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柳書琴

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

  

I.前言

  

  人類生活的本質，交唱著定居與遷離。從原鄉移居他鄉，他鄉日久變故鄉，有時離散異化，有時又衣錦還鄉。原住民族的遷徙，除了自主遷徙，還經歷了全球化下的治理遷徙，以迄當代的城鄉洄游。各族群以自身文化形塑地方特性，也接受他者的文化浸染，從中形塑差異的主體自覺，甚至跨城鄉的浮游群落。

  然而，應視為臺灣重要文化資產的原住民族文化，也渡過一段黯淡時期。謝世忠教授提到臺灣原住民族由荷西時期以前的「臺灣唯一的主人」，經歷荷西治臺仍是「臺灣大部分的主人」，清、日治理時期已是「臺灣少部分的主人」，而霧社事件後至國府遷臺階段，厲行同化政策，原住民族終於「完全失去主人地位」（謝世忠 2017[1987]：19）。因此梳理臺灣原住民族於接受他者文化浸染後如何自覺其主體與文化，則為原住民族研究重要的一環。而本文研究對象，正是通過「都市新鄉」之文化磋商，從而發現「舊鄉新家」意義的一個案例。

  都市新鄉的跨文化接觸，原鄉我族的「家文化」素養，對移動主體的作用為何？從家族多個世代觀察，能有何種發現？本文以女性耆老的生命史敘事為路徑，分析文化部認定的排灣族傳統刺繡工藝保存者（人間國寶）─陳利友妹女士的訪談記錄，將她描述的多個世代定居於太麻里的家族納入觀察，藉此分析這個六代之內偏向原鄉定居的家族，都市新鄉 vs 舊鄉新家，具有何種意義？

  現年79歲的陳利友妹（Lavaus Aluguyan，1943-）的城鄉游移，不只是個別主體的經驗，也隱含她對父系母系六代人遷移定居經驗的體悟。筆者曾於2019年7月至2020年5月期間，對陳女士進行工藝家生命史訪談，部分成果發表於《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劉柳書琴 2021：53-136）。根據陳利友妹的口述，她的母系、父系，都有祖先來自海上或從山上搬下的傳說。單就傳述內容清楚的外祖父、外曾祖父以降，定居於太麻里也已有一百年以上。六代中的第二代開始出現都市生活者，地點包括臺北市、臺東市、高雄市，移動原因有兵役徵召、師範求學、依親、技術研習、長短期就業；時間長度從數個月、數年、到23年不等。陳利友妹屬於其口述世代中的第四代，其本人多樣的移動經歷、23年的雙鄉生活，最後選擇返鄉新生等特性，是了解一個在地家族如何游移城鄉的良好案例。

  長程脈絡的參照，是這位歷練豐富的耆老生命史提供的優勢。我們看見，陳女士的家族雖有足夠的都市經驗，但若以百年為維度，卻不是向都市急進的家族。她的家庭／家族有更長的時間居住在原鄉，但這並不意味「不離開」，是使其能在部落樂業安居的原因。我們發現，恰恰是游移於「部落老家」和「都市新窩」的經驗，使他們找到浮游家庭的能動性，以及家鄉與都市連結的更多形式。簡單說，地理之外的「都市」，空間之外的「老家」，對陳利友妹而言是一體性的存在，那是十字繡，是女性說話、符號美學和集體記憶。

  

II.困頓的歸鄉人與母親那句話

  

  陳利友妹為排灣族巴卡羅群人，母系為太麻里加拉班（Qaljapan）頭目家族，父系是利里武（Lilevu）貴族家族（圖1）。

  

圖1　陳女士於2019年在「陳媽媽工作室」留影

（圖片來源：陳利友妹提供，2019/7/21）

  

  她的生涯可分五階段：第一階段，童年時期。五、六歲開始跟在母親身邊觀摩刺繡，十歲已能縫補、繡花樣。第二階段，少女學藝時期。十三歲大王國小畢業後，參加農業換工團、鄉公所工友，十六歲（1958年）第一次離鄉，到臺東市區參加裁縫研習班，結訓時被講師雇用到高雄當學徒一年，之後返鄉在太麻里「周春花洋裁店」當助手兩年半。十九歲出嫁，一年後長子出生，辭去裁縫工作，專心家務。第三階段，「臺東─高雄人」時期。1963年起配合丈夫從事的長途大貨車司機工作，第二次離鄉，攜兒帶女在太麻里和臺東市、太麻里和高雄市之間來回浮居。1974年起，定居高雄十二年，在加工出口區工廠擔任兩、三年裁縫員，之後轉作家庭代工五、六年。第四階段，返鄉新生之中年創業期。1982年，陳夫因中風退休，在高雄治療，1986年全家搬回大王村，陳女士開設小雜貨店，兼做洋裁和刺繡商品，擔起家計。第五階段，刺繡工藝獲獎、「陳媽媽工作室」闖出名號的時期。1991年，陳女士的刺繡作品受到注意，受邀在老爺酒店等地寄賣，因而成立「陳媽媽工作室」。千禧年前夕，觀光客開始湧入臺東，她自創的手工繡畫、文創商品備受青睞，大幅排灣繡畫獲得多項工藝獎項，之後20多年專注刺繡教學及工藝商品設計，至今工作不輟。

