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廷毓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美術學系藝術批判與實踐研究博士班研究生

  

  溪河是進入「內山」的通道，寬敞的河床、河階與沖積谷地，視線良好時可以直望「內山」的魅景。層層的山嶺則會形成視覺的阻隔，地理空間的遮蔽也造成人群活動的不安。不可見的環境被漢人與歷代外族認為是無法掌握的凶險之處，也是讓早期來到臺灣的漢人恐懼山區的原因之一。相反的，河谷則是通往山區的徑路，少了視線的屏蔽，增添了不少景深。所見之處便是雙腳可及之地，多數的漢人因而沿河上溯亦沿河墾殖。

  1871年，漢籍攝影師賴阿芳從淡水港上岸，此時距離1858年的開港通商已經有十餘年。隨著西方列強對於臺灣山林自然資源的覬覦，以及樟腦在國際經濟市場的需求大增。很多來到臺灣的外商，也私自進入「番界」向附近的漢人高價收購樟腦。而樟腦的利益，也驅使不少漢人暗地裡往山區盜採，加劇了長久以來的原漢族群衝突。另一方面，清帝國面臨西方列強日益積極的態度，亦決定採取「開山撫番」的策略，向外界宣稱帝國版圖的統治合法性。

  峽谷引誘著外來者的窺看─兩山的交集之處、V字型峽谷的縫隙，牽引著前進的視線與動身探查的體感。賴阿芳在1875年拍攝的〈集集峽谷〉（圖1）便顯露一種「深入島嶼凶險心臟地帶」的冒險心態。作為一位當時少見的漢人旅行者，以及19世紀才來到臺灣的漢人攝影師，非常不同於1700年之後就來到臺灣的漢人開墾者。相較於當時大多數居住臺灣、以及在帝國前緣以肉身和武力和原住民對抗的漢人。這位少數的漢人攝影者隱匿在攝影機背後，掌握了影像的生產技術與更多的敘事能力。但相似之處在於，漢人在肥沃的山區進行盜墾，而賴阿芳也前進山區攝獵（shooting）。

  

圖1　〈集集峽谷〉

（圖片來源：賴阿芳攝，1875，國家攝影文化中心典藏）

  

  南投集集的邵族語為Shiwushiwu，此處曾是族人的傳統獵場。1750年時，此地已是原漢交界之處，1783年之後則成為漢人進入內山的交通孔道。1870年代之後進一步成為山區開採樟腦的集散地。峽谷橋接著上游與下游的水道，向內／外敞開，也嫁接山稜的兩端，以中斷山脈走勢來擴展地形的複雜性。但早期的峽谷攝影總有一種觀看的方向性—由下游往上游看、外處往內裡看、由平地往山嶺看。

  層層的山嶺被溪河折入不可見的背面。清代的漢人早已將「生番」與「山」的凶險聯繫在一起。鄧津華（Emma Jinhua Teng）甚至指出當時的書寫會以「險」、「阻」、「重」等語彙來形容無法渡越、易守難攻和危險等地域性質相連結。而在早期攝影中，由下自上的視向，往往是入侵者的視角。當外族從下游寬敞的河道上溯，往往會隨著河道越來越窄，兩側越來越陡峭，而讓原來的路徑反轉成一道界線。當狹窄的河道已經沒有雙腳的容身之處，人們於是止步於峽谷之前。日籍報社記者尾崎秀真的〈四重溪の石門〉（圖2）拍攝於戰役發生的55年後。屏東牡丹的石門峽，排灣語為Macacukes（相互支撐之意），漢人則稱為石門。唯有從兩山之間的隘口才能進入當時的牡丹社。1874年爆發的牡丹社事件中，排灣族人曾據守峽谷天險以槍彈、岩塊抵禦日軍的攻勢。另一個例子是勝山吉作拍攝的〈霧社人止關〉（圖3），該峽谷的賽德克語為Rbeyuk（峽谷之意），此地是清代漢人開發止步之處，也是埔里通往霧社的必經之地，亦是1902年賽德克族人在兩側峭壁倚仗著天險，使日本守備隊被族人殲滅、擊退之處。

  

圖2　〈四重溪の石門〉

（圖片來源：尾崎秀真攝，1929，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

  

圖3　〈霧社人止關〉

（圖片來源：勝山吉作攝，1930，中央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典藏）

  

  峽谷是直抵部落山林的近路，也是通向死亡的路口。兩山夾峙之處，牽涉到原住民族領域的地界，對想要入侵的外族形成一種地形的阻隔。溪流切穿山脈而形成峽谷，因為族群分佈的地理位置，進而產生內／外之分、他／我之界，最終讓地形內建了死亡的條件。另一方面，無論是漢人攝影師賴阿芳拍下那張無人的集集峽谷、日本人尾崎秀真所攝的石門，或是勝山吉作攝作的人止關，除了指向一種深層的死亡性，背後皆存在著原住民棲居於深處的「潛像」，以及外族在地理界線上的目光方向性、侵略性與窺視慾望，反映出一種影像的地理屏障與他者目光游移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