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素玫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

  

I.前言

  

  相信許多曾經到訪人類學博物館的觀眾，對於一種像是族群分類形式的古典展示印象不會陌生，這種以族群分類為展示方式的展櫃，或用物件的功能作為分門別類整理的形式，來自於20世紀早期英國牛津大學的Pitt Rivers博物館的影響，然在百年之後，博物館的展示意義與面向公眾的新定位，早已帶來許多展示文化的新的可能。而在臺灣，2021年已經有令人期待的國立臺灣博物館¹全新完工開展的浮生．臺灣的展示，與即將於同一年底完成的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²的常設展更新計畫，而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人類學博物館歷來已經進行多場與不同部落合作的特展，³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也正在此時進行原住民展示的小規模換展。在此文中，我將嘗試論述我們還能夠以什麼樣不同的人類學之中對於再現形式與認識論的芻議，應用在博物館與廣義的原住民文化的展現裡，也讓更多人有機會能接近與更貼近地認識臺灣原住民族的世界。

  本文將探討在人類學的研究概念的發展脈絡下，值得留意的博物館中的文化展示有哪些可能，藉以由此帶出一個討論的問題：臺灣原住民族的文化與博物館展示之間，尚有那些值得期待與可以開啟的不同關係？在此因限於文章篇幅，並不以原住民博物館作為文章論述的焦點，反而會論及現今的文化展示的發展與概念的趨勢以運用在臺灣的相關展示場域作舉例，來論述原住民文化再現的可能性，本文也是希望能透過如此的取徑，提出對於被展示文化與展示場域之間關係的不同參考。以下將先從幾個近期發展的博物館人類學的新典範進行申論，再以在臺灣原住民相關展覽已發展出的，兩類值得注目的原住民文化再現的新的趨勢─線上展與共作展，作為比較與回應本文所提出的，人類學概念於博物館中的實踐，與原住民文化再現於展示之中的新的可能。⁴

  

II.幾個人類學博物館中新型態展示的典範與關鍵概念：從「接觸區」到法國的 Musée de l’Homme 的本體論展示

  

  近來幾項人類學博物館中的原民展示新典範，其重點並不只在回應時代變化的解殖民的重要性，也在於對於藏品物件的意義脈絡如何在執行典藏或展示過程時進行重新的定位，而更重要的，也是在面對與藏品所來的源出社群（source community）之間的互動與解殖民概念的行動實踐，而人類學研究者的客位（etic）論述也能更清楚可見地成為其中並行於展示文化的平行架構，而非如過去於臺前隱而不見卻藏身幕後的樣貌。

  例如臺灣諸多研究者熟知的美國學者James Clifford，在他經常被提及的「博物館作為接觸區（contact zone）」的概念中，便指出博物館應該開放其權力與主導的角色，進到與原住民族、被殖民者和被呈現文化的接觸過程中所需處理的各種狀態，從而重新理解不同文化的再現形式，也接受各種互動過程中的權力挑戰（Clifford 2019[1997]: 229-268）。

  我們也可看到臺灣的博物館，從早期的委製復刻傳統工藝品的方式，到更強調原住民藝術家創作，或者是打造新的展示平臺以呈現文化復振再製品的角度，支持並參與臺灣原住民族的文化復振。此趨勢與上述同一作者Clifford於《復返》中的第六章〈望向多邊〉一文裡所提出的，博物館作為「接觸區」，除了涉及權力的解離與再現文化行動的場域之外，也須留意到傳統的生成與純正的再造的迷思，傳統的再發現與再編織，並非是全新的生成，也涉及一些虛構的身份、後現代的「擬像」（simulacra）、狹義和政治性的「傳統發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的重新組裝（Habsbawm and Roger 1983）。新／舊原民形成（indigenous formation）的分析工具需要有銜接、表演和翻譯的概念，必須要更策略性和組合性地運用（Clifford 2017[2013]: 301-302）。作為展示設計者，我們與我們所邀請展示的原住民文化同樣都生成於當代也立足於當代，我們不能侷限在狹義的傳統定義之中，反而是需留意傳統的不同表述與意義層次，正如同Clifford所提出的傳統的未來性（traditional future），亦即交錯在銜接過去、立足於現在、看向未來的不同意義，這也是在博物館中原住民文化再現的重要特徵。由此定義下，近期許多與博物館進行共作的原住民織布與傳統服飾復振計畫，從泰雅族織布藝術與工藝家尤瑪．達陸到花東地區布農族的織布再製計畫其實都已在如此的發展脈絡下再創造出新的典範與打造出創造意義的空間（方鈞瑋 2008，2020；林志興 2008；何翠萍、尤瑪．達陸編 2019）。

