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大學整編與典藏「高砂義勇隊暨遺族文化協會檔案」簡介
文物掌故
第34期
2017/10
文/潘繼道
潘繼道
漢族/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副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研究領域為東臺灣原住民族史、東臺灣歷史文化、日治時期遺跡踏查。著有《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1874-1945)》、《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等。
東華大學整編與典藏「高砂義勇隊暨遺族文化協會檔案」簡介
一、前言
2017年9月23日,程登山校長生前所收藏的「高砂義勇隊暨遺族文化協會檔案」正式搬移至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三館(以下簡稱「東華人社三館」),筆者有幸躬逢其盛,並數次現場見證,為使更多人認識這批檔案,以下即不揣簡陋地予以介紹。
圖1:東華趙涵?校長(前排中)與高砂義勇隊暨遺族文化協會成員合影。/東華大學提供
二、日治末期「高砂義勇隊」的登場
1941年12月8日(美國時間12月7日),隨著日本重創美國在夏威夷的海軍基地珍珠港之後,正式揭開「太平洋戰爭」的序幕。臺灣各地在日本當局、媒體、警察、學校教職員、各種自助團體等的運作下,支援戰爭成了重要的工作。而藉由參與高砂挺身報國隊、高砂義勇隊、志願兵,及配合徵兵,使臺灣的原住民族與漢人同樣,被捲入戰爭的漩渦當中。
為了配合日本需要,1942年,臺灣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高砂挺身報國隊」(其後改稱為「高砂義勇隊」);1943年,實施「海軍特別志願兵」。而隨著戰局擴大、陷入苦戰,日本需要投入更多的兵源,1944年9月開始準備「徵兵制」,並於1945年1月正式實施。(註1)至此,臺灣的各個族群都跟日本人一樣有當兵的「權利」,但這項「權利」卻是要臺灣人用鮮血來付出與換取。
1941年日軍襲擊珍珠港後,原住民男子申請服役當軍夫,女子申請當看護婦(護士)者此起彼落,總督府從遠遠超過所需人數10倍的「志願」申請者當中,挑選出第一回的「高砂挺身報國隊」。參加「高砂挺身報國隊」的原住民族青年,其生活經驗並非完全傳承自部落,也不是受傳統部落文化薰陶者。其在日本當局長期的教養下,從完成蕃童教育所及(蕃人)公學校初等教育,並接受青年團指導、訓練者所挑選出來,能解「國語」(日語)的年輕人,從小就由警察、教師涵養其日本精神,亦即在生活上相當「日本化」的原住民。
日本當局之所以組織「高砂挺身報國隊」,一方面是因為他們與漢人不一樣,祖先並非從對岸中國來到臺灣,如此在面臨戰爭時,將不致與中國產生文化與國籍的糾葛;而南島民族的血統,其語彙、生活習性等與南洋各地的民族近似;加上從治臺之後到霧社事件,日本軍警在長期的討伐作戰當中,發現原住民族的韌性,及適合於叢林、山野作戰;日本警察又藉由特別行政,將之隔絕在「蕃地」(山地)中,並利用壯丁團、青年團等自助組織長期的經營,結果使得原住民族對日本人的向心力,較漢人來得強;再者,就是基於原住民族本身對榮譽的注重。因此,經過菲律賓的第十四軍司令官本間雅晴陸軍中將(註2)的指示,由第十四軍參謀長和知鷹二陸軍少將(註3)向臺灣總督提出要求,將原住民族投入南洋,協助戰爭的後勤補給、運輸、開路……等工作。
1942年3月,依日本軍方請求,編組500名的「高砂挺身報國隊」前往菲律賓的巴丹半島等地;其後,「高砂挺身報國隊」被改稱為「高砂義勇隊」。(註4)初期主要任務是在險峻的山區、沼澤,從事開拓修築道路、觀測所、司令所等陣地設施的建設,隨後加入柯里基多島(Corregidor)戰役,參加要塞攻略戰,並在戡定殘敵的作戰方面協助日軍;另外,有一些在巴丹半島的山裡面配屬於「軍戰場掃除隊」,擔任蒐集敵方所遺留下來兵器等的工作。(註5)由於第一回高砂義勇隊的成績不錯,於是在日本海軍的請求下,總督府又編成第二回的高砂義勇隊,並於當年7月運送到南方作戰地區支援。
