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世忠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兼任教授

  

  每一名研究者，資深資淺者都在內，一入探索之門，首要任務即為積極而頗帶緊張地尋覓相關文獻，一有不足甚少之感，或哀嘆聲四起，也或可能就此放棄而轉求其他題目。畢竟，與研究題目相關之文獻回顧的成與敗，往往就是他人考核與自我肯定的準繩，研究人員不得不戰戰兢兢，非把文獻弄得齊全且消化完善不可。

  不過，就一名田野研究者而言。文獻多半僅為輔助，因為主要材料來自現下的人類活動，然而，對一位專究歷史課題者來說，文獻卻是最關鍵的仰靠對象，文獻不豐，等於被判了半個無解之疾。此次的「文獻田野──閱讀裡的原民世界」專題收錄4篇論文，剛好文獻為輔的田野終極目標，與文獻為核心的貫時限題目各半，前者2文力求當前田野裡的所見與過往記錄田野的內容多所比較，後者2文則渴望從翻閱中，得以另現新的詮釋觀點。

  〈北投社史：一個原、漢關係的考察與反思〉述及臺北盆地及其周邊山麓百多年前的一段歷史，這段歷史距今不遠，卻也不易完整說明，因為人物失去得太快，當時各項生活資料也留下有限。梁廷毓爬梳史冊，也對照部分學者的論點，確認了一個平埔族群大社的原樣、合併、牽動與最終活動位置。那是一場對失去的再追尋，也是努力追尋失去者的文字考古篇幅，畢竟，盆地原本主人的血液仍在大家身上，重回時光田野現場發現身分與認同的演變史，必有其一定的意義。

  〈隘勇線、理蕃道路與舊社──從歷史地理學的視野與觀察〉寫的是一個個被動接受強制性安排的生活空間演變史。鄭安晞描述清治和日治的二大段歷史中，原住民族被以一個線圈圍起一群人的政策所困，而統治者正以一條制式通路前往一群與己大異其趣的生活領域進行改裝作業，那治理任務遂行數百年。現在各地瞧見的舊社，往往即標記著一個被迫離棄的原鄉環境所在，原住民族的遷徙史即是一部舊社歷史傷痕的建構史。按圖索驥與按文索源的意涵相同，鄭文就是一次以文重回時代來源現場的參與觀察，其中各類文獻扎實地提供了不少重要資訊。

  相較於前二文的歷史視野，現今原住民族的文化生活，始終就是田野研究者實地參與考察的範疇，其中被認為最具代表性的祭典儀式尤其受到重視。〈他人的田野，我們的文獻──談被書寫的鄒族祭儀〉一文作者楊曉珞寫到大祭典受到紀錄者和觀光者的多重青睞，也承受著來自於族人傳統主義者堅持不應改變的壓力。祭典資料的文獻描述數量越來越多，卻也越壓越重，今天，它們已然是代表鄒族文化的要項，而一個世紀以來，民族誌學者的搶先機，和在地族人研究者雖稍稍後起，卻也具熟稔在地的優勢，二者之外內視角，亦在在呈現於文獻之上。今天欲繼續探研祭典儀式，仍須仰賴對文獻所載資料的解析，多一次田野，文獻資料就增添一層，然後未來新手加入研究場域，必讀前人所論也就更厚重。層層堆疊，告知了一個祭典儀式不可中斷的知識建構。

  楊政賢的文章〈打開綠色的文化膠囊──臺灣原住民族「檳榔」的多重品味〉也屬具備田野目標的題目，但是，文獻裡不乏正式與非正式紀錄，整理分析它們，仍是未來開展前的第一步。一般好奇者和學院研究者，或均會注意到檳榔的用途去處，它們存在於人們生活角落，嚴肅和輕鬆場合都見著，而文化生活正是如此，想來檳榔的必要性應可經由嚴謹探索而得知。原民族人使用者會有一套檳榔說詞，使用者和觀看好奇者間的作物論述方式也或有差異，凡此種種，研究者均要掌握，才得以有效分析，並確認作物作為一項必要性文化項目的道理。楊文解釋了此等提問，其中檳榔作為人類社會兩性故事的隱喻，尤具可讀性，它也充分告知相關記載值得被進階詮釋的價值。

  我們不止於生活現場看到原民，也可以在文獻裡閱讀原民，後者多具有如田野現場的聆聽效應，只是話語常常藏於書寫秘境，尚待研究者發掘。就是因對於文獻有一份信賴，才會聽它讀它，繼而闡述出更幽微的內在意義。本期4文分別代表2類文獻處置模式，卻也都展現了文獻田野的一番工夫，而此等工夫正是聽信文獻的明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