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裡的另類史前國際：南島原民、陸東觀與海島觀的臺灣考古學論戰¹

  

謝世忠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兼任教授

  

I.前言

  

  考古證據指出，中國漢人大約14世紀即已移民到澎湖，但，較大量人數的行動，還是晚到1630年代才開始。當時荷蘭人就鼓勵中國人遷來臺灣（陳奇祿 1980：2-6）。部分學者認為，荷治時期代表臺灣歷史的一個新開端（見如Tsang 1989: 163）。換句話說，以荷蘭、中國、以及西班牙（西人1626至1641年占有北臺灣沿海地帶）等文字記載的官方和非官方文獻，自此開始描述島上居民生活習俗，以及如何被管理教化歷程。雖然資料仍不甚完整詳細，近現代史上的臺灣原住民族，自此即陸續被書寫建構。但，17世紀之前的狀況又如何？我們如何得知史前史階段之無文字傳統族群文化的景象？史前臺灣住民是現今原住民族祖先嗎？凡此課題，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研究者們，始終抱持著高度興趣。

  原住民族或過去習稱的高山族九族說（泰雅、阿美、賽夏、鄒、布農、排灣、魯凱、卑南、雅美），在上世紀幾乎是一不動的真理，而平埔族（凱達格蘭、雷朗、噶瑪蘭、道卡斯、巴宰、巴瀑拉、和安雅、西拉雅、邵）則被認為多數已被同化（李亦園 1982a[1954]，1982b[1955]）。這高山平埔合起來的十九族，正是學界長期研究的對象，而語言學者則幾乎全數同意他們均屬南島語族群體（李壬癸 1976，1979； Sung Yan 1989）。與此同時，歷史家們也發表了不少關及荷蘭、西班牙或日本統治之下的原民史蹟報告（中村孝志 1990；連溫卿 1955；劉斌雄 1975），以及漢人移入與原住民族的適應研究（石萬壽 1987；黃富三 1981；洪麗完 1985）。此外，社會文化人類學者亦不缺席，他們多半集中於文化變遷、族群接觸與衝突、涵化與同化等議題（見如黃應貴編 1983）。本文的目的之一，即擬探詢在世紀結束前的二、三十年間，史前史家／考古學家和演化論派民族學家，尤其是前者，論述與原住民族相關課題的景況。換句話說，我們想了解的是，對於17世紀前的原住民，考古學界是否已有較為明確的學術見解。

  就考古學家或民族學者而言，面對「南島族系人群來何方」和「原住民與史前人類的關係為何」等課題外界不休止地提問，的確是一大壓力。民族學權威學者李亦園曾表示，該等問題正是大家最關心的學術範疇（1982b[1955]：71）。在他一篇主要以文獻為材，來探討平埔族的文章裡，就直接指出，北臺灣圓山史前遺址上層的陶器出土，與噶瑪蘭和凱達格蘭族很接近，而中臺灣的灰黑陶史前遺址也可連上當地的平埔族文化（同上，頁71-75）。曾於中央研究院訪問研究的語言人類學家Raleigh Ferrell則認為，史前文化遺址出土的平行線條紋，和泰雅族有密切關係，鄒族與圓山文化接近，而排灣族則和幾何形紋路之史前陶器有關聯（1966: 124）。相較於此等較為肯定性的人類學者觀點，考古學家似乎顯得保守得多。例如，宋文薰在前後相距25年的不同演講裡，對於觀眾提出的南島族系原住民史前史問題，都是回以類似「尚無法確認」的說法（1965，1988）。而此一學界與大眾互動模式，其實自日本學者開始探索史前遺址主人及其後代議題起始，就已經出現了（參臧振華 1990a：11）。往後的數十年間，人們更持續不斷地關心好奇於同一問題（參李光周 1983：114）。基於此，不少二十世紀後半葉開始加入學術生產行列的年輕考古學者，也不得不涉入其中。

  本文接續於知悉考古學者們研究取向之後，更進一步亟欲討論二十世紀後期在臺灣登場的一回並未被正式公開承認的學術論戰。它的主題就是緊扣南島族系原住民族、史前年代學建置、以及臺灣史前文化起源等間的關係。對考古相關貢獻的整理工作相當重要，因為原住民族與史前史關係各個理論提出之原委背景，紛紛從中呼之欲出。此外，更有趣的是，論戰涉及的區域地理範疇，剛好就是吾人今日所界定理解的國際界線或國度領域，也就是說，史前出演的舞臺，與千百年後的當代國際不謀而合，值得注意。

