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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關何處:原住民紀錄片中的家園重建與文化重構 影像觀點 30 2016/12

文/陳芷凡

 

    原鄉部落往往因自然災害而遭逢損失,這也使得臺灣社會必須正視部落重建的議題。1999年九二一地震、2009年莫拉克颱風等災害,讓許多臺灣人經歷生離死別之苦。事實上,面對全球環境的劇烈變遷,我們都需要一些認知層面、心理層次的防災準備。劫後餘生的族人們,原地重建家園或是遷村的決定,都得謹慎評估如何創造並適應新的部落整合,無疑是災後重建的一大挑戰。因此鏡頭下的家園重建與文化重構、導演與被拍攝者的距離,提醒著我們災後重建與紀錄片媒介的繁複關係。

 

災難紀錄的新聞性與政治性 

    將鏡頭對著一群受傷的族人拍攝距離的拿捏無疑是導演們的重要考慮1999年地震之後比令亞布(泰雅族)拍攝一系列災後重建影像包括《部落的高速公路」1999)、《建橋築夢》(2000)、《打造新部落之路》(2001影像不約而同地以「路」為意象,藉此探詢災民未來的方向。「部落的高速公路」、「打造新部落之路」側重災後重建的努力與多重困難《建橋築夢》描述一位部落青年重建家園的深刻思索。公務體系運作的怠慢、重建工程的多方衝突,是比令亞布一系列相關紀錄片的主要關注。九二一地震至莫拉克風災,重建之路依舊艱辛,阿莉•曼咯咯(布農族)拍攝《有止息無止息》2001,顯現族人重建需求與政府政策的遙遠距離。除了對公部門有所批評,李中旺(漢)聚焦於族群內部對於災後重建的歧異認知,《部落之音》(2004以犀利而戲謔的旁白,引領我們見證一段九二一地震後部落內部的分裂與鬥爭,看似荒謬卻又無可避免,為人性執念作了深刻的註腳。導演們以影像質疑重建的多方角力,伴隨而來的新聞性與政治性,使得紀錄片成為引起關注、進而表達訴求的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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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令‧亞布(Pilin Yapu)導演自1990年代投入原住民族紀錄片攝製工作(照片來源/比令‧亞布)

 

後災難時期的家園思考

 

    災難之後有形的屋舍部落以及蘊含其間的部落文化與心理感受一方面是災後重建的重點亦為族人們安身立命的基礎。災民們必須先有個遮風擋雨的家,才能夠在「家」的基礎上重新開啟自己與祖先的對話。因此,「家園」的建構與對話脈絡,成為後災難時期的重要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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瓏•伊斯哈罕布德(Salone Ishahavut)導演以《Alis的心願》描繪原住民族在災後家園重建之心路歷程(照片來源/莎瓏•伊斯哈罕布德)

 

    莎瓏•伊斯哈罕布德(布農族)《Alis心願》(2011描繪一位高雄縣桃源鄉藤枝部落的長輩Alis,災後她與家人幸運地活下來,她最大的心願就是搬回山上重建曾經的家園然而這份心願的期盼與不可得同時並存於影像之中Alis單純且無畏的想望與重建之路的遙遙無期互為對比對於不可得家園的期盼成為這群Alis們永遠的眷戀與傷口。家園的失落與一再失落,形塑了原住民族遷徙的命運。潘小俠(漢)回家的夢好茶村的去從》(2011)片中紀錄魯凱族好茶人遷徙與部落重建的歷史1996年賀伯颱風至2009年莫拉克風災,族人被迫不斷遷徙,離祖靈地愈來愈遠,即使眾人最後被安置在禮納里部落,潘小俠認為好茶人想回到真正的家,似乎只能是一個夢,族人自主與文化尋根的艱難,歷歷在目。事實上,若我們回顧原住民族的遷徙歷史,可發現族人離開原生地的行為,不只是自然災害,還包括部族征戰、集團移住、資本主義席捲等因素。對族人而言,遷徙有時是自主選擇,更多卻是不得不然的政策安排。馬躍•比吼(阿美族)以高雄藤枝部落布農人為對象,完成《移動布農遇上永久屋》2011該部族自1930年代至今共有六次遷徙,導演以遷徙的脈絡思考災後重建議題,突顯「移動」布農族人與「永久屋」設定的矛盾衝突。「移動」果真是宿命?「永久屋」真能是族人們最後安身立命之處?導演的批判不言而喻。

