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素秋

我出生於北五堵基隆河畔的貨櫃堆中。進入大學之後，為了尋找心中那份真正的感動，度過了近十年的頹廢光陰，終於在多次親身踫撞這個土地與人群的過程中，找到了答案，並於日本東京大學取得考古學博士學位。而在2017年，由於祖靈和族群的殷切盼望，我成為邵族新任的祭司（shinshii），這也成為我另一個終生的承諾和責任。二十多年來我持續進行考古學調查與發掘研究，將臺灣的歷史，視為連續性發展、演變的過程，以縱時限、同時限的視點，透過不同資料來交叉檢視臺灣各地、各時期的文化，並在有意義的年代縱深中，去探討臺灣過去各個時期人與土地的文化內涵、互動及起源等議題。發表過〈臺灣北部圓山文化的內涵探討〉、〈花東縱谷北段玉製錛鑿形器工藝技術探析——以豐坪村遺址為例〉、〈臺灣新石器時代的圓形旋截法及其旋轉機械初探〉、〈?文時代?並行??台???蓆文土器???文化?相????〉、〈彰化平原史前末期與17世紀跨部落勢力關係探討〉等文。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前言

恆春半島複雜的族群關係，1860年代以來，隨著〈天津條約〉而來的開港通商、外國船難事件的發生¹、外國勢力的凌駕清國、清國以恆春半島為原住民之地為由而不願處理紛爭、外國人日益增加的侵臺野心等因素，而呈現出更加詭譎的變化。

此文以開港通商後的1867年羅妹號（Rover）事件，和其後美方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和瑯嶠十八社大頭目卓杞篤（Tauketok）所簽訂的南岬之盟為著眼點，來瞭解此事件的衝突、和解之對象與背後的族群關係。由於紙村徹（2014）和曾明德（2017）已從卓杞篤和番產交易等的視角做過詳細的討論，本文擬將重點放在事件的主角－龜仔律（甪）社（Kuraluts），結合考古資料進行不同視角的探討。

 

羅妹號事件與南岬之盟

1860年代是重要的分期，因〈天津條約〉而造成的開港通商，和隨之而來的商務、宗教、船難、領土等糾紛，和戰爭、談判等，對臺灣的原住民族群和清國對臺灣的統治方向等，均產生了重要影響。

羅妹號事件發生在1867年3月，導因於美國商船羅妹號由廣東汕頭駛向牛莊的途中，因遭遇暴風而漂流至臺灣南部海域的七星岩觸礁，生還者在墾丁一帶上陸時遭到龜仔律社原住民襲擊，最後有一名廣東籍水手逃脫、報官，才使得整起事件受到美方的高度重視。

當時駐廈門領事李仙得，因為同時兼理美國在臺灣的外交事務，1867年4月獲報後便至臺灣與兵備道吳大廷等人進行會談。然而臺灣官員以原住民之地非屬清國版圖為由，拒絕出兵懲兇並規避責任，李仙得無功而返。

同年6月，美國政府下令巡洋艦隊討伐原住民，因不諳地理且屢遭伏擊而大敗。李仙得和美國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一起向清政府提出嚴正抗議，清國在外交壓力下，責令閩浙總督吳棠與道臺吳大廷調查該事件及征伐原住民，並由臺灣鎮總兵劉明燈親率兵勇500人深入南臺灣協助美方。9月，李仙得親赴前線，在沒有必勝的把握下，決計採取外交手段，透過必麒麟（Wiliam A. Pickering）擔任通譯居中斡旋，取得與十八社頭目卓杞篤（Tauketok）晤談的機會。這場稱之為「南岬之盟」所達成的共識為：卓杞篤所轄十八社承諾，保護往後漂流到海岸的所有歐美人的生命財產安全。²

 

