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繼道
花蓮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為東臺灣原住民族史、東臺灣歷史文化等。著有《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1874-1945）》、《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等。

花蓮地區原住民族歷史相關紀念碑概述

一、 前言

近代以來，有很長一段時間國家力量以其認知來支配、詮釋臺灣原住民族歷史的書寫，甚至以優勢武力攻擊「妨礙」國家力量伸展的原住民族社，將反抗者驅離其傳統領域。

從晚清到日治中期以前，東臺灣的花蓮地區是所謂「番多民少」的區域，這時期因為國家力量急於將東臺灣「領土化」、「資本主義化」、進行官私營移民，原住民族往往因維護傳統領域、回應官軍或通事的欺壓、反對威脅其生活的道路開鑿等，而起身對抗侵略者、遭受國家力量鎮壓，甚至被冠上是「番（蕃）亂」或「番（蕃）害」。統治者總認為自己擁有合法、合理的統治權，在重大事件落幕後（包括武力征伐、道路開鑿等），會在官方文書或紀念碑上以統治者的立場記錄相關的人、事、物；原住民族由於被支配，且屬於無文字的民族，很少有機會為自己立碑說明或辯解，因而紀念碑幾乎都是統治者一方所建立的，尤其是日本當局所遺留下來的眾多紀念碑。^（註1）

戰後，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原住民族仍是被支配的一群人，但慢慢出現一些陳述自己部落歷史發祥（發源）的紀念碑；1980年代隨著大環境改變，國民黨黨國體制慢慢受到挑戰，原住民運動也在這一波情勢下興起爭取自身的權益，並希望喚起社會重視其存在的事實（原住民與漢人是不同的民族）。終於，於民國83年（1994）憲法正式將「原住民」一詞入憲。
伴隨原住民意識抬頭，晚清到日治時期的「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亦開始受到重視。2000年之後，花蓮地區出現一些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的紀念碑，藉此喚醒其族人的歷史記憶與族群意識，緬懷其先祖曾遭遇過的苦難，也讓其他非原住民的族群能認識國家力量支配下原住民族的悲哀與無助。

以下即先敘述花蓮地區筆者曾親自踏查或文獻上所見到日治至戰後原住民族歷史相關紀念碑的類型，並介紹2000年之後所建立的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紀念碑。

文中對原住民族的稱呼，仍依據過去官方、文獻上的用字，在晚清時期使用「番」字，日治時期使用「蕃」字，非有不敬之意，特此聲明。

二、 日治時期原住民族歷史相關紀念碑類型

日治時期與原住民族相關的紀念碑，幾乎都是統治當局依據其需要所建造的，其又可區分為理蕃戰事慰靈碑、理蕃道路開鑿紀念與慰靈碑、交通建設完成紀念碑、官營移民村拓地開村紀念碑、改造原住民族的紀念碑、高砂義勇隊的紀念碑、原住民部落重要人物紀念碑等。

（一） 理蕃戰事慰靈碑

花蓮地區日治時期的理蕃戰事慰靈碑，主要包括太魯閣事件、喀西帕南事件、大分事件等。

廣義的太魯閣事件，乃指發生於北花蓮地區的太魯閣事件，即日本當局以太魯閣族為對象所進行的各項武裝征伐行動，包括新城事件（1896）、三棧溪戰役（1897）、九宛社戰役（1897）、威里事件（1906）、古魯事件（1906）、太魯閣戰役（1914）等。其中，還意外引爆南勢阿美七腳川社與日本當局衝突的七腳川事件（1908.12-1909.2）。

所設立的慰靈碑包括新城事件殉難將士瘞骨碑、陸軍監視哨殉難紀念碑、新城事件弔魂碑、威里事件弔魂碑、花岡山表忠碑等，（潘繼道，2010：385-433）日人藉由慰靈碑的設立，來追悼為太魯閣、七腳川等理蕃戰事犧牲的日本軍警。

喀西帕南事件、大分事件發生於大正4年（1915），其乃因日本警察沒收南花蓮地區布農族人槍械過於粗暴，所引發的嚴重衝突流血。在衝突大致落幕後，日本當局於喀西帕南與大分駐在所建立紀念碑，以安慰遭布農族人襲擊喪命的日本警察。（潘繼道，2015：2-19）