  陳利友妹從1950年之童年習得十字繡至今，實務經驗超過一甲子，2019年獲頒臺東縣首座文化資產─傳統工藝類登錄證書，2021年9月25日接受文化部「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授證典禮。陳女士是臺東縣第一位同時獲得兩項榮譽者，也是被學者倚重的田野訪談報導人，例如：野林厚志〈原住民族と漢族との関係性の中にある物質文化—パイワン族社会における2つの創作物のもつ社会的意義〉（2010）、林建成〈Panapanayan發祥地南北部落（太麻里、知本）傳統觀念與藝術表現之研究〉（2012）、郭伯佾〈排灣族工藝作品中的神話元素之運用─以日生創世之太陽、陶壺、百步蛇為例〉（2017）等，都可見其意見提供，學界早已關注到她的文化傳承能力。

  陳利友妹的刺繡工藝，在縫紉機尚未進入部落前習得，使她較完整地繼承日治末期的刺繡手藝與構思慣習，還有傳承頭目、貴族家庭的紋樣。1950年代中期，在臺東市洋裁研習班和高雄市洋裁店的學徒訓練，使她17歲時成為太麻里第一位排灣族洋裁師。然而，少女友妹的洋裁師生涯，只有短短三年多。1963年到1986年的23年間，她和丈夫為照顧老家養育子女，奔逐營生，成為所謂的「臺東─高雄人」。所幸後來她在高雄加工出口區重續了裁縫工作，生產線上的鍛練，雜揉了「西漂族」的汗水、一家人相守的堅持，也為她中年失意返鄉時，累積了足夠的技術資本。如今她不僅是洞察人情的溫暖耆老，更是有著薪傳級手藝的「國寶藝師」。

  陳藝師數十年來，以家庭為本，照應數代家人，卻無礙其志趣伸展。她簡樸自持，以針線密縫，繡出排灣女性從撐持家庭、自我實踐、到傳承部落工藝的虹線。她的人生包含居鄉、離鄉、返鄉三個階段。往返城鄉的歲月，超過四分之一的人生。無論是新婚期的小倆口背起娃娃和奶瓶，隨著工地和鐵皮屋，漂浪在臺9線沿途，陸續再添上三個兒女；或者，而立之年的夫婦倆，商議為給孩子穩定教育，設法錨居麗都高雄一角。變調，就是他們家庭的日常。

  1960年代中期，全臺經濟起飛，建築土木業蓬勃，高雄市設置前鎮、楠梓兩個加工區，四面八方的原住民湧入，投入各項公共建設（李重志 2016：156）。1960年代末期，山地原住民持續下山，在加工出口區內的工廠參與製造業，或投入都會基層服務業（戴寶村 2011：12）。從臺東市被介紹到高雄市闖蕩的這對夫妻，也在1970年代初期不斷擴張的公共建設工地，以及加工區成衣廠，找到源源不絕的工作。

  陳利友妹的丈夫陳乃生，是一個苦幹而信實的人，1963年開始他在臺東市新西北汽車貨運公司的五、六年表現優異，1960年後期受到高雄大公司延攬。到高雄市的元寶貨櫃倉儲汽車運輸公司以後，負責載運工程用鋼筋、水泥、砂石等原料，也駕駛過油罐車，跑遍全臺。當時公司裡只有陳乃生和一名鹿野鄉瑞源村的阿美族同事是原住民，其他都是外省人。

  陳利友妹是經年南北奔波的丈夫的後盾。起初為照應老人小孩在臺東、高雄間兩邊跑，1974年為子女就學考量全家定居高雄後，每天擔起家庭大小事不說，還朝八晚五和數不清的工人踩著自行車流向加工廠。那是一間小型的私人成衣廠，裁縫員30多位，福佬人最多，也有客家人。一條生產線由5個人組成，後端是品管幹部。二十出頭的友妹，最初負責車縫領口、袖口與褲管。當時會裁縫的原住民女性還不多，工廠裡只有她。因為語言隔閡，只在午間用餐同事才會招呼一句「來食飯！」午休時間，她亦無午睡，只靜靜獨坐一旁，聽人閒談。她知道她們會在背地裡稱她為「番仔」，但她的工作速度比誰都快，就連領班也很驚訝。因為表現稱職，她一做就是幾年，任務也重要起來。

  家，像是一艘小船。她與老公停泊在小港區的平和路，一個10坪多的租屋。雖是那時國內城鄉遷移潮（chain migration）（Reynolds 2004: 20）中的滄海一粟，卻是較早從太麻里走向都市的家庭。一些村民暗暗羨慕著她。

  平和路散發古舊氣，卻是生氣蓬勃的小街區。在那裡不期而遇一群活潑愛笑的阿美族太太，很照顧她這位「新來的」。她們的老公早在1950、1960年代就從鼓山的哈瑪星出去跑遠洋，她們跟著從臺東或花蓮出來打拼，獨力照顧家小，同時在前鎮、楠梓、小港的加工區找到安定的工作（林金泡 2001：207-240）。這些從原鄉呼朋引伴前來、資深的「臺東─高雄人」，都是高雄市都市原住民的前輩。堅強樂觀的阿美族太太們，是陳家出門在外最可靠的朋友。

  在更多「新來的人」聚集以後，友妹也開始手心向下扶持她人，變成後輩口中的「陳大姊」。當然平和路住戶，主要是福佬人。相對於在工廠裡講效率而緊繃著臉的同事，平和路的福佬鄰居有人情味許多。在高雄的幾十年，友妹最大的收穫，就是學會了參加互助會和理財。一位善良的福佬人歐巴桑，教她怎樣分配家用、記帳、標會，讓她漸漸積攢所得。

