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曉珞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

  

I.前言

  

  族群的身份與認同始終是族群研究的重要主題，而學者在世界各地不同族群的研究中則指出了族群的認同存在著多重認同、動態性認同等現象，例如邊境族群即可能在族群認同上又存在對不同國家或區域的身份認同，而族群內部對成員的認定亦可能自有其納入新成員的文化制度，甚至，在族群身份可能受到國家官方認定或學者分類形塑時，造成了同一族群成員因應社會環境展現出不同的或者動態性的認同（謝世忠 2004b：219-236）。誠然如過去研究所指出的，族群與外在環境的關係，包括外族、國家、主體社會、國際力量，往往是形塑一個族群劃出我族邊界、建構認同的重要因素（ibid.: 220），然而族群如何自我定位與認定自身，亦有其主動性的選擇，在前述多重外在關係的交織之下，反而可能致使其有意識地形塑自身所欲表現的樣態，甚且如Benedict Anderson（2010[1983]）所提出的透過想像而互相連結的「想像的共同體」（the imagined community）。

  過去因居住分散而形成地域性認同的人群，在國家提出官方族群身份認定方法之後，族群邊界的浮動性則被固定。以臺灣的例子來看，現今所認定原住民族族群分類與識別，實是源自於日治時代學者分類的延續（笠原政治 2020），在該分類方式被納入國家治理後，族群邊界即變得固定了。而很多外顯的族群特質如語言、服飾、特定代表性文化等往往被當作辨識族群邊界的要素，F. Barth（2014[1969]: 3-8）即指出，該族群成員自己認為這些文化特質是有意義的，他們選擇這些特質來標示與其他族群的差異。那麼，即便族群內部原先具有多元的認同，在族群身份固定後，其認同之文化特質是否亦可能往趨於一致的方向發展，主動形塑特定的樣貌？

  全國碎分7,100個島嶼的菲律賓，境內人口以語言區分即有175個民族語言群體（ethno-linguistic groups），但官方沒有精確的族群人口統計，也未規範個人的族群身份註記，更有一批在《原住民族權利法案》（Congress of the Philippines, 1997）中被界定的「原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其中多達110個民族語言群體（Jocson 2018）。由於菲律賓個別國民的族群身份並未受任何註記限制，呈現一種渾沌狀態，因而個人的族群認同有著靈活、游移的彈性空間，階層性的多重認同、地域性的多重認同、原住民族身份的認同等，往往同時存在於菲律賓原住民的身上。然而，這樣的靈活性也可能基於某些特定需求，劃下自我框限與重塑的邊界。而菲律賓國家族群政策的介入，亦可能影響並形塑族群的認同（Soriano 2021）。本文將以菲律賓知名的原住民族Ifugao人¹為例，來討論這類特定情境下，族群邊界與認同受到形塑的動態現象。

  

II.山上的人：Igorot / Cordilleran

  

  菲律賓自1594年起歷經西班牙統治三百多年，受西班牙文化影響甚深，但該時期的實質統治並未遍及整個菲律賓，尤其是呂宋島山區與民答那峨島。1898年，菲律賓宣佈獨立，但西班牙隨即以條約將菲律賓讓渡給美國，美國政府利用地方自治的概念，比西班牙達到更實質的治理，並在各地建立公立學校教育體系。西班牙統治時期，被實質統治的人群稱為indios，主要位居低地／海邊，經過數百年的西方殖民統治，多數人口已經改宗基督宗教，並且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而未被西班牙武力與宗教征服的人群被稱為pagans，與indios有所區分。美國殖民者則延續此一區別，按照文明程度，將低地和山區的人劃分為文明與未開化兩個不同群體，並有著差別性對待。1946年美國宣佈菲律賓獨立後，低地人群以呂宋島Tagalog人為多數，在政治上取得優勢，成為主流族群；而位居山區或邊陲島區的族群，則在國家法制中被界定為有別於主流族群的國內少數族群（National Minorities）／文化群體（Cultural Communities）／部族菲律賓人（Tribal Filipinos），而後，又在1997年通過的《原住民族權利法案》中被定義為「原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原住文化群體」（Indigenous Cultural Communities）（謝國斌 2016；Florendo 2016）。「原住民族」在菲律賓的定義是由法律所界定出來的，實際上，在西班牙殖民統治前就已世居在菲律賓境內的都可謂「原住」的人群，但由於低地的人群更早即已接受西方文化洗禮，且在菲律賓獨立建國後轉變成主流族群、甚至是宰制者，再加上主流族群認定他者為原住民族，而視自己為非原住民族，因此在菲律賓《原住民族權利法案》規定中，只有「擁有傳統領域和可辨識的文化特徵，對抗政治、社會與文化殖民，以及非原住民族之宗教與文化等之入侵」的族群，才被歸入原住民族（謝國斌 2016）。