  

II.民族學的典型觀點與考古家的沿用

  

  除了前述李亦園（1982b[1955]）和Ferrell（1966）之外，凌純聲關於臺灣原住民族的起源之論，是為一造成較大影響的民族學論點，可謂深具時代代表性學說。凌氏認為（1950），世界上存有一古東南亞文化區，它涵蓋範圍自長江北岸起，包括華南、大陸東南亞、及島嶼東南亞，臺灣當然也在其內。他進一步指認出了包括紋身、獵首、拔牙、斷髮、口琴、貫頭衣、水平織布機、泛靈信仰、室內葬、岩棺等等在內共50種該區各地都見著的文化特質。凌氏主張所有南島族系群體來自中國。包括凌純聲在內的不少歷史學者都認定東南亞文化區內有一稱作百越的群體，他們是中國大陸東南沿海一代的原住族群。凌強力認定臺灣原住民祖先即是來自中國東南的百越（1952）。他的說法，影響了亦為學界導師之一的陳奇祿（陳奇祿 1981：42-43），以及社會主義中國研究者（見宋文薰 1988：176），他們一致認為，據此，可以證明臺灣原住民構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事實上，考古學家對凌純聲的理論，也抱持高度興趣。

  換句話說，在面對圈內圈外人們所共同關注的課題，考古學者們似乎必須正面回應，而廣被大家信賴的理論，就屬前述凌氏之說。於是，大量考古文章裡，即見作者們順暢地參考引用。首先，宋文薰接受凌的古東南亞文化區觀點，因為，多樣性的臺灣原住民族生活樣態，即符合該大區域內的各個文化特質（1980：98, 127）。黃士強與劉益昌在共同完成一臺灣考古遺址調查計畫之後，也發現了史前文化和大陸古代文化的類緣性（1980）。凌純聲的理論提供了他們將臺灣和華南歸入東南亞文化區內的依據。自此及至世紀結束，黃與劉的接續研究，均秉持凌的說法。其中黃氏強調了百越和臺灣原住民的關聯性（黃士強 1985；Huang 1989），而劉也於凌的架構下，更進一步發展華南和臺灣關係的討論（1988）。

  凌純聲的理論儼然成了考古學者建立原住民歷史說法的有力倚靠。不過，遵循凌氏觀點是一回事，多數田野考古的發掘研究者，卻似乎不太願意以出土資料來討論史前臺灣居民和南島系原住民族間的族群聯繫關係。依筆者的觀察，當時的學者對於史前年代學投入不少心力，並戮力藉此連上華南與臺灣的文化史關係。換句話說，以物質出土為主的文化特質分布，是為立論的依據，而尚少有扣連瞭解族裔社群的意圖。比較出土文物之相同、類似、或相異，成了詮釋方法的要點。因此，如果遺址出土物與原住民族部落用品難以歸成一類，當然就不願或無法對雙方關係做進一步說明。下文有較詳細討論。

  

III.考古學詮釋下的史前臺灣

  

  1.年代學論

  宋文薰曾指出（1988：170），建立了史前史年代層序，是1949至1980年間臺灣考古的一大貢獻。自1896年第一個史前遺址被日本人發現以來，許多古人類活動地點陸續被找到，直到1950年代中葉，列入紀錄者，已多達450個（宋文薰 1954：93）。到了世紀末前幾年，更累積到超過千個之多（劉益昌 1992：11）。在接續發掘與分類解析之後，學者們即有整合數個遺址以成更大包含範疇之動機，尤其若發現不同地點卻有類似型態之物質出土情況時，更亟欲了解箇中道理。多數臺灣考古學者係依遺址出土文物之色澤、類型、風格、以及陶器、石器、金屬器質性，來界定特定之文化（參臧振華 1990b：13）。

  考古學者在臺灣辨識出了先陶或舊石器時代文化（參宋文薰 1991）、新石器時代文化、以及鐵器時代遺址等。自1980年代以降，學者們紛紛致力於將眾多遺址出土歸納至更高層級範疇的文化體之內。宋文薰與連照美首先於1979年在一間博物館內公開一份史前年代層序表，翌年即正式出版（宋文薰 1980：表16）。在1987年之時，二位學者曾調整麒麟和卑南文化位置（連照美 1987：232），但，不久又再重回1980年的版本，直至世紀結束，都未改動（Sung 1989: 107）。

