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原住民歌謠中「想像共同體」的打造：〈我們都是一家人〉的誕生與傳唱 文化觀察 第30期 2016/12

你的家鄉在那魯灣 / 我的家鄉在那魯灣
從前時候是一家人 / 現在還是一家人
手牽著手，肩並著肩 / 盡情的唱出我們的歌聲
團結起來，相親相愛 / 因為我們都是一家人
現在還是一家人

〈我們都是一家人〉 （詞/曲：高子洋）

    我時常在想，一首民謠的流傳如何才能成為可能呢？它到底要有什麼樣的特殊的社會歷史背景及流通管道呢？以這二個問題為出發點，本文我想重新思考戰後原住民民謠的誕生與流傳，亦即一首原住民戰後歌謠的傳播會遇到怎樣的社會歷史背景及流動的管道。〈我們都是一家人〉，正是一個具體的例子，不過，我們可能只知道這是一首歌詞及弦律簡單、容易讓人琅琅上口的歌。至今，〈我們都是一家人〉被用於各種活動之中，然而其誕生的社會背景及流通管道卻鮮為人知。以下，我們將先談戰後原住民民謠傳播的管道；然後正式談談〈我們都是一家人〉，是如何透過上述管道迅速傳播開來，不僅是原住民社會喜愛它，整體臺灣社會也廣泛地接受並傳唱它。進一步的，通過本文，我也將分析此一歌謠背後所代表的「想像共同體」的認同政治意涵。

戰後原住民歌謠的誕生年代，正值原住民人口大量外流的時候。

這群離散人口，在都市常處於弱勢，常遭受歧視，需要像「我們都是一家人」歌謠來團結我群。

圖為新北市原住民聯合豐年祭之一景。（照片來源／楊士範）

戰後原住民民謠的傳播

    林班地與救國團（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簡稱救國團。1952年10月31日成立。主要宣傳反共愛國教育），是二個戰後原住民歌謠生成及傳播的重要場所。不過，比起林班地的庶民日常勞動環境，救國團的團康活動則較涉及早期原住民地方精英與知識份子，他們並在其中擔任民謠文化仲介或文化守門人（gate-keeping）的角色，尤其是臺東救國團知本野營隊（1973年成立）對該區域原住民音樂的採集及改編創作（改編流傳在臺東縣卑南族、排灣族和阿美族等族群流傳的山地民謠）〔1〕。前臺東救國團輔導員、也是卑南族知識份子的林志興，說明了當時知本野營隊的氛圍：

原住民的歌曲，幾乎都是原住民地區的活動，透過救國團的管道，散播到青年朋友這個領域。知本野營隊開始成立於民國六十二年，我到了那個營隊以後，才看到有很多原住民的老師，也被救國團延攬當義工。他們都是原住民，又都很能唱歌，所以他們來到營隊的時候，其實就帶了很多原住民的歌曲。這些原住民的歌曲，有些是傳統的，有些是當時我們稱之為林班歌曲的〔2〕。

    在原住民歌謠的發展過程中，因歌謠旋律輕快活潑，所以被臺東救國團借用而改編成救國團團康歌謠〔3〕。江冠明踏查研究指出：

臺東救國團的山地歌謠發展史，遠從一九七○年代初期救國團省康輔團張慶山老師注意到山地民謠的旋律優美動聽，於是引介豐英志、郭子雄、徐昇明、豐月蓮幾位原住民青年，擔任團康義工將山地民謠帶進營隊，作為營火晚會娛興表演活動，後來這些青年也積極參與山地歌謠的採集與教唱，成為救國團山地歌謠的播種者。〔4〕

    到了「一九八三年，由張光明、劉淑蘭和王澤瑜採集記譜整理合編的救國團活動歌謠的康輔手冊《落山風》問世，不僅給救國團歌謠史留下珍貴的檔案史料，同時也記錄山地歌謠國語化的發展變遷。該書收錄二十四首山地民謠，有阿美族青年豐英志編採的〈青山情歌〉，還有作者不詳卻人人耳熟能詳的〈偶然〉、〈遭遇〉等等歌曲。」〔5〕原住民民謠能夠普遍被臺灣大眾所熟悉與認識，故應歸功於救國團的推廣有關。不過，這是無心插柳的非預期結果。參與者林志興認為：

救國團的目的，並不是在推廣原住民歌曲，它真正的使命是在推動愛國教育。所以原住民只是它的素材。這個（原住民）旋律很好聽，很容易上口，可以借用來用的是旋律，那麼歌詞是要用來轉化為推動愛國教育〔6〕。

    在1985年，救國團成立了山地青年服務隊（簡稱山青隊），他們以原住民傳統故事為主軸，加上原住民部落歌謠採集，編成一部部歌舞劇。當時林志興及一些原住民地方菁英，共同參與其中。林志興回憶：

 

