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大偉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教授

 

  在原住民知識研究、國際合作和部落參與等工作上，筆者經驗尚屬淺薄，但是經過這些不同面向之工作的投入，也讓人逐漸學習到其中的意義，並要去思考幾個問題，包括：1.所謂的國際合作，是否會強化了以國家為核心的建構，而犧牲了原住民族社會的主體性？抑或存在著其他的可能？再者，2.在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之間，兩者考量的重點各有不同，要如何結合或轉化？更進一步，3.在民族學、人類學對研究範式中，已經不乏對方法論的反省，也產生了所謂參與式研究的討論，但究竟甚麼程度的參與，能避免僅是聊備一格，而真正做到改變研究者／被研究者的關係？以上這些問題，各自有其遭遇的挑戰，也彼此互有相關。本文將從筆者赴菲律賓進行田野參訪、嘗試進行教學研究合作，到政治大學成立「臺菲原住民知識、在地知識與永續發展海外科研中心」的經驗為例，分享過程中對以上問題的心得，並提出後續展望。

 

I.從田野參訪、互訪到教學合作

 

  2015年7月，筆者和當時在台北醫學大學任教的日宏煜教授，受到在夏威夷大學就讀博士班時期共同朋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人類學系Stephen Acabado教授的邀請，帶領幾位政大民族系的學生，組成團隊，首度前往菲律賓伊富高（Ifugao）省進行參訪。在那之前，菲律賓裔的Stephen Acabado已經在這個他的博士論文研究田野地點，舉辦了三年的暑期考古學校，而筆者則在台灣泰雅族尖石鄉帶了將近五年的暑期田野課程，因此雙方都期待能有經驗上的交流。

  菲律賓的伊富高省位於科地雷拉（Cordillera）地區，科地雷拉地區是菲律賓1987憲法中賦予作為自治區之權利的地區之一（另一為民答那峨，Mindanao），1主要的人口為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在西班牙殖民時期，雖然殖民者曾攻打伊富高山區，但伊富高人在崇山峻嶺中強力對抗外來入侵，維持自身的社會運作，一直到美國取代西班牙殖民之後，改採懷柔同化政策，天主教和美式教育逐漸進入山區，也引進了經濟作物的種植。1970年代，菲律賓政府除了引進一年二穫之平地品種稻米，也將伊富高省巴拿威（Banaue）市之大規模梯田地景，指定為國家級文化遺產，並開始開拓道路、建設旅館，推動觀光發展。199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菲律賓政府申請，將伊富高省中四處梯田群登錄為世界遺產，使得伊富高梯田在國際間更加為人所熟知。

  筆者初次到訪伊富高後，有幾個初步印象：首先，是菲律賓在原住民族權利制度化上的進展。1997年，菲律賓通過《原住民族權利法》，該法中明確的規範了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之權利，以及傳統領域之劃設程序，在筆者到訪當時，伊富高省已經有提諾（Tinoc）市取得傳統領域證書，相對之下，台灣的原住民族權利法制化，特別是土地方面，似乎是慢了一步；再者，則是菲律賓非政府組織的蓬勃發展，這樣的現象背後有中央政府的治理並未能徹底貫徹至地方的因素，也有民間主動積極爭取國際資源的能動性。這幾件事情相互交錯，則可看到在伊富高這個地方，法律所規範的原住民族權利和國際保育運動、財團開發等力量相互拉扯，而人們也環繞著家族、非政府組織、地方政府等介面，在動員與回應這些力量。

  菲律賓對原住民族的定義，是在西班牙殖民時期，未改宗信仰基督教，而在美國殖民時期被歸於「未基督化部族事務局」（Bureau of Non-Christian Tribes）所管轄的人群。菲律賓獨立建國之後，這些人群曾被稱為少數文化族群（cultural minorities）、文化社群（cultural communities），而在1990年代和國際論述接軌後，原住民族indigenous people一詞才逐漸普遍被使用。這讓我對於原住性（indigeneity），也就是原住民之所以原住民的特性，是如何被建構出來的，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另外一方面，對照台灣和菲律賓的經驗，雖然成為原住民的脈絡更有不同，但兩邊原住民族在與主流人口的權力關係、遭遇到的發展衝擊、面對的解殖挑戰、傳統和創新間的取捨掙扎等等經驗上，卻又如此相近。2015年的參訪後，我們的團員將所見所聞，分作當代的原住民知識復振（Suliyape 2015）、歲時祭儀（陳怡萱 2016）、考古詮釋與殖民建構（徐苡庭 2016）、農業變遷（陳巧筠 2016）、水資源管理（侯怡如 2016）、社區發展（吳宜瑾 2016）、非政府組織在保育運動中的角色（李孟儒 2016）等主題，寫成短篇發表；同時，我也興起了進一步促成台菲原住民社區間交流的念頭。

