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發「南島」認同的文本分析──一個論述心理學視角的嘗試本期專題第47期 2021/08

文／洪簡廷卉 Tuhi

洪簡廷卉 Tuhi

世新大學傳播博士學位學程研究生

I.前言

1999年，臺東縣政府舉辦第一屆的「南島文化節」，這是個由地方政府辦理、中央所支持、協助策劃的慶典式活動，運用臺東多元族群特色，營造出南島文化、異國情調的氛圍，也藉此強調臺灣是南島民族發源地之可能性。而這也是臺灣政府單位，運用「南島」概念，形塑在地文化想像、建構在地認同，並行銷在地文化產業最早的嘗試之一（王俊翰 2006：4, 117）。而後，「南島」越來越常被各級政府單位運用在與原住民族文化相關，並且連結島嶼東南亞、太平洋島國之活動名稱、宣傳中。

根據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d：1），「南島」字義上本為指涉地理之名詞，英文所用之「Austronesia」是學者Wilhelm Schmidt於1899年由拉丁文字的字根「auster」（南風之意）與希臘文「nêsos」（島嶼之意）合組而成，意指位於南太平洋上的眾多島嶼，而後日文將「Austronesia」翻譯成「南島」，中文則在近代沿用（監察院 2017：6）。「南島」論述最先由語言學家展開研究，發現此區語言彼此存在某種相似性，甚至共通。經過長期的研究累積，語言學家將這群相近似的語言歸類為「南島語族」（Austronesian），即意指具有「親屬關係」的南島語所組成的語言家庭（Language Family）（李壬癸 1997，轉引自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9d：1）。而後進一步推論古南島語族應擁有同一起源地，且在探尋「南島語族」根源的過程中，在臺灣的社會脈絡下，創造「南島民族」一詞（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9d：1），使「南島」從原先的地理位置、語言學、考古學、生物學的範疇，轉變為對於特定人群的指涉，也使得臺灣社會對「南島」建立了特殊的意象。

然而，就筆者個人經驗，接觸過的許多被指涉為南島民族一員的國內外友人，對於南島之概念，多為地理性或語言性之理解，與政治甚或身份認同之連結較為薄弱，臺灣這樣由官方由上而下所推動之「南島民族」概念，與不管是國內外被指涉之群體間的連結性，仍有增進空間。筆者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問題：在官方文宣、政治人物的發言中，究竟如何呈現「南島」概念，其所欲意建構或傳遞之訊息為何？是不是有什麼策略上或論述上可以調整之處，以讓被指涉之臺灣原住民族對於「南島」更有感，甚至進而促成該詞彙的內化，成為對身份的認同？對於非原住民族群體而言，這樣的詞彙運用，是否可創造或強化更具有臺灣主體性、跳脫大中華文化同源同種認同圈的「臺灣認同」？

應對以上研究問題，筆者採用國內較少運用之論述心理學（Discursive Psychology, DP）取徑，從閱聽眾之角度，探究官方文宣及政府首長公開發言對於「南島」之論述呈現，以及該論述激發閱聽眾對「南島」產生認同感之成效。

II.「南島」概念的官方運用

原住民族委員會（以下稱原民會）於2002年辦理第一屆南島民族領袖會議，與會者達成共識，將建立以南島為主題的交流合作國際組織，會後與斐濟、印尼、馬來西亞、馬紹爾群島、紐西蘭、帛琉共和國、菲律賓、索羅門群島、吐瓦魯、夏威夷、萬那杜等12個南島語族國家和區域簽署《臺北宣言》，同意研擬常態性的組織架構與運作方式，共同合作以保存傳統文化、推動政經發展，並面對現代化及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提昇南島民族在世界舞臺所扮演角色之重要性。2003年起，原民會每年舉辦南島民族國際會議，除交流南島語族現況及各國相關政策外，更以之作為推動南島語族事務合作的意見平臺。2008年，原民會將該論壇組織化，與馬紹爾群島、吉里巴斯、索羅門群島、諾魯、吐瓦魯、帛琉、紐西蘭、斐濟、夏威夷及菲律賓等南島語族國家和區域籌組「南島民族論壇」之區域性組織平臺，並組織執行委員會，簽署「南島民族論壇合作宣言」（杜宜蓁 2018；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9d：2-4；黃慧敏 2003；監察院 2017：67-68）。該組織並於帛琉登記立案、設立永久總部，秘書處則設在臺灣，希望促進論壇成員國之間的串連與合作。而該組織其中一重要任務，便是可以成為臺灣參與國際會議，特別是聯合國會議時的身份，因為當時中國在國際大力推行「一個中國」政策的落實，意圖全面防堵、打壓臺灣及臺灣人的國際參與。