  另外一位博物館人類學研究的重要作者Nicholas Thomas則從解殖民觀點來重新看待物件（decolonizing the objects）的概念切入，以重新打開藏品物件的生命史過程來作為切入點，強調物件從製作到收藏進入博物館，有很長的路徑、文化政治與治理，以及意義的轉譯和具有可再創造出不同展示脈絡意義的空間（Thomas 2016）。在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與排灣族佳平部落和望嘉部落所共同進行的國寶申請的案例裡，展示物的生命史歷程概念，也得以讓我們更認識到藏品之上所蘊含的能動性，以及當代排灣族不同部落社會身處其族群與臺灣之社會文化及政治網絡中的自我定位。例如從郭玉敏的研究中，由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與部落共同提報藏品「阿盧夫岸（望嘉舊社）佳邏夫岸頭目家雙面祖先像石雕柱」登錄「國寶」，以及郭玉敏後續針對源出社群啟動傳統祭儀復振過程的現象觀察及訪談的材料，由此探討在地社群如何回應外在脈絡與整理其內部行動。作者也提出在國家文化治理及去殖民的力量下，原住民社群如何運用地方知識協商物件歸屬並予以重新定義，在此個案中展現出博物館藏品的再脈絡化意義與文化得以再創造，由其重新連結起其為在地社群所用的過程（郭玉敏 2021）。亦即在此類型的發展中，物件本身的能動性與源出社群之間的「接觸區」中，連動與促成了實質社會文化的動態性展現，也再延伸定義了博物館中的物件與博物館所能夠發揮的作用與其意義。

  在許多新的展示概念與人類學博物館的嘗試裡，也是會出現未竟之功與爭議的，例如法國在整併以人類學概念為核心且為民族學重要發源地的人類博物館（Musée de l’Homme），與以政治權力殖民掠奪之物件組合而成的非洲與大洋洲博物館，到成為以全人類藝術與文化展示格局的布利碼頭博物館（Musée du quai Branly）過程中，就有不少辯論與反對聲音。Debary與Roustan在論述其展示的實驗與概念的文中，分析一種將不同民族的儀式祭器與工藝以藝術類型的展示型態，與該博物館自創館以來，即由世界知名的法籍建館建築師Jean Nouvel所提倡的一種沉浸式劇場展示空間，以減少文字的介紹與陳述，強調感官與感受的觀展經驗，結合昏暗的光線與動線設計，製造了觀者渾沌未明的感受，一方面雖看似新奇有趣，但也是頗具爭議性的（Debary and Roustan 2017）。雖然該文中提及也有某些觀眾的回應是頗受到他者文化工藝與信仰的啟發，然問題出在，難道人的主觀不是在這種過於抽象的引導下更顯得突出，而我們進入到博物館只是為了藉物冥想，還是要謙虛地放下主觀並認識他者的文化？

  但於1998年經歷體制整併與被收編風波之後的法國人類博物館（Musée de l’Homme）⁵，也在2015年推出全新的展示空間，其中以「1001種思考世界的方式」為主題的展櫃，選擇的呈現視角不再像早期展示將文化主體視為凝視的對象，反而是一種將人置於其中的展示方式，以邀請參觀者意識到不同的感知世界的方式，而在此，「自然」是經由人類社會和歷史構建出來的。此展示的基礎來自法國法蘭西學院院士與人類學講座教授Philippe Descola的人類學本體論轉向的代表性著作─《超越自然與文化》（Par-delà Nature et Culture）（2005），展示中並置了他理論中所提出的泛靈論（以非洲的Senufo、Bwa、Nuna與Dogon社會呈現神話如何解釋世界表徵的起源及人類與每種元素間保持的關係）、自然主義（西方的風景畫與笛卡爾（René Descartes）以來將「自然」視為可量測結構的機器，而人是認識的主體，「自然」則是被認識的對象）、圖騰主義（澳洲原住民族從人、植物與動物同氏族的連續性，氏族的每個成員都被認為是同一個圖騰的化身）與類比主義（中國的針灸與中醫講究的平衡）。⁶ 更新後的展廳裡也特別安排了一個將博物館內部的檔案及典藏向外開放的研究員工作空間，以這種可供觀看的空間設計搭配公眾工作坊的舉行，作為一種朝向公眾自我揭露知識生成與再現文化生產過程的方式，也是以一種更可見與接近的方式迎向21世紀的新博物館的使命（Bahuchet et al. 2016）。

