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論及戒嚴時期的原住民音樂時，多半聚焦於1965年由音樂學者史惟亮及許常惠所發起的「民歌採集」運動。此次的運動，主要奠基於「民族音樂」的民間蒐集，參與的諸多成員針對台灣全島各地的原住民族音樂及漢人音樂進行調查，成果豐碩，其中原住民族的「傳統」音樂，也成為台灣學術界，甚至是主流社會對於原住民族音樂的唯一印象。

    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不同於學術界的「潔癖」，公司位在三重的「鈴鈴」唱片老闆洪傳興，也開始在全臺進行台灣歌謠現場採集的錄音工作。其錄音方式是到了現場以後，架好錄音機，便開始吆喝當地居民來唱歌，曲目全憑演唱者高興，好聽就收。在沒有任何學術考量過濾下，反倒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當時部落風行的傳唱歌謠，換言之，整個「鈴鈴」山地唱片的系列，實際上所反應的就是一部1960年代的部落庶民生活史。

 

一、從「寶島」唱片到「鈴鈴」唱片

 

    「鈴鈴」唱片原名「寶島」。老闆洪傳興（1925-1984）在在好友「台聲」唱片老闆李魁雄的慫恿下投入唱片業。而洪傳興入行的1960年代初期，適逢前述本土唱片市場不斷地擴大，各翻版唱片公司紛紛轉型製作、販賣本土唱片的時代。我們從下列「寶島」唱片最早期的出版事業介紹，可以看出當時本土唱片走向「本土製作」的大環境趨向：

 

一、閩南語歌仔戲、民間古事勸世文、笑科話劇悲劇、社會人情劇、流行歌、輕音樂、布袋戲、相聲以外多種。

二、台灣客家山歌、採茶歌、話劇、戲劇、八音、勸世劇、流行歌多種。

三、台灣北管戲、子弟奏樂、吹春曲、喜曲、福路戲、西皮戲、福州戲等多種。

四、佛教、念經唱片多種。

五、南管奏樂、筒簫唱片多種。

六、國樂唱片，中西合奏跳舞樂外多種。

七、英語會話唱片多種。

 

據筆者訪談洪傳興的女兒及女婿（朝陽唱片創辦人廖初男）〔1〕，兩人對「寶島」唱片的創設日期並不清楚，但我們以最早出版的唱片日期來推論，最遲在1960年左右應該已經出現。至於「寶島」唱片為何更名為「鈴鈴」呢？洪傳興的女婿廖初男表示，因為當時洪老闆去收帳的時候，人家常開玩笑說「寶島」就是說「保證會倒」，所以後來就改名為「鈴鈴」唱片，大約在1983或84年左右公司結束營業。廖初男指出，當時「鈴鈴」唱片規模並不大，屬於家庭式的工廠，工人數約12、13人，分有製作部、會計部、文藝部。「鈴鈴」公司在三重市自強路設有單軌錄音室，但錄音品質很差，剛開始時歌手跟樂隊要同步錄音，直到1960年代末期才跟「和鳴」錄音室合作，租借「和鳴」錄音室為歌手專輯錄音，其母盤再由「鈴鈴」公司自行壓片。當時「鈴鈴」的山地唱片，由於市場規模過於小眾，因此並未透過電台宣傳，主要是鋪貨在原住民人口集中的區域性唱片行（基隆、桃園、埔里、台東）以及山地文化村等觀光區，其他地區一般的唱片行因為退貨率高，無形增加運輸成本，因此多採取訂單出貨。

 

二、戰後第一張山地流行唱片：《台灣山地同胞跳舞歌集》

1961年，「鈴鈴」唱片《台灣山地同胞跳舞歌集》（圖片來源／黃國超）

 