  1974年至1979年間，政府推動十大建設，提出「產業升級」口號，這一系列的國家級基礎建設，使得元寶貨櫃倉儲公司飛躍成長，資深司機陳乃生也開始擔負更多長程運輸。他最常奔波的是基隆港、臺中港、花蓮港、林園工業區，以及臺北、桃園、新竹、臺中等大型工地。

  1980年代初期家運最好的時候，陳乃生月薪八千多，友妹的工廠是按件計酬，多則六千，少則三千，扣掉房租二、三千，再扣去會錢、膳食、學費、雜費、醫藥費，還能寄錢回老家。當時陳利友妹還沒有信基督教，工廠周日的例休，她也拿去為工廠做清潔工。只有過年、寒暑假和豐年祭，才買大包小包禮物，拖兒帶女回老家。兩夫妻有幹不完的活，天賜的颱風假，和阿美族同事、鄰居聚餐談笑，就算難得的幸福了。就這樣，夫妻倆流利了出外應接必備的福佬語，也咬牙買進了一間小公寓。

  陳乃生終年跑南闖北，在異鄉打拼的第19年，終於積勞成疾，中風倒下，且視力嚴重受損。為了讓先生得到最好的醫療照顧，友妹辭去工廠，改做家庭車縫及其他代工，就讀小學、國中的孩子們也在課後投入，開始了「客廳即工廠」的陳家新一章。這樣風雨同舟快四年，直到母親從太麻里捎來那句話，夫婦倆才決心停下在都市的慘澹經營：

  

我們在高雄撐了三、四年，最後真的一無所有了。我看著一群小孩不知所措。幸好媽媽的一句話讓我堅強，她叫我回家做本業。她說：「回家鄉做衣服、繡東西才有飯吃，在高雄沒有人能照應你們啊！」搬回太麻里，我再次幫族人縫補衣物、做衣服、開雜貨店，為了賺錢每天從清早忙到深夜。（劉柳書琴 2021：120）

  

  他鄉日久變故鄉，但世事無常，陳家再次踏上城鄉旋轉門。除了小兒子獨自留下完成學業之外，其他子女返回臺東升學、就業。這次友妹打包帶走的，不再是青春體力。在異鄉和不同族群的溝通相處，在外銷成衣廠看到組織運作與風尚更迭，在平和路學到的家庭理財與投資。這些都使她中年返鄉謀生時，能把握城鄉客人的不同品味與需求，透過色彩、符號、造型與材質的變化，貼心實用的物件，濃濃的民族風，博得客人驚喜。

  漂兒、他者、歸人，都市夢醒，伉儷情深。在南半島逐水草而居的經驗，讓她與她的子女結識了不少一生的好友，也逐漸在她身上雜揉為雙鄉視野。

  

III.尊榮的記，使我再起

  

  1986年陳利友妹夫婦外鄉謀職20多年後，回歸他們新婚的家大麻里部落，以十字繡重新與土地連結。又過15年以後，陳女士開始排灣繡畫，將家族記憶與土地文化更深地融合，成為一種呼應社會行動，活的文化保存。她對於日治時期太麻里庄三部落（加拉班、利里武、大麻里）的連結，並非無根想像，這部分則需由其父母家族尊榮的記憶說起。

  1974年到1986年居住高雄的12年，不是她的第一次都市經驗；她也不是家族裡，最早逡巡於舊家新鄉的人。陳利友妹與高雄市有不解之緣，不只因為她是那個年代少有，在高雄出生的太麻里人，1944、45年在襁褓中經歷兩次高雄大空襲，更是因為她父親就是一個「臺東─高雄人」。

  陳女士父親Piya（富田一夫、利田福，1921-2000），是Aluguyan貴族家系Gus的長男（圖2）。Gus的本家在加津林溪旁的河階地。一次利田福跟著教育所外出見學，看到太麻里庄的進步景況深受震憾，回家便說服父母搬到利里武社定居。他和兩個後來當老師的弟弟，都畢業於太麻里公學校（今大王國小前身），遷徙確實有利發展。

  

圖2　1944年利田福（富田一夫）於日本陸軍第一倉庫高雄前鎮支倉的留影

（圖片來源：陳利友妹翻拍，2019/7/21）

  

  利田福日文流利，擅長心算，頗受老師喜愛。太平洋戰爭期間，被編入陸軍倉庫工作。陳利友妹曾如此描述走過時代轉換期的父親：

  

爸爸當兵的時候寄回家的照片上寫著：「大日本陸軍倉庫高雄前鎮十七，臺灣第12805部隊」。他在高雄愛河邊的陸軍倉庫擔任管理，所以太平洋戰爭那時很多人餓肚子，我們家卻有配給到罐頭和米。

  

爸爸從軍隊復員回家後，先到太麻里鄉公所當會計員，又到糖廠服務。日本時代有兩個糖廠生產黑砂糖，一個在卑南鄉利吉村，一個在太麻里鄉，國民政府來了以後繼續營運。爸爸在吉村製糖太麻里工廠當會計員，起初上司是留用的日本人馬門津又，對爸爸很照顧。後來爸爸因為不懂中文，又沒辦法融入由外省人主導的環境，就辭職改做貿易，批發五穀、雜糧、雜貨，也開雜貨店。四十二年（1953年），當選農會代表。後來生意做得太大，加上經濟波動，賠了不少錢，決定上山務農，重新開始。（劉柳書琴 2021：75-76）