  另一位美國的歷史作者Steven Conn（2010）在其聳動標題且被高度引用的專書Do Museums Still Need Objects?中，針對在博物館中的物件與知識之間的關係提出挑戰。作者提出兩個關鍵概念，其一為「我們可以運用物件表達出什麼樣的知識？」的質疑，其二為研究主體開始與博物館共作以解決權力不平等，物件的展陳仍然可能還是會流於科技效果與美學化。藉這兩點強調物件值得我們更多的思索：如果要運用物件，那應該要運用它的什麼能力？Conn的研究爬梳了自19世紀開始有博物館展示後，物件與博物館的關係便不斷處在變化中，到了21世紀，我們甚至可能可以想像一種沒有物件的博物館。另一項回應的趨勢則是，在過去的五十年間，博物館的公眾角色產生巨大的改變，從向內聚焦於藏品的擴充、照顧和研究，逐漸轉成為需向外提供大眾更全面的服務，而作者也提出在這兩項趨勢下，策展人的專業顯得更為重要。

  Conn也提出，人類學起源於博物館和物件的蒐集與研究，但人類學知識、人類學物件和博物館之間一直處於尷尬的關係。人類學起初是在自然史範式下從事物件的蒐集和研究，因為這些物件皆是代表著、展示著世界上某一群人，而物件之間的關係由線性演化論的敘事所構成，猶如是人類版本的自然演化史。⁷然而，從人類學理論的發展來看，早在Boas的時代，人類學就已經對線性演化論感到不滿，並試圖與自然史範式拉開距離，Kroeber也曾力圖澄清人類學與遠遊和博物館的本質性關聯，當時的人類學已經開始談論一種非博物館的人類學了，之後人類學的知識生產更是越來越集中在大學機構而遠離博物館，這也使得物件的展示遠跟不上人類學的知識典範的轉變，人類學的研究主體也開始對人類學知識權威提出強烈質疑：包括對民族誌再現的挑戰、對「原始」和「他者性」的客體化的拒絕、對人類學和殖民主義之間關係的批判性探討（Conn 2010: 22- 23）。另一方面Conn也質疑，原住民的現身與物件之間需要更細緻的專業展現手法，並非只是權力的釋出便能解決問題，他以美洲印地安人國家博物館（National Museum of the American Indian）的一個展示為例。在未呈現物件歷史的物件與單純只是並置排列，這起展示幾乎沒有嘗試說出物件的故事，有的只是科技效果和美學化，以抽象的排列形式佈置、讓原民物件與其他物件之間的區分無法被突顯出來。Conn認為，如今的人類學夾在社會與科學的要求之間，科學端要求物件被搜集、保存和研究，社會端則期待人類學處理複雜的政治問題，而物件就這樣被卡在兩者矛盾之間動彈不得（ibid.: 38-40）。

  由上述的三個不同典範的討論與發展來看，當代的展示還有許多有待琢磨與試驗的挑戰，而原住民文化的再現作為高度複雜的專業領域，臺灣的展示環境和場域，各運用何等專業的能力在不斷迎接這些困難？雖然我們也有許多精彩的實作個案可以參考，然在臺灣，一般熟知博物館運作的人都了解，博物館的策展到展覽製作完成的制度性結構，也是一個展示落差非常大的原因。試想研究專精與熟悉主題的館內策展人員在製作過程與設計公司溝通執行困難所耗費的時間與能量，真正執行研究與規劃的人卻不是展覽的研究設計者或是熟悉展示文化的族人，反而是不熟悉主題甚至參展對象的第三方商業模式，與外包商操作下來完成展覽的設計製作，其呈現代表的意義，如何能貼近博物館中的文化再現與實踐？假如這個外包製作的制度性的結構沒有改變的機會，臺灣的博物館展示更新還將有很長的困難要面對。