    由於「寶島」唱片標榜「專門錄音台灣民謠唱片」業務的緣故，1961年在「寶島」即將改名過渡到「鈴鈴」唱片之際，「寶島」唱片在台東市（當年為台東鎮）的唯一經銷商「唱片大王」的老闆王炳源，與老闆洪傳興做了這樣的聯繫。王炳源表示，台東縣議員南信彥（卑南族，族名ulumakan，1912-1962），想要在暑假期間南王村村民赴金馬前線勞軍活動結束後，灌製一張唱片以資紀念。後來這張勞軍紀念唱片《台灣山地同胞跳舞歌集》，也就因緣際會地成為台灣戰後第一張山地歌曲流行唱片。更重要的是，這張唱片也意外促成了「鈴鈴」公司後續產製出「台灣山地民謠」等一系列山地流行歌作品，同時為台灣流行歌曲消費跨出了「族群分眾」的第一步。

    1961年「民生康樂隊」的隊員們在結束金門的勞軍行程，於基隆港下船後，便被接到北投的一間溫泉旅社，作錄音前的選曲跟練唱工作預備。康樂隊隊員們在北投休息了一夜之後，隔日晚上8點，一行人被接到三重來錄音，一直錄到凌晨4點多才告結束。參與這張專集的演出者，女隊員有：吳花枝（花花）、王州美（寶珍）、陳仙嬌（夢露）、陳春花（小薇）、王美妹（姍姍）；男隊員則有：陳清文（打鼓）、陳弘建（小喇叭）、張榮宗、林聰明、莊元富還有一位吹黑管的客家人劉先生。之後這張專集以《台灣山地同胞跳舞歌集》名稱發行，為台灣戰後山地流行歌曲唱片揭開了序幕。

 

    嚴格來說，台灣戰後的「第一張」山地唱片，應該說是「一套」唱片，因為南王「民生康樂隊」當晚一口氣一共灌錄了FL-284、FL-285、FL-519三張唱片，共27首歌曲，但分開於不同時間發行。

第一集 FL-284		第二集 FL-285
A面	1.祭祖先-吳花枝 2.慶豐收-吳花枝 3.三重山歌-男女合唱 4.美麗的台東-男女合唱	A面	1.散步-花花小姐 2.過年歌舞-男女合唱 3.南王村的姑娘（國語）-花花小姐 4.山地姑娘（閩南語）-寶珍小姐 5.湖畔情侶（國語）-小維
B面	1.念故鄉-吳花枝 2.改善民俗曲-王州美 3.青春小調-吳花枝 4.當兵好-女合唱	B面	1.思君（客家語）-睦鹿小姐 2.黃櫻桃（閩南語）-寶珍、睦鹿、山珊 3.採檳榔（國語）-花花小姐 4.羅馬娜（國語，正確為羅曼娜）-寶珍
第十六集 FL-519（勞軍紀念錄音）
A面	1.南王之戀 2.湖畔情侶 3.迎接新娘 4.都戀山謠 5.看！造林在生長	B面	1.贈金馬戰士的禮物 2.慕情之曲 3.我是快樂的農家女 4.少年節歡樂歌 5.歡送之歌

 

  從上述曲目，我們可以看到這張唱片其實雜揉了不少當時流行文化元素的符號，例如隊員們的「藝名」：夢露，就是來自於1950年代美軍帶入的瑪麗蓮夢露電影。而專輯中的國、台語流行歌曲，則來自於隊員們收聽廣播、國 / 台語唱片，自行購買「歌選」練習而學會的。在原住民歌曲的部分，〈祭祖先〉、〈念故鄉〉、〈當兵好〉、〈散步〉、〈贈金馬戰士的禮物〉等作品，都是陸森寶老師的創作歌曲。

 