  

  利田福是進取型人物。少年時就鼓吹家人向平原遷徙，從軍時又獲得倉庫簿記工作，而罕見地讓妻女前來依親。嬰兒時的友妹因為在戰火中大難不死，被母親認為是「老天給予任務的孩子」。就是這句話裡祖靈祝福的想像，讓她在蹇困他鄉時想起母親的交代：「回來妳才不會餓死。」

  陳利友妹在新鄉樂業安居，正要長居久住，卻因上天安排重返故里，之後重拾女紅。這蜿蜒再續的繡工，未知可否時時撐持她的文化資本，都與家族有關。

  陳利友妹出生在頭目家族，頭目在排灣語裡稱為mamazangilan。外曾祖父Tauiyung Mavaliu是加拉班社頭目兼臺東廳太麻里總頭目。Tauiyung生活在清朝末年到日治中期，與大武社大鳥部落（Pacavalj）出身的卑南頭目Kayama，是臺東廳南部最有影響力的兩個傳統領袖。日本人經常出入其家，藉由跟頭目維持良好關係來管理族人。Tauiyung大頭目的家屋是小友妹遊戲的地方，出嫁前仍不時回去，也在那裡聽到許多家族故事，耳濡目染文化的典故。

  她的外曾祖母Buzaran（圖3），是巴卡羅群安朔部落（Aljungic）頭目的掌上明珠，具有巫師身份，是緊繫陳利友妹女性認同的重要人物。安朔部落位於現今達仁鄉，屬於南方部落。Buzaran出身高貴，陪嫁物很多，當然也有頭目千金的嫁妝裡必不可少的珍稀陶壺。那些陶壺在Tauiyung頭目死後分配給後代，幾代之後逐漸不知去向。陳女士的母親繼承了深藍色、淺綠色兩支美麗陶壺，其神祕姿影常在小友妹心湖閃耀。

  

圖3　陳女士外曾祖母Buzaran，日治時期由森丑之助拍攝的照片。

（圖片來源：《臺灣蕃族圖譜》，陳利友妹翻拍，2019/7/28）

  

  Buzaran美麗，而且掌握權力。友妹出生時，Buzaran剛離世不到3年，但是關於她的故事仍一再被傳講。據說，她嫁妝裡除了陶壺，還有琉璃珠項鍊、手鍊、銀鐲子，唯有祭典時她才會請出最貴重的琉璃珠。Tauiyung大頭目總是讓Buzaran親自主持這項特別的琉璃珠祈福儀式，可見她能力的突出以及受到的愛戴。Buzaran出嫁時父母親慎重選派一對巫師（pulingaw）夫婦陪嫁，隨身服侍並保護她。這對巫師夫婦，是她的侍者和顧問，象徵頭目娘家對愛女的呵護。Buzaran嫁來部落後大家都很尊敬她，大頭目為禮遇巫師夫婦還在家屋旁搭建專屬住屋，奉養到終老。

  Tauiyung家族是部落的領導階層，但頭目夫婦都有開放的思想。Buzaran不能生育，頭目准其領養後嗣。Buzaran收養的大女兒Lavaus（1895-1949），漢族，就是陳利友妹的外婆。她原是蔡姓人家的女兒，被收養時五、六歲，說著一口流利的福佬語。陳利友妹說：外婆不知道自己的故鄉在哪裡，不知道她爸爸為什麼要賣掉親生小孩。記憶裡，她跟著爸爸坐船過海到旗津，大概一天、半天上了岸，途中搭上火車，又轉乘巴士到枋寮。她望著爸爸挑在籮筐裡的兩個弟弟，一路走到臺東去。翻山越嶺之後看見海，到金崙時大弟被賣出，到太麻里時她被頭目夫人Buzaran看中。長大後她到處打聽，才在初鹿找回被賣掉的么弟。

  三人之中Lavaus是最幸運的，成為加拉班社頭目長女，而後Lavaus又撿回一個小男孩。少女Lavaus在田間工作，看見一個髒兮兮的瘦孩子被牛馱著經過，就用福佬語問：「恁爸母呢？」小孩悲哀地說：「嘸啊，攏嘸啊！」Lavaus便帶他回家，歸途上先在一條河邊幫他洗盡塵土；接著，牽著牛和小孩去報告頭目：「爸爸、媽媽，我撿到一個孤兒，他很可憐，請你們讓他住下來，買衣服給他穿好嗎？」Tauiyung夫婦沒有兒子，便領養了Hiwa。從此Lavaus有了弟弟，大頭目夫婦也視如己出。大頭目很信任Hiwa，成年後把管帳任務交給他，並讓他娶了阿美族女孩。Hiwa有向外開拓的頭腦，攢錢到部落外買了很多水田。直到老年，Hiwa還一直感謝著姊姊。Buzaran收養的二女兒Amuie，有荷蘭人血統。Amuie的後代嫁進陳家，因此陳女士的孫輩帶有白人相貌，而孫媳婦又是Hiwa的後代。Lavaus三姊弟的後人，又在陳利友妹的家裡團聚了。Buzaran夫人的仁慈，使Tauiyung家族成為多血統家族，也影響了陳利友妹作品對於跨文化元素的接納。