惜該論壇作為國際非政府組織之工作規劃和運作，後因政黨輪替、政策轉變而停擺、沈寂。不過，原民會仍然年年持續辦理「南島民族國際會議」，維持與南島國家在社群、學術機構及非政府組織的交流與合作。一直到2016年，在帛琉共和國主辦的「第46屆亞太國會議員聯合會（APPU）」會議上，由臺灣與會立法委員提案「建立南島民族論壇」，經過各會員表決通過，成為重新啟動「南島民族論壇」的重要契機（杜宜蓁 2018）。2018年，「南島民族論壇」再度重啟，而後原住民族委員會（2019）訂定南島民族論壇六年計畫（2020-2025年），該計畫共分為五大策略，是以語言文化為核心，向外延伸出－區域產業發展、學術與政策研究、人力資源發展以及基礎型會務建構，並開展出16項工作項目（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9d：23-24；南島民族論壇 2020）。由此歷程可看出，原民會在近20年來，對於推動南島外交，不遺餘力，即便曾因故暫緩既定之南島民族論壇計畫，仍力求由不同途徑繼續落實此政策目標，附註表1整理原民會自1999年以來推動南島事務之重大進程。

此外，始自1993年，因李登輝前總統統希望減低臺商前往中國投資的集中現象，於是構思以3年為期的南向政策，並於1996年底經過評估，決定再延長3年，且擴大範圍；之後又為因應東協整合趨勢，為保臺灣在東南亞的競爭力，又再度延長3年至2002年。但因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東南亞出現許多經濟、政治亂象，甚至排華運動，1998年後臺灣第一次的南向嘗試便逐漸式微。2000年第一次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陳水扁前總統上臺，政府再度重啟南向政策，運用多元外交策略，再度試圖從經貿強化與東南亞各國之關係（監察院 2017：12-14）。陳水扁前總統亦曾在2002年南島民族領袖會議開幕典禮致詞時表示：「中華民國政府非常殷切期盼與太平洋地區的國家交流與合作，因此我們積極地推動『南向』政策，希望能拓展與南太平洋地區之南島民族的實質合作關係。」（中華民國總統府 2002）。此外，於2006年辦理的「第1屆中華民國（臺灣）與太平洋友邦元首高峰會議」，陳前總統與帛琉、馬紹爾群島、諾魯、索羅門群島、吐瓦魯等6國之元首簽署《帛琉宣言》，該宣言第4條第H段提及：「同意設立南島民族論壇與相關機構，致力南島文化之研究、傳承與創新，……。」而後在2017年辦理之「第2屆中華民國（臺灣）與太平洋友邦元首高峰會議」，再度簽署《馬久羅宣言》，該宣言第6條第4段表示：「……支持2007年8月於臺北成立之南島民族論壇籌備處，儘速於帛琉設立永久總部並於其他五國設立分支機構，……。」（原住民族委員會 2019d：2-3）顯示對於推動南島民族論壇以及與其他南島國家建立穩固關係之重視。然而，根據監察院（2017：16）的分析，認為此兩階段之南向政策，皆忽視了南島文化：「東南亞與太平洋國家為『南島文化』重要分布區，臺灣雖有南島文化的豐富資源，卻未加以重視，忽視南島文化在推動南向政策時所能發揮的觸媒作用。」