事件的主角－龜仔律社

根據文獻和考古的理解，龜仔律社屬於排灣族，豬?束社的卓杞篤則屬於卑南族（puyuma），自稱斯卡羅（seqalu）（小島由道主編、黃文新等譯，2003：32）。

何謂琅嶠十八社？根據1921年臺灣總督府臨時舊慣調查會的《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中，將「Paliljau番」稱為「恆春下番」，並指出兩者和「琅嶠下十八社」，均為位於「楓港溪流域以南之部族」。換言之，「琅嶠十八社」、「琅嶠歸化生番（共十八社）」、「琅嶠下十八社」和「paliljau番」或「恆春下番」所指的均是同一群「番社群」：「本番（Paliljau番）由sabdiq群、快仔、加芝來、牡丹群、竹、高士佛、八瑤、四林格、vangcul（蚊蟀山頂）、豬臘束、龜仔甪、射麻裡、龍鑾及貓仔等十四社所形成」，「本番自稱sepaliljaliljau，其他諸番稱呼本族亦同，其本義不詳」（小島由道主編、黃文新等譯，2003：32-33）。

其中的豬臘束（即本文的豬?束）、射麻裡、龍鑾、貓仔，「原屬於puyuma部族，自稱seqalu，以別於其他paiwan諸番」（小島由道主編、黃文新等譯，2003：32），亦即除了這四個聚落是屬於seqalu的人群之外，其他聚落均屬於paiwan的人群，兩者之間的關係為：「seqalu及paiwan在今日其族名仍不同，但因早就互通婚姻，seqalu除了祭祀法和繼承之慣例外，與paiwan並無不同，因此就沒有特別區分的必要」（小島由道主編、黃文新等譯，2003：32）。

圖1：牡丹社事件，日軍三路攻擊圖。〈石門竹社楓港?三道攻擊要圖〉中標註「大石尖」一帶即為龜仔律社，其地理位置可一覽南灣的所有沿海動態。（資料來源：楊南郡譯註，2002：12圖。）

 

根據1935年《高砂族系統所屬?研究》一書的記載，龜仔律社的西北方有一座小山頭，叫做大尖石，原住民語叫做Katza-katza，即「大」的意思；漢人稱為Toa-shiam-pan。住在大尖山附近的漢人相信它是靈山，不要凝視它，否則會生病。龜仔律社人則無此說，只是在與外族打仗之前，會爬到大尖石的山頂上的巨岩東端叫做Kapul的台座上，進行占卜，叩問神意問是否可以參加戰爭（楊南郡譯，2011：369）。

1874年牡丹社事件時，日軍所使用的三路攻擊圖〈石門竹社楓港?三道攻擊要圖〉上已標註有「大石尖」，此處即為龜仔律社，根據此圖可知龜仔律社的地理位置可一覽南灣的所有沿海動態，相當重要（圖1）。

 

 

圖2：考古遺址與1904年臺灣堡圖上的龜仔（律）甪社套疊圖（1904年的地圖誤標為”龜子角社”，但從日文發音可知乃為”甪”（律）之誤植）。（資料來源：郭素秋提供。）

 

 

圖3：方形石棺。（資料來源：黃士強等，1987：圖版23）

 

 

圖4：圓形石棺。（資料來源：黃士強等，1987：圖版24）

以社頂遺址為例，位於屏東縣恆春鎮墾丁里。主要的研究簡史如下：
龜仔律社究竟在今日的哪裏？與已知的考古遺址間又如何對應？根據筆者進行套圖的結果，可知在1904年「臺灣堡圖」上標註的「龜子角社」³（為龜仔甪社的誤寫，本文稱龜子律社）的考古遺址，有社頂和龜仔角（律）遺址兩處（圖2），推測這兩處應均為龜子律社的相關遺址。

1986年10月，墾丁國家公園因在社頂一帶闢新道路時，發現一座石棺。由於當時有很多這種類型的石棺，所以10月7-8日，李光周先生南下調查，並發現一座方形石棺，其蓋板已破裂一角並被移開一半，棺內本來有鐵刀一把和瓷碗底部已被取出，並在棺外旁泥土堆中發現不少瓷片，但當時未做發掘（黃士強等，1987：30、31）。

 

 