  讓我們再回到陳女士的福佬人外婆─Lavaus。Lavaus與卑南族的聯姻，是個策略，寄寓頭目家族引進文化和技術的考量。Lavaus亭亭玉立以後，Tauiyung大頭目特意觀察，招來臺東卑南族南王部落（puyuma）頭目的小兒子Anainay入贅。Anainay勤勞又仔細，將南王部落水田耕作技術引入加拉班。他教導族人如何挖溝渠、犁田整地、育苗插秧，也示範除草、收割、脫穀、納倉。Tauiyung大頭目過世分家時，族人為感謝Anainay給太麻里帶來了水田技術，封給他一個家系，叫作saba yang，意即「善翻土整地者」。

  Lavaus和Anainay育有一兒三女。長子陳文吉（Vankiyac）是新式青年，學生時代就到過臺北觀光，一畢業就上臺北做Bus運轉手，Anainay過世後才返鄉接掌地產，並迎娶加拉班部落貴族千金，迄今仍是地方望族。長女Muya嫁給太麻里的日本人電信士，中年香消玉殞，日本戰敗後丈夫帶著子女返日栽培，成為日本人。次女李阿卻（Muamuai）嫁給利里武部落頭目的兒子李世雄，李世雄曾任鄉長。臺灣總督府在1931年發布理蕃政策大綱，將集團移住列為重點，1940年代布農族與泛泰雅族群的遷村就緒，目標轉向排灣族和魯凱族。日本戰敗後，國民黨政府接續此政策，臺東縣的近黃被遷往太麻里北方山腳，更名為新興（葉高華 2017：127, 150）。陳利友妹說，她的姨丈李世雄日治末期開始領導部落，1951年到1956年當太麻里鄉長時，幾經協調，找到大片土地，把金峰鄉的介達（Kaladjalan、Djunguzul）、比魯（Viljaljau、Paumuri、Duliduli）遷往太麻里南側山腳，就是現在的正興村。

  Lavaus和Anainay的么女，就是陳女士的母親─利文里（Vulengan）（圖4）。Vulengan 17歲出嫁，依據相同階層家族通婚的傳統，被姊夫李世雄頭目介紹給卑南鄉達魯瑪克（大南）頭目的兒子，即後來的古家良頭目。古頭目也是從小受官廳栽培的年輕領導人，認同日本文化，推動部落現代化。他和李世雄情同手足，經常一起商量決策，一起出席官廳要求的大小集會。青年頭目站在巫術的對立面，是改革派。古頭目的家屋是現代樣式的，沙發、書刊、現代設備一應俱全，還雇了一位煮飯做家事的婦人，全家人過著榻榻米上的日本式生活。

  

圖4　日治末期利文里女士穿著盛裝的留影

（圖片來源：《臺灣老明信片．原住民篇》，陳利友妹翻拍，2018/5/13）

  

  每當Vulengan用餐時，些許族人就會擠在門外看頭目夫人如何動筷子吃飯。Vulengan誕下兩子，長子夭折，次女古玉華卻聰慧健康，她就是陳利友妹「同母異父」的大姊。然而誰也沒料到，體魄一流的古頭目竟因突來急症住院不起。古頭目過世後，Vulengan母女含淚被接回娘家照顧，三年後因貴族利田福的追求，在長輩祝福下改嫁，接著次女出生，就是本文主人翁─陳利友妹。

  

IV.回到祖靈的根：陳利友妹女士排灣繡畫

  

  追溯家世非欲強調系出名門階層網絡，而是要說明家族史和老人生命故事，對於成員潛移默化的價值。陳女士說，長輩很少耳提面命，很多事都是日常互動或老人圍攏時聽見、感受，自然就懂得部落法理和人生道理。長輩們你一句我一句，聲影化為文化的火苗，影影綽綽，在她心底燃出明滅不絕的隱喻。

  重新感受到部落文化的價值，則與都市裡的文化融合經驗有關。孩子們陸續進入高雄小港國小、小港國中、左營高中、樹德高中以後，她一方面慶幸兒女們和都市的孩子相處融洽，另一方面也為家裡不是國語、就是流利的臺語，暗暗憂心。這不只是她個人的感受，「我們的孩子快要忘記祖先的話了」，阿美族前輩在家庭聯誼時也不經意說過。來自花蓮吉安、光復的幾戶在生活好過以後，就毅然搬回老家蓋樓房了。陳家雖是被迫返向遷徙的，但是直到1999年她前來高雄處理老屋出租事宜時，仍慶幸自己被祖靈牽引回家，保留了自身的文化。

  母親一直在太麻里等著她歸來。母親的陪伴到老人家85歲為止，母女相處的最好時刻離不開刺繡。多少年了，母親還是重覆那句話：「配色要像紅藜（djulis）一樣喲！」她知道母親希望她心裡有天、地、人，要繡出像自然變化一樣真實的色彩，這就是更重要的法則。如同年幼時在大樹下，學會一枚紋樣，造出一小繡片，就會挨著母親分享，到老她還是和母親有同樣的心─刺繡，是喜悅。

  陳利友妹回憶的主場景，是父親利里武（Lilevu）部落住家前庭的一棵大樹。樹下有利田福拌水泥塑成的桌子和幾張木凳。午後總有一群年輕太太把繡線頂在竹篩（tjakaz），走進庭院。她們談笑、嚼檳榔或抽菸，手卻不停地為家人穿針引線。她們會一直繡到紅霞滿天，才大聲道：「我們要回家煮飯囉！」這是謹記祖先傳下「黃昏不能刺繡」的規矩，以免老來眼盲。播種、除草、收穫等季節，婦女們四處換工，庭院便空落落的，待到休耕期，才能再看見赤腳走來的婦女。

