值之耶美族，如與銀貨，彼等甚為愉快」。點出了當初Tao族人之所以會喜歡拿到「銀幣」，原因不在於銀幣之為「錢幣」所代表的幣值金額，Tao族人所喜歡的是「銀幣」本身的「銀質屬性」，因為Tao族人樂於將「銀幣」打薄成的一片片扁平的銀片，再鑲製成蘭嶼特有的「銀盔」。此外，稻葉直通也曾記載「日本銀幣與白銅幣，依其周邊之彫刻而鑑定，如以純銀而製成如白銅之型時，則彼等不甚喜歡，因等對銀、白銅，或其他之金屬判斷，不甚明晰。」從中，我們更可以看出Tao族人對銀質屬性的錢（貨）幣有著特殊的喜好傾向，畢竟，唯有「銀質」物質屬性之錢（貨）幣才是Tao族人習慣去認知與運用的，至於「錢幣」所代表的幣值金額對當時的Tao族人是不具意義的。換言之，這個階段Tao族人接觸錢（貨）幣的經驗主要是依據其物質屬性的認知與運用，也就是一段將銀質屬性「錢幣」打製成「銀盔」的時期（楊政賢 1998：165）。從「銀幣」到「銀盔」，是「錢」？還是「貨」？這當中蘊藏著蘭嶼接觸錢（貨）幣價值的學習與轉化，彷如一個濃縮集體記憶的文化膠囊。

  針對錢（貨）幣傳入蘭嶼之後經濟價格與文化價值的多重意義生成。鮑克蘭（1957：115）提出她的看法：「在日據時代以前，村中較富有的人，稱為panikurin或panichiringen，常做為村中的仲裁人，排解村民間的糾紛。在雅美族中，財富是以所有的田地、豬羊畜物為計算的」。換言之，蘭嶼傳統社會裡並不存在著所謂絕對「有錢（貨幣）」的人，而是存在著相對「富有（財產）」的人。因此，我們若要掌握錢（貨）幣傳入蘭嶼的時代意義，理解他們對於財富的觀念和什麼是他們認為有價值的東西等等，日治時期所開啟Tao族人對錢（貨）幣價值與「市場」經濟的學習歷程、內部觀點及其文化邏輯，恐是我們首當掌握之重要關鍵所在。

  「銀盔」為蘭嶼Tao族男人最重要的禮帽，族人只有在特殊的場合才佩戴，主要有以下幾個使用時機。其一，新船下水禮、新屋落成禮：Tao男人前往船主或屋主時盛裝必戴的重要禮帽。其二，飛魚祭：每逢飛魚季開始之際，男子拿著銀盔在海邊上向海招揮，有邀請魚群祈求豐收之意。其三，掛曬飛魚：Tao人有時亦懸掛銀盔於乾魚架上的魚乾中間，則有尊敬魚類而誘集魚類的巫術宗教上的意涵（劉其偉 1995：291-292）。「銀盔」型制特徵是將輾轉獲得的銀幣打薄成銀片，採用圈繞法，圈間以鋼絲固定而成團錐形的銀帽形制，由六片圓弧形銀片相疊組合而成，並於第三及第四銀片間設計一長方形露出雙眼的開口處，尾端繫有一小結可做為吊掛之用。Tao族人製作金、銀飾物時必須遵守許多禁忌，以免鬼靈侵犯，妨害工作的進行。做成一頂新盔後，要舉行儀式和慶宴，殺豬一隻並把血潑到盔上，如此銀盔才有靈氣（鮑克蘭 1969：128）。傳統上，蘭嶼部落中精通鍛煉金、銀技術的人並不多，大概只有一、兩位而已，委託他人打造飾品的，常需視加工的程度而以豬、羊或銀元等為等質報酬，可說是慎重其事。一如Marshall D. Sahlins（1965: 139）所云：「物資的交易買賣通常對其社會關係的有效維持是隨時而必要的一環，透過社會關係結構的運作，一些物資的流通模式也因而成了該社會的特色之一，甚至也彰顯出其社會地位的相對成規」。因此，「銀幣」的取得與「銀盔」的擁有，儼然成了Tao傳統禮物交換社會維持其社會威望的重要指標之一。換言之，錢（貨）幣是「錢」？還是「貨」？從「銀幣」到「銀盔」過程中的種種文化認知及其價值轉化，在在都說明了「銀盔」在Tao社會中係一種「具有靈力」的「物」。

  

V. 結語

  