圖5：石棺內陪葬品。（資料來源：黃士強等，1987：圖版25）

 

 

圖6：石棺內陪葬品。（資料來源：黃士強等，1987圖版26）

 

 

圖7：石棺內陪葬品。（資料來源：李匡悌，2002：93圖）

 

 

圖8：石棺內陪葬品。（資料來源：黃士強等，1987：圖版28）

 

1986年10月24日，黃士強先生再度南下對社頂遺址上述的墓葬（B1）進行發掘，另外又在B1東南約20m的一棵茄苳樹下發現另一座石棺（B2），以下對這兩座石棺進行敘述：

B1為砂岩打製的方形石棺，棺口距地表約3-10cm，底板距棺口約88cm，四側板彼此相接成直角，成一寬約60cm的正方形，四側板上方各置長方形石板，其長約70cm，寬20-30cm，因承受地表壓力已多殘破。其上為蓋板，呈近六邊形，長約90cm，厚約9.5cm，底板已殘破，大概只有棺底面積的二分之一。棺內人骨凌亂，顯然經過擾亂，從發現的三件乳突及多量肢骨推測，至少有兩人以上，為複體多次葬，從石棺形制推測為屈肢蹲踞葬，這一埋葬風俗曾盛行於光復前的排灣族，當地年長者也曾目睹。棺內的陪葬品豐富，計有完整的瓷碗2個、瓷壺1個、銅環10件、戒指35件、銅飾品、圓形貝核飾物2件、外國銀圓及銅錢各4枚，可辨認的鐵製槍頭4件及其它鐵器，完整帶穿瑪瑙275顆，其它還有琉璃珠和貝珠等。瓷碗和瓷壺皆屬清代或日治時代的製品，但都比文化層的瓷器製作較為精美，銅環、戒指和銅飾品均為身上的裝飾品，銅環留有一缺口，缺口處或製成手形，銅飾品以小銅鍊相接，上鑲半顆瑪瑙珠，戒指有少數也鑲有瑪瑙珠。檳榔盒中留有石灰及變成纖維的檳榔，有3件鐵片也可能是當地吃檳榔時做塗抹石灰之用。鐵製槍頭長10-12cm，一般被繫綁在木、竹上做為矛。瑪瑙珠、琉璃珠及貝珠都帶一孔，以便用線串連。銅錢已鏽的無法辨認，外國銀圓可辨認者有2枚，分別鑄有HISPAN, 1786及MEXICANA, 1862（黃士強等，1987：30-33）。

 

 

圖9：圓形石棺。（資料來源：黃士強等，1987：圖版29）

 

 

圖10：圓形石棺。（資料來源：黃士強等，1987：圖版30）

 

社頂遺址B2石棺的蓋板為圓形，直徑在90-95cm之間，厚7-8cm，外表看來非常均整，顯然經過仔細的修整。在蓋板下，側皮上舖置的石板也經修整成圓弧形，側板共有四塊，各直角相接和B1方形石棺類似，棺裡的人骨完整，並有多種陪葬物，鐵刀5把，檳榔、檳榔盒及未腐爛的衣物殘留等，其年代應與B1相近，但因此墓據說有主，所以未進一步發掘（黃士強等，1987：33）。

 

 

圖11：西班牙卡洛斯三世8Real銀幣（銀幣正面為國王半身胸像，面容與衣褶線條較為模糊，邊緣一處銅鏽包覆，但仍可辨識銘文：「DEI ?GRATIA1785【CAROLUS】 III」，意為蒙神恩寵，1785年，卡洛斯三世（CAROLUS III）。銀幣正面可見多處戳印符號，如「帶圈王字」、「長」、「天」等。）（資料來源：盧泰康，2015：182圖17）

 

 

