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伯軒

亞東技術學院通識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I.前言

 

  探討文學作品中的空間，在近十年來已經是個常見的研究徑路。我於2010年出版的《文本多維：臺灣當代散文的空間意識及其書寫型態》便曾以都市空間、原鄉書寫、現代性空間位移與性別空間等子題，對於臺灣當代散文進行初步的分析（陳伯軒 2010）。然而此書的諸多不足之一，便是沒有論及臺灣當代原住民漢語文學的部落書寫。由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或人文主義地理學（Humanistic Geography）的立場看來，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形塑常常透過文學與藝術創作協成（Crang 2004[1998]: 58）。臺灣原住民漢語文學豐沛的創作成果，其中對於自然山海的描繪繁茂開闊，也充滿了區域特性與情感認同，¹應當是相關研究重要對象。

  1960年代，Kevin Lynch的《都市意象》提出「路徑、邊緣、區域、節點、地標」五種基本要素，其中又以路徑與地標為空間認知中最要關鍵的兩項（Lynch 1994[1960]: 46-49）。儘管Lynch的理論乃是以波士頓等城市作為分析對象，並不同於臺灣原住民部落發展的脈絡，但這樣的視野卻也引起了我們對於原住民文學中的道路街巷描寫產生了好奇。籠統來看，臺灣原住民漢語文學作品逕以「部落的主要街道」作為主題者似乎並不多見，絕大多數的街道書寫都襯成故事的背景，有待讀者一一爬羅剔抉：

 

我們喜歡抬頭張望，凝視遠方。路最好像一名不起眼的隨從，一方面溫柔得體地引領我們在這世上穿梭，一方面幫我們保留獨立自主的感覺。或許正因如此，路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非常邊緣，總是出現在最不重要的地方。」（Moor 2018[2016]: 12）。

 

  本文決定從臺灣當原住民漢語散文與小說中的大道與小徑著手分析，²談論這些部落內外／周邊的街道山徑，除了成為故事的背景之外，是否有其深刻的意蘊？正文分為三小部分，首先讓街巷從客觀的背景顯現，談論各種相遇於道的故事。原住民部落之間人與人的相遇、寒暄、閒談、觀看，都是一件件傳奇故事的起始或轉折、結果，並延伸出當中的人情冷暖與文化反思；其次從部落日常生活中的經濟產業變動著手，不得不留心於商店的人潮往來，並且談論部落街道的因開發而有的變遷；最後，在諸多作品當中常常出現「山徑」、「小徑」的書寫。於是獨立一節談論小徑當中的風光與各式各樣的指涉意義。

 

II.相遇於道：故事的場所

 

  回到部落該是什麼樣子的呢？米雅的文章〈揹妳到八十歲〉提供了一種視角：

 

一直以來，前往部落的道路沒有太多差異，走過交錯複雜的城鎮街道後，往有山的方向走，經過縣道支線，一段罕見人居的長路，再跨越一道水泥長橋，橋墩上大同小異的站立著黑黑的原住民，揹山豬或打獵的雕像，旁邊還有幾隻狗作為部落標記，這應該也是許多人對部落的刻板印象吧。到達這裡心裡就該有個數，再繞著山路繼續走，車程約一至半個鐘頭就會看到部落了。（米雅 2018：79）

 

這段文字透露了幾個訊息：首先，許多部落周邊連結的道路在米雅的眼中辨異性不大，其次部落外都矗立著加深刻板印象的原住民雕像，第三看到雕像之後往往離部落還有蠻長的一段距離。這可能是許多部落共同有的地景，但也不代表是唯一的樣貌。真正能夠維繫族人情感喚醒認同的，也可能不來自於標誌性人造物，而是如同奧威尼．卡勒盛筆下好茶部落的那棵紅櫸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魯凱農夫，往返於這條路上的人，每到黃昏，陸陸續續抵達這裡休息，互相寒暄問候並分贈禮物，相互分擔重物，歸途中一片歡笑喜樂的氣氛」（奧威尼．卡露斯 1996：160）。