  在宋、連該表出版的同一年，黃士強和劉益昌也發表了一份年代表，其基本架構與宋、連表類似，惟有四處稍有不同（黃士強、劉益昌 1980：表3）。其一，他們認為圓山和植物園應分屬不同文化。其二，牛稠子文化應有二個文化層。其三，在圓山與大坌坑文化之間，應有一圓山類型的繩紋陶文化層。其四，澎湖群島的資料應被納入。

  自1980年代末期開始，劉益昌接續發展自己的年代層序。他揚棄宋、連、黃以及自己過去所稱用的先陶時代一詞，從而堅持長濱和網形文化等早於新石器時代者，應該定名為舊石器時代。從劉氏正式發表的二份年代序表中，我們可發現其對史前文化時序的安排，已然大不同於宋、連模式。前一表發表於1988年，劉維持其早期主張將墾丁從牛稠子文化範疇抽出（1988：18），而出版於1992年的後一表，則後者反被併入前者。此外，劉益昌更增添不少新識別出的文化如北葉、龜山、大坑、紅毛港、老崩山、以及網形等等。他也建議應使用遺址地點而非族群名稱來命名特定的文化。阿美文化係當時史前遺址中，唯一被以族名定稱者（見宋文薰與連照美表），後即被劉氏於1992表中改為靜浦。

  編製臺灣史前文化層序表，應會是一持續的工作，不過，對20世紀的臺灣考古學研究而言，幾份年代學表論述的提出，無疑係當時最主要貢獻之一。換句話說，若遇有上一世紀考古研究最大成就之詢問，此等上下萬年之文化發展表序的系統性建置，應當之無愧。除此之外，事實上，學者們亦多關注各個文化的承載者來自何處，以及他們維繫了該文化多長時間等課題。而各文化間關係的議題，也不斷被提出討論。筆者認為，進入新世紀之前的數十年間，針對臺灣史前文化的根源和發展徑路，至少有二個針鋒相對的取向：東亞大陸東半部源起或稱「陸東主導」和臺灣本土發生或稱「海島在地」，它們縱使未公然叫陣，卻也是類似無聲式地持續論戰，而此場戰役或許正是20世紀臺灣考古學在年代表序之外的另項重要成就，也是一種在史前和當代雙具意義的特殊款國際議題。

  2.陸東主導

  宋文薰曾回復一位歷史學者關及臺灣所有史前文化均來自東亞大陸的說法。宋表示，據他所知，沒有一位考古學者會做政治性的學術主張（1988：178）。不過，雖然如此，就筆者掌握的資料，事實上，臺灣考古界對島上史前文化的母土源出地，長期以來仍多傾向陸東的認知。當然，並非一面倒陸東的說法，就有政治思維之嫌疑，但，有人提問，也有人解釋，就代表「大陸與臺灣的連線，果真如此理所當然嗎？」終究會是一個長期性的質疑。畢竟，歷史和今日中國，都沒有南島族系群體在東亞大陸或當前中國存在的紀錄，那又為何大陸與臺灣在史前時期卻是如此關係緊密？此外，一般認知裡，東臺灣之外是一片無人之大洋，理所不應與臺灣史前人來源有關，因此，實不需花時間在此。會不會學者們都如是觀？

  臺灣是一島嶼，不可能是任一文化或族裔群體的真正原鄉，因為所有人都必須乘船筏舟而來。所以，多數學者都會替在地特定史前文化詢問：它源自何方？（參臧振華 1990a；黃士強 1991；劉益昌 1988；Sung 1989）。前文我們已知凌純聲係以如紋身、獵首、和水平織布機等等類同的文化留存要項，來界定島上住民所秉持之文化的來源。而他的理論也受到考古學者們廣泛支持。不少史前史學者即依照此一模式，識別出某些分布於大陸和臺灣的遺址，同屬一個文化，或者後者係自前者源出，或至少受其深刻的影響。張光直是第一位建立精緻性陸東論的學者，其理論並已產生了重大影響。

  張氏最早曾主張中國古代只有一個新石器文化中心，位於北方，再由此散播出去，包括臺灣（Chang 1964）。十多年後他開始修正說法，改稱應有三個中心，農業生業即由該等區域傳播各地（Chang 1977[1963]）。中國東南的大坌坑文化是其中之一，而它即負責影響臺灣，並建構出一島嶼在地的新石器早期大坌坑文化。張進一步認為，縱使與大坌坑無關，臺灣出土的新石器中期如紅陶、灰黑陶或龍山形成期等文化，全數都源起於中國東南（Chang 1972）。他所依循的最直接證據就是，海峽兩邊各遺址所見陶器特質極為相近，甚至完全一致。