  菲律賓呂宋島中部Cordillera山區的人群即在菲律賓法律定義中被界定為原住民族，此區人群在西班牙統治時期被概稱為Igorot，意為「山裡的人」（Scott 1994: 257），原為菲律賓低地人稱呼住在gorot（山）的人群之名稱（McKay 2006），而Cordillera在西班牙文則是指山脈。然而西班牙使用Igorot此一詞彙僅是將此區人群以低等文明程度分為一類，並不符合山區人群其實分屬Kankanaey、Ibaloi、Bontok、Kalinga、Isneg、Itneg、Ifugao、Kalanguya、Iwak、Ga’dang等多個文化與語言不同的群體的事實（Florendo 2016）。當17世紀中葉西班牙統治者將平原地區天主教化後，為了尋找山區金礦、推展福音，並進一步征服山區，便施以武力壓制，山區的人群以交通不便的險要山地作為群居據點，持續避免被西班牙統治者與天主教會同化，即便部分村落願意皈依天主教，也未真的完全改宗，被視為是「不徹底」的皈依（施雪琴 2007：138-144）。1826年，西班牙雖然設立了Comandancia del Pais de Igorrotes（伊格羅國家司令部）管理該地區，但實際上直到西班牙殖民結束，始終沒有達到有效統治，此時期個別村落各有其主權，彼此沒有統合，直到美國帶來地方自治、學校、教會，當地才開始被動接受外來的統治，但直至1915年仍有零星武裝抵抗（Florendo 2016; Keesing 1949）。菲律賓獨立後，山區人群亦隨之被納入國家治理。綜觀該區歷史，此地的人群並非長期封閉的深山居民，他們持續保持與外界的互動，並適度納入外來的文化，在外來殖民者進入時，抗拒以武力壓制的西班牙，但吸納其帶來的物質文化，接受較為軟性統治的美國，但保有自己的部份傳統，如此謹慎地調整與殖民者的距離，直至今日，才得以保有自己的文化與族群邊界，因而成為菲律賓的「原住民族」。

  從呂宋島的整體歷史來看，過去山區與平地的人群雖因生活環境不同而各自存有差異，但並沒有高地與低地兩邊完全二分的界線存在，高地與沿海地區維持著持續往來的經濟網絡，以蜂蜜、鹿皮換取沿海商品（Finin 2005: 11）。從考古記錄可知，即便是在西班牙殖民時期，高地人群也未與低地隔離，例如其中的Ifugao人便一直與東北部卡加延河谷（Cagayan Valley）地區的人群往來密切（Acabado 2012a; Acabado et al. 2017）。此時山區人群以村落作為認同的基本單位，不同群體的文化與語言差異甚大，既沒有共享的區域群體意識，亦沒有現今的族群認同（Finin 2005: 11-12; Keesing 1949），彼此之間有各種聯盟、敵對、婚姻、貿易等相互關係，該區行之已久的獵首行為，往往也讓地區之間保持戒慎的互動方式，以和平條約維持短期和區域的和平。然而，西班牙統治者在此時期將沒有改信天主教、「未受教化」、「不文明」的Cordillera山區的人群統稱為Igorot，此一分野卻深深影響到往後Cordillera山區人群的命運。

  美國統治時期延用西班牙的Igorot分類，並在此區域設立山省（Mountain Province）的行政劃分，實際阻隔高地與低地的接觸，這樣的治理模式加強了Cordillera山區人群作為共同群體概念的肇始（Finin 2005: 42-57）。直至今日，Cordillera山區人群仍被視為一個大群體，因其較晚受到殖民統治，仍保有許多傳統文化和生活模式，在進入當代社會後，高低地的接觸反而令兩者的區隔更加明顯。低地人仍會稱呼Cordillera山區人群為山上的人，甚至對其仍存有野蠻、獵首、穿丁字褲（G-string）、有尾巴²、住在樹上等落後印象。而早期到外地接受教育、在都市生活的高地人，生活中實際面對低地人的主流霸權以及菲律賓化的過程，則亟欲突顯以自己的傳統為傲，並認為Cordillera山區的各個族群需要一起合作才能保護自己在菲律賓社會中的位置（ibid.: 177-234）。這些高地人在共有的殖民歷史，以及當代與低地人的區隔之下，因之形成Cordillera山區人群擁有共享的認同，以及與低地人群明確的邊界。對此Finin（2005: 141）稱之為戰後的Igorot主義（Igorotism）的興起。

  在產業變遷與城市發展的背景下，當代Cordillera山區的人群大量產生流動，許多人遷徙到該區第一大城碧瑤就學、工作、定居，也有部份的人到首都馬尼拉或是海外成為移工。在與其他群體的接觸過程中，更逐漸形構了「Cordillera人」（Cordilleran）的整體認同，無論在都市或海外，Cordillera人常凝聚為一個群體，在把Cordillera山區視為共同故鄉的情況下，選擇Igorot / Cordilleran此一認同，「Igorot」此一原本的他稱又重新被認同置放於對群體自身的界定上，與「Cordilleran」同時作為這些Cordillera山區人群對自己的統稱（Florendo 2016）。他們在異鄉發展出共同的鄉親會或組織，例如Igorot Global Organization就是定期辦理國際聚會的全球性組織，而臺灣也有Cordillera Organization in Taiwan（COT，科地耶拉組織臺灣分會）作為在臺Cordillera人的組織（見圖1）。而Cordillera山區不同群體所共有的一些類似文化要素，例如模擬老鷹的舞蹈動作、銅鑼（gong）、織布、檳榔、稻米、梯田等，則成為Cordillera人的共同象徵（圖2－圖6）。

  

圖1　在臺灣的Cordillera人組成Cordillera Organization in Taiwan，除了協助移工成員的權利保障，也常舉辦或參與文化活動。（圖片來源：Feliciano 2006）

  

圖2　檳榔（momma）被設計為Igorot文創商品。

（圖片來源：The Igorot臉書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igorotcordilleran/photos/pcb.2099404546976907/2099403556977006/，2021年6月9日上線）

  

圖3-6　Cordillera山區第一大城碧瑤的壁畫集合該山區各族群共享的文化，包含服飾、舞蹈、水稻梯田、織布等。（圖片來源：楊曉珞攝，2019/11/18）

  

