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耐‧茹妮老王

1971年12月出生於臺東富山村一個小小的原住民部落。爸爸是老兵、媽媽是原住民（阿美族）。15歲就離開家鄉，到臺北新光士林紡織廠做女工。16歲參與新光士林紡織廠的關廠抗爭，擔任建教合作生學生談判代表。18歲高中畢業後，就從事工人運動、河岸部落反迫遷運動，現為都會原住民社區工作者。

我叫拔耐，來自臺東縣卑南鄉莿桐部落。我的部落小巧美麗，部落目前不到30戶，總人口加起來不到100人，都是老人和幼童，只要是國中以上的族人，大都隨著父母的勞動工作，移動到都市就讀，所以只有小小朋友和阿公、阿嬤在部落裡。身為部落的一分子，我現在平均每個月回部落一次，在部落與這些長輩們開始做一些該做的事情。

 

圖1：媽媽、大姐、二姐、二哥、作者。（資料來源：拔耐‧茹妮老王提供）

 

1987年我國中畢業，離開我的家鄉，16歲開始在臺北士林新光紡織廠建教合作，現在工廠已經成了新光醫院，我是新光士林紡織廠的末代工人。當時工廠要關廠，我參與抗爭、去爭取復工，因此16歲開始接觸社會弱勢運動後，都在街頭上活動比較多。

其實透過很多人的眼光才開始辨識我是誰，比如我爸爸是外省老兵，媽媽是臺東的阿美族，在還沒有恢復傳統名字拔耐以前，我爸爸姓王，老王，所以我叫王秋月。在15年的年歲裡，不太能辨認自己的族群身分。從小也算是家裡會讀書的、爸爸寄望很高的小孩，我也被要求要讀書，但爸爸終究比較期待我的哥哥。哥哥就讀臺東省立高中，我跟他剛好差兩屆，他準備升上高三時，我要升高一，因

圖2：作者全家福。（資料來源：拔耐‧茹妮老王提供）

 

此爸爸問我可不可以去學校辦理休學，先去工作一年，幫忙支持家裡經濟，讓哥哥可以全心全力讀書，最後一整年在學校住宿、補習，我就這樣旅北在外了。在成長的路上，不斷面對得去就地戰鬥的事實，無論是從新光紡織廠或是原生家庭的生命經驗，我被爸爸拜託要犧牲，成就哥哥的升學機會；而我要讀書，就要自己行動爭取，於是我成為建教合作的工廠女工。

1987年6月27日國中畢業，我的同學們隔天就被紡織廠遊覽車載走，而我是在8月27日新生訓練，要去繳學費的前兩天，才臨時決定和同學們一起來北部建教合作。1988年，因為新光財團說那塊土地漲值，紡織廠又不賺錢，決定關廠，我們400多個員工抗爭了76天。後來我們出了一本書《那年冬天，我們埋鍋造飯》，記錄非常多當時的抗爭經驗，寫了一些個別勞工的故事，裡面也收錄我自己的故事。這是我人生的第一個戰役，也是引領我進入工人運動很重要的生命經驗。

新光紡織廠關廠，帶給我許多重要的「第一次」，包括第一次抗爭、第一次睡街頭、第一次上法院、第一次拿麥克風、第一次和警察衝撞、第一次被打到身上淤青。16歲那年，有太多的第一次。我爸爸是老兵，很愛國，覺得我們要保護政府國家、要為這個國家犧牲奉獻。但我在那場第一次的抗爭中，發現為什麼在我們請求政府幫忙的過程中，很多警察阻擋我們不打緊，連新聞媒體都說新光財團關廠是合法的，甚至連勞工局當時要受理我們的爭議申請時，也有許多阻擋，差一點沒有辦法在時間點內送達爭議申請書。新光紡織關廠抗爭經驗，讓我對於父親從小訓誡的知識有很大的刺激與翻轉。

新光紡織廠承諾我們在工廠做三年女工，保證會取得學歷，給予學費減免，學校是在新店秀朗橋邊的莊敬高職。在那個年代，我因為去參加抗爭而被學校警告。我擔任學生的談判代表，學校警告我若是再繼續抗爭、上街頭的話，就要開除我的學籍。我那時並不知道爭取自己的權益，會因此喪失我的學籍，我是為了要爭取讀書權利才北上，所以我對這件事更加反彈。跟那些工人幹部抗爭完了之後，我仍然爭取繼續建教合作，要完成學業，因為這本來就是我北上的目的，要讓我爸爸知道，我不靠家裡仍然可以取得學位。後來，我繼續爭取建教合作，到中壢的內壢工業區臺文針織廠去做成衣廠女工，完成我的高中學歷。