  接下來我們嘗試從兩個近期在臺灣的原民展示發展裡的現象之中，呈現與解析和上述博物館中文化再現的概念的比較。

  

III.從物的執著到物的轉身：線上展，行不行？實虛轉位之間的可能

  

  從前段有關博物館與物件的不同範式的討論裡，我們可以看到博物館與展出物件和典藏物件之間的緊密關聯，然而晚近的許多發展裡也重新再定位甚至解離物件與博物館展示的關係。線上展示便是其中一個方向，而其又能結合臺灣環境中一個相當大的優勢，在科技技術與穩定的網路普及化之後，線上展覽勢必成為更重要的展示手法與趨勢。2020年的Covid-19疫情，不得不關閉的博物館舍更是加速了全球線上博物館展示的進程與實驗，只是線上展示不能只是以等同於現場展示來看待，否則，一張一張的連線展示平面照片，是否就已經構成所謂的線上展了？這樣做當然是不足的，而且是相當難以貼近觀眾的。需要思考的還包括，線上展獨特的互動模式要如何嵌入變成一種技術媒介？在開拓認識與理解文化的可能性為何？除了一些可能有雄厚資本的公私立大型博物館之外，如何突破線上展的檔案式的平面展示手法，成為看似更不費力氣的穿越時空的展示方式？而即便只是檔案，要如何藉由展示概念與手法動態地呈現其背後豐富的研究與思維的脈絡？

  近期有許多值得留意的關於線上展示與數位媒體的嘗試與研究，例如Alexander Supartono與Alexandra Moschovi兩位作者，研究保存在荷蘭博物館和檔案館中的殖民照片的「社會生命」（Social Life）⁸，探究照片檔案中的生產流通到再現的脈絡，以及當代東南亞藝術家運用對圖像的重新配置、操弄和重新利用的方式，用以質疑圖像於展示的使用、真實價值與其作者和圖像的所有權。該篇文章探討分析印尼日惹舉行的國際性多學科藝術家研討會上，使用來自荷蘭殖民地攝影檔案館的數位化資料的創作，以批判性地研究國家、跨國和某些個人（hi(s)-）故事（stories）及其作為歷史（histories）敘事的方式。東南亞的前殖民地已了解自身的殖民歷史並對其進行再製作。該文章中探討藝術家如何使用數位化媒體，以及如何重新定位殖民檔案館作為一個實體和機構的意義，與其真實的價值和可能潛在的作用。例如其中馬來西亞藝術家Yee I-Lann將不同的歷史時刻和殖民敘事壓縮到同一幅畫中，而印尼攝影家Agan Harahap則將檔案照片重新整理成後，透過社交媒體傳播不太可能出現的方式將之並列。這些通過重新運用殖民地檔案，並以線上推播作品的形式所進行的對東南亞殖民史的重新想像，不僅挑戰了檔案的原創性、真實性與所有權和控制權的概念，而且還「回收」了殖民時期的故事，使其成為推進民主的力量並擴展影響，使舊有的靜態的殖民檔案，轉化成為了具備後殖民意義脈絡下的檔案（Supartono and Moschovi 2020）。

  目前多數的線上展仍因為經費或技術層面的侷限，只能進行基本網站的架構，然觀展者在螢幕前已受到二維空間的限制，再加上頁面引導不足，往往促使觀看經驗未能超越實體展示的感受性與意義，甚至成為僅只為過渡時期的替代方案，在視覺呈現上與線上策展的意義上遠遠不如實體展感受的力道。但線上展的可能性可以延伸得非常遠，試想，只要增加語言翻譯的選項，運用線上展覽可以將臺灣的文化展示介紹到全世界能夠使用網路的國度，也能搭配演講或其他線上推廣影片與線上活動，吸引所有對於臺灣文化展示感興趣的觀眾，或是超越時間與空間限制的存在與發揮影響力，又或是如上述東南亞檔案展一般，使展覽可以進而成為一種真實存在的批判媒介。只是要如何吸引將觸及的群眾？要如何設計互動式動態展示，且須具備跨文化無地點限制都能有所理解？假如我們能夠面對這些問題，便能讓臺灣原住民文化的再現有機會不再侷限於空間的限制，且能藉由線上的網絡讓全世界的觀眾認識，這不是非常吸引人的一種新的可能嗎？

