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晏翔

漢族／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原為中文系學生，退伍後因無法放棄對於歷史的濃厚興趣而進入歷史所就讀，目前以台灣沿山邊區的族群關係與社會秩序為研究主題。

 

 

 

交易與防番：以埔里四庄Kaxabu族為例

前言

 

道光初年，埔里盆地經歷郭百年事件後，埔社人丁單薄，因鄰近強悍又常與嗜殺之沙里興往來的生番眉裏、致霧、安里萬，（註1）擔心遭其趁機劫殺，故招西部平埔社群入埔開墾、互相護衛。（註2）期間，居住在今臺中石岡一帶的樸仔籬社（今稱Kaxabu，噶哈巫族，尚未被承認為法定原住民族），經由東勢、天冷、水長流等地區，進入到埔里盆地東北眉溪兩岸，建立牛眠山（又稱牛臥山或牛睏山，今南投縣埔里鎮牛眠里）、守城份（今南投縣埔里鎮牛眠里）、大湳（今南投縣埔里鎮大湳里）及蜈蚣崙（今南投縣埔里鎮蜈蚣里）四個聚落。（註3）

 

埔里盆地東北虎仔山附近的「眉溪原野」、「蜈蚣崙原野」，直至日本殖民政府進行原野調查時仍屬「原野」的狀況，表示清末「開山撫番」未越過其原野範圍。（註4）且兩處原野主要與北邊眉加碟、致霧社與東北邊的平了萬接壤，也可能導致清末熟番及漢人前往開墾時間較晚，直到日治初期仍為「原野」。

 

Kaxabu村落「守城份」及「蜈蚣崙」鄰近眉溪原野，也因地緣關係成為埔里盆地的熟番、漢人與致霧社（今賽德克族德克達雅群）交易活動之要地。根據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的紀錄，他曾在埔里盆地平原處，遇到居住在埔里社東邊的「霧番族」，與熟番進行交易；另外牛睏山（牛眠山）也是與生番交易的地方。（註5）經由交易活動形成的人群關係，也擴及婚姻關係。如致霧社與Kaxabu間互有親戚關係。根據筆者的口述記錄，致霧社經眉溪至蜈蚣崙、守城份等地進行交易活動，偶爾也有致霧社的女性嫁至熟番村落。（註6）致霧社的傳統習慣，以「Kaxabu」統稱埔里盆地的平埔族，可見致霧社與Kaxabu互動密切，且Kaxabu可能是清代致霧社最早接觸的熟番，因此以自稱Kaxabu的熟番泛稱其他熟番族群。另外，根據學者的研究，生活在眉溪兩岸的Kaxabu，有不少族人曾在鄰近的高山地區（打獵或樵採）遭到今泰雅族群「出草」，但亦有族人反擊高山族群的故事流傳。（註7）

 

交易情形

 

清末「開山撫番」前，社商、通事、社丁、隘丁及番割等，在台灣邊區交易活動上，均有一定的影響力與重要性。荷治時期以來，由漢人擔任的社商及懂「番語」、能與番人交談的中介者（如番割）均是重要交易人員；雖清代逐漸以通事、社丁制度，取代社商在內山的貿易勢力及在內山遊走的「番割」。（註8）然而漢人或熟番由於瞭解「番語」，在邊區交易活動上佔有便利之處，也藉此魚肉當地生番部落居民，甚至勾結官方人員私相授受、賺取暴利（如番割）。因此官府不得不下令禁止「番割」侵入番地，導致生番部落的權利損失。（註9）道光年間，政府勢力強制進入內山，從臺灣北路至彰化縣地區，務使不法「番割」無法違禁入山。然而有關交易活動仍不見有嚴格的交易條例規定，清末由於東西洋殖民勢力覬覦臺灣島的資源，官方對於派遣負責交易的人員，始有一定的考量與決定。

 

然而，清末「開山撫番」政策之後，埔里盆地成為中路理番重鎮，為了推動中部番地防務及墾務（註10），清政府在此設官建城、招民開墾，盆地及其周緣地帶因而湧入大批漢人。（註11）此外，清政府陸續在埔里盆地設屯兵營盤及撫墾局，並於「守城份」及「蜈蚣崙」駐兵把守及設交易所，可見這些地區的重要性。（註12）

 

根據今賽德克族眉溪部落耆老Iyung Walis口述，過去（確切時間不詳）德克達亞群（Tgdaya）西袍、東眼兩部落的族人，沿著眉溪河床，走到大湳（今埔里鎮大湳里）進行交易。此外，另有兩處交易區，一在現在埔里榮民醫院對面（即蜈蚣崙附近），另一個在現今內埔地區，但未聽聞當地有政府人員及房子。（註13）可見埔里盆地的交易中心至少有三處，除了前舉官設蜈蚣崙外，在民間的集體記憶另有大湳及內埔，均位在眉溪兩岸。

 

另外，守城份的Kaxabu熟番後裔潘玉與（兄）潘永，分別指出牛眠山及守城份山腳有交易活動。潘玉認為清代在牛眠山腳有駐紮軍隊，山上的生番會來進行物品的交換，並在守城份附近換衣服、休息，稱為suanluku。潘永則提到suanluku應是老人們口中牛眠山、守城份跟生番進行交易的地方；若要交換物品，則立起衣服當看板通知對方。（註14）潘氏兄弟另指出，大湳及蜈蚣崙均有交易活動，他們的祖先曾在那裡交換物品。在大湳交換鹽巴、鹹魚；守城份則交換衣服，但可交易的衣服數量不多。由於守城份的Kaxabu熟番常上山打獵，較少與生番交換肉品。潘氏兄弟所指交易年代，應不晚於日治初期。關於交易地點，結合前述眉溪以東山區居民的口述資料，大湳、蜈蚣崙重疊，多了牛眠山腳及守城份山腳，少了內埔。從眉溪流域的熟番與山上生番交易的傳統而論，以上耆老的記憶應是清末情形。