  作為中國考古學研究的國際學者，張光直的陸東理論，深深主導對臺灣新石器文化研究的方向。其中上一世紀臺灣各大學僅見的「中國考古學」課程教授黃士強，即是最顯著的例子。黃氏除了與首先識別出舊石器或先陶文化的宋文薰，均主張該等遺址文化主人來自中國（宋文薰 1980：110，1989：69；黃士強 1991：48-51）之外，他更堅持大坌坑文化人亦係源自大陸區域。甚至，黃更指出，典型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牛稠子與牛罵頭紅色繩紋陶文化、以及擁有明顯紅灰黑陶特色的營埔文化，亦都直接間接受到大陸影響。同時，他亦認定新石器晚期乃至鐵器時代植物園和十三行的幾何印紋陶文化，與大陸地區的出土發現，有著完全的關聯（黃士強 1985：198-200；Huang 1989: 70-71）。

  黃士強的中土源起理論，也有其他學者呼應。劉益昌就主張多數臺灣史前遺址如大坌坑、圓山、鳳鼻頭、芝山岩、以及植物園等出土文化，係由中國東南傳播而來（1992）。類同主張的學者，多半是以陶器和石器二關鍵物質要素為依據，進而將眾多遺址統歸入同一文化範疇。自1960年以來，陸東主導之論強勢，直到世紀結束前二十多年，才開始有研究者以臺灣本地的演化角度，也就是海島在地論提出挑戰。

  3.海島在地

  海島在地論者和陸東論者一樣，均在尋找臺灣史前文化的祖源地。由於新時期早期的大坌坑文化與長濱遺址舊石器或先陶文化，並無上下聯繫的關係，因此，幾乎所有學者都曾試圖在大陸找尋大坌坑的源頭。不過，海島派研究者更感興趣於自大坌坑以降一脈相沿直至新石器中後期的本土演化過程。

  李光周是首位提出與張光直自大陸多元中心散播於外至包括臺灣在內之理論相左觀點的考古學者。在經對墾丁遺址出土之文物、居住遺留、生業、文化層、以及年代學資料的比對之後，李氏表示，紅色繩紋陶基本上應係自本土的繩紋陶演化而來，而非傳自大陸的龍山形成期文化（1983：104-105）。雖然李亦有於稍後論著裡（李光周 1985；Li 1989）提到大陸東南對臺灣史前史的影響，但，僅是籠統帶過而未細論，反而，自大坌坑以來的本土發展之論，就始終是他最強調的觀點（見如李光周1985：225；Li 1989: 150）。

  臧振華同意李光周觀點，且認為他自己主持之澎湖發掘計畫出土證據，更是具體充分。臧主張澎湖所見的果葉與鎖港文化，係新石器早期繩紋文化（大坌坑）與中期紅色繩紋陶文化的二個類型。他進一步指出，在二個文化層均發現類似甚至相同形制的陶容器，因此，可以證實它們的連續性（臧振華1989，1990a）。臧氏認為，新石器時代的臺灣史前文化有一在地連續發展的過程，同時又與島外某些地方，尤其是大陸東南有所互動往來（1990a：13）。在此一景況下，臧認為（1990a：13），部分陸東論者如張光直和劉益昌，都已紛紛改變看法，接受主體係臺灣本土演化，而部分才是陸東之影響。

  此時，前文所提黃士強以一較宏觀視野，綜看如拔牙之廣義文化特質來判斷陸東決定的觀點，受到了挑戰。連照美重視所謂「同一文化」內的差異性。她認為，一般所論大陸東南沿海地區拔牙影響臺灣之論，並不可信，因為二地的拔牙類型完全不同（1987：242-243）。連進一步指出，大陸出土具有拔牙狀態的人骨，其年代並不早於臺灣所見者，何況閩臺埋葬習俗更是差異甚大（同上，頁243）。連氏的說明，讓我們聯想到海島在地新石器文化世界獨立存在的可能性，雖然她並未進一步說明為何差異如此之大，還能歸入「同一文化」之內。

  無論陸東論還是海島在地論，主張者均有其依循的證據，各自成理。然而，人們還是要問，那麼，這些遺址的主人是誰？學者們永遠必須面對類此詢問，尤其是南島族系原住民族的史前狀況，更引人好奇。

  

IV.考古家筆下的臺灣原住民族

  