  雖然線上展的技術在臺灣還有很多開拓的空間，然而線上展能夠讓我們突破身體移動的限制與距離，隨時可以接近一些勇於開創新的展示意義的地方，例如近期一檔由北藝大畢業的豆宜臻所進行的策展，「pa’inrowa’翻轉：賽夏青年的迴返」，在其中具有賽夏族背景的青年創作者們的文化追尋也構成後過程的一種行為藝術展示。豆宜臻在實體展結束後繼續進行線上展的檔案上，談及策展的理念，她說pa’inrowa’翻轉一詞也具有校正的意思，她詮釋自己邀請耆老帶領走入自己家族遷移路徑以重新認識自己也認識家族歷史的過程中，是一種不斷在心態上與在行為上推翻的過程，嘗試從行走山徑讓自己的家族歷史重返，與開始把自己的文化找回來自己的身上，如同上述豆宜臻自己所形容的，她的作品疊合了個人與家族的路徑，而且藉由每一次的追尋行動過程產生了個體與集體的記憶重新匯流的可能性（豆宜臻 2020，2021），另一位參展的舞者絲釋民則形容自己，在外面的世界即使已經有了自己的位置，但在不知道如何迴返部落的情況下，他說：就是跟著，跟著父母長輩做一樣的事情，回來不只是身體在空間上的移動，而是你認不認識你跟這塊土地上的人的關係是什麼，⁹年輕的原住民跟著腳步以藝術行動復返，藉由策展、行走山徑、影像、舞蹈、歌謠，疊合了自己祖先與族中長輩所經歷再現的存在時間與空間世界。這場展演呈現了一種後過程的意義實踐，映照了我們所共存的社會時代，也展現出展覽成為展演意義的媒介。在此藝術行動與文化迴返不需要任何跨領域的界線再去縫合什麼意義，反而是能順著參展者的行為與行動的展現而思索的脈絡油然而生，其展覽的作品與展覽演出中，能夠呈現出強而具象的文化歷史脈絡與社會性的思維，也具現了原住民年輕的世代所欲追尋的存在意義。

  

IV.展示中的共作與合作人類學的超越與實踐

  

  近期另一類以合作策展或共作的方式進行原住民文化再現的展覽，可以視為另一種重要的驅力，在促成文化正義與後殖民表述的脈絡下，經常被視為解方，然合作勢必需要有更細緻的操作與思維，發揮的空間才能夠延伸與擴大。

  本文第二節引用的作者Conn從博物館中的物件史的爬梳中，也觀察到共作展做為一個企圖解決人類學物件相關問題的方式，讓非西方群體對於博物館物件擁有更多的掌控，不論是邀請他們進入博物館內成為策展人、策展顧問，或是更極端的文物返還，這裡都預設了與源出社群共享所有權和權威的意義（Conn 2010: 38）。只是難題也仍待解，因為博物館的體制，展覽作為特殊的專業語言形式，以及權威難以瞬間解離的困境，共作必須面對的課題可能遠超出其嘗試正視的問題。另外一方面，共作在臺灣其實已經有很多前例可循，在此領域中，位於臺東南王部落傳統領域之上與史前遺址上的史前館，可以說是超前部署多年的共作場域，因為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與相近性，甚至有許多與部落協作與共作的必要性，然也為博物館與原住民的共作帶來許多新的可能性與未來性的想像。而長期任職於史前館同時也是南王族人的林志興在其博士論文《「中心」博物館與國家角落－臺東史前與沖繩博美的館脈論述》（2012）中，也針對前述提到的Clifford的「中心博物館」和「接觸區」概念進行了深入的比較分析，他也指出了Clifford的觀點的侷限，其對於博物館所在的空間場域之生成過程與人群互動的分析並未著墨。而史前館的豐富歷程，從建館過程到近期許多與不同部落或團體共作的展覽，從館內到戶外展場的建置和不同館員延伸與部落合作的各種嘗試，在從臺灣與原住民部落出發的博物館展示上，已經有許多地方經驗值得推動與更多學術領域的研究者和關注部落共作議題的人來分享。以下將先談及共作展在臺灣發展的脈絡，再進行其他兩類博物館共作形式的案例討論。