 

    家園論述,一方面是折射族群關係的鏡子,亦為災民、導演面對生命糾葛之試煉場域。馬躍•比吼(阿美族)另一部紀錄片《Kanakanavu的守候(2011),紀錄Kanakanavu族人沿達卡努瓦溪而居,直到莫拉克風災改變了這一切。大難之後,族人們要重新修補的不只是家屋,還有自我認同與部落精神。許慧如(漢)拍攝《大水之後:關於家的十二個短篇》2011紀錄風災之後,那瑪夏鄉南沙魯部落族人面對巨大災難的情感糾葛。這些感受,包括一起攜手走下去的信念,與劉孟芬(漢)《就是要在一起》2012)的正向基調不謀而合又或是突顯遭逢巨變的無所依靠無所適從,此情感,可與蔡一峰(漢)《無聲的呼喚》(2012)互為參照許慧如另一部作品《鄉關何處》2013)關注家園重建與族群文化的關聯性影像透過丈夫追尋自身的平埔族血脈以及風災之後小林村人們為了重建平埔文化的底蘊,從聲音、影像重新召喚祖先身影的兩條主線展開。召喚祖先身影並延續血脈,是倖存者們共同的想望。陳文彬(漢)《此後》(2016)思考這一群「被逝者留下來的人」如何接續人生道路,如何在狹窄石縫中長出新生的綠芽。除了主要角色翁瑞琪,其再續絃的印尼華裔妻子,以他們的生命故事傳遞了重生與死亡的意義。我們可以察覺導演透過「家園」主題,試圖辨析人與家園的繁複關係,這不單是原住民族的族群現象,而是創傷過後重新思索生命的姿態,這些影像引發了臺灣社會的集體共鳴與人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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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躍•比吼導演長期投入原住民族紀錄片攝製工作(照片來源/潘子祁)

 

 

災難敘事與女性身影

 

    相較於重建過程中決策、執行的男性氣概,婦女們看似微小卻恆常的陪伴,往往是家園重建最核心的一環。馬躍•比吼(阿美族)《山裡的微光》2011)以高雄那瑪夏鄉阿布?.卡斐阿那為主軸,她有許多心願,除了災後重建腳步的落實、Kanakanavu的文化復振,她還希望部落婦女能獨立自主,為族人爭取尊嚴和權益。這些心願如同深山裡的微光,阿布?與其他女性族人照亮彼此,一起靠近部落可期待的未來。伍心瑜《築窩的女人2011)焦點置於那瑪夏鄉的公益組織「女窩」,觀察組織中婦女面對災後重建的思考,包括家務處理以及情感安頓。照顧他人的同時,參與女窩的婦女們也察覺、反饋了自己的需求,給予之間,受傷的靈魂們得以逐漸復原。

 

    災難紀錄片的政治性,牽動責任歸屬之命題,而災後重建的項目,我們看到導演們關注日常生活重建,也仔細思索心靈、文化重構的關聯性。因此,「家園」論述的建構,在遷徙脈絡的參照下,以及性別、階層分工的衝突中,成為最扣人心弦、卻也是最諷刺的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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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陳芷凡,曾任北京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所訪問學人,現任清華大學臺灣文學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為族裔文學與文化、臺灣原住民族文獻、十九世紀西人來臺筆記。專著有《臺灣原住民族一百年影像暨史料特展專刊》(2011);共同編著有The Anthology of Taiwan Indigenous Literature1951-2014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