民國七十四年的暑假，我成立以後，當時一開始只是實驗性質，所以就安排了八天到十天的演出計畫。沒想到那麼叫座，那麼叫好。那每一站的工作人員都說好。於是在各方的要求下，從八天到十天的演出，一下子拉長到五十天。〔7〕

    當時臺灣的青年人口，相當流行投入救國團夏令與冬令營隊自強活動，透過這個管道，原住民歌謠因緣際會的傳播出去。救國團康樂活動，是原住民樂舞傳播的一個重要管道，目前臺灣家喻戶曉的〈我們都是一家人〉（高子洋作詞／作曲），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這首歌，不論是原住民都市街頭的抗爭活動（原運），或是救國團營隊自強活動，也不論什麼政黨的政治場合、選舉造勢活動，都有它發揮的空間。甚至筆者十年前服預官役時，它被當做軍歌來運用，只是其中歌詞「那魯灣」改成「□□連」。這首歌甚至曾被戲稱為「原住民國歌」。所以，〈我們都是一家人〉這一首歌的傳播史，值得我們好好來加以探究。

〈我們都是一家人〉的生成與傳播

    〈我們都是一家人〉這一首歌的作詞作曲者，是卑南族的高子洋。高子洋1952年生於臺東知本，原名「高飛龍」，後來改名「高子洋」。據了解，「從他十五歲開始創作至今，累積了一兩百首的作品。……在他創作的音樂中，不但有相當濃厚的原住民音樂風格，並且嘗試配上日語、閩南語、國語及其他原住民語言的歌詞，於是呈現相當多元的色彩」〔8〕。其中，〈我們都是一家人〉這首歌，是他21歲（1973年）在新竹空軍基地服兵役時，為愛心互助會所寫的。當時，「他與一些朋友成立互助會，每人每月捐出100元，以不收利息的方式，幫助那些想創業或生活困苦的同胞。同年聖誕節，利用值班的時間，他一口氣完成了〈我們都是一家人〉、〈那魯灣青年〉、〈團結在一起〉3首歌；緊接著1974年元旦，為慶祝『原住民愛心互助會』正式成立，在臺東知本天主堂廣場公開發表這些歌曲，還收錄在自助會章程中。」〔9〕

    這首歌原只是為了慶祝互助會正式而寫，誰也沒有想到它會在二、三十年後，風行於臺灣社會各個角落；更讓作者始料未及的，還包括因為參加了這種結社活動及發表幾首歌，而遭受了牢獄之災（曾在蘭嶼管訓）。陳姿羽的報導文學，描繪出〈我們都是一家人〉這首歌正流行於臺灣校園及原鄉部落時，作者高子洋的處境與心情：

〈我們都是一家人〉在部落到部落的傳唱，以及大專青年和救國團到原住民部落學習後帶回校園，使得這首歌廣為人知。高子洋本人在民國六十五、六十六年在蘭嶼管訓期間，也聽到大專學生唱這首歌，讓他聽了非常感慨，因為創作者在服刑，而他的歌在快樂地傳唱。然而，音樂的傳遞，並未同時傳遞原作者的姓名，因此許多人以為這是古久流傳下來的原住民歌曲。曾經有個到山地部落傳教的德國神父，無意間聽到這首歌，連同其他原住民歌曲帶回德國，回臺灣後，他告訴原住民這首歌最受歡迎，並以為是佚名歌曲〔10〕。

    〈我們都是一家人〉是一首感染力十足的歌，也是一首團結人心的歌。它除了在臺東原鄉部落間被傳唱，後來還流傳到臺北都會地區。1980年旅北同學會（旅北山地同學會）裡流行這樣的一首歌，它是經由當年卑南族大專新生林娜鈴傳入（她跟知本青年人學會這首歌）〔11〕，〈我們都是一家人〉後來被當做會歌，並進一步風行於臺北都會的原住民學子社群與社團。當時，林志興（前臺東救國團輔導員），則透過伊凡?諾幹而得知有這首歌，並學會唱法。1990年代末林志興的一篇名為〈一首卑南族歌曲傳播的社會文化意義〉〔12〕的演講文稿，便是為〈我們都是一家人〉這首歌謠的傳播史立傳。

    〈我們都是一家人〉就這樣被林志興（前臺東救國團輔導員）帶到知本野營隊，將唱法教授於工作人員，然後透過各小隊隊長，教會來參加營隊的學生。林因此自稱扮演了「文化仲介人」的角色〔13〕。不過知本野營隊的傳唱，只限於臺東地區，談到的全臺的推廣，則必須透過當時擔任「臺灣省訓練團」總召張光明的推展。張光明將這首歌帶到省訓團，並加編舞蹈動作，然後編入「救國團青年歌選」，開始在各縣市團康活動中被傳唱。林志興說明了這首歌抓住人心的原因：