  另一方面，菲律賓政府在當地Chico河展開水力發電水壩計畫（Chico River Basin Hydroelectric Dam Project）的建設，引發了當地人群的抗爭，為紀念1980年在抗爭運動中被軍隊槍殺的運動領導者Macliing Dulag，後續每年舉辦的Cordillera Day持續凝聚、強化「Igorot」的團結合作，此時「Igorot」此一名稱被凸顯為延續了西班牙據菲期間阻擋外來侵犯的人群名稱，較之「Cordilleran」更具有歷史與抗爭意涵，然而抗爭群體仍因過往複雜的歷史脈絡與族群關係，仍不免帶有內部的歧異與相互防範，也因為抗爭路線不同而持續地分裂和競爭。³1987年，菲律賓憲法承認Mindanao和Cordillera建立自治區的必要性，同年成立Cordillera行政區（Cordillera Administrative Region），但一直未升格為自治區。Cordillera是否應作為一個區域自治的單位經過許多討論，支持區域自治者，又分別認同「Igorot」和「Cordilleran」這兩種集體名稱，以「Igorot」一稱是否已被污名化而各據己見，反對區域自治者，則認為Cordillera區域並不是一個統合的群體。而過去兩次針對自治公投未過，則意味並非所有該區人群都希望結合為一個自治單位，不僅顯示他們對於自治的需求有不同的聲音，也意味Cordillera作為一個集體其實並非是單一／同質的（Florendo 2016），各種聲音又會隨著內部政治操作與關係轉換而有所改變、消長。

  雖是如此，在前述的抗爭運動中，Cordillera人開始將自身連結原住民族身份，並置身全球原住民族的脈絡中，他們以原住民族的身份活躍參與各個國際會議，也積極與國際其他組織串聯，之後對於原住民族權利的爭取、原住民族文化與原住民族知識的復振傳承等許多都基於其原住民族的身份，連結國際原住民族權利潮流（Florendo 2016）。「原住民族」此一詞彙在Cordillera人群身上有特別矛盾的意涵，一方面他們是因為與低地人群經歷不同的殖民歷程才得以保留傳統文化，一方面則反映他們現今在菲律賓國家內的邊陲位置，然而藉由這個身份，他們將「原住民族」框塑自身，也隨之形塑其「原住民性」（indigeneity），更重視保存其文化、知識，面對政府更訴諸國際原權，並在國家體制中爭取符合國際法原住民族權利的國內法制化保障。⁴

  

III.召喚 Ifugao

  

  Ifugao人作為Cordillera山區多個族群之一，其歷史脈絡和當代情境皆與其他Cordillera各族群有深切的關聯與互動，也未自外於Cordillera山區人群的命運，跟低地人群相比，他們在自己的領域中保留傳統生活模式、語言和諸多文化，但在當代亦成為受到低地主流族群統治的「原住民族」，並在菲律賓國族主義的建構下逐漸流失歷史、文化和認同。

  今日的Ifugao人以世界知名的Ifugao水稻梯田（Ifugao Rice Terraces）聞名，尤其在梯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於1995年登錄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名錄後，成為菲律賓呂宋島的知名景點，而Ifugao也以菲國最知名的原住民族之一而被廣泛認識。pugo /pugaw在此地語言之意為高地、山地，按南島語語法中前綴「i」為在特定地點之意，ipugo /ipugaw即是指在高地、山上居住的人，而ipugo另又指神賜予的最早種植於此的水稻品種（參Tuwali Ifugao Dictionary 2014）。在口傳神話中，ipugo /ipugaw/ifugao是相對於在Kabunyan（天界）、Lagud（東界）、Daya（西界）、Daggahna（死後世界）的神與靈，住在Dalom（地界）的人（earth man）／凡人（mortal），而起源神話則傳述他們擁有共同的祖先，是Wigan和Bugan這兩位來自天界的男女人類始祖的後代（Dulawan 1985）。美國統治時期嘗試將西班牙按文明程度歸類的Igorot內部的族群進行更細緻的分類，將Ifugao作為此區域人群的族群名稱。

  正如前述，在Ifugao此一族群名稱出現之前，此地的山區人民以村落作為地域認同的基本單位，沒有共享的族群意識。而人群和地方都可能轉移、消失，並以新的名字重新出現，充滿各種變動性。在西班牙軍隊到來之前，高地人群與鄰近低地人群往來頻仍，持續有共生的交換與商貿體系，而人群亦在兩邊來去流動，透過複雜的網絡相連。西班牙的入侵壓力導致了大量的低地河谷居民為了逃離西班牙的控制，進入到Cordillera山區內部，而他們原本在河谷地區的村落則幾乎消失大半，從考古資料可以發現，現今作為Ifugao的這批人群在當時顯著地因低地人口湧入而增加（Acabado 2012a）。在口傳歷史中也還能記錄到當時因人口湧入，原本輪耕種植地瓜與芋頭的土地已不敷所需，遂開闢了更大的水稻梯田以確保糧食能供應更多的人口，繼而也擴大了他們原本所居住的地區，並向外移動與擴張（McKay 2005）。這批人群吸納了許多外來的人群，因為拒絕西班牙統治而在山區內部形成更大的群體。

  美國政府統治時，以文化、建築、服飾、神話等特徵對「Igorot」進行分類，區分出Ifugao等族群別（Keesing 1949），然而，Ifugao族群內部其實有很大的歧異性，十幾個方言群中部份甚至彼此難以溝通，以地方為基礎的認同也仍將這群人分為ihaliap（住Haliap的人）、ikiangan（住Kiangan的人）等以地名自我認同和分類的人群，人群的移動、通婚亦使得這樣的認同變得流動而複雜。Deirdre McKay（2005）將此地的族群性描述為像是在高地這個軸線上移動，人群被地理和歷史分割不同的認同與身份，但這樣的身份認同又以多種方式、在不同的尺度運作，展現出地域性的多重認同。