馬英九前總統於2009年上任後，主張「活路外交」，要以務實的精神來提倡「經貿外交」、「文化外交」、「形象外交」，除了要與重要國家建立夥伴關係外，也力求增進與無邦交國的實質關係。緣此，2010年馬前總統出訪帛琉，提出「南島民族交流計畫」，希望透過此計畫，強化與太平洋友邦在南島傳統、習俗、語言、藝術、廣電及青年事務等多面向的交流與合作，並期許促進臺灣原住民族與世界南島民族之間的交流，在南島文化的角度上，搭起臺灣與國際之間的互動橋樑（歸鴻亭 2014）。

2016年蔡英文總統上任後，隨即宣誓推動「新南向政策」，將增進南島文化交流納入「資源共享」及「區域鏈結」兩項政策目標中，不過，新南向政策所設定的所謂重點18國，未見大洋洲島國列於其中，許是經濟規模太小，對於新南向政策欲建立「經濟共同體意識」的經貿大旗而言，並不符合（郭佩宜 2017）。不過，陳建仁前副總統在當（2016）年度南島民族國際會議上致詞時指出：「希望能陸續拓展南島民族互訪之旅，進行國際文化交流，拓展多邊合作，建立文化經濟共同圈。」（中華民國總統府 2016）仍然可以觀察到蔡英文政府運用臺灣原住民族與其他南島民族之間的關聯性，以及位處於「大陸南島文化」與「島嶼南島文化」的交界樞紐地位（監察院 2017：1-2），嘗試與太平洋國家增進務實的外交關係，蔡英文總統在2017年出訪太平洋邦交國時，更以「永續南島，攜手共好」為該出訪計畫命名（中華民國總統府 2017b）。

III.論述心理學的解鑰之機

論述心理學起源於1980年代末的英國。1987年，兩位心理學者Jonathan Potter和Margaret Wetherell共同出版了《論述與社會心理學（Discourse and Social Psychology）》一書，內容為對日常使用中的對話所進行之細緻研究，這是奠定社會心理學對話分析取徑的重要著作之一（te Molder 2015: 1），到了1990 年代中期，「論述心理學（Discursive Psychology, DP）」一詞首次被提出（Huma et al. 2020: 2），且進一步發展並更接近對話分析（Communication Analysis, CA）。透過採用對話分析作為主要分析框架，論述心理學發展出一套歸因、以數據驅動的方法，用於對構成日常生活的行為，進行詳細的實證檢驗，分析情境中的實踐（situated practice），並且將心理學視為實踐領域而不是抽象的沉思，這為心理研究及其理論化開闢了新的空間。而論述心理學所關注、分析的是在日常環境中，人與人之間的自然談話互動，認為互動是社交最初始場所，無論參與在互動中的人是誰—親戚、戀人、朋友、同事—無論互動的性質或目的是什麼—請求、邀請、尋求治療、審問、抱怨—在互動中，對話雖不是唯一，但確實是實現這些關係和行動的關鍵媒介，而對話參與者會從互動中產生及處理各種心理和真實概念（江靜之 2010：39；Hepburn and Jackson 2009: 177；Huma et al. 2020: 2；Potter and Wiggins 2007: 73）。

不過，論述心理學仍然廣泛研究一般被認為是傳統心理學主題的內容，例如記憶、態度、偏見、身份和情緒。只是，不同於傳統心理學的認知取徑，論述心理學家並非將這些視為是個人層級，也不認為語言僅是傳達內在思想或情緒的載具，承前段所述，論述心理學的焦點在於研究心理機制或現象，是如何在參與者之間自然發生的言談和互動中產生、建構與使用，並且納入情境考量。也就是說，談話本身以及談話發生時的情境，方為論述心理學取徑所關注之研究對象（江靜之 2010: 38；Hepburn and Jackson 2009: 177-178）。論述心理學主張，人們在說話時就在行動（people do things in talk），需要將語言視為行動的媒介（a medium for action），其以社會互動和文本的形式，建構行動和世界，而非將之視為思維的窗口（a window to the mind）（Huma et al. 2020: 2-3; Stokoe 2020: 3）。立基於語言是行動、理解和互為主體（intersubjectivity）所發生的主要場域，論述心理學反覆驗證，人們是如何「用語言做事（do things with language）」，也因為要研究「行動中的語言（language-in-action）」，論述心理學家的研究場域，是生活所發生的自然環境，例如一家人在用餐時的聊天、朋友間的電話通話內容、醫生與病患間在治療過程中的對談或是顧問與客戶間的討論，甚或是兒童求助專線社工與兒童的交談、警察偵訊時的證人陳述等對話發生的場域（Huma et al. 2020: 3; Potter 2011: 104; Stokoe 2020: 5-6）。