圖12：西班牙卡洛斯三世8Real銀幣（背面紋飾為西班牙王室盾徽，徽內十字分割，內有雙城雙獅紋，徽上有皇冠，兩側有大力神赫克力斯立柱，柱身有捲軸纏繞，捲軸內有字，內容已模糊不清，原應為西班牙文「PLUS VLTRA」（海外有天地）。邊緣銘文為「HISPAN ?ET ?IND ?REX ?OM ?8R ?F ?M」，意為西班牙與印度的國王。墨西哥城鑄造；面值8里爾；最後兩個字母為兩位造幣監督官之姓名縮寫。（資料來源：盧泰康，2015：182圖18）

 

 

圖13：墨西哥共和國8Real銀幣（銀幣正面為象徵墨西哥建國之「展翅雄鷹」國徽,邊緣銘文：「REPUBLICA MEXICANA」（資料來源：盧泰康，2015：188圖69）

 

 

圖14：墨西哥共和國8Real銀幣（銀幣背面可見「旲」戳印符號。背面中央錐狀「自由之帽」，內有銘文LIBER（IAD），四周散放32條長短不一的光柱，邊緣銘文：「☆8R‧G‧1862‧Y‧E‧10Ds‧.20Gs」，鑄造年分前之「G」字，顯示其為瓜納華托（Guanajuato）鑄幣廠所製，年分之後的四組字母，為批號確認標示（資料來源：盧泰康，2015：188圖70）

 

其中，社頂遺址方形石棺出土2枚外國銀圓，分別鑄有HISPAN, 1786和MEXICANA, 1862，根據盧泰康的鑑識，分別為西班牙卡洛斯三世8Real銀幣、墨西哥共和國8Real銀幣。其中，墨西哥銀幣是墨西哥革命、成功脫離西班牙統治後，於1823年起所鑄造的共和國銀元，其重量、銀色與西班牙佛頭銀相同。由於錢幣正面鑄鷹形，故稱為「鷹洋」或「鷹銀」；完整無疵，未有戳印破壞幣面紋飾者，則特稱為「白鳥銀」（盧泰康2015：163-164）。（圖3-14）

 

討論與結語

綜上，可知原本為龜仔律社與美方的衝突（羅妹號事件），卻變成美方和十八社大頭目卓杞篤的和解（南岬之盟）。

學者們認為〈南岬之盟〉並不受到十八社領域所有部落的認可，卓杞篤遂運用部落內部傳統的儀式，達成一種在十八社內部追認自己與李仙得所簽訂〈南岬之盟〉效力的效果。曾明德從博蘭尼所奠定的經濟人類學的物資分配模式，重探紙村徹藉由《蕃族慣習調查報告書》所彙整的四大模型：「納貢形式」、「遭風災後的巡察形式」、「巡察形式」以及「水租形式」，並得出區分四大社與其他排灣系部落上下位階的代表儀式「巡察形式」，是卓杞篤加以運用的類型（紙村徹，2014；曾明德，2017：80）。如1869年與必麒麟的儀式、以及1872年與李仙得的宴會，均是利用傳統的儀式之變形，讓南岬之盟的效力能夠在十八社領域得到認可的案例。卓杞篤利用與外部強權代表李仙得簽訂的南岬之盟，重構十八社大股頭人的權威，並希望藉此能將勢力重新延伸到自1837年即已宣稱的北部四重溪中上游的牡丹社群，將番產交易的名義收納為卓杞篤所有，達到一種真正具有統籌分配物資的領袖意義的身分（曾明德，2017：80）。

學者並進一步指出，圍繞在卓杞篤與李仙得簽訂〈南岬之盟〉的過程，以及如何在十八社內部追認其效力。開港通商後的羅妹號事件，在海上勢力與清國的壓力之下，瑯嶠地區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而在十八社內部也面臨瓦解的狀況之下，大股頭人卓杞篤在外部入侵者周旋的過程中展現其政治天賦，外國人展現其軍事力量的同時，留有談判空間，最後與李仙得簽訂〈南岬之盟〉，達成一種內外壓力下的平衡。南岬之盟是卓杞篤自己和李仙得作為雙方協議的保證，可說是一種個人式的外交關係。卓杞篤藉此得以維繫自己的權威，並進而重新鞏固「十八社」的架構 （曾明德，2017：79-80）。