  婦女們七嘴八舌討論繡法和部位，小女孩便默默聽著。陳利友妹說：「冥冥中我就是要走這條路，因為這群阿姨是部落裡最後一代用針線縫製、用刺繡裝飾衣物的人」（劉柳書琴 2021：102）。她仍保留當時的繡線，看著它們就像回到那群頂著tjakaz的婦女中間。

  陳女士的刺繡技藝來自於母系，編織則得自父系。她的祖父Gus是貴族，年輕就過世了。祖母利三妹很長壽，通曉巫術，常用故事曉喻大事，譬如太麻里附近哪裡是水路、雷路，要求子孫切不可居住。她重傳統，把寡居的小姑姑接到家裡侍奉。這位陳利友妹喚作阿祖（vuvu icungal）的長壽老人，名叫利金英（Vulangngau，花朵之意，1877-1980）。她活到104歲，和Buzaran是同世代的人，穿戴品味充滿古典氣息。

  利金英不識字、不記帳，常把清朝龍銀和日本錢纏入腰帶，不相信時代已經流轉。她凡事自理，唯一嗜好是抽菸。她會領著聽話的友妹，一起去種、採、曬、揉、捆、壓，繫成一捲捲條塊，用打結的棉圈分別年份，藏到屋樑頂端的高爽處。陳利友妹最懷念阿祖每天在簷下點起一捲菸，便低頭編織大半天的模樣。

  未嫁前教她各種手藝的，就是母親和這位阿祖。利金英安穩知命，無兒無女，把姪女的兒孫當自己骨肉。陳利友妹說阿祖特別疼她，教她用棒針編織的苧麻背袋，她還掛在工作室，偶爾抬頭相望失笑─「阿祖，すみませんね，我都快忘記怎麼織了！」

  不會忘的是，在大人外出幹活的日子，阿祖陪伴一干孩子的模樣。利金英看著他們遊戲，或為飢餓的孩子煮食，述說古老傳說和遷徙故事。小女孩喜歡輕撫阿祖的手紋，聽她用族語說出蛇王子、好孩子變鳥的故事。那網樣的手背紋是頭目家族或貴族階級才有的印記，如今也被榮升阿祖的陳利友妹繡進作品裡。

  光影在舊家的磚瓦間踱步，家族記憶被塗染新的顏色，她逐漸明白母親的深意：太麻里站立著家族的百年樹，文化就是糧食，體會祖靈文化的節奏，就有路可以走。想通了母親話中話，想起更多老人的話中話。在千禧年太麻里第一道曙光的商機下，陳女士開始嘗試大幅排灣繡畫。

  陳利友妹46歲返鄉的創業成功了，她60歲開始的繡畫也贏得了工藝獎。她與原民工藝產業的經營者，譬如彭春林生活創意工房、湛賞文化藝術工作坊、YULI TAKI都意識到：「若要使創作作品賦予生命力且紮實，還是必須回到原點─找尋自己的文化，並保存、發揚傳統文化」（許瑄等 2012：204-205）。

  原民文化產業的關鍵就是─回到「原」點。陳女士回到最能讓自我沉澱、傳遞生活感的手藝。她和老公的小家庭再次站穩，這次是以她為主，開啟了「女」性「也」可以的事業。刺繡是她與他者、與傳統對話的語言。鬢角霜白後，她明白婦女也有資格和責任，傳遞長輩說過的話。東排灣的刺繡，在技藝和紋樣上並未迥異於排灣族他地，但她更重視地方記憶，更能駕馭對比色調，大膽反映現代實物符號，合宜轉納跨文化圖騰，將棉布繡片與各種媒材拼貼磨合，廣泛應用在傳統服飾、手提包、豬牙帽、琉璃珠披肩、貝殼桌巾、門簾、背包、情人袋、鉛筆盒、皮夾、書套、飾帶等。

  以下試舉三件大幅繡畫，略窺國寶藝師的心靈部落。

  陳利友妹的第一幅繡畫，〈迎神．祭祖．慶豐年〉（圖5），2002年獲得第10屆臺灣工藝設計競賽主題獎。她以象徵元素，再現長輩們訴說的日治中期以前豐年祭的盛況。圖中除了鋪陳歌舞畫面，更融入個人巧思，首先投資大量時間在四邊的祖靈框。中央再繡刻自創的太陽神和祖靈像。兩側族人圍繞著祖靈歡慶，每人頂上有部落世代的族長與頭目。上下供養陶壺，壺中開放盛大花朵，寓意愛情事業順遂。作品中布滿了花、酒、小米、神聖器物、祭祀家族，左右對稱呈現，訴說著排灣族團結有序的年代。陳利友妹說：每幅作品的起手式是成敗關鍵，繡女必須調整心緒，堆疊虔敬，再伺機追趕被賜予的源源記憶和創意。

  

圖5　2002年陳女士獲得第10屆臺灣工藝設計競賽主題獎的作品〈迎神．祭祖．慶豐年〉

（圖片來源：陳利友妹攝，2019/8/18）

  