  往返於道途上的人，彼此寒喧問候之餘，發生了什麼故事呢？細想一番，便會發現許多作品對於部落人事的描述，於街上相遇往往是關鍵的起始、轉折或結束，否則這樣的相遇便不值得特別記錄了。無論是里慕伊．阿紀〈遇見老馬〉：「我未曾刻意去探望老馬，但多次開車在山路上與她相遇」（里慕伊．阿紀 2001：57），或是啟明．拉瓦〈哈隆山上的家〉所言：「哈隆就是一個在山上的意外邂逅，大自然贈送的禮物」（啟明．拉瓦 2005：123）。至若《蘭嶼行醫記》中的拓拔斯．塔瑪匹瑪在環島公路上遇到蘭嶼鄉民代表緊急求診（拓拔斯．塔瑪匹瑪 1999：208），或遇到一身達悟傳統盔甲的男子，頭戴藤帽、胸前斜掛一隻短刀，匆忙準備赴宴（拓拔斯．塔瑪匹瑪 1999：79），以及〈驅逐科技惡靈的一天〉與反核人士相遇於道上（拓拔斯．塔瑪匹瑪 1999：140），都或多或少牽引出作者對於蘭嶼達悟人民的關懷與注視。瓦歷斯．諾幹〈返鄉途中〉遇到「極熟悉又彷彿離得極遙遠的音樂聲，再定睛細看，果然有十來位婦女著傳統的泰雅衣飾賣力地舞蹈著」（柳翱 1990：54），感傷的卻是舞蹈已經不是為了祭儀而是為了表演與比賽。

  如果相遇於道上是那麼理所當然，那麼讀者便會從中探索與眾不同之處，拓拔斯「走到部落中央大道，發現露出頭的沒剩幾人」（拓拔斯．塔瑪匹瑪 1999：45），似乎是因為有人受重傷而族人因文化慣習有所避諱。而馬紹．阿紀〈如釋重負〉開頭，描寫在竹東鎮上最後一次遇到二伯母，作者特別說明：「過了傍晚的竹東鎮上再也沒有開往山上的客運車了，除非是有一些特殊的事情，大多數住在山上的人還是很少會逗留在夜晚的竹東鎮上。畢竟，晚上在街頭碰巧遇見了山上熟識的親人，除非有很好的理由，否則，心底的一些尷尬總有難以掩飾的感覺」（馬紹．阿紀 1999：71），更是細緻地描寫因為交通不便而導致大家生活作息有既定的習慣，一旦溢出常軌，必然引來關切。

  同為蘭嶼達悟族的夏本．奇伯愛雅與夏曼．藍波安，他們作品中的道路相遇往往都與捕魚有關。夏本．奇伯愛雅〈少年與海〉敘述「紅頭部落的魚夫們都集合在往海邊的路旁，排一列地坐在石頭上，監視海面的洶湧浪花。」（夏本．奇伯愛雅 2004：25）。而夏曼．藍波安〈冷海情深〉描寫自己深夜出航捕魚，在回程的途中遇到家人擔憂尋訪（夏曼．藍波安 1997：29-30），〈龍蝦王子〉中作者騎著車緊隨友人夏曼．馬洛努斯與馬洛努斯一同前往夜捕龍蝦：「馬洛努斯頻頻回頭看我，十六歲的他是需要被浪濤淬鍊的。」（夏曼．藍波安 2002：185）。此外，蘭嶼島因為其特殊地理位置與島上的建築，在夏曼．藍波安的作品中，多少還是能夠發現涼臺或涼亭的場景，「夜間，公路上往來的車燈比前些日子少很多，涼臺上的人也逐漸地離去了，吵雜的音波回歸到夜間的寧靜，也留給達卡安說故事的空間與機會。」（夏曼．藍波安 2002：174），不過可惜，涼臺似乎一直沒有成為達悟族書寫的一個側重點。

  相遇於道上，這麼日常的現象，其重點不僅僅在於如娃利斯．羅干〈藍波咖啡〉試圖解釋的都市人很忙都沒時間打招呼（娃利斯．羅干 1991：43），而在於人際互動之間一種群聚關懷。傳統部落社會人與人之間的相遇，一方面是凝聚感情，另一方面也是交換消息：「過去的年代，沒有洗衣機的年代。部落裡的婦女們，總愛在小溪浣衣時交換各類小道消息」（里慕伊．阿紀 2001：47）。Henry M. Wellman從心智理論的角度研究八卦小道消息的意義表示：「閒聊是非不單只是跟別人講話的社交行為，而是社會認知（social cognitive）行為，透過八卦，我們了解其他人的打算、怪癖、喜好、信仰、好事或壞事。聊八卦──不管直接透過對話，或間接以不同媒體──顯示出我們生性喜歡了解人的行為、生活和內心想法，也說明了我們的心智理論如何運作。」（Wellman and Lind 2020[2019]: 34）。多馬斯就因不願意隨順妻子批評部落一位逃跑的人妻，惹來妻子的不快，作者最後自嘲一番：「回到房間躺在床上想這樣大家一起來罵她，也許是維繫一個部落的秩序與道德的一種方法吧！」（多馬斯 2002：105）。

