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世忠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兼任教授

  

  

  苗族是東亞大陸歷史悠遠且具聲名的在地群體。近世中國五族共和揭舉之際，凡有被人質疑無法滿足全國多族現狀，最先被提到者，就是苗族的被忽略（參王桐齡 1977）。但是，名氣是一回事，卻往往負面者多。美國密西根大學人類學系終身教授Norma Diamond（1933-2011），在其獲Cultural Anthropology 1988年度論文首獎的 “The Miao and Poison” 該文中，即詳述了故事始末。

  Diamond所研究者，正是赫赫有名的苗疆神秘蠱傳說。所謂蠱，簡單說，就是五大毒物（蝮蛇、蜈蚣、蠍子、蟾蜍、蜘蛛）放進一個器皿內，幾日之後剩下的最強活口。蠱在中國第三世紀東漢時代已經流行於皇門大院內，它的指控均與性氾濫因而嚴重違背禮教有關。那，明明是中國華夏的專屬，怎會扯上苗族？

  漢人移民尤其是軍屯成員的文化恐懼，對Diamond而言，即為蠱之生成的原因。她至少找到11項漢文化成員無法接受的在地女性慣習：1.苗女性自由，離婚再婚頻繁；2.苗女婚後住自己家，直到第一個小孩出生；3.苗女與陌生人交談；4.苗女出外勞動；5.苗女調節糾紛，口才佳；6.苗女不綁小腳；7.苗女行為舉止處處與儒家教條相反；8.苗女公開唱跳；9.苗族雙系平等，男女一起顧家看小孩；10.苗族不用棺木，不拜祖先；11.苗族飼養牲口，放牧多，且全家參與生計。總之，蠱的指控就是社會結構和文化價值觀念的巨大差距所造成。漢族屯田男性回不去原鄉，被迫必須就地成婚，惟淫蕩苗女放蠱傷人，慢慢成了對異端異行之異性的指控（圖1、圖2）。

  

圖1　從南中國遷移至東南亞北部之苗族（Hmong）村落工作中的女子，攝於寮國Luang Prabang。

（圖片來源：謝世忠攝，2011/1/28）

  

圖2　從南中國遷移至東南亞北部之苗族（Hmong）村落的小女孩出面販售工藝品。攝於寮國Luang Prabang。

（圖片來源：謝世忠攝，2011/1/28）

  

  苗女放蠱傳說總是言之鑿鑿，被認定係苗族文化要項，連中國民族學導師凌純聲與芮逸夫在湘西苗族社區田野時（1947），也直接從文獻和鄰坊傳聞，來指認蠱與苗族密不可分。惟經Diamond的細緻分析後，終於替苗族洗了千年之冤。蠱根本不存在，更遑論是屬於苗族文化的一部分了。

  事隔31年後的2019年，南加大東亞語文與人類學系副教授Jenny Chio則對苗族的生存機制，有了另向的解釋。她以再現（representation）與現身（presence）等二個概念，來闡釋當代苗人以群眾方式鞏固自我認同的過程。首先，Chio指出，少數民族在兩會（人大與政協）開會時間，總是盛裝打扮，他們和其他與會者的黑白西裝套裝呈現強烈比差。這是再現自我的樣態之一。此外，國家政府包辦發行的制式版少數民族慶典節目帶，專供觀光客觀看購買，而電視所播出者，也都是這些。此為再現的模樣之二。二類再現均由統治者操弄演出，經由國家攝影機制，即成了苗族身分的總稱。

  然而，族人不會就此停格。貴州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有苗族自製的慶典節目帶，主要為在地苗族人購買觀看。他們在沒有外來介入情況下，自己自由拍攝草根錄影帶或DVD販售，價格超便宜。從節目中，可以看到自我和他村人表演與服裝打扮的異同。而影帶在自家、在小雜貨店門口、在村中某個角落均常常播放，講的全是在地方言。買者和觀看者與現場群眾一起覆誦著與各地苗人的連線。

  苗族的社會性與公共性在此爆發出來。群眾的慶典影帶，成了苗族共享認同的依據。苗族是少數民族，在影帶群眾的當下，大家一起，共同參與有意義的事，同感歡樂。新影視手段鞏固了苗族的現身。群眾是具有情分的凝固體，觀看影帶是苗族產生認同的一種文化生產，深具社會熱度之效。屬於自己的，總歸與屬於國家者，各有分別，前者族人的呼喊熱笑與制式樣板的後者，二不相隸。

  群眾是指在戶外廣場不受拘束之展演，而非室內封閉唯高官是問的場合。廣場上大家一起喝酒跳唱，集合成一大型群眾的苗族形象。此時，苗族的一致性（sameness）愈形重要。聚眾（massing）在此所呈現出之身體政治與族裔公共性，顯然是成功的。

  根本不屬於苗族「文化」的蠱，被如此這般地再現了多個世紀之後，終能於上世紀末被完全解密。在社會主義中國的當下，苗人轉以華麗盛裝出場於京城作為再現模範。惟落實於地方的慶典歌舞，如何轉成為文化代表，統治一方和族人自身則各有盤算，前者試圖進一步再現中國的苗族，後者則苗族戮力自我現身為苗族。各方苗人族眾聚會慶典所展現的群力深意，是一種站出來發聲的行動。苗族於蠱的時代或許只能背負指控。蠱再現了苗，幾乎成為千百年的定論。而今，國家繼續以他途再現，但，相較於在地新影視策略的活潑有力現身，刻板的統治話語和圖像，縱使不是系統性地造假扭曲，卻也顯得蒼白無力。

  

引用書目

王桐齡

1977　《中國民族史》。臺北：華世出版社。

凌純聲、芮逸夫

1947　《湘西苗族調查報告》。李莊：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