    只不過，這些唱片中所灌錄的陸森寶作品，事實上，並未出現於當時的勞軍演唱活動之中。根據擔任「民生康樂隊」舞蹈指導與活動主持的王州美表示〔2〕，勞軍演出的節目單都會經官方事先確認。當時她們的勞軍表演，僅以國、台語歌曲為主，並沒有演唱原住民歌曲。而之所以沒有原住民歌曲，有下列幾個原因：（1）是身為節目設計的她不懂母語，據王州美表示，日治時期她的家庭是國語（日語）模範家庭，小學二年級台灣光復後，又隨即接軌新的國語（北京話）教育，導致早年對於卑南族母語並不流利；（2）是顧及現場氣氛的帶動，因此以大家耳熟能詳的國、台語流行歌為主；（3）國家擔心無人能懂的原住民母語歌曲，溢出監控，成為匪諜宣傳的工具，因此不鼓勵演唱。

    王州美說，當時國軍對原住民歌曲並無好感；吳花枝則表示〔3〕，每次當她們唱完國語流行歌曲（上海時代曲）時「台下的外省阿兵哥們莫不老淚縱橫，大聲鼓掌叫好，要求再來一曲。反應比台語歌及山地歌曲熱烈」。我們在FL-284、285、519三張專輯中所見比例不低的卑南歌謠，主要是南信彥認為「應該唱自己族群的歌謠」作為紀念，所以才收錄進去的。從南信彥堅持以卑南族民謠及陸森寶創作歌曲為灌錄主體，可以看出原住民跨語世代對於維持族人身份、文化認同的苦心。

 

三、「鈴鈴」唱片的山地歌謠出版

 

    「鈴鈴」唱片老闆洪傳興，在出版完《台灣山地同胞跳舞歌集》後，與王炳源（漢人）、陳清文（卑南族）及汪寬志（阿美族）結為好友，在三人的穿針引線下，從1961年開始「鈴鈴」唱片持續地發行山地唱片直到1979年左右。「鈴鈴」前後出版過多少張山地唱片呢？我在「水晶」唱片何穎怡所製作的「台灣有聲資料庫」的附錄手冊中，第一次看到清楚的數字：68張原住民歌謠專輯。這個數字來自於當年「鈴鈴」唱片送給中盤商訂貨用的產品目錄〔4〕。但這個數字據我從後來不斷考掘出的唱片進行比對，確認這（68張）應該是專指「鈴玲」唱片公司，編號開頭為FL的「台灣山地民謠」系列，但不包含之後所發行的另外30張標號為RR的山地唱片系列。換句話說，單以「鈴鈴」一家公司，在1960-70年代就生產過近百張的山地唱片。

    依據我目前收集到的資料及唱片製作的方式，我將這近百張的山地唱片，大致劃分為兩個階段做分析：

 

1、眾聲喧嘩的「錄音片」的時期（1961-1969）

 

    「錄音片」指唱片編號為FL的系列，現場圓盤錄音壓製的10吋唱片，數量共約69張，其特色便是歌曲來源族群廣泛多元。這種「多元性」來自於洪傳興錄音的隨機性。筆者走訪曾經參與錄音伴奏的蔣喜雄（卑南族），他表示〔5〕，當時洪傳興的錄音採集完全沒有任何計畫性，一般都是他到台東後，開著馬自達三輪汽車載著汪寬志、陳清文跟蔣喜雄三人，加上手風琴、吉他、風琴、沙鈴等簡單樂器，在花東海岸有路就鑽，看到部落就進去，吆喝問看看有誰會唱歌，錄一首歌給50元。    總體而言，自1963年以後FL系列的山地歌曲採集，以台東縣、花蓮縣等原住民部落為主體，且因此在產品數量上，以阿美族歌謠專集最多（約55張），排灣族其次（5張），卑南族第三（4張），邵族第四（3張）、泰雅族（1張，烏來）最低。而其他族群，則一直掛零。翁源賜表示，「鈴鈴」遲遲沒有向鄒族、布農或其他族群的部落出發採歌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商業市場規模的考量，這些族群的消費人口數太小，音樂類型也不討喜，如「達悟族歌謠曲調緩慢而沈悶，市場上根本賣不出去」。

