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慧

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原民福利科科長

  

  圖1-3的照片，喚起了筆者1980年初就讀桃園縣復興鄉奎輝國民小學，兒時有趣且親身經歷的記憶。當時校長帶著全校師生一起走出校園到部落主街（今桃118公路，習稱羅馬公路）踩街及大掃除。圖1是由高年級同學組成小而美的樂隊（包含大鼓、口風琴、直笛、響板）擔任前導隊伍，稚嫩靦腆的臉龐，展現在校學習現代樂器的榮耀，身高較高的女生走在前排手持：「消除髒亂人人有責」、「紙屑菓皮請丟入圾垃筒」、「環境整潔人人都健康」等，後方同學也昂首闊步，認真、俏皮、大聲呼出標語上的口號，長輩看到孩童在校的表現，同等光榮與喜悅。記憶中類似的標語還有「愛校愛家更愛國」、「沒有國就沒有家」等標語，也經常出現在校園及部落的牆上，提醒著我們要有愛國意識與情操。

  

圖1　桃園縣復興鄉奎輝國小師生踩街及大掃除

（圖片來源：呂淑芬攝，1984/12）

  

圖2　出發前於司令臺前集合及拉起紅布條

（圖片來源：呂淑芬攝，1984/12）

  

圖3　小朋友自校門口到部落主街大掃除

（圖片來源：呂淑芬攝，1984/12）

  

  圖2是出發前在司令臺前集合，同學拉著寫有「十二月是清潔月：清潔大掃除大家一起來」自製的紅布條，校長仍不忘再三叮嚀：「走出校園，同學們一樣要有禮貌、守秩序、愛整潔、勤學習，部落掃街是一項社區服務，體現我們的校規，做到這些，山地人（1994年後稱原住民）的孩子，就會和平地的孩子一樣好」，這些話語，亦是老師平日的諄諄教誨。透過踩街及大掃除，部落族親長輩和孩子同心協力，讓部落更乾淨、更美好。「山地人要迎頭趕上平地人、山上和山下要一樣好」的思維，不斷透過學校教育的力量，帶進部落每一個家庭。

  教育工作者推動正面生活價值都是用心良苦，立意良善，期能培育孩子成為國家的棟樑。而今回望這些場景，不免有些尷尬，配合政策宣導，卻不經意地挾帶了負面評價。山上的孩子從小被教育：「你／妳們不如山下的孩子，所以要努力趕上」，「山地落後、山地人不重衛生」等負面指稱，在教育場域長期被強調，讓孩子不敢面對傳統生活，否定傳統文化，產生一份羞恥感，形成認同的污名，與他族互動時，不敢承認自己是山地人（謝世忠 1987）。

  臺灣原住民經歷不同殖民政權統治，「教育」常被用為鞏固政權及改變被統治者不著痕跡的工具。例如日治時期認為蕃人（原住民）生活落後，設置蕃童教育所，教化原住民，改變其生活方式；到了戰後，統治者也視山地落後、山地同胞民智未開，採行山地平地化同化政策，才能成為現代國家的國民。因此，山地人民生活改進運動，以行政力量達成漢化目的，推行國語、改進衣著、飲食、居住、日常生活、改革風俗習慣等六大目標（郭秀岩 1975）。

  依政策的推展，原住民族教育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45-1962年山地平地化時期，第二個時期為1963-1987年融合同化時期，第三個時期1988年至今為多元文化時期（譚光鼎等 2008）。1984年處於第二個時期，各級學校積極推動融入整體政策，從學校推播到部落。回首過往，「山上落後，山下進步」，山上要和山下一樣好的同化政策，學校卻也蘊涵了歧視及刻板印象。對此，當時部落族人長輩如何回應？筆者深刻的記憶是—「聽老師的話，好好讀書，才會有前途，才有好的生活。」教育屬漢人體系而非原民傳統的教育方式，長輩自然挫折，面對統治者挾著強大的權力，只能無聲，期望透過教育，翻轉孩子的未來，默認主流社會價值的正當性。1980年代後，族人也漸漸熟悉統治者的社會經濟邏輯，積累錢財，將過去的竹屋及土屋，建造成磚房，如圖4-5，目的即是要追趕漢人的生活。

  

圖4　奎輝部落1970年代的竹屋

（圖片來源：李慧慧提供）

  

圖5　奎輝部落1980年代後改建磚房

（圖片來源：呂淑芬攝，1984/12）

  

  事有一體二面，教育是百年大業，潛移默化的過程，不著痕跡的改變一個人、一群人，走向成功，也可能在逆境中失去自我。透過這幾張照片喚起往日懵懂的記憶，勾連過去政府的山地平地化政策，一位已自教育界退休的族人，感嘆的說：「教育是維持政權最好的工具，作育英才，看到孩子進步，引以為傲，如今想來也有傷及孩子的自尊而不自覺。」

  老照片看到部落過去的樣貌，從歷史的場景到今天，部落樣貌也一直在形塑與改變。當年「消除髒亂人人有責、環境整潔人人健康」，亦推動在平地，但「山上的孩子要與平地孩子一樣好」，顯見山地人就是不如平地人的偏見，強化了認同的污名。

  

引用書目

郭秀岩

1975　〈山地行政與山地政策〉。《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40：97-106。

謝世忠

1987　《認同的污名：臺灣原住民的族群變遷》。臺北：自立晚報。

譚光鼎、劉美慧、游美惠

2008　《多元文化教育》。臺北：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