  然而跟全球很多地區的原住民族一樣，Ifugao除了是一個自我認定為山上的人的名稱，也在口傳神話中認同共同的祖先，但Ifugao作為一個族群仍是被歷史脈絡和當代政治形塑出來的，首先是殖民者基於統治需求的分類，人類學者的學術分類，當代國家治理的分類，讓Ifugao可以被區分識別而具有「可識性」，使其能夠「可視化」（legibility）⁵，方能納入政權統治範圍並進行管理。不僅如此，Cordillera的「Igorot」群體在此時期作為殖民者眼中尚未文明的人群，被美國統治者類同於當時本國境內的印地安人，正因如此，美國統治者把英文的「tribe」⁶這個概念放在Igorot中，此一分類概念在美國就已是基於統治方便的政治考量，視為級別既不同也遠低階於town、city、province、state、nation，又寓含美國統治者對印地安人的印象，因此，美國此時採用將「Igorot」的社群單位命名為「tribe」的分類技術，也因之賦予其特定框架，使「Igorot」群體走向未來與低地人群區別的「原住民族」（McKay 2005）。然而隨之相應的是，Cordillera山區的族群也需要透過接受「tribe」這個位置與框架，接下來才能在國家制度中維繫作為「tribe」而擁有的土地和資源權利，並且證明他們對國家制度的熟悉、以及他們與政府人員和主流社會的可及性和親近性（ibid.）。

  由是，Ifugao認同是一個近代的產物，再加上與主流社會和外地人群的接觸，以及近年大量移居在外的移工，泛Igorot / Cordilleran認同被建構出來，Ifugao人可以同時認同自己是地方村落的村民、自治市的市民、Ifugao內部亞群的成員、Ifugao人、Igorot人、Cordillera人、菲律賓人這類仍是以地域為基礎的階層性的多重認同（例子可見圖7），而且，還是一個IP（indigenous people，原住民）。在這種多重認同之中，有人會自我認定「我不是Ifugao，我也不是菲律賓人，我是Ayangan（被歸類為Ifugao之亞群）」，「我是Ayangan，也是Ifugao，也是菲律賓人」，「我是Ifugao，不是Igorot」，「我是一個混到Igorot的Ifugao，因為我媽是Benguet省的人」，「我們Ifugao才是真菲律賓人，因為沒有跟外來者混血」。⁷這樣的多重認同情況在族群複雜或邊界地區並不少見，例如泰北的Lue人即會因自我認同或政治考量而成為不同的Lue，群體名稱還能有階層性，如何運用則視不同環境、政治等指標而定，可以隨時變化（Moerman 1965）。而在族群複雜的菲律賓境內更可謂常見，自庫約島（Cuyo Island）遷居到巴拉望島的庫約人（Cuyonon），便因應生活情境需要或政經利益，而有著選擇性與游移的認同，他們選擇作為庫約人、原住民、巴拉望人、菲律賓人，認同像衣服一樣在不同時間、不同順序選擇性地穿著，而越是與外族接觸、在都市中生活的庫約菁英，反而才會強化庫約的族群性與認同（Eder 2004）。後者在其他國家位居邊緣的少數族群中亦常見類似的情況，族群意識透過與外族的接觸而被強化，當群體成員經由和他者的比較來確認共同利益時，族群忠誠更容易被凸顯出來（Skinner 1959: 7，轉引自蕭文軒、顧長永 2012）。在Ifugao人身上，亦可見到Ifugao作為一個族群身份更加清晰，原本的地方村落認同逐漸轉向Ifugao認同，而Ifugao的族群邊界亦逐漸被固化，但在實際生活中，他們對於族群、亞群、區域群體、國族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複雜認同，也隨著家庭、生活環境以及與外界的接觸而受到影響。

  

圖7　菲律賓1Sambayan政治聯盟名單，可以看到「Ifugao」與其「Tuwali」亞群皆有出現在族群身份欄位，亦有Bontok的Kankanaey，或並列Ifugao與另一族群Gaddang者，顯示不同階層、以地方區分、或多重的身份認同。

（圖片來源：Facebook個人頁面，https://www.facebook.com/photo?fbid=10157751888417001&set=a.10152302246987001，2021年6月9日上線）

  

  族群認同本就混合了情感、忠誠度、與利益的考量，而其文化特質也能夠隨需求被操作去形構邊界的變動（Nagata 1981）。Ifugao人在持續與統治政權打交道的過程中，即以Ifugao這樣的tribe群體與文化社群（cultural community）的身份，在主張其土地和資源權利上獲得成功（McKay 2006）。與國家談判既需以族群身份作基礎，另一方面，為了強化Ifugao作為一個族群不僅只是由於地域性的區隔，並避免被泛Igorot群體概化，更需要強調族群特徵，有意識地以文化面向重塑自己的認同與族群邊界，此一對自我的形塑恰好與菲律賓的原住民性（indigeneity）的建構相符。原住民性在Ifugao認同的建構中佔有一定的重要性，作為「原住民族」，除了得以主張相應的土地與文化權利，能在國家的發展政策與計畫中獲得談判位置，也得以適用更多習慣法與自我管理（Abayao 2021），甚至在反水壩等抗爭運動中能夠對外與全球第四世界串連，可以說「原住民族」身份形同具有更強大的論述話語。而認知自己為原住民社群，當然源自與殖民主義的接觸所生產出的位置，但與國際原住民族的定義不盡相同的是，原住民族此一身份位置來自於先前已居住於此、對土地擁有歷史權利、被殖民主義征服的歷史背景、被迫喪失自治權與併入國家，以及與同一國家中的主流群體有著文化的歧異（Anaya 2010[1996]: 5; Kymlicka 2004[1995]: 252-54; Thornberry 2002: 55），但是在菲律賓，Ifugao人與低地人群同樣是有著歷史連續性的原住族群，且並非因為被殖民，而是因為在殖民者手中避過了殖民壓力，繼而得以維繫自己的族群邊界以及和主流群體相異的文化，才會在菲律賓國內具備原住民族的身份，因此，建構與重塑族群自身的歷史、文化、知識便更為重要。