 

根據1871年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牧師記載埔里盆地的交易情形，提及牛眠山地區是Kaxabu熟番與致霧番、漢人及水社番（今邵族）共同交易的地點。（註15）值得注意的是，交換品中有被官方視為違禁品的火藥及生活必需品食鹽。可見清末國家力量進入前，牛眠山的交易十分自由。且熟番與致霧番進行交易，彼此友善對待；但致霧番對漢人則不甚友好。（註16）此種狀況從前舉眉溪部落的耆老Iyung Walis回憶可為佐證。Walis指出，部落僅與平埔族（Kaxabu）進行交易，而不與平地人，即漢人） （註17）往來；因平地人很狡詐，常會欺騙部落族人。（註18）蜈蚣崙平埔族後裔味震也表示，其先祖曾在阿罩霧（今台中市霧峰區）擔任通譯，因知悉番語、能與生番溝通，得以進入眉溪部落（今仁愛鄉南豐村）一帶與生番進行交易。（註19）由此可知，致霧番與Kaxabu熟番、漢人關係有所不同。

 

19世紀末，日本殖民政府進入埔里後，也不喜歡平地人前往部落進行交易，主要擔心發生衝突。依《台灣日日新報》的記載，明治三十五年（1903）有（致）霧社某部落番婦在蜈蚣崙庄附近徘徊，因形跡可疑而被搜查，查獲私自攜帶番產下山交換其他物品回社，由於該番婦甚至曾換得大量火藥，讓官方更加警惕。（註20）

 

番害與防番

 

在臺灣目前法定的原住民中，除達悟族外，均有獵首的故事或文書留存。（註21）平埔族群亦有獵首的故事留傳。（註22）面對致霧番的獵首文化，清代進入界外埔里盆地的漢人及熟番，除了衍生出防禦措施，也發展成「防番」信仰。熟番、漢人相信殺害生番、食其肉，有助於身體健壯及心靈的成長（不再害怕面對生番），則顯示族群間的複雜關係。

 

根據甘為霖的記載，埔里盆地平均一年約發生十至十五起居民被獵首的事件，有時更多，被害者通常是留著辮子的漢人；然而那些過著漢人生活的熟番，也是被獵首的目標之一。（註23）與甘氏一同進入致霧社領地的史蒂瑞（Joseph Steere），也提到許多熟番（按：指埔里盆地的四庄番）每年貢獻稻米及水牛給生番，但仍有十四至二十名熟番遭到獵殺。（註24）依味震表示，曾有生番在蜈蚣崙村莊附近，甚至進入村莊內出草的紀錄。（註25）明治三十年（1897）七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也記載蜈蚣崙熟番被北番殺害的訊息。（註26）可見蜈蚣崙居民有關被馘首的集體記憶，不晚於日治初期。

 

在國家力量少介入的邊區社會，面對生番出草習俗，宗教信仰的依賴與寄託，成為邊區社會居民不可或缺的精神慰藉。Kaxabu熟番因生活領域與致霧番鄰近，面對生番出草壓力，其供奉的「番太祖」顯靈，能征善戰的模樣（手持番刀、戰槍），隨著其抵禦生番出草的傳說，逐漸成為蜈蚣崙地區Kaxabu人的中心信仰。（註27）與番太祖一同被供奉的三太子，傳說生番出草時化身為小孩，上陣殺敵、抵禦生番，小孩武力都如此高強，更遑論成人，因此令生番不敢輕視Kaxabu熟番部落的戰力。（註28）Kaxabu熟番另外一個聚落大湳（今埔里鎮大湳里），則視洪府王爺為抵禦生番的重要信仰。（註29）

 

值得一提的是，依據甘為霖的紀錄，Chiu-sia-hun（守城份）的居民殺害生番後，某位婦女為了報喪夫、喪姪之仇（遭獵首），將其烹煮並分食。（註30）胡傳《臺灣日記與稟啟》，記載埔里地區有殺害生番，屠其肉及熬其骨成「番膏」，並秤斤論兩販賣（價格極高）。（註31）也有吃生番肉，可增加自身勇氣的傳說；此與生番部落在獵首後，將首級與粟米、小米一同放入鍋中烹煮，製成糕狀的食品，可增加勇氣、抵抗外來者的說法雷同。但生番部落則將腦漿製成的糕物，視為招待貴賓的食物。（註32）

 

在防番的設施部分，潘玉與味震分別指出，在Kaxabu的領域（守城份、牛眠山、蜈蚣崙及大湳），均設有望高寮，監視生番出草。（註33）從眉溪四庄的位置，望高寮多設置在「生番常出沒隘口」入山孔道之處。直至日本統治期間，在蜈蚣崙的隘勇分遣所，也設有望樓便於監視，目的相同，均是針對山區生番而社。（註34）另外，Kaxabu的部落村庄四周種植刺竹形成防禦工事（類似城牆），配合城門的設置，將村庄圍成一個防禦體，以避免生番侵入。（註35）

 

結語

 

眉溪四庄與生番部落銜接，彼此間有交易、婚姻關係；也有敵對、獵首的情形；在國家力量尚未進入之前，已發展出某種人群社會網絡。此外，清末在眉溪四庄地區設立交易專職機構，並駐軍抵禦生番侵擾。雖日治時期的撫番制度對清末「開山撫番」有所繼承；也在眉溪四庄地區設出張所，但兩者之理番目的卻有不同。因此，眉溪四庄地區既是進入生番地的孔道，也是清代眉溪流域民間社會山產交易處所之一；地緣關係及交易傳統等網絡關係，也是讓官方看重此地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