（二） 理蕃道路開鑿紀念與慰靈碑

理蕃道路開鑿紀念與慰靈碑，主要是針對太魯閣地區、能高地區、八通關地區等建築越嶺道路，所設立的紀念碑。其中，開鑿紀念碑主要是說明參與的作業隊成員、作業時間、作業經費與完成時間等；慰靈碑則是透過紀念碑的設立，以安慰因生病、受傷或遭布農族人襲擊死亡的日警靈魂。（潘繼道，2005：5-10）

（三） 交通建設完成紀念碑

這類型的紀念碑在光復鄉太巴塱國小附近可以見到，即「太巴塱架橋記念」，其設立於昭和8年（1933）9月。所架設的橋跨越馬太鞍與太巴塱之間的馬佛溪，勞力由阿美族人提供，使得西側馬太鞍往東邊太巴塱的交通更加便利。^（註2）

（四） 官營移民村拓地開村紀念碑

圖1：吉野村「拓地開村」碑。（資料來源：潘繼道攝，2018年3月26日）

 

在吉安鄉慶豐村新市場附近，是日治時期全臺灣第一個官營移民村（吉野村）吉野神社的所在地，其保留了一座「拓地開村」碑，豎立於昭和8年（1933）2月，敘述了移民村之濫觴、吉野村命名由來、日本政府保護鼓勵、移民艱辛拓墾建立三大部落（宮前、清水、草分）、吉野村的改善與進展等，其中提到「此地元來蕃民蟠踞土地」，清楚說明吉野移民村的土地來自於原住民。（潘繼道，2003：58-64）這可能是目前花蓮地區明確指出土地是原住民族傳統領域的唯一紀念碑文。 

（五） 改造原住民族的紀念碑

在光復鄉的阿美族馬太鞍與太巴塱部落，是東臺灣地區強勢的原住民部落，在日治時期為了徹底改變其「首棚」（頭骨架）的習慣，透過保甲、公學校老師、警察等勸說、開導，終於在大正14年（1925）將兩部落自晚清以來殘存於首棚上的頭骨完全收葬在公共墓地之中，並各自在其首棚遺跡上以水泥建造「納骨碑」。（潘繼道，2006：28-35）另外，在吉安鄉南昌村的阿美族荳蘭社也有建立類似的紀念碑，讓從部落外獵取的人頭收葬在公墓之中，並於舊首棚遺跡上建立「先祖祭紀念」碑。

另外，在卓溪鄉太平國小保存一座「頌德碑」，乃昭和19年（1944）3月20日為歌頌大正13年（1924）5月玉里支廳長為了方便治理及改造布農族人，將其族人從山區遷往太平部落（塔比拉）的「德政」，而建立的紀念碑。

（六） 高砂義勇隊的紀念碑

日治晚期為了協助日本軍隊在南洋作戰，於昭和17年（1942）將原住民編組成「高砂義勇隊」，協助戰爭的後勤補給、運輸、開路等工作。（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1942：6）期間有不少原住民犧牲性命，日人為了鼓舞原住民繼續協助戰爭，並安慰死難者的英靈，於武士林（秀林鄉秀林村）、銅門（秀林鄉銅門村）等地建立「忠魂碑」、「忠靈塔」。^（註3）但在戰後中華民國政府仇日，及民國61年（1972）日本與臺灣斷絕外交關係等緣故，這些紀念碑被推倒或移除。

（七）原住民部落重要人物紀念碑

圖2：沙荖社元祖??????之碑。（資料來源：潘繼道攝，2005年2月9日）

這類型紀念碑在花蓮地區較少出現。「沙荖社元祖??????之碑」保存於砂荖（沙荖）部落入口（光復鄉建國路），其設置於昭和5年（1930），主要紀念光緒4年（1877）「阿棉納納事件」（即大港口事件）後自大港口部落逃難至砂荖，並終老於此部落的傳奇人物??????，^（註3）曾於日治時期被推舉為太巴塱總社副總頭目。其重視教育，後代子孫有不少從事公教人員。（葉仁炎，2013：95）