  2016年，我再度組成田野參訪團隊前往伊富高，而這次特別邀請了鎮西堡部落的四位部落成員一同參加，這些成員有年長的耆老（Pehuy Tali）、中生代的部落工作者（Aciy），也有新生代的年輕人（Yapit、Sayung）。在這年年初的時候，北醫林益仁老師舉辦的國際生態農夫會議，邀請了我們在伊富高認識的朋友，伊富高梯田運動（Save Ifugao Terraces Movement, SITMo）組織執行長Marlon Matin來台與會。我們這一年7月的參訪行程中，則經台灣駐菲律賓代表處的協助，抵達馬尼拉後先拜訪了菲律賓原住民族委員會，對其整體組織情形，以及落實《原住民族權利法》的努力和難處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同年10月，我負責執行舉辦南島國際論壇的計畫，邀請到菲律賓原住民族委員會主委來台與會，會議前安排的參訪行程，就是到曾經拜訪伊富高的鎮西堡部落。在鎮西堡烤火房的晚上，菲律賓原民會主委聽了族人分享過往和林務局、國家公園的衝突抗爭、反水壩的過程，為雙方原住民族的處境和持續的努力，流下了感慨的眼淚，也為行禮如儀的外交場合之外，跨越海洋的真心交會，做下見證。

  2017年，我們在政大舉辦了第一屆的三邊（台美菲）工作坊，邀請了伊富高的非政府組織工作者、台灣的部落夥伴、美國與菲律賓的學者，再次相聚，並且簽署了三邊大學學系、部落組織之間的合作備忘錄。2018年，我將田野參訪設計成一個正式的學分課程，將近一個月的行程中，先是在呂宋島比科爾（Bicol）省（東南平地地區）和UCLA的師生團隊會合，參與了一部分河岸聚落的考古實習，接受該校老師的授課，並到聖麥格海灣（San Miguel Bay）的漁村進行了初步的訪調，然後才到山區的伊富高省進行田野訪談。這一次的行程，我們也邀請到了兩位來自環山部落的青年伙伴（Sayung、Tamiko）同行。

  

圖1　2015年參訪時團員進行訪談－地點－Kiangan
（圖片來源：官大偉提供）

 

II.部落伙伴共赴菲律賓帶來的啟發

 

  2016年和2018年兩次的參訪和田野課程，因為有部落伙伴同團一起前往，為我帶來極大的啟發。

  我們在台灣和部落耆老的互動，習慣把部落耆老當作全知者、當作我們學習獲得知識的來源，但是異地中的朝夕相處，我才體會到耆老也是必須不斷在接收新事物的學習者，而且在學習新事物的過程，也不免要受有限經驗之框架和為挑戰既有經驗而苦惱。這樣的體會無損我對耆老的尊敬，反而讓我認識到人更加立體的面貌。

  有一次，在參訪由SITMo組織在基昂岸（Kiangan）市小學旁設立的考古文物展示與教育中心時，耆老透過翻譯，認真而辛苦的質疑大學的考古團隊為什麼要把先人的遺骸遺物挖掘出來，我在一旁有點不以為意，心中暗想：這個展示其實是社區想要把文物留住（而非送到馬尼拉博物館）的努力，也是社區和考古團隊協商，將外部的學術資源，轉化符合社區內部教育需求的結果，耆老只是在講自己的擔憂，而未了解到本地的脈絡。隨後念頭一轉，我想到，這樣的擔憂不就是反映出耆老的經驗嗎？而讓耆老瞭解本地的經驗，看到彼此可以相互學習和相互支持的地方，不正就是交流的目的嗎？於是我趕緊提醒自己不要輕忽了耆老提出的問題。