  臺灣從2007年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所推動之「大館帶小館」的計畫，以博物館專業加入解決各鄉鎮地方文物館長期閒置的問題，借助公私立博物館的專業能力，開始系列的策展專業協助與合作（林頌恩 2012），而2008年原民會委託輔導團隊北投文物館館長李莎莉舉辦的「97年地方原住民族文化館經營管理實務研習營」，也同時開啟了往後博物館與原住民社群合作的另一個新頁，由此系列開展的臺博館與史前館更是在合作策展的模式之上不斷地進行展示行動的嘗試（李子寧 2011，2015；林頌恩 2012，2015；方鈞瑋 2020；邱建維、林頌恩 2020）。另外史前館史前家屋的計畫執行裡，和資深建築師團隊與設計者的跨領域協商共作，也將南島建築跨歷史時間性地引入再現於博物館今日的新的展示模式之中（黃郁倫 2021）（圖1）。而同為史前館的林佳靜執行的卑南遺址公園之卑南家屋計畫與小米田種作計畫，與南王部落、下賓朗部落等進行家屋建築與小米田的合作種作，也早已超出博物館展示的限制，從知識再現及傳承的方式與部落共作與再創造出許多新的議題與場域了（圖2、圖3）。¹⁰

  

圖1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卑南遺址公園史前家屋

（圖片來源：羅素玫攝，2021/10/15）

  

圖2　小米田除草─卑南族南王部落婦女與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卑南遺址公園共作的小米田

（圖片來源：林佳靜提供）

  

圖3　卑南族南王部落婦女代表與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代表一同準備小米入倉事宜

（圖片來源：林佳靜提供）

  

  另一方面，博物館可以作為一個重要的知識中介場域，不論是對一般觀眾或是參與展示而引發展示行動的人，例如藝術家，其實踐與藝術也可以作為知識再現重要的中介，以下我們將舉例認識另一種可以向我們開展出與原住民參展者和時代共作的新模式。藝術家王秀茹（2021）在花蓮阿美族的港口部落cepo'藝術中心與屏東的斜坡上的藝術村以近身陪伴孩子和老人家所共創的作品，包括繪製生活地景中的元素如海洋中的魚，或是因莫拉克風災回不去的家園，最終再產生出由藝術家拼組再製而成的地圖。在此藝術作為一種中介，但並非是最終的目標，從陪伴且相互認識與頻繁的互動之後，相處的默契與信任才是孩子與老人們成為素人創作者的基礎，他們也畫出或縫製出精彩的生活作品，可以變成Line貼圖的設計與部落夏天最尋常的風景之一─例如用黑網繡出的海洋世界。王秀茹在受訪的時候說，可能老人家因身體的限制已經回不去因風災毀損的舊社，當她在給老人家看她回舊社拍攝的一棟棟家屋照片之時，老人家的興奮與回不了家的感慨讓她當下決定：我想要帶老人家回去。在這個藝術與再現的中介形式裡，那個因為莫拉克風災損毀已經回不去的家，在藝術家拍攝的舊家照片與口述接合的同時，行動的可能與再現的媒介也產生了新的意義的複合，共作的意義也因此油然而生，而展示，也成為行動必要的一部分，因為經由述說與繪製，再現成為連結今日與昨日的意義，也讓參與者有了迎向未來的想像（圖4、圖5）。¹¹

  

圖4　藝術作為文化再現的中介，王秀茹與港口部落老人家共作之地圖。

（圖片來源：王秀茹提供）

  

圖5　王秀茹與阿美族港口部落孩子的共作

（圖片來源：王秀茹提供）

  

  另外，長期參與撒烏瓦知部落行動研究（盧建銘 2015）與臺灣南島植物島內移民議題的盧建銘，近期於高雄市立美術館「泛．南．島藝術祭」南島展示園區進行的「南島原生與復甦行動」，透過重植與替換南島植物進入園區，以逐步移除有害的入侵種如銀合歡等樹種，既是在營造一種南島植物地景，也是在呈現另一種我們與臺灣原住民族知識近身接觸的可能性。他的行動展演既是原住民族植物進駐與改造都市環境行動的一部分，也是他將過去在撒烏瓦知部落與其他臺灣原住民部落認識與共作的傳統生態知識，落實到面向他者的知識再現的過程，包括整理為教育課程與落實實踐的方案延續再生。在此行動創造了具體的感知空間，也成為現在與未來高美館原住民藝術家可以再創造其作品與生活的絕佳場域（盧建銘 2021）。