取得高中學歷後，有一段時間還想要繼續考試，但我根本就不可能考上。在建教合作的工廠教育方式下，每次考試都是老師先透露考題，即使每次考滿分，實際上都是之前講過要考的內容，無法與外面相比。我考了兩次，最後一次考上屏東一所農科。在那個年代，我自己還是要面對、還是得去工作，加上對屏東非常不熟悉，於是最後放棄了。

圖3：那年冬天，我們埋鍋造飯。（資料來源：拔耐‧茹妮老王提供）

鄭村棋老師是我們抗爭時的一位協助者（工運工作者）。當時他要寫《那年冬天，我們埋鍋造飯》那本書，寫工人的故事，他就問我：「你要不要自己找回自己的工人朋友、同事，我們一起來寫你們自己的故事？」因此，後來我接上原來抗爭階段的外力朋友，也因為鄭村棋老師的協助，讓我進入工會組織，開始從女工變成工會的會務人員、工會秘書，跟工人一起成長，去上一些政府舉辦的勞工教育課程，在工會裡跟著一群工人一起成長了二十年，和他們共同學習。所以，我是從勞資爭議、爭取工作權、生存權的過程中，長出勞動反抗能力。之後，我在基隆港聯結車貨櫃司機的工會聯合會擔任總幹事，要研究港埠政策，以及各式各樣的勞動政策。

當年協助新光關廠抗爭的鄭村棋老師，帶領我進入工人組織中擔任工會組織者。我服務的工會是聯結車工會，會員清一色都是男性駕駛，會員中也有幾位是原住民司機大哥，我會從原住民司機大哥們的工作經驗中，聽到他們彼此述說著如何被漢族同事差異對待。剛開始漢人司機會員不知道我是原住民，所以無意間會在漢人司機的談話中，聽到他們使用「番仔」如何如何等字語。「我是原住民」是隱藏不了的事實，我開始意識到，被別人一再提醒我應該如何看待我自己。

二十幾年來，我經驗到新光土地的暴利，可以讓我喪失工作權；國家加入WTO，港埠稅收等都要用最優惠國方式對待進口的東西，包含碼頭要民營化、要自由競爭。因為國家港埠政策的變化，很多公司被瓦解，工人因而失業、轉業，我的工會會員們大量流失。此外，包含我

圖4：2009年2月19日至行政院陳情，請桃園縣政府不要因自行車道拆除部落。（資料來源：拔耐‧茹妮老王提供）

 

自己的出生部落，也遭遇BOT興建美麗灣大飯店，還有政府為了開發自行車道要拆除河岸部落的事件等等，我都投身去參與、行動。前面講的是我一直不斷在找一種出路，不只是我，我後來發現得和旅北在外的都市族人們，一起尋找我們可以生存的出路，然後就地戰鬥。

位於桃園大漢溪流域的河岸部落，是由離開花蓮原鄉，移居都市的阿美族人所建立，總共才12戶人家，平均年齡都是65歲的長輩，年紀最大的是當時已經中風的一位faki。2008年底，桃園縣政府為了興建連接大溪武嶺橋、鶯歌到三鶯橋的自行車道，行文通知部落，要求居民在期限內搬離，否則將強行拆除。2009年2月，桃園縣政府以位於行水區、違反《水利法》為由，強制拆除河岸部落。拆完之後，長輩們告訴我，這是他們辛苦建造了三十幾年的房子，本來是要在這裡養老的；被拆完後，反正也沒地方可以去，決定還是要原地重建，所以就找了怪手把地整一整，集體聯合把房子重新蓋回來。後來，我們終於把房子蓋回來，再加上一間教會，現在總共有13戶人家在這裡，也舉辦部落豐年祭。它叫撒烏瓦知（Sa’owac）部落，是在抗爭中誕生的部落。

一路上跟很多長輩們、工人們學習，我身上這些能耐，都是他們辛苦的經驗。一起抗爭的過程中，長輩告訴我們：「我們不是同一個國家嗎？我們不是應該互相照顧嗎？為什麼要拆我的房子？為什麼要讓我這麼難過？為什麼要讓我哭？」那天撒烏瓦知（Sa’owac）部落長輩在家園被拆時講了這句話，讓我想到16歲的新光抗爭經驗。當時我也覺得，你讓我到都市來，跟我說可以讀、可以賺錢幫忙家裡，可是為什麼突然間關廠？這件事沒有說清楚講明白，政府也沒有幫我把這件事情弄明白。那時年紀很小，不太知道為什麼大人不告訴我真實的答案。正因為我在工廠表現得很好，1988年我還被工廠安排回去臺東的好幾個國中招生，去證明工廠環境有多好，有公園、小橋、宿舍，還有交誼廳、溜冰場，有視聽教室、游泳池，環境真的很好，歡迎學弟妹們跟我一起到工廠，三餐免費，環境優質，且有書可以讀。1988年5月去臺東巡迴招生後，當年10月底卻毫無預警就貼了公告要關廠。我跟他們抗爭76天，第一次睡街頭，跟警察衝撞，還被他們告。因為我未成年，臺北市新光紡織廠告我之後，就把案子從臺北地院轉移到臺東地院，所以我得回臺東出庭，同時得面對我的父母、說明我被告的原因。