  由於帶有教學課程的性質，參訪行程中每天晚上我都安排了工作會議，讓同學說明當天的收穫、心得，並提出問題相互討論。我帶田野課程已有數年的經驗，已經相當熟悉掌握工作會議的形式和節奏，但因為部落人士的參與，讓我有機會重新思考學術工作的性質和限制。團隊分成幾個小組，設定有土地經濟、社會組織、物質文化、社區健康等不同的訪調主題，為了要有充分的參與，也希望有更多的互動，我將部落伙伴也安排在不同的分組之中。但是，一開始，晚間工作會議的進行，雙方都有些挫折。對某些同學來說，部落伙伴似乎較難對訪調有立即的貢獻，這不只是因為語言的溝通翻譯問題，也包含了部落伙伴不一定會跟著分組的訪調主題和設定執行的目標走；從某些部落伙伴的角度來想，參訪的目的不是要對某些主題作分析，而是希望有更隨興而全面的體驗。另一方面，田野課程工作會議使用的語彙、運用的抽象概念、對時間進行切割和控制的方式，和部落伙伴習慣抒發感受、交代脈絡，以及需要比較多時間醞釀的表達習慣來說，也是很大的難題。

  但是，表達方式不同，並不表示背後沒有深入的觀察。於是我把會議的節奏放慢，要求同學多思考部落伙伴所關心的事物、多討論這些表達背後的觀點，同學們和部落伙伴有了更多相互瞭解的機會。舉例來說，為了復振梯田相關的文化，在地非政府組織和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考古團隊合作，運用外部的資源，籌辦收穫祭典，讓學生在出隊其間有機會親眼見到各項儀式和活動的實際樣貌，這樣的做法已經持續了幾年。但我們2018的參訪中，同學們在參加祭典當天晚上的工作會議，熱烈的討論看到的各種未見過的儀式過程時，來自部落的青年伙伴，卻對於為了讓學生看到儀式而刻意做這樣的安排（即使是在地組織有其本身的目的），是否恰當？儀式操作者的感受究竟為何？等等問題，特別感到揪心，而提醒了大家這是更根本、應該要先被討論的事情。

  在這過程中，我體會到，當同學們學著貼近團隊中部落伙伴的立場，才更有能力進行所謂的田野訪調，而這時候，為同隊伙伴們和田野中訪談對象翻譯，也不再是單方面的服務，而是互為媒介：翻譯者既是幫助兩方在過程中互相認識，也是幫助自己去認識到自己的經驗和知識背景對於自己的限制和影響。

  

圖2　2016年參訪之登錄世界遺產梯田區－地點－Hungduan
（圖片來源：官大偉提供）

 

III.台菲科研中心的成立及研究合作的啟動

 

  2018年暑假在菲律賓的田野期間，台灣的科技部公布了徵求設置海外科研中心計畫的訊息，當時已有幾年合作經驗的跨國同儕們，便討論了在菲律賓設置一個科研中心的構想，並由我在回到台灣後，提出計畫申請。當我向系主任王雅萍老師提出這樣的想法，得到系主任大力的支持。由於科技部的要求是計畫團隊中必須有一定行政層級的人員參與組成，以及相對的配合款，以達到學校一定程度的投入，王雅萍老師邀請了當時的副校長陳樹衡老師、社會實踐辦公室主任湯京平老師、副研發長蔡子傑老師、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楊昊老師研商，有賴幾位老師的幫助，我們才得以向科技部提案，並獲通過。提案通過後，學校適逢行政團隊更換，新就任的郭明政校長也慷慨允諾繼續支持這個中心，並同意擔任計畫主持人，協調整合校內資源來將這個中心做好。

  在台灣的政策環境上，政府提出的新南向政策，已經意識到經貿合作的穩固必須建立在深刻的人文連結上，以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和南島的關係，自有不應該在新南向政策中缺席的重要性；在國際的學術研究趨勢上，結合原住民知識、在地知識於環境治理，是國際學術社群中相當前沿性的研究重點，也是台灣學術社群從台灣的實證研究基礎和國際學術社群對話的機會；在原住民族的社會發展上，對於自身的知識進行詮釋、傳承，並以之與國家對話，使之結合在當代的治理機制中，是我們對內自我建構，對外在學術研究、國家政治中取得發言權和調整權力關係的機會。因此，這個「臺菲原住民知識、在地知識與永續發展海外科研中心」，就扮演了將多方連結起來持續對話之平台的角色。