  而在Ifugao人的具體作為上，McKay（2006）即指出，在此建構過程中，社群本質化原住民性，同時展開文化再生產模式。由於菲律賓受到西班牙和美國數百年的治理，又經過菲律賓的國族建構，需要透過重新召喚過去傳統的過程以重塑自身，包含了透過考古學重新建立與祖先的聯繫，把斷裂的歷史記憶連接起來，並作為重要遺產來保護（Acabado et al. 2017）；對於曾一度中斷的習俗如織布、祭儀等，引入國內外資源持續將其復振實踐；在學校教育中建構Ifugao傳統知識體系與實踐（Traditional Knowledge Systems and Practices, TKSP）的民族課程（Jocson 2018）；邀請非政府組織、律師、學者參與記錄其土地使用習慣與資源運用的傳統模式，建立以地方為基礎的獨有的原住民性等，如是策略性地建立族群邊界，但又成為全球場域的菲律賓原住民族（McKay 2006）。此正呼應James Clifford（2017[2013]）指出的「原住民生成」（indigenous becoming），為了與全球化勢力、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和主流霸權周旋，他們往傳統取材，召喚、挪動、調整及運用日常生活中的傳統文化感，藉此將過往與未來聯繫。而對歷史記憶斷裂、原住民族身份渾沌的菲律賓原住民族來說，更是需要有意識地生成，Ifugao人所召喚的傳統，最主要則在「拯救」Ifugao水稻梯田與相關文化上。

  

IV.「拯救」Ifugao 水稻梯田

  

  被Ifugao人稱為tinawon的高地米（highland rice）⁸與相關文化被認為是Ifugao社會的核心，稻田是Ifugao社會關係的基礎，也是親屬群體優先維持的家庭財產，稻米的持有量則象徵Ifugao個人的社會地位與財富。多山的地景環境對農業的限制，使得水稻生產有合作的需求，農業勞動力、水資源和土地需要被協調和管理，因此造就Ifugao社會的自我組織和階序，以及與農作週期相應的稻米儀式（hongan di page）。這種文化傳統體現社群如何與其環境互動息息相關，以及人與地方之間的緊密連結（Acabado 2012a, 2012b, 2013; Brosius 1988; Cagat 2013; Madangeng et al. 2015; Murphy 2017）。

  但稻米並非一直都是Ifugao社會的核心，從考古證據顯示，在西班牙勢力到來之前，Ifugao人透過種植塊莖、小米、薏苡等澱粉類主食維生，並在鄰近的森林中狩獵以獲取動物性蛋白質，與周圍環境保持著密切關係（Eusebio et al. 2015）。考古學者認為，受西班牙壓迫的大量低地人群加入Ifugao後，由於這群人很早便與中國、日本、印度等各國接觸，很可能是食米者，帶來了集約化種植水稻的技術，而當稻米引入和人口增加同時發生，基於稻米能夠餵養更多的人口以及更適宜長期儲存，很快就成為Ifugao的主食與主要作物，並鑲嵌到Ifugao社會與文化之中，稻米起源神話、米神Bulul的信仰體系、與稻作相應的社會組織和經濟很快取代原有的主食作物芋頭（Acabado 2012a）。甚至在口傳中，栽種於舊社的原生稻米品種就稱為ipugo，可知稻米已成為Ifugao人的自我表徵。雖然在西班牙抵菲以前，稻米對Ifugao人的重要性是否不如芋頭，學界對此仍未有定論，但可知的是數百年之間，擴大範圍的水稻梯田的確為Ifugao社會帶來變遷，而現今又再度面臨變化。

  1970至1980年代，隨著更高產的稻米品種被引入Ifugao省，破壞了Ifugao社會原有的儀式和生態，這種低地米（lowland rice）的生長週期和習性與高地米一年一穫的農業循環週期不同，許多農人不再按照過往農業週期施行傳統儀式，村落不再如以往用儀式協調水源、勞動力等事項，社會結構與家族之間的關係也隨之改變，亦無法維繫相關信仰體系。此外，低地米帶來的影響還包括：生長季節短，農民隨後種植第二種農作物，耗盡土壤養分，導致收成率低，原本在稻田休耕期進行的文化活動也無暇再做；過去是以腐熟植物作為有機肥料，但是二至三穫的低地米導致有機肥料來不及生產，農民使用化學肥料和農藥，使田裡原作為食物補充的軟體動物、貝類和魚類消失；低地米不需全年淹沒水田，導致蚯蚓增加而破壞梯田結構；另外，女性耆老原本在傳統農作與儀式中佔有重要角色，但現今她們對tinawon品種和相關文化的知識不再被需要，導致其地位喪失（Murphy 2017）。除了低地米以外，Ifugao省逐漸引入經濟作物如番茄、豆類等，加上因應觀光而開闢道路，以及木雕商品的需求增加，梯田上方的森林被砍伐，導致梯田水源喪失，並引起水保問題（McKay 2003; Guimbatan and Baguilat Jr. 2006）（見圖8）。此外，產業變動，部份人口外移，不少梯田廢耕，許多移工婦女在稻作上撤出了她們的勞動力和屬於女性的農作知識，過去以女性為主力的稻米農作深受影響，農業景觀也因之變遷（McKay 2003）。

  

圖8　梯田與游耕地上方山頂的森林原應維持以確保水源、森林資源和水土保持，現已逐漸被開闢種植經濟作物。

（圖片來源：楊曉珞攝，2019/6/28）

  