根據Jonathan Potter（2011: 106-107），構成論述心理學分析架構的基礎在於對論述的觀察，認為論述是以行動為導向的（orientation to action），並非透過言語去探究一段對話中，參與者說話的動機、意圖（即前述「思維的窗口」），而是要去研究參與者如何解讀對話、引發情緒甚而行動，是對社交行動的主位（emic）分析；論述是被序列性地、制度性地、修辭性地定位（situated），對話有其情境，其文本脈絡取決於所擷取的情境、如何回應，以及引發下一組對話的產生；對話是由單字、修辭慣用語、文法等等所建構，但也具有建構性，因為論述被用來建構不同版本的心理世界、社會組織和行動甚至歷史，也就是使用語言建立真實性。舉例而言，在感情諮商的情境中，一方是如何組織言語，建構出感情之所以破裂需歸責於另一方的說法，以規避自己應負起的責任，這便是使用語言以削弱、對抗其他說法（江靜之 2010：40；Potter 2011: 106-108）。

奠基於以上分析架構，論述心理學認為，在特定環境中的一段交談互動，會使得參與者顯示出一種代理感，甚或是嚴重的痛苦，或是理解的時刻（Potter and Wiggins 2007: 38）。Fleig 與von Scheve（2020，轉引自Westberg 2021: 218）便認為，沒有任何論述可以被認為是「無情感的」。也就是說，情感並非獨立於論述之外，而是被召喚、描述、顯現，以達到社會行動的目的（Hepburn and Jackson 2009: 182-183）。論述可以形成情感影響力、構成情感腳本，以扣連正面情緒、或是鼓動負面情緒，對話的話語如編劇一樣，透過用字遣詞啟動、引發觀眾的情緒，如自豪、不孤單、恐懼、憤怒，或是鋪陳一段情節，扣連、啟發人們的特定情感，甚至會讓人對擁有特定身份而引以為傲。而情感有其邀請、定位（positioning）閱聽主體的能力，若主體接受了邀請，與構成論述的道德框架達成一至，便會將自身帶入論述的情境並將自己定位其中（Ahmed 2014[2004]: 12），這些情感可能會引導至行動的發生，也就是情感的履行力（performatory power）。而要了解情感，便要看到情感的培養皿，也就是日常的互動，不過，這種處理情感的方法並不考量情況的真相或動機，而是要看情感和其他心理構建，是如何被論述召喚，又造成了什麼樣的互動結果。這也是為什麼，論述心理學得以為探索不平等、歧視和權力的論述和所造成的影響（行動），以及其究竟如何在社會背景下制定開闢了新的可能性（Hepburn and Jackson 2009: 177, 183）。

瑞典學者Gustav Westberg便觀察，在當代法西斯主義的發展中，情感在其相關論述中扮演關鍵角色，便以此為基礎，撰文探討瑞典納粹運動如何利用重生（palingenesis）的神話來構成招募新成員的論述，提供讓閱聽主體感到憤怒、侮辱和羞愧，以及勇敢、自豪和充滿希望的情感腳本，用以吸引、招募新成員。Westberg的研究說明了如何運用情感─論述實踐（affective-discourse practice）為激進化和意識形態所驅動的暴力創造進入途徑。然而，這樣的情感腳本，並不只可見於法西斯主義、納粹運動中，其他政治、社會和宗教運動也透過論述來引發情感的共鳴，像是素食主義、環境主義、女性主義、戒酒無名會等等（Westberg 2021: 226）。