  2019年3月，伊富高大學校長來政大訪問；同年5月，菲律賓的SITMo組織、來自台灣鎮西堡、環山、烏來、南山等部落伙伴，伊富高大學、菲律賓大學、美國夏威夷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學者，在政大舉辦了第二屆的台美菲工作坊，也拜訪了環山部落。7月，中心團隊師生回訪伊富高大學，為科研中心在伊富高大學的辦公室舉行揭牌儀式，同時也進行社區的拜訪；9月，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類學系系主任來訪；10月中心再組成團隊赴伊富高，就中心設定的人文生態、社會發展、環境治理等主題，進行學習認識；12月，則邀請了來自必柯爾和伊富高的組織工作者和學者，就原住民知識與災害管理此一專題，在中研院舉辦的東南亞研究雙年會中，共組場次發表。

  

圖3　2018年拜訪位於文物展示與教育中心的織布工坊－地點－Kiangan
（圖片來源：官大偉提供）

  

圖4　2018年參與之稻米收穫祭典一景－地點－Asipulo
（圖片來源：官大偉提供）

  

圖5　2019年台美菲三地四校簽署合作備忘錄－地點－政治大學
（圖片來源：官大偉提供）

 

IV.持續交流和新構想的產生

 

  隨著持續的交流，我們也逐漸產生一些新的想法和做法，而這些新的想法和做法得以展開，更顯示了部落在這個多方對話的過程中的重要性。

  在2019年3月國際友人拜訪環山部落的行程中，在部落的安排之下，我們踏查了幾處過去族人坡地耕作的遺址，引發了關於族人記憶中過去的生產模式、至今的轉變，以及對這些遺址未來管理維護之期待的討論。在教學上，由於中心的跨國合作已在構想讓外國學生暑期來到台灣學習的模式，此處或許正是一個很有啟發性的文化生態學習的場域；在研究上，或許也可以發展出「長期的人地關係變遷」、「殖民接觸影響」、「高地低地之社會互動」等共同架構的對照。不過，不論是作為教學或研究的場域，最重要的是，這裡是族人的部落，族人怎麼想才是關鍵。

  於是，在初步探詢後，我們於2019年12月邀請了較有經驗的台灣鎮西堡部落、菲律賓伊富高SITMo組織的成員，來到環山部落分享和學術單位合作的經驗，以及把學術單位帶入的資源轉化成對部落有益之工作的可能做法。由於可能涉及對遺址地景的測量和紀錄，2020年開始，我們也邀請了台大人類學系的江芝華教授，到環山分享她在考古工作上和部落協力以及發展在地文化教材的經驗。隨著互相的學習、訊息的交換，以及對於利弊得失、輕重緩急如何拿捏的溝通，部落這一方也逐漸有村長、發展協會的總幹事、部落會議主席、學校老師參與討論，並同意了合作的構想。

  正因為這些學術研究和部落之互動的經驗，在以中心為平台連結的國際學術網路裡，也開始思考把經驗轉換成和學術社群對話的材料。於是，有了以合作（collaboration）、深度參與（engagement）、相互培力（empowerment）為主題的學術出版的構想。這個構想提出來後，獲得許多國際學界朋友的回應，願意貢獻他們在印尼、柬埔寨、馬來西亞、關島、密克羅尼西亞等等的地方和在地社群合作的經驗。我們也開始進入比較學術面的方法討論，例如：engagement應該始於參與（participation），但是和participation也所不完全相同，engagement應是有更深度而長期的承諾，學術和部落兩個主體的位置，以及因為位置的不同而產生的不同考量，應該更被揭露，而因為不同的考量被揭露，也才有機會更誠實的協商和發展出互惠的機制，並促成知識的共同生產。以伊富高的經驗來說，UCLA的考古研究者有其學術上對梯田存在之時間進行定年的興趣，但對在地居民而言，用年代來記錄時間並非其文化中的敘事方式，比較重要的是這些梯田和他們之關係的詮釋；另一方面，考古團隊、實習課程的進入，未必是在地居民的需要，但是將這些團隊和課程所伴隨的資源，導向設置位在社區小學的考古文物展示與教育中心，讓它同時扮演深度觀光解說的場域、織布產業的工坊，以及社區學童教育的功能，也就進一步達成了雙方的互惠（官大偉 2020）。目前為止，這個多國作者合作、分享各地經驗的出版計畫正在進行之中。