    翁源賜及蔣喜雄表示，當時FL系列採集的時候，現場就是請部落族人自由地唱出自己「最喜歡」或「最拿手」的歌曲，好聽就錄下來，比較要緊的是旋律好聽並沒有「學術考量」的過濾。這些歌曲反映出不同的社會心聲，從歌曲名稱及性質可以歸納為十一種：一、傳統生活的描述；二、慶典儀式（又可細分為：婚禮、宗教禮拜、豐年祭）；三、男女情愛；四、兵歌；五、山地生活改進運動政令宣導歌；六、國語山地歌；七、陸森寶、陳實創作歌謠；八、社會變遷歌曲；九、日語山地流行歌；十、改編山地流行歌。十一、觀光表演舞曲。裡面雜揉了傳統歌謠、日本殖民文化、基督宗教讚歌以及現代流行歌曲。

 

2、詞曲團隊「創作片」時期（1969-1979）

 

    「創作片」主要是指1968年到職的翁源賜所企畫的編號RR系列，其規格為12吋33又1/3轉。多數封面多標記由陳清文、汪寬志、孫大山等人記詞採曲，數量約30張左右。洪傳興在歷經了7、8年（近70張）跑遍北中南東台灣各地的採集錄音唱片之後，逐漸遇到了一些歌謠採集的瓶頸。再加上「鈴鈴」唱片出現了第一個競爭對手「群星」唱片，於是「鈴鈴」唱片在FL系列之外，又另外出現了新的RR系列與之對應。翁源賜重新為「鈴鈴」設計了產品的識別標籤，並在封面、封底加以改進，附上歌曲解說或歌詞、歌譜，這時候「鈴鈴」的山地唱片也擺脫了先前「大雜燴」模式，而進入了「主題式」的時代。

    「鈴鈴」唱片後期的RR系列在翁源賜手中轉以企劃導向為主。透過RR系列的唱片封底，我們可以整理出這一群戰後第一代山地流行歌曲的創造者（如下表），他們全數都是台東在地人（編曲莊啟勝、張木榮除外），彼此有著同村、同學或同事（正東電台）等多層關係。這些人際組合的合作關係至少持續到1974年左右。

 

 

作詞者	孫大山、汪寬志、陳清文、邱德東、汪安安、郭茂盛、盧靜子、石君代、王秋蘭、黃貴潮
作/採曲者	陳清文、蔣喜雄、邱德東、汪寬志、徐天識
編曲	莊啟勝、張木榮
個人專集歌星	盧靜子、石君代、王秋蘭、林美蘭、南月桃
指揮	邱德東、莊啟勝
伴奏	徐天賜、陳清文、汪寬志、翁源賜、汪安安、邱德東、朱正吉
樂隊	正東大樂隊、明聲音樂研究社、明星大樂隊

 

 

 

四、「鈴鈴」山地唱片前後期特色比較

 

    從文化生產史的宏觀角度來看，「鈴鈴」唱片FL系列見證的是原住民族創作歌謠與「民歌」（folk music）傳唱重疊的時代，而RR系列（1969-1979）所代表的意義，則是山地歌曲填上國語歌詞、以及「實詞化」歌謠創作年代的到來。不同於FL系列部落歌手在現場的即興吟唱，RR系列由於製作流程的轉變不再採行同步錄音，因此樂隊配器成為必要，使得每一首曲子的節拍必須按照樂理方法記譜。而記譜的介入，使得歌曲漸漸轉為文字化，旋律和音樂節拍更因為必須搭配樂器的調性而走向固定，也就是「五線譜化」。

    FL系列的採集，某種程度上反映著1960年代部落原住民的喜好與認同（identity）的時代心聲，在雙方不設防之下，族人假借漢人的唱片工業與錄音科技，向外宣揚、表述自己的社會境遇。

 

例1

來了，來了（排灣語），小包車（國語），一部接著一部的小包車，唉阿唉阿我的妹妹要被帶走，去吧去吧認命安分點。來了，來了（排灣語），小包車（國語），唉阿唉阿我的妹妹回來了，妹妹走路逗逗逗，哥哥走路「啪啪啪」。