  

V.跋：我們還能再期待博物館中與原住民文化展示關係的突破嗎？

  

  在臺灣關於原住民文化的博物館展覽中，我們是否還可以再期待什麼樣的展示關係的突破嗎？我認為是肯定的，就如同在前述爬梳博物館人類學不同典範的轉移與嘗試裡，或者是第III節與第IV節所談的線上展與共作展中，長久糾纏人類學與民族學展示的物的偏執與知識內涵再現的方式，已經有了非常重要的突破與新的行動方案與實踐，雖然人類學博物館中的展示，是一個多面相且複雜的知識再現與美學的專業實踐。然而隧道前有光，臺灣的諸多博物館或美術館中腳踏實地的專業展示人員已在前線使盡力氣。在此，也期許文化部門與博物館界的主事者與經營者能夠給予他們更多的支持和空間，也多方海納不同的原住民文化展示的行動方案，臺灣的原住民文化展示領域必將開啟出臺灣能夠面向世界宣告原住民文化再現成功經驗的新場域。

  

附註

[1]後面將簡稱為臺博館。

[2]後面將簡稱為史前館。

[3]例如2014年的「我們．噶瑪蘭Aida Kavalan」特展，即由胡家瑜與潘朝成及花蓮縣噶瑪蘭族發展協會合作。2016年由我執行策展的「Kamaro’an i ‘Atolan：阿美族都蘭部落的土地故事與生命敘事」特展，也是以研究者連結原住民部落合作聯展的方式進行共作（羅素玫 2018）。

[4]本文的完成要感謝許多人的協助，謝謝《原住民族文獻》總編輯與團隊的鼎力幫忙，於稿件催生之時的各種作為，也謝謝兩位研究生助理虞開元與楊曉珞，提供比校稿還要多的建議與支持。兩位受訪者林佳靜與王秀茹，策展概念啟發的盧建銘、黃郁倫，謝謝你們在諸多不同領域觀點的分享。最後也謝謝兩位匿名審稿人的寶貴意見。

[5]法國人類博物館在1880年成立，沿襲自然史博物館對於地理大發現與自然史式的界定，以及法國本身早期民族學發展的脈絡，而在1928年由當時博物館與人類學會主席Paul Rivet與人類學者Georges-Henri Rivière合作，他重新定位博物館學，也培養了來自民族學研究所的學生，該所為1925年由Marcel Mauss與Lévy-Bruhl在索邦大學創建的代表性學校。在人類博物館被收編的風波裡，也因為此博物館與法國民族學的起源具有歷史性意義與關係，更加使得在1998年由法國總統Jacques Chirac定案的布利碼頭博物館整併案受到更大的質疑與反彈。

[6]可參考網址：http://journals.openedition.org/ethnoecologie/docannexe/image/2600/img-1.jpg。

[7]這裡我們也可再補充說明，美國與法國的人類博物館均有自然史博物館分支的歷史生產脈絡，更遑論20世紀初期人類學對於他者文化與西方文明史的演化論觀點，與博物館中文化展示的目標不謀而合，然此類型之博物館展示預設的文化與文明分類的標準，至今仍常見於博物館展示的基本範式之中。

[8]來自Arjun Appadurai於1986的重要物質文化理論，社會生命物（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的概念。此概念在於從比較與文化過程（cultural process）研究的方法論，來探討物品交換的特徵與其社會文化意義，這意味著嘗試探索作為物件從生產到交換、分配及其消費的整個歷程的可能意義，也嘗試打破從馬克思主義觀點將商品的生產作為主宰社會關係的異化觀點的限制，以此再重新理解物所具備的不同的脈絡連結的意義（Appadurai 1986: 11-13）。

[9]https://painrowa.com/saysiyat-lobih-%e8%b3%bd%e5%a4%8f%ef%bc%8e%e8%bf%b4%e8%bf%94/ 引自「pa’inrowa’翻轉：賽夏青年的迴返」網頁影片訪問1:40-1:48之間。