  然而由於稻米在Ifugao社會中具有的重要性，近十年來，當Ifugao認同出現並被強化，便明顯表現在知名的Ifugao梯田與儀式，並同時復振物質與非物質遺產。社群集體的農作祭儀在過去或有間斷過，此時亦成為Ifugao文化復振的關鍵核心之一。壯觀的水稻梯田遍佈Cordillera山區，並非Ifugao人所獨有，但跟其他地區相較，Ifugao省的梯田覆蓋率較高，也較為知名，因此成為Ifugao的特色。另一方面，水稻梯田象徵Ifugao人過去阻擋西班牙統治的邊界，以此維持山區的獨立性（Glover 2017）。因此梯田景觀也在菲律賓國族主義的建構中，成為後殖民文化的抵抗象徵，代表一種反帝國想像（McKay 2005）。是以當Ifugao梯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遺產，卻又因它被破壞減少而將其列在瀕危名單，菲律賓從國家、Ifugao地方政府、學術單位、到Ifugao民間組織，便傾力展開「拯救」（save）Ifugao梯田的行動。

  Ifugao人如何借助各種拯救力量，把梯田作為顯著文化特徵去發展？如何將其作為激起族類意識、族群認同的重心？環繞拯救Ifugao梯田的行動，極其致力以維繫「傳統」為主，在梯田種高地米雖不是維持梯田景觀的必須，而且相應的農業技術與儀式要維持不易，但由於它背後代表的是一整套的知識體系與文化脈絡，因此被刻意種植。應用在高地米的傳統農業技術，例如稻鴨農法⁹、草木堆肥、農業儀式，在特定的世界遺產梯田中被復振與實踐，此外，收穫時，刻意使用自人類史前時期即已用在收割稻米的手持摘穗刀（圖9），這種摘穗刀比起鐮刀和收割機更適宜收割高地米，高地米成熟時間不一致、且長得高低錯落，又有之後的選種考量，因此必須在收割者的判定下一穗一穗用小型刀器摘取（圖10），摘穗刀背後又與米神信仰體系相關，因這種小刀割稻就像小鳥吃稻米一般，不會讓稻米感到痛苦，也不會冒犯米神Bulul（Murphy 2017）。使用摘穗刀，且用杵臼而非打穀機去舂米脫粒等人工技術，除了是對傳統智慧的採納以及對現代技術的拒絕，也顯示維持高地米稻作背後有著相應的知識體系與脈絡，是需要同時予以維繫的「傳統」。

  

圖9　手持摘穗刀

（圖片來源：楊曉珞攝，2019/6/30）

  

圖10　收割稻穗不齊的高地米必須用手工一穗一穗摘取。（圖片來源：楊曉珞攝，2019/6/30）

  

  另一方面，有些傳統則被轉型而傳承下來。過去在稻田除草、收穫時吟唱的口傳史詩hudhud，用以取悅神與米的靈，¹⁰同樣也被列為聯合國「口傳與非物質人類文化遺產」。但是外來的低地米既沒有施行傳統儀式，也不會被吟唱hudhud。hudhud卻在神聖性與儀式功能都失去的情況下，被揀選適合留下的部分傳承，甚至如Ifugao省境內的著名觀光地區Banaue、Batad原先並沒有hudhud傳統，也開始在學校教授給學生（圖11），但當代學習和教導hudhud的反而不是原本的農婦，而是研究者和教育者，這些人多是中年男子，不了解儀式功能，將與神靈溝通的語言變成「美學」傳統（Stanyukovich 2013）。hudhud便如此脫離原有脈絡，在Ifugao文化展演與民族教育中成為被傳承的傳統要項。

  

圖11　Banaue小學生在當地節慶中表演hudhud。

（圖片來源：楊曉珞攝，2018/4/28）

  

  為了維持水稻梯田的資金，並把人留在當地實踐傳統，Ifugao人發展出了同時保護傳統但又創新的策略，他們將高地米包裝為價格較高的文化商品販售到外地，過去農閒時婦女製作的織布亦被轉化為原住民商品，銷售至菲律賓都會區及國外買家，同時，Ifugao在地的民間社會組織動員引導合作，也致力引入國外團體的計畫與資金，除了學術合作如：日本國際協力機構的伊富高里山人才培訓計畫（Ifugao Satoyama Meister Training Program）、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考古計畫、臺灣國立政治大學臺菲科研中心等，亦發展在地的深度旅遊（圖12）。在傳統與民生扣連的情況下，社群開始就如何管理和規範旅遊活動，減低對環境和居民生活造成的干擾，進行了內部的對話。他們重新構想傳統價值以尋求解決方案，雖然部份傳統被改變，或發展了新的參與型態，但這種內部對話方式正展現Ifugao社群如何重新以當代所需的價值觀自主塑造傳統並明確予以實踐（Cagat 2013）。同時他們也達到了兩個看似矛盾卻能同時滿足的目標，既能在維持世界遺產、可持續性生計上保護傳統，同時又在商品與觀光上以傳統為基礎發展出創新的道路（Glover 2017）。

  

圖12　為了維繫傳統型態的梯田，當地社群在世界遺產Nagacadan梯田中規劃露天博物館（Open Air Museum），對外提供深度旅遊導覽。

（圖片來源：楊曉珞攝，2019/6/28）

  

  另一方面，菲律賓的地方慶典通常會選擇以各地的特色或特產作為主題，例如La Trinidad市的草莓節、Kalinga省的和平條約節（Bodong Festival），而Ifugao省的地方節慶則是與原有的稻米儀式結合，或將此一概念轉化納入慶典，特別凸顯其稻作文化。這種在農閒時期舉行的當代節慶（表1），可以看到傳統農業儀式的現身，包含雞和豬的動物犧牲、戰舞與吟唱hudhud、水稻農耕各階段的模擬、以及耆老使用米酒、檳榔與犧牲祭祀的儀式，其內容與傳統儀式如出一轍（圖13）。當傳統信仰脈絡下的稻米儀式開始式微，但其仍是文化核心而被選擇傳承復振，當代節慶則成為其中一種轉換的方式。只不過這種當代的挪用與轉化，是否會像同屬Cordillera山區的Ibaloi人選擇將feasts of merit（盛宴）作為區辨族群的文化特色與認同象徵，導致其在公共展演中成為現代政治菁英的文化建構（Russell 2012），則值得觀察。