 

III.大道多歧：商店、開發與地景變化

 

  街道巷弄當然也不會止於故事發生的背景而已，而是與原住民部落生活聯繫，顯現出生活的特質。有意思的是，似乎許多作品當中都時常出現部落的「商店」，而這些商店除了日常生活用品之外，更多的主題常常繫聯於飲酒的風氣。多馬斯〈幻想與現實〉去商店買煙，卻又被拉進去喝酒，一邊感嘆著工作沒有著落（多馬斯 2002：76），〈不想〉則敘述經過商店，大白天遇見酒醉的少年滋事挑釁（多馬斯 2002：27-29）。亞榮隆．撒可努〈外公的酒〉敘述外公與朋友聚會，「經過部落的商店，外公要我在外面等著，外公快快進去又快快出來，手上拿了一瓶瓶裝的米酒和用報紙包好的『ㄚ立打麻（甜食）』」（亞榮隆．撒可努 2011：93），以甜食攏絡，為的是要他保密。夏曼．藍波安〈三十年前的優等生〉感嘆：「其實，部落裡雜貨店的老闆就像你體內的酒蟲或是你的心理醫師一樣，早已了解透徹那個部落每一個人的消費習慣。」（夏曼．藍波安 2002：204）。當然，部落的街道上不只是商店而已，亦有像是多瑪斯〈情何以堪〉所寫的「卡拉OK店」，然而其中的慨歎仍然與酒脫離不了關係：「這群在一百年以前非常兇悍有尊嚴tayan的後代，現在通通在一間很簡陋的卡拉OK被酒打敗。」（多馬斯 2002：71-72）。比較特別的在於，黃貴潮《遲我十年：Lifok生活日記》記載民國46年3月27日開始，擔任商店店員的生活雜記，雖然零星不成片段，卻是在這麼多提及商店的作品中，難得換位的視角（黃貴潮 2000：194-196）。

  商店的開設，對於部落生活而言有了重大的改變³。生活的便利性自不在話下，同是鄒族的高英傑與伐依絲．牟固那那，都曾記述因為交通便捷、商店開設，而讓部落的光景漸漸改變：

 

森林鐵路通車後，除了部落原有的官吏貿易所提供日用品外，步行七公里外的十字路車站，也有人開設雜貨店，據說眼藥水、胃藥、征露丸等都有，鄒族人經常帶著天門冬、愛玉子、獸皮、猴骨、鞭類等物，前去交換日用品。（高英傑 2018：71）

我們部落的光景好像真的越來越不一樣了，工廠後來也釀酒，他們甚至開店賣他們的產品，叫部落的青年幫忙顧店。部落裡不但可以買到醬油和酒，還可以買到從平地批回來的如火柴、鹽、味噌、麵條、雨布、煤油之類的基本生活用品，給部落人方便。（伐依絲．牟固那那 2017：41）

 

這兩位作家出生於40年代阿里山，生活環境與成長經歷應該是比較接近的，不過相較之下，牟固那那的故事更為迴旋轉折，在〈光明乍現〉敘述樂野部落第一次有了電力，迎來了現代化設備，令作者羨慕非常（伐依絲．牟固那那 2017：45），但文中提及的醬油工廠後來發覺竟是共產黨員為了掩護身分而開設的（ibid.: 67）。

  集中透過道路意象描寫產業轉變或不當開發的作品，首推巴代的〈薑路〉。〈薑路〉的主角魯本一家在大巴六九部落種植生薑，搬運販售，換取微薄的薪資。所謂的「薑路」，是一條地形曲折崎嶇，毫無開發成產業道路的山徑，卻是魯本一家賴以為生的重要道路。儘管魯本年事已高，山路危險，但當有人勸他賣掉後山的薑田時，魯本卻猶豫再三，更重要的是，勞動市場的付出與價格不成比例，「種薑、揹薑一年的收益，在股票市場中，卻只要一兩個漲停板，就可以賺進口袋？」（巴代 2009：90）。巴代於此篇小說的〈後記〉闡明創作動機時指出：「即便臺灣錢淹目眉，原住民的謀生方式，在失業與生活的掙扎間，仍停留在過去二、三十年的模式」（ibid.: 92）。