三、 戰後原住民族歷史相關紀念碑類型

戰後原住民族歷史相關紀念碑，大致可以分為部落文化發祥及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紀念碑兩種。

（一） 部落文化發祥碑

這類型的紀念碑，在光復鄉太巴塱地區可以見到。

太巴塱部落於東富村境內有一座「阿美族祖先文化發祥聖地遺跡紀念碑」，其建立於民國73年（1984）年，其上頭主要書寫發祥地遺址、先祖名字與部落遺址名稱，但並未記錄遷移過程或傳統領域的說明。（葉仁炎，2013：95）

圖3：阿美族祖先文化發祥聖地遺跡紀念碑。（資料來源：潘繼道攝，2005年2月9日）

「砂荖文化發祥開拓遺址紀念碑」建立於民國74年（1985）5月28日，其下方記載開拓先祖名字與〈砂荖史序〉。〈砂荖史序〉說明砂荖先祖篳路藍縷開拓部落，及曾有漢人吳八棲身於此，但並未述及其傳統領域及從何處遷來砂荖。

（二） 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紀念碑

伴隨原住民意識抬頭、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受到重視，西元2000年之後花蓮地區出現一些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紀念碑。其主要為加禮宛事件（1878）、七腳川事件（1908-1909）、太魯閣戰役（1914）的相關紀念碑。

加禮宛事件相關紀念碑設立在新城鄉嘉里村溪畔公園，及花蓮市國福里撒固兒廣場北側的「加禮宛戰役∕達固湖灣戰役紀念園區」。溪畔公園的紀念碑上頭，書寫著「新城鄉噶瑪蘭沿革」，其石碑揭幕於民國91年（2002）12月26日，亦即噶瑪蘭族正式被官方認定為第12族原住民族的隔日建立的。其沿革內容述說祖先從海外搭船登陸蘭陽平原建立家園、遷移奇萊平原原因、於嘉里村建立新家園（記載六社名稱，奇萊平原上的傳統領域）、加禮宛事件後再度遷徙至東海岸與花東縱谷等。

「加禮宛戰役∕達固湖灣戰役紀念園區」的紀念碑稱為「紀念1878」，建立於民國104年（2015）11月14日，噶瑪蘭族與撒奇萊雅族各以自己為主體，稱呼這次先祖與清帝國官軍的流血衝突，且定調這是一場「戰役」而非「事件」。其內容述說兩族結盟抵抗清帝國的外來侵略及戰敗的處分，但並未清楚說明其各自的傳統領域範圍。

圖4：舊七腳川事件紀念碑。（資料來源：潘繼道攝，2018年3月26日）

七腳川事件相關紀念碑有兩座，舊的在吉安鄉太昌村明義七街北端，建立於民國93年（2004），除了有圖騰、羅馬拼音字呈現七腳川傳統的年齡階級之外，碑文述說了七腳川部落曾有過的名稱、七腳川名稱由來、與日軍的衝突、遷社、重返故鄉，並清楚提到部落曾有過的傳統領域「南至木瓜溪，北至沙婆礑溪鄰沙奇拉雅（撒奇萊雅）族，東至黃昏市場為界，當時其領域可說涵蓋整個吉安行政區。初英山及太昌大山山區均是部落族人主要狩獵區域」。雖然傳統領域說得太大了（並非整個吉安行政區，應該只有吉安鄉西側的區域，東側上有荳蘭、薄薄、里漏等社），但非常清楚陳述了強盛時期的生活空間。

圖5：新七腳川事件紀念碑。（資料來源：潘繼道攝，2018年3月26日）

 

新的紀念碑則是於民國100年（2011）11月矗立在吉安鄉慶豐村中山路三段的七腳川溪畔，其碑體上有七腳川社頭目、勇士、隘勇線等陶版裝飾，碑文則述說部落與日人的衝突原因、七腳川遭滅社、遷社、官營移民村吉野村的建立，並提及「今立此碑紀念族社起源之地，藉此強化七腳川社之歷史和族群意識，使分散各處之族人能永懷故土，不忘本源」。雖然並未清楚說明傳統領域範圍，但在旁邊設置的「七腳川事件紀念碑園區紀事」，提及園區距傳統七腳川部落北門不遠，向南望的350公頃為傳統七腳川部落領域。

