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鳳琴

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助理研究員

 

  康熙58年（1719），《鳳山縣志》中的「康熙鳳志山後圖」（圖1）記載後山番社二十二處，聚落大都在今日的台東縣境內，圖上可見的大多是南路排灣族或屬卑南族的部落，或是某一區域的統稱。康熙60年（1721），朱一貴起事，清廷遣千總鄭惟蒿、林天作與通事章旺至卑南覓，協助圍剿朱一貴事件竄逃至東部的人。藍鼎元記載「賞以帽靴、補服、衣袍等件，令其調遣崇爻七十二社」（丁曰健 1959：15）。當時所描述的七十二社，僅出現崇爻、卑南覓社，其餘未見。隔年黃叔璥記載「七十二社在卑南覓，有番長文吉」（黃叔璥 1957：160）。時隔不到三年，後山番社從記載的二十二處，轉為七十二社。兩人所指稱的「七十二社」又是那些番社？

  康熙61年（1722），黃叔璥對「七十二社」做了一番調查。他將原住民族按當時的行政區域分成「北路諸羅番」和「南路鳳山番」兩部分，用來涵蓋全台的原住民族；然後，再將「北路諸羅番」分成10群，「南路鳳山番」分成3群。後山番社在黃氏初次的印象是「卑蘭（南）覓」為後山番社總名，地與傀儡山相連，北通崇爻，南極琅嶠，中有高山聳起（圖2）。並記錄有個「番長」，「轄達裡、武甲等七十二社，歲輸正供銀六十八兩零」（ibid.: 160）。

  後山番社總名「卑蘭（南）覓」在黃叔璥的記載有如多變的春天，對於所統轄番社，前後記錄出現有「六十八社」，「七十二社」。他指出七十二社並非全數知悉，僅知多在山腳沿海處。七十二社各社名單收錄於「南路鳳山瑯嶠十八社」附錄中，實際記載的地名只有35筆。黃氏觀察他人的記錄，指出發現還有其他番社，真實統轄的番社數量與番社名，始終無法卻認，各社位置也並非全數知悉。對於無法確認的原因，黃氏自己分析是因「層岩迭岫，人跡罕經」（ibid.: 151）。卑南覓所轄的數字，在陸續其他各文獻記載也不盡相同，如：雍正2年（1724），福建台灣鎮總兵等人奏摺提到南路招撫以卑南覓社為首為六十五社（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1972：23）。巡臺禦史禪濟布奏生番歸化日眾摺，卻說是六十六社（ibid.: 19）。

  雖說記錄中的番社名，離七十二社還差距甚遠，筆者推斷後山「七十二社」，應是當時民間口碑盛行之說法。如：雍正2年（1724），福建巡撫黃國材奏摺，據臺廈道吳昌祚等報稱：「鳳山縣南路山前生番有歷歷社等五社、諸羅縣北路山前生番有本祿社等四社，又鳳山縣山後傀儡生番有八里罔社等六十五社。」（ibid.: 23）。唐贊袞《臺陽見聞錄》與朱仕玠《小琉球漫誌》，分別記載「鳳山相傳七十二社」，「卑南覓山生番六十五社」，也未曾見記載各社名稱（唐贊袞 1958：185）。朱仕玠《小琉球漫誌》更是認為生番的居住地難以查證，七十二社指的是鳳山縣所轄，卑南覓所轄的六十五社（朱仕玠 1957：80-81）。乾隆6年（1741）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記載鳳山縣直接敘明：「凡六十五社，即卑南覓七十二社地。」（劉良璧 1961：81）。

  為何番社數有如此的差距？推測原因：一、可能在於計算的基準不同。如：康熙56年，《諸羅縣志》如此定義熟番：「內附輸餉者曰熟番，未服教化者曰生番或曰野番」（周鍾瑄 1962：154），也就是說番社的歸化是否，也可能影響統計番社數量。二、「七十二社」僅是個形容番社數量的統稱。明鄭時期並不太注重東部的開發，未曾設官治理東部地區。對於東部的經營，大抵沿襲荷蘭人方式令其自治。當時記載南部改隸四十六社，以卑南覓為主的四十六社皆臣服，也有「卑南覓」繳納社銀的紀錄。1685至1737年，社餉改為定額，《臺灣府志》記載「卑南覓社徵銀六十八兩七徵九分六釐」（高拱乾 1960：134）。後來記錄指稱「臺東者，鳳山後山之東，清乾隆時七十二社番地，歲納餉六十九兩，時閉時通，視同棄壤，志所謂卑南覓也。」（洪棄生 1959：23）。也就是說清代的卑南覓社是賦稅單位，對於所轄番社數量並不影響賦稅金額。

  從上述眾多文獻後山番社的數量，「七十二社」可能僅是個統稱，在口耳相傳、語言轉譯缺乏文字記錄下，至今尚無法得知是否確實有七十二社的存在。那為何後山的番社數都「說」是「七十二」？數字七十二跟中國古社會生活有著密切關連的關係，並常常象徵至多至極之意（楊希枚 1974：19-34）。如：《史記孔子世家》介紹弟子三千，身通六藝的賢人有七十二人，曹操死後有七十二疑塚之說；人們都知道孫悟空會七十二變；古人還將一年365天劃分成七十二候。道教將中國的名山勝地分為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七十二福地。古代傳說中黃帝戰蚩尤也是經過了七十二戰才勝利。在形容山峰秀麗壯美時，人們也喜歡將山峰湊成這數字。如黃山、衡山、嵩山等有七十二峰之稱。「七十二」在中國傳統文化有數量多的意義，因此當後山番社數字在七十左右時，人們索性湊成七十二。後山「七十二社」聽起來都比曾經出現的「四十三社」、「六十五社」、「六十六社」有力量。以七十二社的數量概括後山番社，不僅可彰顯清廷統治番社力量，也顯現民間對當時後山番社勢力的敬畏。然這相傳的說法卻不斷被引用，在層層堆疊中，後山七十二社早已成為東部總番社代稱，而不論是否有七十二社。

  

圖1　康熙58年（1719）《鳳山縣志》「康熙鳳志山後圖」所記載的番社22處番社位置圖
（圖片來源：《台灣歷史文化地圖》網站，http://thcts.ascc.net/themes/rc18-2.php）

  

圖2　康熙61年（1722）《臺海使槎錄》「後山七十二社」番社位置圖
（圖片來源：《台灣歷史文化地圖》網站，http://thcts.ascc.net/themes/rc18-3.php）

  

引用書目

丁曰健

1959　《治臺必告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中央研究院

N. d.　《台灣歷史文化地圖》網站，http://thcts.ascc.net/。

朱仕玠

1957　《小琉球漫誌》。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周鍾瑄

1962　《諸羅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洪棄生

1959　《瀛海偕亡記》。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高拱乾

1960　《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陳文達

1961　《鳳山縣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唐贊袞

1958　《臺陽見聞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黃叔璥

1957　《臺海使槎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楊希枚

1974　〈論神秘數字七十二〉。《考古人類學刊》35/36：12-47。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

1972　《雍正硃批奏摺選輯》。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

劉良璧

1961　《重修福建臺灣府志》。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