因此，當試圖探究「南島」一詞，是否可讓被指涉對象「有感」時，筆者便嘗試以此情感腳本概念出發，以「南島民族」概念最主要推動者─原住民族委員會─歷年來辦理南島民族相關會議的官方文宣、新聞稿、正、副總統及原民會主委出席致詞時的內容或其他重大場合之公開發言，為主要研究文本，分析文本中的論述在表達方式、用字遣詞、主要訴求重點等方面，如何引發、召喚民眾之情感，並對此產生身份的認同？是否產生共鳴？

IV.自修身至族裔核心的「南島」情感腳本

此研究以網路可搜尋之文宣、新聞稿和致詞稿為進行論述心理學分析所需之文本，然而，筆者搜尋過往官方文宣的過程並不順利，因歷屆南島民族國際會議為標案形式，由承辦單位架設網站，在活動辦理完成後，網站往往未能繼續維持，故僅能蒐整到零星活動文宣文本，為求分析跟比較之有效性，暫先捨棄官方文宣，改以新聞稿所引述之正、副總統、原民會主委談話或致詞稿全文內容為主，來源則為總統府網站及原民會網站，共計13份新聞稿及10份致詞內容全文，並從中擷取36段提及南島的段落（見附表2），作為分析之文本。

從所蒐整到之各類文本中，首先觀察到內容常會重述南島民族的語言共通性、地理分佈範圍及臺灣為南島發源地或原鄉，其中尤以臺灣為南島發源地之相關論述最為常見，文本列表和內容是否重述以上三點整理如附註表3。不過，因其中有13份新聞稿，僅只摘錄部分發言，無法得知致詞全文是否提及未勾選之內容。然就目前所得之文本可看出，未提及語言共通性、地理分佈範圍及臺灣為南島發源地或原鄉中任一點的，主要為正、副總統於2017年及2019年出訪太平洋友邦時的談話，性質與專以南島民族為主題及主體之國際會議不同，故於致詞時，對話的對象亦不盡相同。2015年南島國際會議林江義前主任委員之致詞內容，僅只有兩段被節錄於新聞稿中，故難以確知是否提及所列之三點。而2003年陳水扁前總統出席「南島原鄉　閃耀臺東」─臺東縣地方文化展開幕記者會之致詞，因該記者會為臺東文化展之開幕，主體為臺東，內容亦多著墨於其觀光發展之可能性及文化多元之重要性，不過，在記者會上，陳前總統接下了代表要將臺東開啟為南島文化研究重鎮的「南島之鑰」（中華民國總統府 2003），仍可看出欲連結南島之意象。

檢視所截取的36段文本，編號後依類別可見以下之類型論述：編號①至⑯明顯可見文本中強調臺灣歸屬於南島一員，對比臺灣在國際政治現實上所受之打壓，激發不孤單、甚至是自豪的歸屬感；編號⑰至㉒更加強化此歸屬語意，並進一步內化南島認同的「我群」於論述中，呈現「一家人」之集體感；編號㉓至㉜則提及需要共同採取的行動以達成特定目標，激發閱聽眾勇於投身其中的責任感；編號③、⑤、㉝至㊱則透過點出共同挑戰、困難，讓人恐懼這些危機成真，進而化為行動的勇氣與動力。