  1.認肯理論

  在前文中，我們有提到臺灣考古學者對史前文化與南島族系原住民族關聯之課題，相對上顯得保守。然而，仍有部分研究者曾以肯認之語氣，試圖連結特定南島原住民族群體在史前時代的位置。

  宋文薰八十年代發表的所有作品，皆係用難以確定之口氣，敘述史前與原民連帶之議題，不過，他的早期文章（如1954：98-99）卻常見以肯定字詞來說明遺址所見之南島原住民族祖先。他提醒吾人不應忽略史前石柱與排灣族室內外立石或石柱的密切關聯。另外，宋主張，不少族群墓地所使用之石材，均可追溯自史前時代。他更舉出布農、鄒、以及泰雅等族有祖先使用石料的傳說，還有雅美族人至今仍會製作石器，以及部分被廢棄之原住民族聚落現地，仍可發現石製器物等等為據，證明南島族系與史前之關聯。

  李光周是海島在地論者大將，他認為南島系原住民族自史前發展至今的文化遺產和文化變遷證據鮮明（1983：114）。他的代表性著作是一篇以社會人類學方法研究鵝鑾鼻遺址物質出土之論文（李光周 1974）。鵝鑾鼻涵蓋不少遺址與文化層。李氏專研第二遺址第二文化層出土之大量紅色繩紋陶（李光周 1983；Li 1983）。過去研究者多半將之歸類為牛稠子文化層，因此，在前舉由宋文薰、連照美、黃士強、及劉益昌等人所發表之各類文化年表，就從未見鵝鑾鼻文化的出現。不過，李光周似乎不在意鵝鑾鼻進入年代學表與否，反而，他強調對社區社會生活的了解，比較重要。的確，李氏將阿美族連上4,000年前的鵝鑾鼻史前文化人，實為劃時代創舉之學術意見。

  在仔細分析了出土的石製網墜和紅陶之後，李光周強力主張，該遺址主人就是阿美族。依照從妻居原則，阿美新郎應離開他的出生之家，搬至妻家居住。所以，在各個阿美族部落裡，應有來自多方的非本村男性。這些外來男性成員，會帶進各種不同的文化能力。李氏發現，出土之紅陶類型極為一致，而石網墜卻具多種樣態。因此，他推斷這是一個母系的史前社會，在地女性負責製陶，才會樣式如此接近。而從妻居男性則製作出學自父親的網墜形制，由於他們來自四方，以至於網墜樣子就大不相同。截至今日，阿美族女性仍在製陶，而男性則負責生產如網墜之類的生產工具。李光周的研究結論，提出了一個令人驚嘆的4,000年前阿美族祖先之觀點。

  我們當然可以很快地對李光周的論點提出詢問，包括阿美族4,000年內就定居於此地，口語傳統裡有相關支持資料嗎？近現代民族學材料裡的阿美族網墜型態，也有如出土情況類似的多樣性嗎？屏東地區的平埔各族亦眾，他們同樣多行母系制度，為何該遺址不會是平埔的祖先？男性族人自各個出生之家學到的技藝，不會只有網墜，其他工具應該也各有特色，那麼，這些有出土證據嗎？或許河岸和海邊的捕魚魚種需要不同魚網的墜子，才造成網墜多元？阿美族婚配原則真的允許無限範圍的找對象，以至於有來自四面八方的入贅男子？還有，阿美族因有成熟燒陶技術，而多被認為是較晚移到臺灣的群體，陳奇祿（1981）曾推論約800年，那麼，李氏的4,000年和800年等兩個時代數字差距實在太大，我們又當如何處理？不過，雖然提問可多到難以窮盡，李光周仍是上一世紀極為少見的唯一以微觀或特定遺址來指認與今原住民族關係的研究者，其餘學者縱使有提及新石器時代與今南島系原民關聯者，卻多係以宏觀角度所行之判斷。

  張光直終其一生，始終維持著新石器時代中葉所謂龍山形成期人類就是南島祖先的說法（1970：165）。宋文薰基本上認同張論，惟他主張籠統的龍山形成期文化一稱，應改為以各個遺址文化來命名，如牛稠子、大湖、牛罵頭、營埔、以及大丘園等等（宋文薰 1980：126-128）。此外，張光直在後期時間裡，修正了自己過去主張之通通是中國祖源地的說法。他根據語言年代學資料和考古材料，將南島與生態環境相關之基本詞彙和生活方式進行比對，再加上出土之自然遺留及文化層現象所見，認為臺灣與中國東南沿海，是為南島語族群體的原鄉。張進一步表示，最早期的南島人類生活可能就是大坌坑文化。而該文化的臺灣原型，甚至對福建地區幾個遺址範圍，產生了全面性的影響（張光直 1988：12-25）。不論如何，即使未明確指出史前人類是當今哪一族祖先，張氏和宋文薰顯然都相信在臺灣由南島族系主導的新石器文化世界，在體質遺傳方面和文化傳統上，均一脈傳下至今天的原住民族。