  

表1　Ifugao省年度Ifugao節慶表

（資料來源：紙本觀光資訊、網路資源，加上筆者自行整理）

  

圖13　Banaue舉行的Imbayah Festival，bayah之意為米酒，該節慶除了是既有稻米儀式的擴大，遊行表演內容也包含稻米的農耕與儀式的模擬。

（圖片來源：楊曉珞攝，2018/4/28）

  

  前述Ifugao人在水稻梯田與其相關文化面臨需要「拯救」的情勢下，將其作為Ifugao認同的核心象徵而予以重塑、強化。在同樣視稻米為認同象徵的日本，過去亦曾有相似的情形，稻米作為日本自我的表徵其實並非長時間的穩定結構，且「米」與「自我」所指涉的意涵也不斷在改變，但是當日本面對美國外來米的強硬輸入，反而促使日本人有意識地強化、並且明確地表述日本米等同自我這個象徵結構（Ohnuki-Tierney 1993）。我們可以看到，在Ifugao人對水稻梯田的拯救與致力傳承下，雖然因信仰改宗、作物變遷、社會關係改變等因素，高地米並未成為現今稻作的大宗，其週期儀式亦已縮減，在鄉間或特意文化復振的地區較常施行，而傳統遵照農業次序和換工的農耕合作模式，因作物改變以及政府引入更便利的現代農作技術，在當代社會中已難實際運作（Reyes 2021）。然而，水稻梯田持續被建構為Ifugao文化的核心與認同的主要象徵，而此一運作與成果正如前述在各層面開展。近期，研究者在世界遺產地區Banaue、Mayoyao、Hungduan、Kiangan四地針對100名高中生進行調查，以理解年輕Ifugao人對水稻梯田的看法和態度。絕大多數學生都認為，梯田是Ifugao人的命脈，每個人都應該對它的傳承盡責，如果梯田遭到破壞，Ifugao文化也將遭到破壞，而恢復梯田的唯一方法是實踐與水稻種植相關的儀式。在水稻梯田的維繫上，不應該僱用非Ifugao人進行，因為這是只有Ifugao人才能做的文化活動。顯見水稻梯田作為Ifugao族群的文化重要性已深植年輕Ifugao人的內心（Dizon et al. 2012）。而研究者針對堅持種植高地米的農人訪談中也發現，他們認為稻米與梯田是Ifugao的驕傲，祖先留下的重要遺產和資源，也是家庭與社群的義務，雖然部分的文化變遷無法避免，但他們仍主導性地適度採納現代技術以維持稻作，以將「Ifugao的存在基礎」持續維繫下去（Reyes 2021）。

  

V.結論

  

  回顧Ifugao人現今以水稻梯田與相關文化作為族群邊界與認同重塑的重心，可以看到這群「山上的人」（ifugao）過去主要以村落作為地域性的身份認同，與河谷低地人群互有來往，群體成員能夠流動且納入外來人群。而後Igorot這個集體名稱先在西班牙統治時期被賦予在整個山脈地區人群上，Ifugao這個名稱則在美國統治時期被建立為一個族群的類別，在殖民主義、國家治理、族群互動等各種歷史脈絡交織下，Ifugao逐漸被形塑為這批人群認同的族群身份。但階層性的多重認同、地域性的多重認同，仍多元且靈活地存在於Ifugao人身上，受地方、家庭、政治、教育、外界接觸、個人選擇等不同脈絡牽動、轉換或並存。而國家治理與族群當代的具體需求，也仍可能切割Ifugao此一集體，例如被視為Ifugao亞群的Kalanguya便創造和強化族群差異，試圖正名／證明自身為一個獨立族群（賴奕諭 2017：104-109）。

  我們可以看到在菲律賓這樣族群極為多元複雜的國家中，沒有固定的族群別，族群邊界的確立是各方需求交織下的結果。Ifugao人在需要主動建構族群邊界時，符合Sahlins（1999）所揭示，他們將一些可標誌的文化差異歸類為族群整體存在，將「原住民的傳統」擴展到當代的新情境，並以此畫出明確界線。而所謂「傳統」則呼應Linnekin（1983, 1992）與Keesing（1982）所言，是對過去生活形式的一種有意識的呈現，被用來團結、分裂、納入或排除，藉此建構認同，而選擇哪些傳統則是現在決定的，過去的內容也會根據現代意義進行修改和重新定義，往往是回應當代各種考量上的優先性，以及政治上的工具性需求，而傳統的內容就在構成的過程中被修改，在此過程中，亦可能形成新的僵固性。Ifugao人召喚傳統，重塑傳統，並建構當代的Ifugao認同，而在此其中，也把「什麼是Ifugao人」予以固定了。而他們看似由下而上形塑自己的關鍵性文化象徵，卻也恰好符合菲律賓的後殖民情境，以及國家多元主義中建構的他者，於是成為菲律賓的「原住民族」。