 

V.疫情時代下的因應

 

  2020年初，新冠肺炎開始在全球蔓延，旅行的困難打亂了中心原本規畫好的許多互訪和田野實察計畫。但是，由於過去的合作根基，使得有一些跨國合作的工作得以持續，也有一些新的因應方式得以執行。

  例如，在2019年科研中心於伊富高的辦公室正式揭牌之後，我們就以一部分經費支持科研中心在伊富高的辦公室，舉辦一系列原住民知識教育的工作坊，工作坊是由在地的非政府組織，和伊富高大學共同協力，邀請這些知識的擁有者和實踐者，與中小學的教育人員，將這些知識記錄起來，並轉化為可以教學使用的教材。雖然因為疫情，台菲雙方暫時較難互訪，但是這個系列工作坊在伊富高仍然持續進行，並將過程與成果分享給在台灣的我們。

  因為合作、深度參與、相互培力與知識共同生產等方法論的討論，以中心為平台連結的國際學術網路，也決定以參與出版的作者群為基礎，邀請合作的部落伙伴，舉辦一系列的網路座談會，將寫作中的論文內容拋出來討論。或許由於疫情的關係，有興趣參加網路座談的朋友比我們預期得還多，更有人主動表達意願參與，原先規劃的四個場次逐漸擴增，最後成為了十個場次（包含文化資產、地景、原住民族賦權、工織品保存、原住民知識與方法、參與及賦權的轉譯行動等等議題）每週一個場次，每個場次三到四位與談人的系列座談。要跨國籌備如此的線上座談是一個新的挑戰，但也因為籌備的工作，讓網路中的夥伴有了更多合作的經驗和累積的默契。

  此外，既然不能跨國旅行，我們就試著反向回到國內連結已經在台灣的菲律賓學術社群，特別是創造台菲年輕學者間對話的機會，在中心菲律賓籍兼任助理（政大國際學生）的協助和規劃之下，中心籌備了以Meryenda（菲律賓一種午餐和晚餐之間輕食的形式）為名的聚會，希望能邀請在台灣的菲律賓研究生，和台灣的研究生，以較輕鬆的方式交流，甚至日後能有機會一起到部落學習。

 

VI.從在地到全球、再回到在地

 

  從筆者赴菲律賓進行田野參訪、嘗試進行教學研究合作，到政治大學成立「臺菲原住民知識、在地知識與永續發展海外科研中心」的過程，是筆者一個學習在動態中調整的機會，其中有許多工作是建立在前人努力的基礎上，有些工作則未必有前例可循，必須在團隊合作中邊摸索邊找出做法。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在地差異性的脈絡和經驗，永遠有它迷人之處，這些差異正是對照和比較的來源；同時，「在地」是一種全球共同的性質，對在地性的維護和探索也是全球共同的關注，因此「在地」是通往「全球」的重要道路。

  國際合作一詞本身，即已經預設了以國家為單位的思考，這樣的預設會結構性的從意識形態到實作中提供了許多隱藏的指引。但是，部落、社區或個人的能動性，也不會永遠被框限在國家為核心的思考中。SITMo的執行長多次拜訪鎮西堡部落，有一次在路上遇到道路坍方，他二話不說跳下車捲起袖子，幫忙清除路上的障礙，部落的族人看了直說：原來他和我們一樣！有一位菲律賓的朋友要結婚舉行婚禮，曾經在田野間朝夕相處的台灣團員組團去菲律賓參加她婚禮。這些建立在人和人之間的情誼，雖然始於國家經費投入的補助和支持，但也超越了國家對於外交的想像，而這樣的連結形成相互的支持，也更有機會去影響學術研究、影響國家對於原住民的認識。