  與張光直一樣採取整合語言學和考古學材料的作法，臧振華認為，史前南島族系不止是龍山形成期人類，甚至可以上推至更早的大坌坑時期。他主張整個南島語族群體的祖源地應在今廣東、廣西沿岸某處。大約5,000至7,000年前，帶著成熟之繩紋陶製作技術的南島族人，開始擴散至太平洋區域。語言學證據顯示，泰雅語亦於此時出現變異。因此，臧氏認定吾人有理由相信繩紋陶代表的大坌坑文化和泰雅或與其較為接近之族群的連結關係（1989：97-102）。

  除了持續認同凌純聲主張大陸東南沿海的百越，就是臺灣原住民族祖先之假說外，黃士強更提出了新石器時代臺灣具影響力的原民祖先證據（黃士強 1985：211；Huang 1989: 82-83）。他表示，我們已經發現了如此龐大數量的遺址，如果這些遺址主人不是南島原住民祖先，那他們又有可能是誰呢？他不相信所有史前人類的後代會全然消失。黃進一步指出，幾乎所有原住民族群，均有長久存在於臺灣的神話或傳說，因此，島上四處必定會有許多文化遺留。他認為，遺址出土的文物，就是那些遺留。黃氏引用張光直較早期論著所言（Chang 1969: 241），某些史前文化遺留類型，諸如石製掘棒、方格印紋陶、瑪瑙珠、以及石板棺等，遲至近年還有原住民在繼續使用（1985：211；1989：83）。在此一理解下，我們即不難理解黃士強始終堅持以拔牙和獵首二項特質，來連結史前與當代原民間的關聯性。基於建置更精確之原民歷史的動機，黃氏進而認為十三行文化的幾何陶傳統，即是由凱達格蘭人所創造，而南部平原的蔦松文化則屬於西拉雅族人（1985：211）。

  黃士強的後一觀點，獲得不少學者的支持。事實上，多數考古學者迴避說明較早期史前社會可能的族群身分課題，而卻對較晚期史前遺址屬於平埔凱達格蘭、噶瑪蘭、或西拉雅等族的認定，頗為堅持（見如臧振華 1990b；劉益昌 1988；宋文薰 1989：78-79；陳仲玉 1984；黃士強、劉益昌 1980：62-63）。最主要的理由就是研究者們發現史前晚期遺址出土陶器與現下原民村落所用者形制紋樣均同，而早期遺址所見，則難以與今日族人生活找到完全同款的跡象，因此無法遽下結論。

  2.或許觀點

  不論最初研究計畫主題是否涉及相關議題，多數考古學者總採用相對保守語辭，來陳述史前文化與南島原民間之關係。甚至前節被歸入為認肯論者，也常出現信心動搖的情況。部分甚至亦可放入本節所擬說明之「或許觀點」論者。這些研究者凡是論及史前考古與南島原住民族關係，總以諸如「可能」、「也許」、「或許」等等詞語結尾。

  在貢獻考古學工作45年之際，宋文薰曾表示，今天原住民族豐富多樣性體質語言及族群景象，可能與史前文化多樣性的情況有關（1989）。然而，他並未提出任何特定史前文化和南島族群實際相關聯或演化過程的說明。宋氏至多就是說到圓山文化的拔牙風俗，亦可見於泰雅、賽夏、布農、以及一些平埔族部落（宋文薰 1980：126；1989：71-72）。與宋氏合作研究多年的連照美，也有類似論點。她強調，原民群體與新石器時代人類的拔牙風俗有明顯的關聯性（1987：24）。在另一篇文章裡（1989：101），連氏介紹完卑南文化一般特性之後說到，卑南諸多要素可以連上臺灣南島原住民族。但，她的論述就此打住。我們仍不知有哪些要素，還有它們到底如何相關聯。在連照美的研究裡，顯然還尚未有清楚的族群文化歷史結論。我們看到的還是如拔牙的單項說明，或者較籠統的概說。