  第二幅作品〈慶豐年〉（圖6），是2003年入選第11屆臺灣工藝設計競賽的作品。陳利友妹以排灣族「蛇王子的婚禮」為主題，揀選古典風格符號表現。此幅作品重敘傳說，使用了守護神、陶壺、百步蛇紋、神花、族人等圖騰。繡畫中央，兩條靈蛇守護著神祕陶壺，代表著古老深邃的排灣智慧。右半幅是蛇王子和孝順么女的婚禮，新娘坐上象徵貞潔、榮耀的鞦韆架，上端還用祖傳獵刀及小米作祝福。為了慶祝蛇王子的婚禮，四野開滿星海般的花草，族人不分貧富尊卑，都來見證傳奇的婚禮。

  

圖6　2003年陳女士入選第11屆臺灣工藝設計競賽的作品〈慶豐年〉

（圖片來源：陳利友妹攝，2019/8/18）

  

  陳利友妹每每難忘長輩口中那傳說之花、神祕英俊的蛇王子，便抽繹這些元素，以繡畫語彙重新演繹。她表示這樣的做法，是想做一些母親、祖母那一代人沒有機會嘗試的。口傳文化的物質性轉譯，不同媒介的再敘，傳達昔日部落的團結文化。畫面人物刻意被設計得渺小，以此突顯出頭目、貴族階層。身為頭目家族的後代，長輩給她的觀念是，尊卑不是與生俱來，而是責任承擔的大小，因此想要享有尊重，就要樂於服務。陳利友妹對婦女技能培力不吝付出，最近幾年更到小學、大學、社區講課。

  第三幅作品，是進行中的〈我的部落〉（見圖7）。部分成果曾發表在《經典》雜誌第247期。她想用寫實手法，描繪記憶所繫的兒時部落。起先透過連綿的山形及木雕紋樣的祖靈框，作為主架構。接著，繡出山河、靈蛇、獨獵勇士、初獵的少年與父親、穀物豐收和搗小米的婦女、抬豬備祭的男人。最後，點綴上頭目家屋，奇花綻放的大樹，傳達出豐實有序的太麻里。

  

圖7　陳利友妹進行中的長幅排灣繡畫〈我的部落〉

（圖片來源：劉柳書琴攝，2019/12/18）

  

  如今陳利友妹仍偶爾因文化工作的需要，往返高雄。她說：「高雄是我的第二故鄉，我很高興我出去生活過。我曾舊地重遊，沒找到我的恩人『歐巴桑』，只見到船長夫人Kimi。我們抱在一起大呼彼此的小名，Kimi在草衙買了不少房子，其他人都散了，不跑船以後，又到別處找工作了。高雄一直在改變，我竟認不出自己住過20多年的地方，常常會迷路而有點落寞，但我祝福高雄往前走。看著月臺上向後退的幾個大字，我在心裡說：感謝高雄你教我很多，給我那麼多朋友，但是我還是喜歡太麻里啊！」

  

V.舊鄉新家：繡針縫合的明與暗

  

  排灣繡畫出現於千禧年並非偶然，那是文化復振的累積，鄉公所的特色營造，加上工藝師生命記憶的催發。各部落的家族記憶因為沒有文字、儀式等附著物，此類溝通記憶至多傳遞二、三個世代（揚．阿斯曼 2015：59）。陳利友妹以繡畫再現記憶形象，她的家族記憶隨著學術調查出版、儀式復振的記憶框架召喚，加之刺繡的符號詮釋，便能注入太麻里的集體記憶之河。她是太麻里地方創生經驗中，甚早成功的案例。

  陳利友妹的刺繡語彙，傳揚排灣文化的團結精神，也表現對家庭觀念的重視。夫婦一心的情感，反映在陳母繡給丈夫的短褲上。深黑的棉短褲，在臀部拼貼一塊方形繡片，先以人字繡打框，框內層層布置勇士、蝴蝶紋、百步蛇紋、花草紋，褲角也以繡片收邊，後腿外部還會罩套勇士褲（kacing），繫上華麗腰帶。往昔婦女便透過一針一線，寄寓對出外老公的祝福與叮嚀（見圖8-圖10）。

  

圖8　陳利友妹的母親為丈夫製作的短褲，此為背面。

（圖片來源：陳利友妹提供，劉柳書琴攝，2019/9/1）

  

圖9　短褲腰帶手縫線特寫

（圖片來源：陳利友妹提供，劉柳書琴攝，2019/9/1）

  

圖10　短褲上緣繡片、上半部細節放大，由上至下。

（圖片來源：陳利友妹提供，劉柳書琴攝，2019/9/1）

  

  母親的繡品在她反向遷徙、摸索創業的期間，成為她揣摩前代繡女美感的教本。想起那段與先生苦中創業的日子，她笑著說：

  

乃生雖然看不到了，還是在身邊摸著牆壁桌角，做一點簡單的事，幫我陪我。沒想到少女時代的技藝，排灣族的刺繡，竟然在這個時候生出一條路，讓我和先生的心情慢慢安定下來。（劉柳書琴 2021：121）

  

  少年追夢高雄，中年折翅返鄉。走過風雨，寶針不老。陳利友妹將養活自己的文化，傳給下一代。老大利幸陵（Piya）開始琉璃珠的燒製，孫子呂鈞夫婦接棒後成立「比亞的草屋」工坊。老二擅木雕，女兒為教師，么子為建築設計專家。陳女士表示，後代雖不是以頭目角色服務眾人，但樂見他們在文化教育方面，延續了Tauiyung家族及利氏家族的文化角色。