  白茲．牟固那那的〈木屐〉則藉由聽見木屐聲，回想幼時在部落遇到布杜（漢人）來收購樹木以製作木屐的往事：「我們族人都是頭頂著裝貨物的藤筐，揹藤筐才不會妨礙走狹窄的山徑」（白茲．牟固那那 2003：129），原來漢人是來央求販賣與允許砍伐布杜樹與桂竹，以製作木屐，作者的阿莫（父親）為了蓋新房子，終究還是把布杜樹與桂竹林給賣給了漢人。同樣類似的情節，在里幕伊．阿紀〈老頑童與他的王國〉則是敘述父親退休後在家裡蒔花弄草，卻遇到渡假村開發單位前來要求租賃土地，「陳先生一句一句的『挖掉』、『堵住』、『剷平』、『蓋起來』，讓老頑童再度驚懼得睜大了眼睛，連表示意見的機會都沒有。」（里慕伊．阿紀 2001：137）。這不禁讓人想起根阿盛在〈朝山〉一文中，敘述林務局人員打算開闢一條路，卻未能清楚明白地與當代居民溝通，也未能說明對山區的生活會帶來何種變化，引起不滿（伊替達歐索 2008：160）。

  為了經濟效益而開發，必然使得部落的地景產生很大的變化。一時的繁榮可能帶來的是後繼無力的沒落或後患無窮的傷痛，隨著經濟起飛、交通方便，部落族人紛紛向外發展，有一段時期部落也添購了許多各類家具、蓋起一棟一棟鋼筋水泥新房，人人印著有各式頭銜的名片，〈雅外回來了〉闡明，「可惜好景不常，近幾年名片上的主人，一個一個像鬥敗的公雞，沮喪地回到部落，鎮日借酒澆愁。」（里慕伊．阿紀 2001：48-49）。而馬紹．阿紀的〈無力的蘋果滋味〉則以梨山的毫無節制地果樹栽植感嘆，「動物們也將會永遠失去回歸源流生存、繁殖的路徑」（馬紹．阿紀 1999：181）。

  地景的改變不僅僅來自於經濟效益與產業開發，還有不少的作品提及的是自然災害造成的景觀改變。另外，達悟族的傳統住屋與現代國宅隔著一條公路，在拓拔斯．塔瑪匹瑪的筆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一條五個男人臀部寬的水泥路貫穿部落，形成一條鮮明的分界線，我走到水泥路上，雙眼隨著兩腳左右張望，右側是一排排國民住宅，國民建築師的大腦好像沒有美麗腦迴條紋，建造單調無味的作品；轉半個頭往左看，達悟主屋、工作房、涼屋依地形而建，房舍的線條好似與海浪起伏共舞。每次停下來觀賞達悟真正的房屋，口裡總是驚嘆達悟人創造美的智慧。於是就近欣賞並體驗傳統達悟生活，變成屢次造訪野銀部落的驅動力。（拓拔斯．塔瑪匹瑪 1999：100）

 

孫大川〈空殼的硬體〉曾評論，部落現代化硬體建設往往是粗糙的、缺乏軟體的配合以及文化的幅度，反而容易加速部落生活的「物化」（孫大川 1991：76-78）。的確，在拓拔斯的眼中，這些國宅是沒有品質保證的臺灣製造，「可能因日夜慘遭風雨浸入腐蝕，看起來好像停工列隊待修的火車，家家戶戶關住同一型式的大門，似乎與達悟人獨立特性格格不入」（拓拔斯．塔瑪匹瑪 1999：155）。

  從商店的設立、產業的開發與否、到經濟發展與住屋形式的轉變，部落街道所能看見的改變，常常具體而微地濃縮了原住民傳統生活遭遇現代性擠壓後斑駁錯落的情景。但這卻又不足以鳥瞰其生活全景，還有更多的故事與回憶，遮藏於山林小徑之間。

 

IV.小徑彳亍：文化意蘊與自我探索

 