高砂義勇隊前後共派出八回,如加上兩回陸軍特別志願兵,則一共十回,人數約達4500名。這個數字並不包括後來徵兵制度實施時,所徵調的原住民青年人數。其中,1943年高砂義勇隊被徵調六回,人數更佔總數的一半以上,這主要是因為南方戰事吃緊,(註6)由於南方的戰鬥環境急需原住民族特殊的生存技能,才會動員得這麼頻繁。也因為其身處戰爭激烈的南方前線,造成不少人傷亡。
三、高砂義勇隊暨遺族文化協會的成立
戰後很長一段時間,高砂義勇隊與臺籍日本兵都未得到日本政府補償,直到1994年底開始,部分臺籍日本兵才獲得日本政府些微的補償,但高砂義勇隊因為不是正規軍人,大多無法得到補償。曾在日治末期接受軍事訓練的太魯閣族人程登山校長見到原住民於戰後所受到的待遇,決定挺身為原住民爭取補償。程校長13歲於教育所(小學)畢業後,於1945年1月進入北埔的「花蓮港北飛行場」(今花蓮機場)受訓,準備成為「神風特攻隊」,但他並非正規軍人,與其他高砂義勇隊員一樣,被編制於奴工後勤役。由於8月15日日本天皇宣讀終戰詔書,他才逃過一劫。(註7)戰後,他歷任國小教師及校長。
「高砂義勇隊暨遺族文化協會」成立於2000年12月17日,由程校長擔任會長,創立目的即是協助高砂義勇隊成員及其遺族、家屬爭取權利。根據程校長兒子程文爵(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信德診所醫師)回憶,近30年來,其父親靠著自己的力量進行田野調查,透過同袍一個拉一個,走訪全臺各地,進而蒐集、整理一箱箱高砂義勇隊成員及遺族的口述歷史、從軍感謝狀以及部隊番號等相關文物。程校長並整理、自費印製《戰爭史》,為高砂義勇隊的族人發聲、爭取權利,其中不少檔案也協助部分高砂義勇隊成員、遺族與少數原住民從軍慰安婦成功向日本政府申請補償金。(註8)
圖2:《戰爭史》封面。/筆者翻攝
四、東華大學整編與典藏檔案內容概述
程校長以87歲高齡病逝,其生前所蒐羅、彙整的大批史料,包括高砂義勇軍及其遺族的訪查資料表、申請賠償的原始證明文件影本、各項雜件,數量將近4000件。為促進檔案原件妥善保存及利用,其家屬決定全數轉贈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以下簡稱「東華人社院」)。
這批豐富檔案原收藏在程校長花蓮縣新城鄉康樂村南三棧的住所,亦即高砂義勇隊暨遺族文化協會會址所在。東華人社院長王鴻濬提到,其經由公共行政碩士專班學生吳仲康(太魯閣族,花蓮縣立秀林國中人事主任)的引介,得知程校長窮盡畢生之力,跑遍全臺調查、訪談高砂義勇隊及其遺族,整理出原住民派赴南洋戰場從軍的歷史始末。檔案詳細地記錄基本資料,包括口述人姓名、現住地址、日治時期住址、出生年月日、學歷、軍屬範圍(應征梯隊)、應征日期、陣亡日期、負傷日期、原部隊番號、原部隊長官姓名、派遣戰區、負責任務……等。(註9)
2017年5月6日,王院長、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所長劉士永、檔案館主任王麗蕉、檔案館助理、筆者等,一同至現場勘查原件,確認具有珍貴性與高度價值,是瞭解高砂義勇隊歷史的珍貴第一手資料,必須予以保存。8月7日,由程校長84歲遺孀謝嬌妹及兒子程醫師出席舉行捐贈儀式,與東華大學完成簽約。其後於9月23日在王院長、劉研究員、檔案館助理、筆者等的見證下,檔案謹慎地搬移至東華人社三館。
圖3:程文爵醫師(左)、程校長遺孀謝嬌妹(中)、王鴻濬院長(右)簽署捐贈契約書。/筆者拍攝,2017年8月7日
由於資料有蟲蛀、紙張潮濕或脆化等情形,需進行修復,預計搬移到東華人社三館的專屬保存空間後,有空調、除濕等設備,由中研院、東華大學合作進行檔案修復及編目,下個階段還將爭取經費進行數位化。等全部工作完成後,將移到東華大學圖書館成立高砂義勇隊專區,供各界查閱。(註10)經初步檢視後,檔案內容可略分為:
(一)高砂義勇隊成員及其遺族調查資料夾,共約46夾、200件。內容包括調查資料表與原始文件影本,並按申請人編號歸檔成件,計有:桃園、新竹、苗栗、臺中、南投、嘉義、高雄、屏東、宜蘭、花蓮、臺東等地區之申請文件資料夾。
(二)原始申請文件,估計數量共約500袋、2500件。多數收存於紙袋內,包含戶籍謄本、保險證書、死亡證明書、從軍相關證書(如軍隊所頒發的感謝狀)等。
(三)雜件,約10箱、1000件。(註11)
五、未來展望-代結語
以高砂義勇隊身分被日本當局動員到海外,對原住民族而言是全新的經驗。他們跨出部落遠赴海外征討、活動,並使日本人極為讚賞、刮目相看,但也因此在終戰後留下歷史的糾葛。
臺灣過去的歷史撰寫,偏向以臺灣西部及以漢人為中心作為敘述的主體來呈現,原住民族相關歷史的記錄被放在邊陲位置,在比重上可說是相當的低。(註12)原住民族的歷史是臺灣歷史的一部分,少了這部分臺灣史將不夠完整。
高砂義勇隊的議題是值得關心與研究的。過去大致藉由歷來的文獻、研究及報章雜誌、部分高砂義勇隊成員或家屬的口述歷史等,來探討日治末期「太平洋戰爭」下的高砂義勇隊歷史。程校長遺留的這批檔案,數量更多、更具有原住民個人觀點,彌足珍貴,相信對於還原二戰的歷史、原住民族海外戰爭史有非常大的助益。
期待搬移至東華大學的這批檔案,能儘快完成整理、編目、數位化,使相關的研究者能藉由這些資料發展更多的研究。
(註1) 臺灣總督官房情報課,《臺灣事情》,昭和十九年本(臺北:臺灣總督官房情報課,1944),頁159-161;藤井志津枝,《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1),頁146。另有專以臺灣原住民族為對象之陸軍特別志願兵,於1943、1944兩年各錄取500名及800名(山本壽賀子、曾培堂譯,臺灣總督府編纂,《臺灣統治概要》(臺中:大社會文化事業出版社,1999),頁110)。
(註2) 本間雅晴於1940年12月2日後,擔任臺灣軍司令官;1941年11月5日,以攻略菲律賓為目的,日本軍部以臺灣軍為中心編成第十四軍,本間雅晴擔任司令官。11月6日,他晉升為陸軍中將。
(註3) 和知鷹二原為臺灣軍參謀長,於1942年2月21日,調職菲律賓第十四軍擔任參謀長。
(註4) 〈隊員一同益?元氣〉,《理蕃?友》第11年7月號(127號—高砂族義勇隊記念號)(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內理蕃?友發行所,1942。本文參考者為東京綠蔭書房,1993),頁6。
(註5) 〈隊員一同益?元氣〉,《理蕃?友》第11年7月號,頁6。
(註6) 李國生,〈戰爭與臺灣人:殖民政府對臺灣的軍事人力動員(1937-1945)〉(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89-90。
(註7) 〈二次大戰時被徵調南洋-高砂義勇隊日方將補償〉,《自由時報》,2002年1月22日。http://old.ltn.com.tw/2002/new/jan/22/today-c10.htm(參閱日期:2017年10月28日)
(註8) 〈被遺忘的二戰史料 東華大學獲贈「高砂義勇隊」檔案〉,《民報》,2017年8月7日。http://www.peoplenews.tw/news/2195a963-d9cd-4b22-b1ea-63db974936b0(參閱日期:2017年10月28日)。程登山,《戰爭史》(花蓮:高砂義勇隊暨遺族文化協會,2001)。
(註10) 〈力爭高砂義勇軍賠償 史料轉贈東華大、中研院〉,《自由時報》,2017年8月7日。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breakingnews/2155508(參閱日期:2017年10月28日)
(註11) 〈高砂義勇隊暨遺族文化協會檔案整編與典藏計畫〉,東華人社院提供(2017年8月7日)。
(註12) 潘繼道,〈日治末期「太平洋戰爭」下的高砂義勇隊—以花蓮港廳為中心的探討〉,《臺灣風物》58卷1期(2008年3月),頁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