  黃士強與劉益昌早期合作進行調查工作，在成果報告書中提及，考古資料顯示其與南島群體有密切關係（1980：58）。他們認為，研究臺灣原住民族的起源和遷徙，必須依賴考古學（同上，頁58）。自此起始，二位學者即投入不少相關研究。但，每到結論之部，總還是表達出一種不確定的說法。例如，劉氏曾提到圓山人可能是南島原住民族的祖先群體之一（1986a：54），而其後代或許就是平埔族（1986b：62）。另外，黃士強解釋東海岸被認定為卑南文化晚期文化相的東河遺址時指出，吾人應留意從中探索阿美族起源的課題（1990：109）。

  我們發現，處理任一史前社群的族群文化發展，似乎不是當時學者們的首要任務。他們多數就提出問題，然後再稍稍連上一點關係。因此，在上一世紀的下半葉50年間，堅定主張連結史前文化與南島原住民的認肯理論，或者得以有系統對該說法進行辯護之專著，仍相當有限。

  不過，無論如何，被研究者提及之地理區位範圍，除了本土臺灣之外，總離不開東亞大陸（即今中國）和大陸東南亞沿海，而自臺灣東面出發往東、南、北三方向之可能性，幾乎全部闕如。以「史前國際」角度來看，學者們的努力，或可稱是建立了一個環臺海區域之固化小國際，不過，此一建置成績，卻也同時預知了永遠超越不了的困境。研究者的論說裡，在數千年之間，東向的大洋國際尚未開拓。只是，原住民族自島嶼東南亞北上入臺說，曾獨領風騷一時（見陳奇祿 1981），而後世發展出來的南島語族主體，卻也就確立於該片臺灣學界因西向觀看事物而所陌生之百倍於臺海小區之海洋世界。這等等又如何圓說？簡言之，史前國際的範圍，果真需要學人以超乎半世紀以上時間耗時於「臺海小國際」？婆娑大洋的難以論及（包括對東南亞和大洋洲史前知識的陌生），直接阻卻了具創造性或突破性的學術想像力？這一切似乎須等到有國際要人於世紀之交來宣揚臺灣為南島源起地，才能一下子轉開大家的大洋之眼。倘使沒有此一國際魄力的躍上舞臺，恐怕迄今多人還是只知繼續汲汲營營於小國際。

  

V.結語

  

  無可置疑地，在20世紀裡，臺灣民族學家和考古學者，均對包括平埔在內的至少19個原住民族群與已被指認出的20多個史前文化間關係課題，深感興趣。直至很晚近時期，原住民族仍被以「原始」詞語來形容。理論上，這些原始民族應還留有不少可供我們與史前原始性進行比較的傳統文化項目。不少考古家例如宋文薰、黃士強、劉益昌等，均已表示接受凌純聲古東南亞文化區典型文化特質的論點。在此一觀點下，臺灣和廣大華南同屬一個區域。考古研究者就在凌氏學理氛圍裡，試著尋找原民文化與史前出土的關聯。

  許多考古家相信，豐富的民族學材料，將有助於建置一個完整的原住民族史前史（黃士強、劉益昌 1980：58；李光周 1983：110）。然而，縱使有部分研究者如連照美（1988：118）即呼籲社會人類學家參與研究史前文化和臺灣原住民族的文化演化課題，惟似乎終至世紀結束，仍只有凌純聲一位民族學者，以文化演化角度來建構觀點，並成功引來了考古專業的認同。「成功引來」是個說詞，相對上，永遠就只他一人孤單單代表民族學界，其實也是理應整個學科集體動員支持考古學，惟卻全然「不成功」的案例，縱使凌純聲個人被公認為學科宗師。

  多數臺灣考古家如宋文薰、張光直、黃士強、及劉益昌等，可以稱之為傳播論者。他們主要關注點在於從中國大陸源起的族群遷徙或擴張，以及文化傳佈情形。這即是筆者所稱之陸東論者。陸東論者除了堅持大陸起源基地之說外，其中幾位對於臺灣史前年代學之建置貢獻亦多。從所建立之表圖上，臺灣史前史一脈傳下，清晰明朗。但，很顯然對於各個年表上之特定文化的廣泛大陸源起說，似有過於概化或籠統之虞。而學者們雖時常表現出對史前文化與現今南島族系原住民族關係的高度興趣，事實上，直接而強有力之連結證據仍屬闕如。縱使如宋文薰、張光直、臧振華、黃士強、及劉益昌等人，分別提出關及史前史與原住民族間關係的認肯論述，依筆者之見，除了李光周鵝鑾鼻遺址與阿美族連線的假說之外，其餘仍多屬保守而廣泛的表述，人們對於考古和原民關係之堅實證據和觀點的期待，尚在遙遙之21世紀的遠處。