  「日本人走了之後，天生善於奔竄深林山豁間如高山山羊、野鹿的鄒族族人，就捨棄了彎彎曲曲的日本大道，走自己覺得抄近方便的小山徑，族人的心靈也被釋放得有如天空一樣寬廣，可以照自己原來的生活方式來生活了。」（白茲．牟固那那 2003：131）。牟固那那的這一段文字，很傳神地展現出許多作品中若隱若現的「小徑」書寫，無獨有偶，美國作家Robert Moor（2018[2016]: 30）曾表示：「捷徑可比喻為一種地理塗鴉，指出當權者沒有正確預測人民的需求，也無法規範人民的渴望。」他在《路》（On Trails）中甚至將美國原住民文化稱之為「小徑步行文化」（ibid.: 216-217）。

  小徑與主街不同，小徑是一個空間感相對比較隱密幽深的地方，往往也更強調其順勢起伏的蜿蜒。有意思的是，在不同的文本中，作者追憶山徑起伏時，往往伴隨著火光明滅閃爍。高英傑回憶從小第一個部落的記憶，「雖然有些模糊，但被高大而強壯的人背負的感覺，以及沿著山谷小徑看到火炬行列上下左右晃動的樣子」（高英傑 2018：26），里慕伊則是元宵節時，在下部落遙望漆黑的竹林小徑，「遠遠『飄』下來一排閃閃發光的燈火」（里慕伊．阿紀 2001：231），是他們與沙卡家的孩子約定好會合，一同前往探往生病的打露伯伯。

  幼時對於小徑的記憶，往往樸實而直接，成年人的小徑則是充滿了不同的氛圍。米雅深夜徒步回部落的時候，遇到了計程車司機攬客，當車子愈開愈深山之後，一方面司機心裡開始發毛：「這裡可是荒郊野外，怎麼可能有人住！」而米雅又顧及自身安全，甫下車就拐入叢草中的小徑，嚇得司機以為撞鬼。但對作者而言，卻領略到了「一路都有山神陪」的小徑風光（米雅 2018：51-59）。這種氛圍，在夏曼．藍波安的筆下也曾閃現：「深山裡的羊腸小徑有股別於部落的空氣，茂密的亞熱帶叢林長得不高，也不很俊美，主幹的表皮層刻劃著許多不同的圖案，圖案的意義是──這棵樹是屬於某人的財產，別人就不可盜伐」（夏曼．藍波安 2002：222）。

  有時候，山徑陡峭，牽絆著的是與之相對應的生活慣習，伐依絲．牟固那那回憶自己四歲時，由家人背著，一路從谷地的住家，攀越七十度的陡坡，大人拿著鍋碗棉被等家當，要搬到農業講習所的宿舍。回憶過往，作者不由得興發感懷：

 

不管多峭的山，日本人來以前，族人開路少有拐彎抹角彎彎曲曲的，所以在那個年代，這樣的畫面在山裡隨處可見，是在崇山峻嶺裡討生活隨時隨在的過程，不管是工作或是行路，都是直接和山壁面對面。（伐依絲．牟固那那 2017：18）

 

長大後再回想這樣貼著山壁的徑路／近路，「常常有一種叫人要貼著土地好好面地思過的感覺，因為土地是比任何眼睛所見的更實實在在存在的大地的母親」（伐依絲．牟固那那 2017：18）。讀者一方面可以從幼時的回憶明白過去鄒族人的行進習慣，另一方面又得以理解作者賦予土地的溫情厚意──「在山徑上走路，其實就是跟隨。如同虔誠跪拜或拜師學藝，走路需要一定程度的謙卑」（Moor 2018[2016]: 22）。

  類似於此牽連到文化習俗的，〈少年與海〉記錄了夏本．奇伯愛雅少時與堂哥出海捕飛魚的經過，當他最後功成回家途中，「背著飛魚回家，一定是走飛魚小路，否則，遭別人罵，飛魚就不能吃了」（夏本．奇伯愛雅 2004：45），而〈蘆葦莖驅鬼〉也是在回部落的路程上：

 

我們母子穿過許多彎道，走出山野，才見到部落。這時候，母親叫我停下來，我心想又有什麼招式。媽媽伸出手來拿我手中那根快要熱熟的蘆葦莖，往原野方向丟去，念了幾句咒語，然後才繼續走回家去。（夏本．奇伯愛雅 2004：8）

 

