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族的日常：被取代的傳統與消逝的領域 老照片講古 第32期 2017/06

Wazaqan與「海」上的人

圖1：Wazaqan之上的Lalu，日治時期的明信片。／圖片來源：台大圖書館，由邵族文化發展協會提供

 

Wazaqan（日月潭），是邵族人口中的海，亦是台灣著名的觀光景點。潭中的一座小島曾有過許多稱呼，如珠嶼、玉島、光華島，但作為邵族的最高祖靈地，邵族人稱她為Lalu。早期整個wazaqan周圍都是邵族的部落，主要聚落位於Taringkuan（今石印，實際聚落的位置已沒入水中），而Lalu周邊曾是Lhkapamumu（毛姓氏族）種稻的田，過去族人會騎著水牛從Taringkuan到Lalu去耕種。而邵族的穀倉是圍繞著Lalu建造於水面上的，早期甚至會吊著出草回來的人頭在穀倉之上來嚇阻其他人偷取糧食。

 

以往沒有環湖公路連接對外的交通，一切都要靠獨木舟在「海」上行駛，以接駁伊達邵甚至潭南、地利、雙龍的布農族人來回兩岸，孔雀園便是重要的「轉乘站」。那時若是要從魚池、埔里到伊達邵，只有一條在Filhaw（地名，今孔雀園）旁邊的小路能夠通行，而在抵達Filhaw下方潭岸邊時必須升起狼煙，讓對岸部落族人看到到狼煙，部落族人判斷是由族人所施放後才會划著獨木舟過去接人過來。

 

1934年，日本政府將水庫興建完成時，Lalu由八公頃縮減至不到一公頃，原本的稻田全數被淹沒，邵族人也被迫搬遷到現在的Barawbaw（地名，今伊達邵）。為了在Barawbaw重建新的聚落，邵族人的生活也面臨相當大的衝擊。不過，當時日本政府實施「邵族以外的人禁止到Barawbaw開墾、居住」的禁令，讓邵族人在Barawbaw仍有部分的水田得以繼續耕種，直到中華民國政府統治時取消這項禁令，並於民國72年將Barawbaw視為無主地而強制進行市地重劃，至此邵族的耕地正式全數喪失，而原應莊嚴神聖的祭場也淪落為熙來攘往的大馬路。

 

水庫使wazaqan的深度增加了21米、面積增加了300公頃，卻無法使邵族人的水域文化有更多實踐的空間，甚至因此喪失水域的使用權。其中，獨木舟是邵族重要的工藝技術，不僅是交通工具、也在漁撈文化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功能，邵族人在「海」上捕魚就是靠著獨木舟、在放置魚筌的rizin（浮嶼（註1））或淺水岸之間奔走（註2）。但因作為平地原住民，早期未能取得原住民保留地，開放增劃編時亦限於住屋區域，加上《森林法》限制利用山林資源，讓邵族人難以取得造船的木料，而邵族工藝師一一逝世，種種變遷使這項工藝逐漸消失。

 

現在，潭面上兩百多艘的觀光遊艇取代了獨木舟，所造成的船浪使得岸邊植物及原有的生態系統消失殆盡；而船屋取代了原先廣佈的rizin，成為平地人大發觀光財的工具。

 

圍繞著Lalu的祭典和夢

圖2：日月潭畔的鞦韆祭。／圖片來源：唐美君1958「日月潭邵族的宗教」圖版VIII-2，《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專刊》第一種：99-123

 

「Lalu」包含邵族傳說中的背景與起源，象徵著祖靈信仰母體之意象，在現今社會中作為邵族主權的象徵，也是新任女祭司求巫的場所。在邵語中，祭祀「mulalu」、以及祭祀用品祖靈籃「Ulalaluan」，都以lalu為字根衍伸。即使早在2000年時邵族人就已爭取將「光華島」正名為Lalu，作為傳統領域正名的第一役，但也難以改變傳統領域變遷後，邵族仍需面臨的諸多困境，包含生活方式的改變、周邊其他族群對傳統文化實踐造成的阻礙或衝突等。

 

邵族一年當中大大小小的祭典多達14個，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其中佔多數為陸稻及水田等農作種植的祈福儀式，其餘為漁撈狩獵及豐收的祭典儀式。例如：農曆三月的Lhalhaushin（鞦韆祭），要朝著Lalu、乘坐竹子搭建的鞦韆擺盪，向最高祖靈祈求全族的糧食豐收，擺盪的越高、稻作將越飽滿，象徵稻穗隨風搖曳的景象。然而不僅搭建鞦韆的位置被迫由商店林立的潭邊移到了無法看見Lalu的遊客停車場，而以往在部落內就能找到的竹材，也因山林已由林務局管轄，得進深山中找尋。

 

邵族所有祭典仰賴Shinshii（邵族女祭司，又稱先生媽）與祖靈的溝通，Shinshii的誕生相當不容易，不僅難以取得資格，學習的過程艱難且為終身職。幸而今年產生了新任Shinshii，鞦韆祭的隔天正是新任Shinshii前往Lalu求巫的日子，須乘坐小船抵達，途中要觀察水面跡象來得知祖靈的意思。然而現今的wazaqan已充斥著觀光遊艇，光是要求保持潭面平靜讓祭典能順利進行，都需要與政府部門及船家公司來來回回好幾次的溝通協調，最後終能獲得一個早上的禁航。

 

在水庫尚未興建、田地尚未市地重劃、祭場尚未變成馬路之前，這些祭典與土地的運作息息相關。失去了耕地、只能在馬路上與祖靈對話的邵族人卻還是照常舉行祭典儀式，寄望有一天擁有自己的耕地時，能以保留的祭詞和種作技術來恢復文化傳統。若傳統領域法制化的過程中依然受到現代財產權的觀念影響而被切割、破碎化，甚至加深了族群之間的誤解和裂縫，而無法成為文化存續的土壤，那麼即便執政黨總統向原住民族道歉，邵族人依舊回不去圍繞著Lalu和潭邊起居、種作、捕撈的生活，只能在自己熟悉的土地不斷被擠壓、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