  學術研究和社會實踐之間，雖非背道而馳，但也有考量重點的不同，例如，學術需要進度、需要成果，社會實踐則更看重對權力關係的檢視，是否要拖長進度，甚或讓研究成果有更多不確定的因素，以換取更多對等權力關係的機會，對學術工作者始終是考驗。但是，若能緩下來，對於不確定抱持更開放的態度，那麼也是有更多意想不到之思考線索能夠浮現出來的機會。學術工作很可能為部落、社區帶來資源，但是這樣的資源未必可以轉換成部落集體的利益，因此在部落、社區中找到可以討論部落集體的需求、界定集體的利益，討論具體做法的伙伴，並將討論逐步擴大，就是很重要的一步。在結合跨部落、社區交流的教學工作上，也應該有適當的步調，並且把多方經驗和觀點的對照，作為課程中學習機會的一部份。

  不同於participation，engagement一詞有著更深度參與的意涵，如同本文中所討論的，更加強調看到學術研究者不同的位置，以及因為位置的不同而產生的不同考量，進而誠實的協商和發展出互惠的機制，而讓我們可以更有機會，去面對並改變研究者／被研究者間二元且不對等的關係。另一方面，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影響，我們看到進行跨國田野的困難，這也就使得多點、跨國的合作顯得更加重要，而且由於移動的限制增加，學術工作者難以親臨田野的情況下，田野地點中協力的組織、社區或人群，在合作的網路中也就可能扮演更關鍵的角色。但另一方面，不同地區在通訊設備、網路頻寬方面的差異造成的數位落差，也有可能使得某些地區在合作的網路中被邊緣，這將是新的挑戰。

  全球的連結，也是一個讓人可以觀照自己的機會，因為看到差異、經過比較，會讓我們更加認識自己。從在地走向全球，也幫助我們看到我們的在地，和其他人的在地之間，共同面對的國家機制、市場力量，共同面對殖民的傷痕和解殖的挑戰，共同面對在傳統和創新間的取捨，了解到我們的在地，也是全球建構出來的一部份。從在地到全球、再回到在地，是一個不斷來回也不斷累積的過程，筆者受益良多，也衷心期待這樣的過程中持續連結、學習、反省、調整和嘗試。

  

附註

[1]菲律賓於1986年發生人民力量革命，推翻執政多年的馬可仕政府，並在隔年（1987年）通過新憲法，該部憲法第10條中指出，有兩個地區需要設立自治區，分別是穆斯林民答那峨科地區和科地雷拉地區（謝國斌 2016：67）。其中，前者是因為西班牙殖民之前在該地區即存在伊斯蘭蘇丹國，而長期異於天主教文化的歷史；後者則是因為地理條件而未受西班牙殖民者的有效統治。這兩者都由不同於在西班牙殖民時期即改宗天主教之低地人群的認同，因此一直有著分離主義的呼聲以及和追求自治的訴求，而1987年的憲法即回應了自治的訴求。

  

引用書目

吳宜瑾

2016　〈Ifugao梯田文化保存與社區發展之兩難〉。《人類學視界》19：52-53。

李孟儒

2016　〈SITMo於伊富高梯田保育運動中所實踐之策略及其扮演的角色〉。《人類學視界》19：54-55。

官大偉

2020　〈在地視角下的文化地景保存：以菲律賓伊富高梯田為例〉。《地理學報》95：61-93。

侯怡如

2016　〈伊富高梯田的水資源管理淺談〉。《人類學視界》19：50-51。

徐苡庭

2016　〈殖民情境下的族群建構、考古學與當代原住民—從菲律賓伊富高考古學詮釋爭議談起〉。《人類學視界》19：46-47。

陳巧筠

2016　〈伊富高的農業生活與變遷〉。《人類學視界》19：48-49。

陳怡萱

2016　〈Ifugao種原生種稻米時期的歲時祭儀—兼論其性別分工〉。《人類學視界》19：44-45。

謝國斌

2016　〈菲律賓的族群圖像與政策〉。《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2(4)：55-79。

Suliyape Taljimaraw

2015　〈菲律賓伊富高省文化傳承與培育原住民知識專家計畫淺談〉。《原教界》66：8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