即使文章並沒有如學術考究般細說這些文化慣習與禁忌的由來與意義，但小徑於此加深了其文化的負載，比單純的寫景更有意蘊。

  但要說到象徵，瓦歷斯．諾幹〈林產道〉或許更值得注意。文章從「通往果園的山道原來是一條綿延的林產道」開始寫起，作者幼時隨著父親上鞍部的果園，都纏著他能持續講出過往的山林故事。對於山林的好奇在小小的心中膨脹，於是「就趁著某天午睡的空隙，手握竹杖赤足進入芒草雜生的道路；我先是遠眺那蔥綠的山頭，決心做一次徹底地探訪。」聽說道路深處，有日人搭建的巨大工寮，然而作者卻陷入了一塊塊如綠絨布般的林木，直到回頭在山腳下遇見了驚惶失措的母親而告結（柳翱 1990：16-18）。這篇瓦歷斯．諾幹極為早期的短文，顯現了一種自我探索與追尋的初胚。若從心智理論來看，符合了感知（聽父親談論林產道）而產生想像（奇異的山林）、情緒（懷疑）而產生欲求（想知道更多故事），透過前面兩者的混合而產生行動（探索小徑），最後導致反應（認知到父親的故事是錯誤卻美麗的）（Wellman and Lind 2020[2019]: 36-37）。

  無論如何，相對於部落的主要幹道與街道，特別獨立出來描述的小徑，往往比較強調其幽深隱密，或是連結部落族人特定的生活慣習，因此也得以看到無論是日人或漢人常常是不明就裏，相對顯得突兀而格格不入。但這樣的隱密特質才更顯得出族人與土地之間的親厚連結，更彰顯出珍貴的在地情誼。⁴

 

V.結語

 

  倘若要以原住民文學中的空間書寫為題進行系統與規模兼具的考察，在如今厚實的理論基礎與豐沛的文學創作之上，必然大有可為。即使縮小至道途街徑的範疇，仍然不是這一篇短文能夠解讀得透徹周全的。過去的原住民文學透露出濃厚的自我探索意涵，反覆叩問著「我是誰？」、「我該往哪裏去？」等深刻的問題。使得「找路」的意義就不僅僅限定於實證主義下物理空間概念中的街道而已。無論是古道的考察、⁵社會現象的針砭、⁶天災工商與經濟發展問題等，⁷這些問題或許都藏匿在不同主題脈絡而成的作品之間，成為一種背景、場景或象徵，有待仔細爬梳整理。

  《La Vie》2020年8月刊登了一篇排灣族朋友簡偉駿在蘭嶼擔任郵差的訪談，他以送信人的角度觀察到蘭嶼特別的文化風貌，是非常有趣又罕見的。譬如蘭嶼的門牌常常亂跳、門牌掛在很奇怪的位置，「更誇張的是，有人家裡的信箱是洗衣機，他就留一張紙說，有信就直接丟這邊。我放完信就拍照存證，是你叫我丟的喔。」⁸（張以潔 2020）。特別的是，送信還要與當時的天候狀況配合：

 

送信是有科學邏輯的，東北季風的時候，絕對不可以從紅頭往東清送，因為椰油往朗島部落的洞口風速很強，我常常看到一堆遊客在那裡拍照，很危險欸，東北季風超猛的，落石會打死人。所以上班前一定要看風向和風速，嗯，今天風很大，要「倒著送」，先騎到最遠的野銀，再回來郵局所在地紅頭。（張以潔 2020）

 

如這般具有區域特色的地方觀察，是很難得的。儘管簡偉駿是排灣族，但對於蘭嶼達悟必然也是從陌生到熟悉。或許對於許多原住民創作者而言，面對生活其中的部落街道，不是太疏遠就是太融洽，融洽到那成了日常生活不需特別對象化感知的主題。因此我總覺得，關於街道的書寫，還是一個值得大大開拓的題材。何況，空間的演變常常是有歷史感的，儘管本文並沒有特別拉出時間的縱深，但那極有可能是確保街道書寫能夠持續不止地繼續延展的要素。當年夏曼．藍波安重返蘭嶼時寫道：「回到部落，我總是像觀光客似的在部落裡的巷道走來走去，看看我記憶裡永遠是年輕力壯，永遠有說不完的過去的老人在海裡生產的故事。」（夏曼．藍波安 2002：152）。這似乎也說明了對於部落的觀察與描繪，需要靠近，也需要拉開一個相對應的空間或時間距離。這樣才能夠在文學創作上，更有意識地調整目光與調度情感，以創造出更豐沛多元的作品。