剛好碰上臺灣族群關係緊張的這個情形下，這首歌應時而生，還是強調我們都是一家人的這種意涵……，我只能說這個歌曲，抓住了大部份人的心，我的經驗是越簡單的旋律，越簡單的歌詞，越容易琅琅上口的歌詞，它的流傳的廣度的爆炸性越強。所以它可以那麼樣的流傳開來。可能在不同人唱的時候，有不同意涵。也就是說，這首歌它的語言的包容度、語意的包容度非常的寬，難怪會受到大家的喜愛和流傳〔14〕。

    不久後，這首歌也在如火如荼的原住民運動中被大聲傳唱，作為社運情緒動員的火種。它做為團結原住民人心，醞釀原住民一家人的心情，對社會不平等提出抗議〔15〕。這首歌，因此也是泛原住民運動的社會資源與想像共同體的推手。歌詞中的「那魯灣」，象徵及構築了原住民我群的共同歸屬感，而透過音樂與聲音之無形力量，原住民打造一遠距離的族群認同：泛原住民意識的生成與傳播。當我們聽見「那魯灣」，便是聽見「原住民」。

作為都市的離散人群，歌謠與舞蹈是一項很容易凝聚原住民我群共同歸屬感的工具。

圖為新北市原住民聯合豐年祭之一景。（照片來源／楊士範）

文化的仲介、認同與想像

    歌謠的傳播需要許多人加以催生，不論是知識份子、庶民或是文化仲介人。戰後原住民民謠的誕生與傳播也是如此。從〈我們都是一家人〉的生成和傳播過程，我們可以具體而深入的進行討論。高子洋是此歌謠的主要創作者。而林娜鈴、伊凡?諾幹、林志興及張光明等人，可以被視為此歌謠的傳播者，即所謂「文化仲介人」的角色。他們的身份是原住民知青，也加入戰後原住民的「大眾觀察」的歌謠採集運動，與音樂學者的「民歌採集運動」，共同形構出「原住民音樂」的輪廓。前者著重於當代原住民音樂的採集及傳播，而後者則強調原住民「傳統」古調音樂的採集與聲響保留。

    傳播理論指出，在文化傳播的過程中，容易出現文化代理人或守門人的現象。所謂的「守門人」理論「起源心理學家李溫（Kurt Lewin）建構的名詞「守門人」，之後李溫承繼研究，延伸出「守門人行為」（gatekeeping）的觀念，即新聞媒體在從消息來源獲得大量資訊後經編輯篩選、刪減的過程。」〔16〕原住民知青，對外常代表部落或原鄉發言，因此對於原住民文化或社會的內涵或議題，即扮演了這樣守門人的角色（將他所知道的原住民文化或部落資訊，經編輯與刪減後，對外發言）。而在原住民歌謠的傳播上也可如是觀。如曾參與臺東救國團知本野營隊的當地原住民精英，他們的部落歌謠的採集及編歌舞劇，重新構思「原住民」形象與一個新的族群想像，對原住民樂舞的推廣功不可沒。但若操作不恰當，則容易出現不小的問題（如被人詬病的八部合音演唱者，同時著阿美族或排灣族服飾）。

    反思〈我們都是一家人〉的傳播如何發生？這可以要從原住民文化仲介人林志興的角色談起。林在傳播社會網絡上，扮演著關鍵的橋樑角色。創作者高子洋原為地方互助會的結社而創作，透過卑南族學生林娜鈴帶到臺北旅北山地同學會傳唱，開始流傳在旅北的原住民學生與知青社群（如伊凡?諾幹）；然後，透過伊凡?諾幹又將歌謠資訊，傳給當時在救國團服務的林志興。林原也不知原創者是誰，甚至這首歌一度被認為是卑南族音樂家陸森寶的創作。經由林的救國團知本野營隊推廣，最後透過省訓團張光明，傳播至全臺（將〈我們都是一家人〉歌謠加編舞蹈動作，然後編入救國團青年歌選，在各縣市團康活動中傳唱。在這樣的基礎上，這首被廣泛喜愛的歌曲在原運中更加發光發熱。

    透過不同的歷史行動者及其網絡，〈我們都是一家人〉如今受到廣泛的喜愛與傳唱，經過對這段傳唱史的探索，我們也重新認識了這一次次的選擇、再現、認同與建構的過程，廣為人知的歌謠如何可能？〈我們都是一家人〉即是戰後原住民歌謠傳播的最佳實踐。（本文摘錄並修改自氏作《聽見「那魯灣」：近五十年臺北縣都市原住民民謠的形成與流傳文化史》（2009）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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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楊士範，現為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研究興趣為都市原住民、當代原住民社會變遷、歷史社會學。主要著作有《平和（Piuma）排灣族、城鄉遷移與社會文化變遷》、《礦坑、海洋與鷹架》、《阿美族都市新家園》、《成為板模師傅》、《聽見「那魯灣」》，〈長嗣繼承制度與人口差別遷移—一個排灣族和平村城鄉移民的例子〉、〈當代阿美族都市移工、流動與扎根〉等專書及相關論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