但是，羅妹號事件真的對瑯嶠十八社帶來「前有未有的危機」和「面臨瓦解」的困境嗎？從美方直接動用巡洋艦隊「懲兇」卻失敗收場，接著轉而責怪清國的作為看來，似乎是美方和清國不知所措、面臨威信喪失的危機。在巡洋艦隊都無法戰勝龜仔律社的情形下，龜仔律社會感到不安，從而尋求大頭目卓杞篤的庇護嗎？事實看來剛好相反，反倒是李仙得透過必麒麟的斡旋，設法拜會卓杞篤來主持公道，因為清國無力懲兇，而只派劉明燈帶了500名平埔兵勇來協助。在此脈絡下，對美方而言，尋求名義上得以統轄十八社的大頭目卓杞篤來處理，一如美方一開始試圖找地方官的清國一般，企圖透過外交手段來解決紛爭。然而南岬之盟並未對龜仔律社進行「懲兇」的要求，只是保住了美方的顏面，掩飾動用巡洋艦隊竟大敗而回的窘境，也達到了卓杞篤藉以鞏回地位的希望。

而從石棺的陪葬品中曾出土西班牙、墨西哥的錢幣、日本瓷器等看來，顯示龜仔律社與外來物資來源之多元，此應與龜仔律社的地理環境鄰海，且可以登大尖山清楚掌握沿海動態（尤其是大型船隻等出現）有極大關係。船難在羅妹號之前就已頻繁，從龜仔律社（社頂遺址）的地理位置和石棺陪葬品看來，與外界的接觸應相當頻繁，他們能夠利用地利和智慧戰勝巡洋艦隊，亦顯示他們熟悉外國船隻作戰的弱點，而在這過程中，美方和卓杞篤似乎均無用武之地。

 

 

• 參考文獻：
• 
  
• 1. 李匡悌（2002）。恆春半島的人文史蹟。墾丁：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
• 2. 紙村徹（2014）。「???????????首長?」大首長?贈与交換形態?典型????形?屈折??倒（前篇）：1867 年??1872????年台?南部恆春地方??史人類?的考察。台?原住民研究，第18號，38-74。東京。
• 3. 移川子之藏等（1935）。高砂族系統所屬?研究。臺北：臺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研究室。
• 4. 莊勝全（2013）。清帝國下的臺灣涉外關係。臺灣學通訊，第75期，10-12。取自https://www.ntl.edu.tw/public/Attachment/35161649530.PDF
• 5. 曾明德（2017）。瑯嶠十八社頭人卓杞篤家族與恆春半島族群關係之變遷（1867-1874）（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臺北市。
• 6. 黃士強等（1987）。墾丁國家公園考古民族調查報告。恆春：內政部營建署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
• 7. 黃文新等（譯）（2003）。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 第五卷第四冊（小島由道主編）。臺北：中研院民族所。（原著出版年：1921）
• 8. 楊南郡（譯註）（2001）。臺灣原住民族系統所屬之研究。臺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 9. 楊南郡（譯註）（2002）。臺灣百年花火—清末日初臺灣探險踏查實錄。臺北市：玉山社。
• 10. 盧康泰（2015）。臺灣南部考古出土與傳世的西方銀幣研究。臺灣史研究，22(2)，151-196
•  
• [註1] 更早之前已有多起船難發生，但未引起國際關注。歐美很早就注意到臺灣的戰略和經濟地位，為了保障海上的商業利益，和為船難倖存的本國商人提供救援和庇護，早在臺灣通商前，已積極來臺進行海域地理特徵的調查和搜查生還者。（莊勝全，2013：10）
• [註2] 有關南岬之盟簽訂的時間點和內容，學者間有不同的意見，本文暫採莊勝全（〈清帝國外的臺灣涉外關係〉，取自https://www.ntl.edu.tw/public/Attachment/35161649530.PDF）的意見。
• [註3] 從1904年地圖上（圖2）的日文拼音，「角」發音為日文的ru，可知「角」為「甪」字的誤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