 

附註

[1]地方感包含了：「1. 地方自身固有的特徵。 2. 人們對一個地方的依附感。這是相互區別又相互關聯的兩個方面。」（Johnston et al. 2004[1994]: 637）。

[2]根據審查意見表示，新詩與散文小說容或因書寫的方式不同，可能對於同樣主題呈現不同的樣貌。若本文不將新詩納入討論，應該要清楚設定範圍。然而限於文章篇幅與時限，關於新詩的部分只能暫時不談。另外，本文所認定的臺灣原住民文學乃以創作者的身分而論，但對於平埔族或是漢人的文學紀錄，由於資料龐大，只能俟諸他日。

[3]在本文論述的脈絡之外，里慕伊．阿紀的〈商店〉值得一談，文章敘述某次到淡水遊玩，因內急而到某家「商店」借廁所，卻發現裡面似乎是私娼寮。尤其迎頭撞上一位女孩，分明的部落口音，讓里慕伊大為震撼，爾後「在狹窄的走道，我與一位年約三十幾歲的男子，擦肩而過。是個街上隨處可見的那種普通男人。也瞥見兩位從小房間走出來，大聲說笑的年輕女孩，除了臉上較濃的彩妝，其實也是很平常的女孩啊！然後，進門處正好遇上兩位拄著脅義肢的殘障人士，穿著整齊，態度平常的隨一位小姐往屋裡去，就像進便利超商買瓶礦泉水那樣。」這篇文章的〈商店〉所敘寫的並不在部落生活範圍之內，但其主題卻是原住民文學中曾經很常出現的娼妓問題（里慕伊．阿紀 2001：115-118）。里慕伊與故鄉的女子的「相遇」，以及在走道上與其他「客人」的「相遇」場景，著實具有象徵性。有趣的是，「就像進便利超商買瓶礦泉水那樣」一句，如果搭配多馬斯〈水的聯想〉，便會意外發現，原來對於工地的原住民來說，買水比買維士比還不值得（多馬斯 2002：82-83）。以此又令人聯想到出原住民的勞動工作與經濟狀況問題。

[4]當然，不是所有的小徑／山徑，都如出一轍。有一些負載了生離死別的悲痛，如根阿盛以父親口述故事為依據撰寫而成的〈危崖與險灘〉，記述家人於日治時期受徵召出征的情景（伊替達歐索 2008：91），或是拓拔斯．塔瑪匹瑪魔幻寫實的夢境，在離開蘭嶼由小徑騰空飛起臨望部落的夢境（拓拔斯．塔瑪匹瑪 1999：223）。

[5]如沙力浪（2014：53）：〈獵徑與地名〉「行走拉庫拉庫溪流域的過程中，可以感受到布農族人所建立的道路系統，如馬西桑段走的大部分是獵人們所走的路線，行經的路線以稜線為主。」

[6]如啟明．拉瓦（2005：36-37）感嘆產業道路因觀光看湧入而壅塞，曾造成工作重傷的族人延誤醫治。

[7]如乜寇．索克魯曼〈1999年5月7日生命拐了個彎〉、〈夜與森林〉（乜寇．索克魯曼 2014：128，142）。

[8]審查意見表示，關於蘭嶼的門牌號碼順序混亂，或許不是蘭嶼人文化行為的結果，反而是國家施政造成的結果。本文同意這樣的推斷，不過文化地景的構成當然有其原因，即使不是因為當地原住民文化造成，但這樣的地景形成仍然成為蘭嶼人承接的生活場景。正如同蘭嶼的國宅並非達悟族人立意建設的，如今卻成為了文學家筆下的蘭嶼一景。

 

 

引用書目

乜寇．索克魯曼

2014　《我為自己點了一把火》。臺北：山海文化。

巴代

2009　《薑路》。臺北：山海文化。

米雅

2018　《種一朵雲》。臺北：山海文化。

伊替達歐索

2008　《巴卡山傳說與故事》。臺北：麥田出版。

白茲．牟固那那

2003　《親愛的Ak’i，請您不要生氣》。臺北：女書文化。

多馬斯

2002　《北橫多馬斯》。桃園：作者自印。

伐依絲．牟固那那

2017　《火焰中的祖宗容顏》。臺北：山海文化。

沙力浪

2014　《祖居地．部落．人》。臺北：山海文化。

里慕伊．阿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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