至於「太魯閣族戰役紀念碑文」，建立於民國103年（2014）10月15日，乃新城事件一一八週年、太魯閣戰役一百週年紀念活動的重要活動。碑文內容提及祖先自TRUWAN（南投縣仁愛鄉）遷徙而來，在日本領臺後因日人入侵其傳統領域，而爆發一連串的戰事，即使面對日人優勢武力，其族人仍英勇奮戰、血染山河到最後一刻，「為緬懷先祖保家衛土的英勇史蹟，並祈慰在山林間犧牲的先祖英靈安息；同時也期勉我族子孫，喚起族人集體歷史記憶，並永遠守護祖先傳下來的家園，謹立碑以誌」。碑文中僅大致提及山區是其傳統領域，但並未清楚將土地範圍清楚宣告。

四、 結語

不同時期會有不同類型的紀念碑，其亦代表不同的歷史意義，而這些將來都會成為共同的歷史記憶。

大致上日治時期是以統治者的角度與立場設立相關的紀念碑，少部分呈現的是與日人親近的部落菁英（例如「沙荖社元祖??????之碑」）；吉安鄉的「拓地開村」碑則是少數提及吉野移民村之前是原住民族土地的紀念碑。

至於戰後，西元2000年之前主要是以部落文化發祥遺跡紀念碑為主，述說部落的興起及先祖的名字，但並未指出部落的傳統領域；2000年之後則出現以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為主的紀念碑，其中溪畔公園的紀念碑、七腳川事件舊紀念碑、七腳川事件新紀念碑旁的「七腳川事件紀念碑園區紀事」文字，指出族社傳統領域的範圍或方向。

原住民重大歷史事件的紀念碑，可以藉此宣示傳統領域，並喚醒族人的歷史記憶與族群意識，緬懷其先祖的犧牲奉獻，也讓其他非原住民的族群能認識臺灣過去非漢人的歷史，肯定各族群在臺灣這塊土地上的付出。

當然，筆者能力有限，應該還有一些遺漏的紀念碑等待被歸類及論述。企盼大家一起來發掘，讓臺灣原住民族及各族群的歷史能夠更完整地呈現出來，以豐富整體臺灣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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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註1） 大正年間後，「紀念碑」文字大多改成「記念碑」。

（註2） 參閱：花蓮廳下工事 供給勞力多高砂族（1933年5月2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橋?渡?初式（1933年9月3日）。臺灣日日新報。

（註3） 參閱：???皇民?成?實　義勇隊?偉烈?仰　忠?塔建立工事進?（1943年9月15日）。臺灣日日新報；高砂義勇隊忠魂碑 花蓮郡?建立除幕式（1943年11月26日）。臺灣日日新報。

（註4）??????於1930年9月17日去世，享年83歲（見現場刻字）。

參考書目：

  ?橋?渡?初式（1933年9月3日）。臺灣日日新報。

  花蓮廳下工事 供給勞力多高砂族（1933年5月2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

  高砂義勇隊忠魂碑 花蓮郡?建立除幕式（1943年11月26日）。臺灣日日新報。

  葉仁炎（2013）。綠葉鄉土情。花蓮：花蓮縣文化局。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編）（1942）。隊員一同益?元氣。理蕃?友，第11年7月號（127號-高砂族義勇隊記念號），6。東京：綠蔭書房（1993）。

  潘繼道（2003）。花蓮吉野村「拓地開村」碑。臺灣文獻別冊，5，58-64。

  潘繼道（2005）。理翻之有花蓮縣吉安鄉日治時期遺跡（下）。臺灣文獻別冊，13，5-10。

  潘繼道（2006）。花蓮縣光復鄉的阿美族部落納骨碑。臺灣文獻別冊，16，28-35。

  潘繼道（2010）。花蓮地區日治時期慰靈碑遺跡初探。臺灣文獻，61卷1期，385-433。

  潘繼道（2015）。大正年間花蓮港廳布農族對日警的衝突與反抗。臺灣史料研究，46號，2-19。

  ???皇民?成?實　義勇隊?偉烈?仰　忠?塔建立工事進?（1943年9月15日）。臺灣日日新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