總體而言，文本論述之用字遣詞大多傳遞出正向、積極的訊息，鋪陳南島語族分佈範圍廣袤、語言多而複雜、人口數眾多（①至③、⑧、⑩、⑯），呈現多元，但又強調同一。透過肯定語氣的用詞，如「屬於」（①、③）、「是」（②、④、⑤、⑦、⑭、⑯）、「完全是屬於」（⑥）、「作為」（⑤、㉛、㉜）等，也強調在多元下的共通點（②、③、⑧、⑨、⑫、⑭），強化臺灣、臺灣原住民族屬於南島民族，是此廣布而複雜語族的一員，對比國際政治場域上，臺灣所遭受之打壓、排擠、否定，所產生的沮喪或孤單，從編號①至⑯號文本中，皆可看到使人感到驕傲並且不孤單、強化歸屬感的論述，此外，亦透過凸顯臺灣的獨特之處，如編號①國際南島研究的重鎮；⑤海洋國家、世界寶島；⑦文化母體、不可遺漏的重要成員；⑪扮演重要角色；⑬和⑯特有的海洋觀點等，召喚感到自豪的情緒，而這樣的自豪，並不僅止於為歸屬於特定群體而自豪，更因為歸屬於此群體，得以有獨特的、重大的貢獻（編號②、⑬和⑮）而將此歸屬視為榮耀且充滿希望。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編號⑤、⑥，時任正、副總統在不同的場合，除先強調臺灣為南島成員外，更藉此區分與中國之不同（見斜體字部分），在召喚驕傲感外，亦會使人產生對所屬群體的忠誠感，甚而引發自我認同之思考或形塑。據此，「南島民族」之概念，成為了拉近臺灣與太平洋諸島國、以及淡化臺灣和中國以中華文化為主體的政治性操作。而會有此措辭強烈的論述，筆者認為與當時中國在國際間對臺一連串打壓事例有關，如2005年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施壓國際組織，如亞太農業研究機構聯盟（APAARI）、國際危機組織、「國際醫院協會」（IHF）更改我會籍名稱、阻撓我國代表團參與聯合國會議及其他國際活動，甚至在2006年於泰國曼谷舉辦的國際少年運動會上，發生中國北京市代表隊強行搶走觀眾席上中華民國國旗的事件（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2008）。

延續前段所述之驕傲、自豪感，可以從編號⑫、⑬、⑮看到，蔡英文總統不僅止強調臺灣是南島民族的一部分，更使用「我們」來區分我群、他群，且傳達出內化南島認同之訊息，編號⑰至㉒、㉚文本，亦是如此，除主詞為「我們」外，也運用「兄弟」、「姐妹」、「我們的祖先」、「家人」這些以人為本之詞彙，將文化、語言的共通性，更加拉近彼此距離至本為一家人的緣由，實與編號⑥、⑦兩文本有所呼應，即不再只是引發歸屬感，更進一步引發由內生成的認同感，只是措辭上較為軟性、避免讓人有被侵犯感而有所排拒或牴觸。

此外，文本中的論述，也更有行動、價值取向，不只是重述客觀學術研究的事實，更強調當代的互動和已達成之成果，如編號⑰解決困難；⑱打造古帆船、相同觀點、一起傳承；⑲攜手合作、獨特貢獻；⑳人與人自然互動；㉑尊崇民主和自由的價值；㉒太平洋性別文化的多元開放、第一位女性元首，將過往歷史性的連結，拉到了當下的實質互動，凸顯彼此的關係不是時光凝結的過去完成式，而是持續且生動、多元的現在進行式，對於不管是原住民族或是非原住民族而言，論述所引發的家人間的孺慕之情、共同解決困難的共患難、理念和價值相近的共鳴，都會召喚起正面情感，所引發的驕傲、自豪更加強烈。

在編號⑱、⑲、㉒文本中，致詞內容還具體化設定了「我們」要「共同」、「一起」採取的行動、執行的任務、達成的目標，如⑱更貼近歷史，一起傳承海洋文化；⑲啟動常設性區域組織的運作；㉒激發出更多的勇氣和更高的志氣。在編號㉓至㉜文本中，也可以看到這樣的論述內容，甚或描繪這些行動可以形塑的美好未來：㉓更緊密的結合與攜手合作、凝聚共識及認同感、建立穩固長遠的交流平台、開拓出永續與傳承的發展空間，達成世界族群和諧的共同理想；㉔共同發聲、思考，以及面對現代化過程的問題；㉕追尋海上歷史文化痕跡、拓展多邊合作、建立文化經濟共同圈；㉖發展特殊外交關係、建立實質交流；㉗共同為全球的永續發展貢獻心力；㉘更多對話、珍惜資產、更緊密的合作、互惠互助、實現永續發展的目標；㉙互相學習面對歷史的經驗、透過集體智慧展望未來、集結資源、分工合作，一起培養南島民族永續發展人才；㉚展開更穩定的多邊合作；㉛探討語言復振策略、促進語言使用與保存、提昇南島語言的國際能見度、建立南島文化圈認同感；㉜推動南島文化保存、建立南島文化圈認同。在這樣的論述中，「我們」代表著與新契機、共好未來有關行動的媒介，閱聽的主體因此回應行動的呼籲，透過認同，加入「我們」，也因此在情感上被置放於無所畏懼、充滿勇氣的位置。此時，原先的歸屬感，更近一步地強化為責任感。