  然而，Ifugao人亦是主動地接受「原住民族」的概念框限自身，但主要選擇的路線並非如學者整理的原住民族運動的生成中，原住族群的位置、對統治族群的抗議與省思、以及真理性化原住民族作為主人所應享的權利與權力，¹¹而是側重古典式的本土運動與復振運動，著重於有意識地選擇回復、傳承某些文化範疇，或者有意識地努力建構一個更滿意的文化（謝世忠 2004a：41-50）。我們可以發現，雖然「原住民族」此一身份是因政治而生成的位置，「原住民性」的基本特徵即是基於外來移民或強勢族群的控制導致政治權力和自治權的喪失，但隨之又常被賦予其他特徵，例如與土地的深切關聯和認同感，維持傳統，透過口傳、祭儀和文化活動傳遞其對過去歷史的認知，擁有獨特的價值觀、經濟模式和生活型態，此外，往往是站在反對殖民、全球化影響及環境惡化的立場（Coates 2004: 13-14）。而在菲律賓的特殊歷史脈絡下，「原住民族」身份卻是被歷史上的殖民者、學者、當代國家、族群需求所共同建構出來的，與非原住民並沒有在歷史延續性上有相對太大的不同，因此特別需要去強化其他第四世界原住民族所具有的原住民性，例如與土地的連結、可持續性的環境利用模式、深具文化脈絡的傳統知識、非主流且有刻板印象與污名化的文化少數、有別於主流的文化特徵和歷史脈絡等。Ifugao人因此成為文化的原住民族，其認同的主要核心象徵便是水稻梯田，並主動致力將之展演於己身。對於Ifugao人來說，他們成為原住民族的目的不僅只是要作用於社會內族群權力的重新調整，以及獲得更多的權利與論述話語，成為原住民族亦是為了重新定位自己，在認同隨時變動的脈絡中建構出自身所需的族群邊界，進一步從歷史與文化的根源重塑現代社會中的自我，於是，他們得以框限自己，作為「Ifugao人」。

  

誌謝

  

  本文撰寫期間，感謝國立政治大學臺菲原住民知識、在地知識與永續發展科研中心官大偉教授舉辦臺菲座談會、課程與讀書會，令筆者獲益良多。並感謝吳宜瑾小姐惠予本文修改建議與資料，以及鄭宇荃小姐、趙登雲先生與筆者討論所提出之意見。最後，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審查意見。

  

附註

[1]本文寫作上將Ifugao People以「Ifugao人」而非「Ifugao族」譯之，蓋因目前菲律賓的「People」與臺灣法制概念中的「族」此一制度性詞彙在觀念、概念和政策設計上沒有完全類同，為了避免混淆，在此使用「Ifugao人」。

[2]美國醫生William Keen在1925年出版的書中刊出一張有尾巴的人的照片，並說明是在菲律賓Bontoc省拍攝的Igorot。雖然後來該照片證實是偽造的，但Igorot仍一直被外界視為有尾巴的人。

[3]路線不同的Cordillera社會運動組織包括：CPA（Cordillera Peoples Alliance，科地耶拉人民聯盟）、CPDF（The Cordillera People’s Democratic Front，科地耶拉民主陣線）、CPLA（Cordillera People’s Liberation Army，科地耶拉人民解放軍）。CPA針對事件抗爭、與地方組織結盟、串連國際；CPDF的建立溯及菲共的新人民軍，走的是社會主義路線；CPLA嘗試與政府接觸和談判，與軍方合作，推動自治（Florendo 2016）。

[4]從菲律賓原住民族委員會（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digenous Peoples, NCIP）的行政命令解釋中可以看到，菲律賓的原住民族權利在法制規範上充分連結國際原權，涵蓋自決權、自治權、文化權、土地權、教育權、發展權，以及傳統智慧財產、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習慣法、諮商同意、知情同意、地方民意代表席次等各方面的保障（NCIP 2002-2020）。

[5]國家統治者將原本「看不見」的原住民族社會編入國家，使其變成「看得見」，此即「可視化」（legibility）的過程（松岡格 2018[2012]）。

[6]在美國，當歐洲人抵美與原住民族相遇時，視Indian tribe為擁有權力和能力自我治理，可以締結條約和宣戰的主權國家（sovereign nations）。但將其納入國家治理後，使用的「tribe」的定義主要是基於政治，凌駕於以其歷史、文化、認同作為依據。為了統治方便，有些較大的群體可能被分割為幾個tribe，而不同文化的聚落也可能被併為一個tribe。因此現今美國原住民族較願意使用「nation」自我定義為國族（參Pevar 2012: 5, 19-21）。基於此一脈絡，「tribe」的意涵與現今臺灣使用的「部落」一詞不同，本文不以部落譯之，保留英文以彰其原有意涵（tribe與部落之不同概念，參考自謝世忠 2021）。

[7]本段對話引自不同Ifugao人在社群網站Facebook討論菲律賓獨立紀念日的留言。

[8]Ifugao原本種植的稻米品種tinawon，中譯名稱在臺灣有「原生種稻米（native rice）」、「祖傳稻米（heirloom rice）」等，本文以當地人口語中使用的稱呼「高地米（highland rice）」稱之，此一稱呼與低地米（lowland rice）區隔，意味當地人認為該稻米品種屬於高地人，不同於低地人所種，甚至連結到山區人群的認同。

[9]稻鴨農法又稱鴨稻共生、鴨耕農法，將鴨子養在稻田中，使其吃掉有害蟲類與雜草，並排放有機肥的環境友善農作方式。Ifugao人在部份世界遺產梯田中復振此一作法，以取代農藥與化學肥料。

[10]hudhud過去也在葬禮、婚禮、獵首儀式或締結和平條約時吟唱，即使是唱給死者的hudhud，也是與稻米與繁殖力有關（Stanyukovich 2013）。現在幾乎只在葬禮與文化展演中看到。

[11]Cordillera地區亦存在一批原住民族運動的抗爭者，詳見賴奕諭 2017。此一路線又另受該地區菲共抗爭的複雜歷史脈絡影響，但因未在Ifugao形成主流意見，故本文在此暫不詳加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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