  本文具體以蘭嶼「銀盔」為研究分析對象，探究錢（貨）幣傳入蘭嶼的接觸歷史，以及Tao族人如何將錢（貨）幣物化與異化，讓「銀幣」變「銀盔」，進而從科學認定與文化認知、價格識盲與價值認知的二元角度來理解蘭嶼「銀盔」的前世與今生。本文研究發現，蘭嶼「銀盔」的材料白銀來源有西班牙商船、中國與日本等。隨著白銀的大量傳入，「銀盔」的數目也隨之增多，該項工藝便得以成為當時的一種流行風潮與文化慣習。就錢（貨）幣傳入蘭嶼的接觸歷史來看，日治時期系統性導入「貨幣」、「供銷會」確實帶給Tao族人莫大的新文化體驗，亦是其對貨幣價值與市場經濟的重要學習歷程。其中，從「銀幣」到「銀盔」，這個階段反映出族人對錢（貨）幣價值的學習與轉化，也就是一段將銀質屬性「錢幣」打製成「銀盔」的時期。換言之，錢（貨）幣無論是「錢」、還是「貨」？從「銀幣」到「銀盔」過程中的種種歷史認知及其價值轉化，早已造就了蘭嶼「銀盔」成為一種非常具有「靈力」的「物」。

  蔡筱君（2006：105-106）探討蘭嶼傳統手工藝的內涵與特質，認為其中最關鍵的一點理解是從地方產業經濟生活衍生出的實用價值，她指出：「族群著重的個人『勞動』品質，使得手工的技藝本身即被當作是過生活的一部份。在達悟社會群體生活中，每個人都被要求要發展雙手技藝與製作的能力」、「如果個人沒有學習到這些技藝，是會受到別人嘲笑『沒有作為達悟人的樣子』，造成沒有所謂『會做』與『不會做』，只有技術『高』與『低』的區分」。時至今日，蘭嶼島上幾乎已無使用傳統冶銀技術（參見圖7）來製作「銀盔」的族人，取而代之的是以來自臺灣本島鋁、鎳等合金為材料，運用金工機器與技術來仿製類似之現代「銀盔」（參見圖8-9）。傳統冶銀技術製成的「銀盔」之所以會退流行，原因即在於昔時的「銀幣」不再流通於蘭嶼，製作「銀盔」的原料供應中斷。然而，「銀盔」作為Tao族人社會關係網絡一種「具有靈力」的「物」，物與人之間卻依然具有某種程度的社會關係與文化鏈結。因此，雖然無法再造古老的傳統「銀盔」，Tao族人心之所繫，念茲在茲的物人網絡仍在，取而代之的便是逐漸出現的現代仿真「銀盔」。然而，儘管現代「銀盔」外觀極其仿真，亦維繫著Tao族人某種程度的社會網絡，但從「銀幣」到「銀盔」此項傳統工藝的歷史、技術、禁忌與文化邏輯等傳統知識體系，仍有逐漸消逝之虞，若不及時進行系統性技術保存與文化復振，日後恐徒留停格的文物標本身影。

  

圖7　蘭嶼傳統冶銀所使用之陶質鎔銀坩堝（德國萊比錫格拉西民族學博物館館藏品）

（圖片來源：楊政賢攝，2022/5/31）

  

圖8　改用現代鋁合金材料與製造技法製造之仿真「銀盔」

（圖片來源：楊政賢攝，2008/6/15）

  

圖9　古老的傳統「銀盔」與現代的仿真「銀盔」同時出現的於儀式場合一景

（圖片來源：楊政賢攝，2008/6/15）

  

  總之，從「銀幣」到「銀盔」，是「錢」，也是「貨」；是科學認定，也是文化認知；是價格識盲，也是價值學習。或許？這是一段Tao族人對錢（貨）幣價值學習與意義轉化的漫漫旅程，同時也是「銀盔」此一物件所承載蘭嶼Tao族人時代記憶的前世與今生。

  

附註

[1]蘭嶼的原住民目前官方名稱為「雅美族」，但島民自稱為tao（達悟）、tao do pongso，意即「人」、「島上的人」；稱蘭嶼為pongso no tao，亦即「人之島」之意。本文對蘭嶼島民的稱呼將採當地族人「tao」此一口語說法，而文中所引部分文獻為了忠於原著，則將沿用「雅美」的名稱，因此，兩者所指涉者係為同一族群。

[2]蘭嶼銀盔的Tao族語拼音為volangat，係專屬Tao男性特殊的服飾之一。

[3]perak，意指「銀」。

[4]babakush，意指「女人」。

[5]olong，意指「山羊角」。

[6]magakai，意指「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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