除了透過行動的呼籲、目標的設定、未來的想像，另一種激發責任感的方式，是呈現實際上所遭受的挑戰、問題，使人產生危機意識，且這些危機並非只針對個人，而具有集體性，如③共同的健康問題、「基因創始效應」；⑤失去主體性；㉝健康差距；㉞世界情勢急遽變動牽動村落；㉟氣候變遷、醫療健康、環境永續；㊱讓語言活下去。這樣的論述所召喚的情感，首先會有面對失去、消失、變動等的恐懼，閱聽的主體接受了「恐懼」的情緒邀請，將自己置身（positioning）於這些危機中。因為恐懼，「我們」更要成為實質行動的行為者，以防止這些威脅成真，也讓不管位處何處、即便相隔千里的民族得以生存。閱聽主體成為了解決問題的「我們」的一員，對於群體的認同，從想像的共同體，更實質地體現為患難見真情中所建立的夥伴關係，也更「有感」。

VI.綜合結論與進階討論

就論述心理學的情感腳本取徑分析前列文本而言，可得到歷年來正、副總統、原民會主委的公開發言內容，確實程度不一地召喚驕傲、自豪、勇敢、希望等情感，激發歸屬感、責任感和危機感之結論。也可以觀察到，情感邀請的強度，因為論述的用字遣詞不同，有時間軸的線性變化。2017年後的文本，不再只是強調臺灣是南島民族的成員，卻仍有區分「我們」臺灣跟「他們」南島之隱含概念，而是「我們」南島，指涉對象的改變顯示了內化的認同。此外，文本所涵蓋的年代（1999至2020年），歷經四位總統、三次政黨輪替，執政者政黨屬性的不同，也反映於文本中，內含可以召喚更強烈情感的具體化行動、目標的論述，或是提出實際要解決之挑戰的文本，多發表於民進黨執政時期（2000年至2008年、2016年至2020年），編號㉔及㉞，雖亦提出了行動、挑戰，但比之其他文本，實顯得較模糊而不具體。

據此，在談及南島，且希望被指涉對象，無論是臺灣的原住民族抑或是其他國家的南島語族群體能產生共鳴、激發認同時，應多運用2017年後文本中的「我們」策略，軟性卻明確地建構「我群」，將「我」置於其中，與群體中所有人的平等位置，但也須注意，這樣的我群建構，並非要同質化，反之，正是因為其中的異質與多樣，那些相同更加珍貴，也讓彼此的關係更真實而有機。而在強調共通性時，則可更加強調當代、持續、多元的互動關係，以及這樣的互動關係所創造出的共同經驗、回憶。不過，前已提及，此研究的文本收集並不完整，許多致詞內容僅能從新聞稿的節錄中擷取，以上結論及建議僅單就目前所得之文本分析而得。

即便在這些與南島民族有關的論述中，確實可以看到文本的情感性，然而，就如Westberg（2021: 227）所言，情感不僅是表徵的問題，更總是互動主體性的出現，也就表明表徵性分析無法單獨揭示情感的影響潛力，而需要一種與解釋框架連結的應用程序。若有不同的解釋框架，則可能導致不同的結果。也就是說，若閱讀的主體並不接受南島民族的概念、無法置身於南島認同時，相關內容則可能引發被挑釁的情感。此外，臺灣的民間團體、原住民族人多年來也透過不同形式與島嶼東南亞、太平洋島國互動、建立關係，也建構了不同於國家政府的南島經驗和認同連結，人們是否可以透過這些公開發言，連結自身的常民南島經驗，進而帶入相關的情感？惜單從此研究所蒐整到的文本中，無法得知人們究竟如何回應這些文本的情感召喚與邀請，未來相關研究應就此提問持續著力、探究。

引用書目

王俊翰

2006　《台東南島文化節之意象構築、在地認同與主體性》。國立臺東大學區域政策與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

中華民國總統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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