  至於海島在地論派，多數應屬演化論者。他們相信臺灣史前文化自大坌坑開始，一脈傳下至鐵器時代。不過，學者們對於南島族系的史前史，卻眾說紛紜。李光周的鵝鑾鼻阿美族大膽推論，並未引發同僚們的積極回應。而臧振華將泰雅族連上大坌坑說法，同樣也是回音空蕩。具體而明確的結論遇上理論建置的學術保守傳統，似乎就注定扮演孤獨英雄角色。而連照美始終是一位或許論者，畢竟，使用一個宏觀籠統的說詞，相對上比較安全不出錯。

  陸東論如張光直與宋文薰的立場與連照美類同。換句話說，研究者們總會表明新石器文化和南島原住民族有關連，但，將任一考古遺址對等於今日原住民族群的作為，卻始終不見於研究結論中。而鐵器時代最晚期與平埔族的連線之所以絕對確認，即是兩邊的物質特質被認為百分百相同（見黃士強與劉益昌之研究）。總之，以一名讀者的角度觀之，在20世紀中，以考古知識來建構堅實而具說服力的史前與原民關係理論，仍屬缺乏，比較多量者，就是略以陶器和石器為基礎所寫出之文化史的籠統對應而已。

  自1970年代以降，臺灣人類學幾近揚棄了物質文化、文化史、以及集中於宏觀文化區建構等的古典研究取向，並以社會科學方法論屬性的社會人類學取而代之（參陳奇祿 1978：5-10；陳其南 1975：19-49；謝世忠 1993：iii-vi）。考古學者原本預期更多民族學家得以在傳播論與演化論的基礎下，加入探詢原住民族史前史和歷史的工作。無奈，在時代變遷的轉折期間，此一願望恐怕落空。因為，像凌純聲式的研究模型，已經難以對社會人類學者產生影響了。少了民族學資料加入，考古學者仍繼續致力於建立更具脈絡意涵之原住民族自古代演變至今的研究體系，但是，他們孤立無援，單打獨鬥，顯然於世紀結束之際，正面臨著困境。畢竟，檢視過去半世紀，絕大部分考古學成就，就在於年代學層序和文化傳播與演化等的知識建置，而對於史前史與南島原民「消失的連結」（missing link），似乎仍屬未知的境地。所以，原民與史前關係，表面上是熱門課題，但，實際上卻是冷到爆。稱此一論戰是「無聲的」，即因沒有見到結派立論現象，也無專對相關課題舉辦過任何研討會議，這些學者之尚處嗷嗷待哺的學生們，更無感於一絲絲火藥氣氛。大家繼續個別式地發表論著，並一起迎向21世紀。

  包括原住民知識青年在內的眾多人士，尤其是原住民族社會運動於20世紀後20年點燃之際（謝世忠 1987），多殷殷期待著學界關於原民史前史與歷史的更具體而深刻說法。從前文的討論觀之，或許在當時情境下，對未來的等待期仍長。雖然日子難熬，但，亮點希望總算有了開端，那就是90年代開起了山地考古的工作（見劉益昌 1990a，1990b），或許下一世紀正在不斷精修缺乏山區資料的年代學層序，而更豐富資料的出土，也可能對補足部分消失的連結，有所助益。

  然而，事情是否得以樂觀，也難以有答案。畢竟，誠如前文所述，臺海區域史前小國際的限縮，使得諸項論點只是處理到半邊臺灣，東面外海無數倍廣闊之浩瀚南島大國際，卻不在論者筆下。二十世紀現代臺灣的歷史發展，絕大關注比重即在於東亞大陸以及與其銜接的部分大陸東南亞沿海一帶，而巧合的是，史前臺海小國際，竟也如同GIS套疊一般地與之密切吻合。果真全新世農耕生計開始之近萬年來，臺灣永無擇選機會地就是向左看？時間巨輪繼續前滾，忽地二十數年，惟不知21世紀啟動迄今，眾位舊新賢達已為20世紀另類史前國際的諸多留問，尋得超越性的解答否？

  

附註

[1]本文初稿曾於「七十年在地深耕與發展—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七十周年慶暨黃士強教授九秩華誕慶祝活動」宣讀，2019年6月28日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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