圖5：2013年，作者於基隆市太平洋社區成立凡扎萊教室，與太平洋社區的族人們、輔仁大學老師王醒之及他的學生們，共同推動「自立互助換工方案」，圖為作者在成果展中向大家介紹說明「自立互助換工方案」。（資料來源：拔耐‧茹妮老王提供）

 

部落長輩說的話引發我想到那時候的經驗，讓我思考，自己到底是處在一個怎樣的國家社會環境中？我的生活還算過得順遂，很幸運的也有機會去學習更多的能力，可以從受助者成為助人者。我在想，如何更有力量地把我認為這個社會應該要長得如何？或我們彼此之間應該如何落實自立互助的的想法？我跟長輩們學習到，我們原住民族是共有的而不是私有的概念，如何讓「共有」這種我認為真正的社會價值被落實？長輩們找到水源，三十年來就可以建造這樣的野菜園─建立撒烏瓦知（Sa’owac）部落。經過抗爭，我才發現這是小時候跟著老人家在原鄉生活已有過的美好生活經驗。

 

圖6：2016年7月13日新北市瑞芳區快樂山部落因遭到國有財產署提告「竊占國有土地」，部落族人們至新北市政府請求協助土地承租事宜。（資料來源：拔耐‧茹妮老王提供）

我現在基隆市太平洋社區的社區工作是「凡扎萊教室」，跟老人、小孩在一起。也因為這樣，有一個長輩告訴我，我們隔壁一個叫「快樂山」的山頭好像快要被政府拆遷了。去了之後，才發現現在還沒有要拆，是直接被告「竊占國土」罪名，這群長輩和撒烏瓦知（Sa’owac）的長輩一樣，在快樂山的山頭蓋了很多模板的房子，也在那裡生活了二、三十年，現在卻被國有財產署告「竊占國土」。2016年7月13日，我們去請求新北市政府能夠協助部落族人，趕快把土地承租下來。我們不是惡意竊占，老人家說：「那塊地在那裡，那個sra就在那裡，我們從來就沒有把土地拿走，我們在那邊有種東西是事實，我在那邊有taluan是事實，可是你怎麼可以說我是小偷，你給我編定門牌，也給我們牽了水電，里長也幫我們挖水溝，我們一直都在這裡，你怎麼突然告訴我，我偷偷摸摸地偷走國家的土地！」所以長輩們沒有辦法理解自己何時變成小偷，只好去陳情。

圖7：2014年3月9日太平洋社區與凡扎萊教室的自立互助換工方案成果展。（資料來源：拔耐‧茹妮老王提供）

我15歲離開自己的故鄉，三分之二的生命是在都市，我很清楚回不去我的故鄉了，不過，我的故鄉仍然是在臺東Fulafulangan（莿桐部落）。但我的生命後半段都是在基隆，因為我的夫家在這裡，所以我現在有一部分力氣在社區裡工作，另一部分的力氣則回到我的故鄉。

 

圖8：INA的味道─太平洋社區都市原住民世代食譜書。（資料來源：拔耐‧茹妮老王提供）

 

我在社區裡推動「自立互助」工作，因為前面幾段經驗告訴我，必須自己站起來，同時和族人朋友有互助的可能性。我們與輔仁大學的老師、學生志工們合作，一起來推動一些社區方案。社區的爸爸、媽媽都是勞動移動到都市的阿美族人，常聽到社區婦女在做手工時，孩子肚子餓了，但媽媽叫他去冰箱看有什麼可以吃，孩子便抱怨媽媽不愛他、懶惰不煮東西。於是我們做「社區廚房」，想讓小朋友認識媽媽具有多重角色與身分的辛苦，媽媽要做手工賺取家用、照顧小孩，又要照顧阿公、阿嬤。透過請婦女帶著孩子實做手工的方式，限時讓孩子在1小時內做出100個，最後再告訴他們100個做出來不到3塊錢，媽媽如果沒有做到老闆要求的件數，可能會賺不到錢，所以媽媽才要一直趕工，期間也會低著頭不講話，藉此讓孩子理解媽媽的勞動。我們也教小孩，體會媽媽很辛勞，可不可以有一天自己做簡單的晚餐一起吃飯？我就在社區廚房請媽媽教小孩怎麼煮飯菜，大家都覺得煮飯真的太辛苦了。而有長輩是一對老夫妻，沒有人可以煮比較健康的晚餐給他們吃，所以後來我們決定來弄社區廚房的晚餐，讓長輩可以休息，小孩也比較有參與的可能，這是我們自立互助換工的其中一種方案。