 

例2

妹妹的男朋友，完全都是有錢人，像我這麼窮的男人那有資格愛上你。妹妹的理想沒有我的存在，唉呀害我天天馬拉桑（喝酒醉）。我最親愛的心上人，我最親愛的莎呦娜拉，叫我怎麼能夠忘記她。歐吉桑呀歐巴桑，我該怎麼辦，叫我怎麼能夠忘記她。

 

195-60年代，由於「反攻大陸」的政策限制，已婚榮民不得與家人聯繫，未婚者不得結婚。到1956年以後年滿28歲軍官才可以結婚，至於士官的「婚禁」則要等到1961年以後（胡台麗1993：302）。而這些積蓄有限，無力成家立業而且人地生疏找尋對象不易的外省榮民，在台灣社會多數女孩子不願意下嫁的情況下，往邊陲山地去討老婆便成為另一種變通管道。當年許多屏東排灣族的女孩子們，一個個的離開了部落嫁到都市去，這些老少配的故事，我們可以在排灣族作家利格拉樂‧阿女烏的作品（1996、1997）中略見一二。〔6〕上面的這二首歌，便是青年們在形容外省人絡繹於部落買女孩的感嘆。排灣歌手童春慶及原音社的成員依布恩〔7〕表示：「像我們山地人走路就是穿拖鞋『啪啪啪』，但是如果像是嫁給老兵的妹妹他們回家來的時候，都是穿高跟鞋『逗逗逗』，那個聲音就變成貧窮跟富有的直接對比，大家都要追求富有，父母親追求『逗逗逗』的人就會把女兒嫁給老公公（老兵）」。

 

又或者如社會變遷下，遷移到都市或出海遠洋謀生的原住民心聲：

 

例3

〈鷹架風情〉〔8〕（阿美族歌謠）

Pakoyac kinya tiring, mikilim to katayalan, tayra ko nga’ayay i taipak, misamukong kinya tiring. Mimukong kina tiring, ta’angayay ko payci, ta’angayay ko etan ta. Saromi’ami’ad a mitatoy to satoktok kako, matefad ko cecay no sapad, calemcem ko faloco’. Mafoti’ to dadaya, caka ala ko fafoti’en. Sa pinokayaw sa kofaloco’ ako, mahirateng ko I loma’ay.

家境貧窮，到處找工作。不得已只好去台北從事木工。木工的工作吃重，收入不錯。每天手持一把鐵鎚，不小心掉下來一塊木板，提心吊膽，惶恐不已，夜裡翻來覆去，無法入眠。滿腦子都是妻兒和家裡的事情，巴不得即刻飛回去。

 

例4

〈船員的悲哀〉〔9〕（阿美族歌謠）

Ianaaw haya amaaw mifoting konya tiring, haya ko mifotingay. Haya matarom kina tireng. Malingad sato koya tamina. Patono ko fafahy, litemohen no kappah, haya masipon kina tiring.

媽媽，爸爸，我要出海遠洋，豈知行船人何等苦啊。離開妻子，心中悲傷難忍。開航時，妻子來送行，回家時，被年輕人中徒攔截，奈何徒傷悲。

 

而後期的「鈴鈴」山地唱片，其最大的特色便是：（1）以主題企畫為導向；（2）出現山地歌星個人專輯；（3）國語創作歌曲（林班歌）唱片的到來。黃貴潮（1999）認為，歌曲製作根據音樂理論，音樂有歌譜，進一步有伴奏，有作曲家、編曲家、演唱者、文字企畫，「這才是阿美族流行歌的起源」。