  

圖11　陳利友妹夫婦1980年代攝於大麻里自宅

（圖片來源：陳利友妹翻拍，2020/3/20）

  

  學者曾依據工藝特徵語彙項目，將原住民族工藝區分為三種結構模式：一、傳統獨特風格準則，包含對比鮮豔、權位表徵、獨特性、神聖性、天然材料、傳統風格等，是決定族群精神與美學的藝術性語彙。二、傳承部落族群故事準則，包含手工製作、實用性、特殊節慶、個人創意、故事性、傳承、部落族群等，是發揮文化凝聚與傳承的社會性語彙。三、功能市場準則，包含社會性、功能性、簡單製作、價值、顏色豐富、限制性、產量、材質、材料元素、市場性等，是牽涉生產與銷售的經濟性語彙（范振德等 2015：31-32）。陳女士的刺繡商品和排灣繡畫，兼有三類語彙與結構，並跳脫以族人自用為主的侷限，擁有跨族群市場，也被日韓旅遊書刊介紹。

  陳藝師相信女性手藝能夠詮釋傳統，使其成為一種不滅的精神。這種自信，來自於多元族群的接觸過程中，獲得的文化開放觀點和主體文化認識。此外，與勤奮的成衣廠女工、獨當一面的阿美族船員太太、平和路互助會福佬婦女互助合作的過程，也讓她摸索到現代人群的生存方法和奮鬥態度。

  她的刺繡文化建構，豐富了族群文化的豐富性，也有益於太麻里社區意識發展。Robert Morrison Maciver在界定社區意識時提到：社區意識除了「我們」、「我們的」的意識以外，還包括個體自身在社區中的身份感和任務認知，也就是把社區作為自身生活不可缺少的條件，包括了物質依賴和精神依賴（轉引自高鑒國 2005：129）。陳利友妹十年磨一劍的歸鄉創業路，始於家庭依屬感的召喚，歷經太麻里部落歷史文化意識的覺醒，找到婦女參與文化詮釋的角色和位置，並透過刺繡文化產業，發揮「頭目後人」的責任意識。

  地方性的文創商店立足30年並非易事，端賴經營者從家族數代的社會參與中找出與地方人群連結的紐帶，並設計出其他族群也能欣賞和實用的形式。社區場域和民族資源，是陳利友妹事業裡不可缺少的生產條件，而樂於傳承排灣文化則使「陳媽媽工作室」不僅在臺東，也在臺灣文化中有一個位置。

  

VI.結語：尊榮回歸的自信

  

  本文關注家族史、老人口述故事及部落資源，在一個反向遷徙者的家族新生過程，如何被個體重新發現和取用？這位女性在工藝創作和文創事業上的能動性，又為何與城鄉游移的經驗有關？年輕陳家夫婦的小家庭，乘著1963年到1980年的景氣快車前進高雄，在高雄市的爆發性成長、臺灣經濟起飛的時期，如願地落戶安家。在都市化造成的文化同化日益加深的時刻，一家之主卻在拼經濟的路上損壞了健康。在命運逆襲中帶領家人回鄉的陳家女主人，這一趟都市之旅，各種過眼的營生者、游群，究竟意味著什麼？她領受多種文化的洗禮刺激，也反觀各種差異與價值。浮曳在她眼前的城與鄉，現代或傳統，金錢與失落，多元世界的萬花筒裡，孕育著晚年成為一位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的啟示。

  都市與部落，大群與小群，原或非原，跨文化溝通的能力，成為針與布之間的文化力道，具體展現為她對走進店面的客人，不以銷售為優先的態度。文化的接觸和轉譯，是她的生命體驗，也是「陳媽媽工作室」待客之道。她樂於對不同族群的客戶和學習者，分享技法，分享繡者的文化想像。這使得購買行為之中，傳遞了更多文化體驗。這也說明為何她的刺繡課程，可以無障礙地受邀到日本阪急百貨年度展售會現場公開演示，而她更有作品被收藏於日本大阪市的國立民族學博物館。

  城鄉游移在陳藝師身上，是呼喚她發現部落文化資本、外顯女性文化自覺的引爆劑，是其工藝創作的敘事動力，也蘊含了她對消費者的體貼。陳家的移居經驗、拓展樣態、回歸再造，蘊含都市回流者「發現新故鄉」的軌跡。太麻里陳家的「臺東─高雄人」經驗，讓我們看見都市內在化的轉化、文化的游移、傳統的踐履，使舊鄉具有創造力，是如何足以磋商出新的人生觀與事業。

  黃應貴等學者，曾針對大漢溪中下游的阿美族都會河岸型部落，提出原住民族「兩地社會」（bilocal society）的主張。這些族人由東部原鄉移住都會邊陲，他們往返兩地，是流動的群體（王誌男、林貝珊 2020：138）。陳家夫婦的小家庭，也曾是1960年代「臺東―高雄」兩地社區中的一員。這個早到的排灣族移工家庭，一度還是依附阿美族浮游社會的孤鳥。後來家人同心，終於縫合了明與暗，新與舊，內部與外部。陳家如今不再是一個遠距家族，子孫們毗鄰而居，或在臺東市，擁有開朗自信的舊鄉新家。

  針路起伏，城鄉迴旋，讓陳利友妹找到了「女性說話」的媒介，也為排灣族的文化增添當代紋理。

  

引用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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