此外，在社區中遇到很多親子問題，我們就在想如何讓婦女進這個空間？我們和青少年一起協作，一開始是年輕人自己提出想跟媽媽們學煮菜，自發性地要做「INA的味道」，我們就去做。做了之後，發現不能只有做菜，還要知道媽媽為什麼喜歡做這道菜？或為什麼希望媽媽教這道菜？請年輕人再去深入瞭解、記錄用料理與烹飪的勞動歷程，完成後發現這件事很重要，因此我們向文化部申請經費，讓我們可以去印出《INA的味道─太平洋社區都市原住民世代食譜書》小手冊，傳承屬於都原世代特有的勞動移動飲食文化。

我現在也在這個空間開設部落大學的課程，講的是自己的專業─勞動權益，授課內容為勞動的相關法令，從《勞動基準法》、《勞工保險條例》、國保、健保、職災，都會安排在課程裡。學生有婦女、老人、年輕人，還有阿嬤帶著小小孩在旁邊。空間的牆上有許多活動相片，我會請老人家帶小孩做一些傳統手工藝，例如，社區旁邊的空地長了許多蘆葦，於是就請長輩就地取材、教小孩做蘆葦掃把。另外，也請長輩教小孩做簡單的弓箭、做魚簍等等。

我覺得我們一直在都市中漂流，很多社區長輩、婦女們都還是租房子。瑞芳快樂山部落的案例，也提醒我仍有很多長輩連租房子的能力都沒有，可能要住在山頭上。就算有一點點能力可以租房子，但他們也不想住水泥房。有沒有一種政策，可以讓年紀較長的長輩，按照他們自己希望的，回復原來的傳統方式去生活呢？依山傍海，他們不靠小孩撫養，可以自立自足；或是靠一個群體自立自主，有自己的養老規劃想像，用一個原初、簡單的生活方式，在一個山頭上，不偷不搶，有沒有這種可能？除了政府在推動的社會住宅，有沒有另外的可能性？這是我跟長輩們一起時在想的。我希望可以跟政府溝通這種居住政策的想像，並不是只有水泥的社會住宅，只要國家現在公有、非公用的土地提供出來，讓長輩們可以在那裡安享晚年。

為什麼會這樣想？這要說回我現在每個月回部落一次的事。2006年美麗灣事件爆發時，我很快站上反對開發案的立場，如此一來，便和家鄉長輩、我的家人們對立起來了。他們認為美麗灣公司來蓋飯店，就會有工作機會、有錢可以賺、小孩就不用離家在外，可以在老父母身邊一起生活，為什麼要反對它？你這個臺北人已經背棄了自己的部落、離開了自己的部落，你是臺北人，憑什麼還來阻擋我們的生存出路？我和哥哥為了這件事大吵，是吵到那種不能面對面、也不能講電話的處境。我選擇回去面對「為什麼要反對開發案」這件事，但回去幾次之後，我的學長、我的哥哥們都警告我：「你如果在外繼續反對，繼續說你是部落的小孩，就會被砍！」有個學長還跑來我家，當著我的面講：「你如果還反對，再敢回來，你就試試看！」另一位同學的先生，藉著酒意跑來告訴我：「你再這樣就賞你五百萬（巴掌）！」有非常多拒絕我回部落的聲音和力量，哥哥也告訴我，如果我再這樣反對，已經干擾到他在部落的生活，他可能沒有臉去面對部落的其他人。

由於種種對立的因素，所以我決定回部落採集部落的故事及辦一些活動。我帶社區的小朋友回去部落，舉辦夏日學校的暑假活動，讓我的部落長輩們帶這些都市小孩去進行部落的生活體驗，因為他們不知道如何抓魚、蝦、不認識夏天海邊的東西，或是不知道部落裡的石頭和山叫什麼名字、不同的海域有不同的名字等等。部落的長輩還是問：「你到底想幹嘛？」我不斷被質疑回去的目的，但我沒有放棄這條回家的路，我持續回去部落故事採集，希望部落長輩把一些老照片拿出來，開始說部落的故事。

 

圖9：作者因為美麗灣開發案與部落家人發生衝突後，為了能夠回到部落，開始定期回到部落舉辦活動。2016年夏日學校-落地成親-四海一家活動於莿桐部落舉辦。（資料來源：拔耐‧茹妮老王提供）

 

幾年工作下來，我可以開心回到部落了，我已經可以跟他們說，可不可以有一種新的發展可能？不是只有飯店那種方式，在依山靠海那麼好的地理位置，我們不用貨幣來論價值，而是可以一起開心、沒有比較、沒有競爭的生存方式。讓這樣的生活方式成為一種驕傲，不分族群得以嚮往的簡單、有尊嚴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