    由於1968年翁源賜導入了「企畫製作」的概念，「鈴鈴」RR系列產品對於市場獲利的敏感度更勝以往。例如1954年以後「中華民族舞蹈競賽」在官方的推波助瀾下，帶動了台灣土風舞蹈的盛行，各類的表演及競賽，促使社會各界對於山地土風舞配樂的需求量增加，加上阿美族人口居各族之冠、花蓮、台東、恆春一帶各部落豐年祭典多，對於這類舞蹈唱片需求量也大，早已具備基本的賣盤。因此翁源賜便製作了RR-6047、6056、6081等「土風舞教材」的專門唱片、以及專供山地文化村歌舞表演使用的舞蹈唱片。

 

RR-6047《特選台灣山地土風舞》（圖片來源／黃國超）	RR-7012《土風國語歌曲集》（圖片來源／黃國超）

 

    在語言上，多數土風舞唱片都是以阿美族歌謠為主。唯一的例外是，由於1970年代「國語運動」的強化，導致校園市場出現一股「國語」舞曲的需求。因此，翁源賜便將陳清文等人採集的山地舞曲，改填上國語歌詞，老闆洪傳興並且找來了外省籍的怯天林作詞，創造出「中國風」與「山地風」並置，兼具市場與「主題意識正確」的RR-7012 《土風國語歌曲集》，並交由盧靜子主唱，這也是盧靜子在「鈴鈴」唱片的首張國語歌集。

 

四、小結

 

    「鈴鈴」公司的山地系列唱片從1961年開始至1979年左右結束，橫跨的正是歌曲查禁最興盛的時期。這段期間警總查禁流行歌曲達到高潮，唱片業開始要向警總辦理註冊登記。根據警總1967年6月編印的「查禁歌曲」資料，1960年前後查禁的國語歌曲，主要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第四組會同內政部、教育部、交通部、國防部總政戰部、國立音樂研究所、中華民國音樂學會、以及台灣省警務處等單位共同審查核定。而當時查禁歌曲的十大原因包括：（1）意識左傾，為匪宣傳；（2）抄襲共匪宣傳作品曲譜；（3）詞句頹喪，影響民心士氣；（4）內容荒謬怪誕，危害青少年身心（5）意境誨淫，妨害善良風俗；（6）詞曲狂蕩，危害社教；（7）鼓勵狠暴仇鬥，影響地方治安；（8）反應時代錯誤，使人滋生誤會；（9）文詞粗鄙，輕挑嬉罵；（10）幽怨哀傷，有失正常。

    當時「鈴鈴」唱片按照規定，一樣將所出版的FL系列山地唱片送往內政部文化局審查。而結果，廖初男說：「評審委員沒有山地籍，人數又少，又都聽不懂原住民到底在唱些什麼，所以都通過了」。這裡面不免有歷史偶然的成分：首先，當時所收錄的創作歌曲如陸森寶等人作品，因為作者對於第二國語（北京話）的駕馭仍未嫻熟，以及對母語歌謠創作的堅持，因此沒有寫國語歌曲。其次是老闆洪傳興對於「山地歌」的要求，洪傳興在部落採集歌曲時一再要求部落素人歌手演唱時務必要有「原住民味」（母語），這也為山地唱片設下了語言的障礙，一般漢人社會、甚至是非該族群的原住民族人皆無法理解歌曲實質內容及意義。兩個巧合的因素，使得山地唱片意外地避開了當時國家機器文藝政策思想檢查的機制，得以在國家機器的凝視與直接干預之下，因為官方的審查者「聽不懂」的語言障礙而得以順利過關，成就了「鈴鈴」山地唱片系列的輝煌時期。（本文摘錄自氏作〈台灣戰後本土山地唱片的興起：鈴鈴唱片個案研究（1961-1979）〉，初刊於《台灣學誌》4（2011），頁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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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黃國超，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博士，曾任臺東縣原住民社區總體營造案駐地規劃師、臺北利氏學社助理研究員、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研究員，並曾任教於大業大學、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中國醫藥大學等，現為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研究專長為臺灣原住民社會與文化、文化人類學、臺灣流行音樂等，著作多見《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臺灣學誌》等刊。