[10]感謝林佳靜接受訪問並介紹詳細的家屋計畫內容，文章另外參考幾篇她個人文章與報導記錄，也感謝她提供精彩的照片。照片授權金將捐給南王部落婦女會。

[11]2021年10月8日，王秀茹訪談資料。感謝王秀茹接受訪談並提供照片，照片授權金將由藝術家捐給港口部落cepo'藝術中心。

  

引用書目

王秀茹

2021　「本草城市新竹：以淺山海作為一種方法」參展作品，港口部落地圖與禮納里部落地圖。美術館線上看，https://my.matterport.com/show/?lang=en%E2%80%8B&m=7nymzrouSUa，2021年10月9日上線。

方鈞瑋

2008　〈重現祖先的盛裝：記史前館泰雅族傳統服飾及相關器物重製蒐藏計畫〉。刊於《重現泰雅》。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編，頁12-19。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20　〈日常生活、文化資產與地方發展：以「台東縱谷文化生活圈整合計畫─縱谷山海關」為例〉。《東台灣研究》27：67-92。

李子寧

2011　〈再訪．「接觸地帶」─記奇美原住民文物館與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奇美文物回奇美」特展〉。《臺灣博物季刊》30(2)：4-13。

2015　「策展與文化賦權：當代博物館與原住民社群的合作模式」，「春之當代夜：《觀點策展》系列講座」，台北當代藝術館，2015年5月1日。http://springfoundation.org.tw/wp-content/uploads/2015/04/0501-策展與文化賦權_李子寧，2021年10月9日上線。

豆宜臻

2020　「珍珠、芒草、工具箱：三個家族記憶」展覽。臺北伊通公園，2020年4月11日-5月10日。

2021　「lohizaw越山：重返賽夏遷移路徑」。2021年9月27日-10月31日線上展覽，https://painrowa.com/lohizaw-%e8%b6%8a%e5%b1%b1/，2021年10月7日上線。

何翠萍、尤瑪．達陸編

2019　《共作：記「她方的記憶」泰雅老物件的部落展示》。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林志興

2008　〈兩條軸線的交會：部落與博物館的合作〉。刊於《重現泰雅》。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編，頁7-11。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2012　《「中心」博物館與國家角落─臺東史前與沖繩博美的館脈論述》。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林頌恩

2012　〈召喚、穿透、協商、共生─從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的發展探討文物館與部落的結合〉。《博物館學季刊》26(4)：41-64。

2015　〈根源與路徑：從來義鄉原住民文物館手紋特展探討生產地方性〉。《南島研究》6(1)：1-24。

邱健維、林頌恩編

2020　《練習，一起走一段：博物館與地方的N種可能》。臺東：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

郭玉敏

2021　〈物、靈與遺產建構：從排灣望嘉雙面祖先像石雕柱談起〉。《博物館與文化》21：81-110。

黃郁倫

2021　「從遺址到遺址博物館─真實，想像與知識詮釋的展示三合一」。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109-2策展與博物館的民族誌分析課程演講」，2021年3月24日。

盧建銘

2015　〈採集與微型生態菜園的沃土經濟〉。《臺灣社會研究季刊》98：259-287。

2021　「高雄市立美術館南島地景計畫」。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109-2策展與博物館的民族誌分析課程演講」，2021年3月16日。

羅素玫

2018　〈參與式策展的人類學實踐：「Kamaro'an i 'Atolan─阿美族都蘭部落的土地故事與生命敘事」特展的謀合與試煉〉。《東台灣研究》25：43-80。

Appadurai, Arjun

1986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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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fford, James

2017[2013]《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民》（Returns: Becoming Indigenou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林徐達、梁永安譯。苗栗：桂冠。

2019[1997]《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Routes: Travel and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Kolas Yotaka譯。苗栗：桂冠。

Conn, Steven

2010　Do Museums Still Need Objects?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Debary, Octave, and Mélanie Roustan

2017　A Journey to the Musée du Quai Branly: The Anthropology of a Visit. Museum Anthropology 40(1): 4-17.

Descola, Philip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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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Contesting Colonial (hi)stories: (Post)colonial Imaginings of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51(3): 343-371.

Thomas, Nicolas

2016　The Return of Curiosity: What Museums are Good For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Reaktion Books L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